§§§第一节 缘起
此书缘起，当在1994年初即将结束客居日本的研究生活之际。归国前，我从东京去银装素裹的京都查阅史料，蒙狭间直树教授相邀，在他主持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梁启超研讨班例会上做报告。还在博士论文的修订期间，我即注意到晚清民国时期学界风潮锋芒所向的教职员中，不少人是当时的学问大家，他们在近代中国学术的转折期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不是仅仅从学潮角度立论所能认识清楚的。因此，在集中精力关注近代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一课题的同时，注意收集有关近代学者的资料。此外，因为研究甲午至辛亥海内外中国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对于和政治关系密切的梁启超了解较多，于是选择“梁启超与近代学术”为报告题目。
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涌现，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或以为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何以学问独盛？言下之意，颇疑立说者居心叵测。其实学术文艺等事，虽不能脱离社会基础，乃至有人称第三世界的学者只能做第三世界的学问，其兴却往往不在太平盛世。纵观古今中外，乱世出学人，绝非例外。正如1932年孙楷第函告陈垣：“窃谓吾国今日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近代学问大家，对于清学用功颇深，源流脉络，长短利弊，了解周详，虽见仁见智，不无微词，但变换角度，亦可谓心得独多。清学极端发展，得失清晰凸显，适为近代学者奠定更上层楼的基础。认识和把握清学史，正是近代学者超越前人的妙诀之一。与此相较，当代学者对于近代学术史可以说相对隔膜，海外亦然。而且世风流变，当时口碑与事后评价乾坤颠倒者不乏其例。其原因禹内主要在学术以外，而非如时人所谓忘怀，域外则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学风激变。虽然原因不一，均使后来者临歧徘徊，无所适从。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者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况趋势，并把握个人及学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这或许能够弥补专而偏的局限，见木见林，相辅相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时代之学术，须经时间检验，才能分别一时之俊与百代之英。世纪回眸，几度浮沉之后，前贤的历史地位大体依所贡献而适得其所，后学亦可摆脱非学术性制约，从容煮酒论英雄。欲知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道何在，应对近代学术史的利弊得失详察深究，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为其中重要内容。如果说不通域外不能知近代史，那么不知中外学术交往，则难以恰当体验近代学术发展。国际汉学家对于近代中国学术及学者的评点，往往不止衡鉴而已，尤其是那些纯就学术立论，因而与禹内公意不尽相同的真知灼见。以几位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家而论，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中外一致，对梁启超、胡适的看法则相去甚远。据传一位中国学人访美，和一位美籍学者谈及胡适，前者说胡适学术上有贡献，政治上很差。后者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认为其政治很好，学术很差。政见分歧，缘于双方立场观念不一，不难理解。学术评价如此悬殊，值得玩味，其中凭借依据不同，或为重要原因。国人论学，往往纠缠于思想学术，将社会影响作为学术贡献的参考。
不过，真正高明的学术，毕竟难以领悟。所以对于陈寅恪，本土学者（包括海外华人）虽不乏推崇备至之人，域外汉学家多少有些莫名所以。而且本土学者的认识，大都限于其壮岁成就，至于晚年之作，仍然曲高和寡。陈寅恪治学，前期虽经留学同人的大力举荐和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家的品题，学术界还是看法不一，不少人有所保留。
1932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别时贤为三类，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一为博辩多识，“鉴古今之源流，知中外之旨归，学非一途，业有多方。著书立说，亦能提挈纲领，务去陈言。规模既宏，众望所归。为当代之闻人，有激扬之令誉”。前者当指胡适，其次则章门弟子，最后似为陈寅恪。“综斯三途，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煊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此可谓一时之俊，未可谓百代之英也。”在孙楷第看来，“名浮于实者一时而已，实浮于名者则百世而下其名将益彰。后生小子所须要者为实浮于名之前辈，非名浮于实之前辈。凡夫庸流所震荡者为名浮于实之闻人，其实浮于名者，或不能尽知。一为社会的，一为真实的。”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陈垣来往书信集》，409～410页。）。照杨树达的评语，不能既温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门非庸即妄。（杨树达谓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前者指黄侃，后者指胡适。）而将陈寅恪与之匹配，则显然仅据其前期成果，主要由朴学传统着眼立论，不了解学术背景，似缺乏洞见。随着陈寅恪本人学术的发展和学界风气的演变，得到普遍公认大概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来则或大起大落，或毁誉不一。时至今日，学人排定陈寅恪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仍依各自的性情近于考据或文化类型，而不免徘徊于史料与史观之间。
近代世界学术史上，中国研究的状况颇为特殊。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至今仍然持续，史料大量留存，关注者极为广泛。异文化出身的研究者为数之众，在世界文化之林恐怕首屈一指。20世纪以来，有关研究在海内外各成风气，虽然相互交流影响，仍各有不同的路径。在欧洲主导近代世界思维的背景下，域外汉学不仅自成体系，甚至有超越和制导本土研究的趋势。而其他文化体系，或传统中绝，内外研究者起点相同；或异文化关注者少，结果非由人主宰，即本土独霸。中国研究却早有资料依靠禹内，方法求诸域外之说。近代中国百事不如人，学者对于中国研究落于人后不免耿耿于怀。陈垣、胡适、傅斯年等慨叹汉学或东方学中心不在中国，呼吁努力夺回，陈寅恪甚至因文献遭劫，中国学者贡献于敦煌学少而叹为伤心史。从20世纪30年代起，欧美学者渐有由日文论著入手治汉学之端倪，当时中国学者深以为耻，力图扭转。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征兆蔚为风气，反而愈演愈烈。国人不仅因中体动摇而自毁体系，似乎对国际汉学的批判能力也日趋减弱，使之日益脱离本土学术的制约。有学者以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如果脱离中国人的阅读批评，自成一个世界，实在是最畸形的事！对于我们也是很可耻的事！以历史为生命的中华民族，是不应该懒惰到有如此‘雅量’的。”（梁容若：《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不幸事实正是如此。
对于中国本土研究的批评乃至忽视，包含各种因素。强调客观性者立论角度往往不在学术本身，所说实为敢不敢和能不能的问题，并非见识高明，可以略而不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是来自最注意中国学者研究成绩的巴黎学派与京都学派的意见。京都学派几代传人历来自诩第二，乍听以为自谦，其实是头甲纵然难求，二甲舍我其谁的自信表现。其开山鼻祖之一的内藤虎次郎对于巴黎学派亦当仁不让。20世纪初京都学派能够迅速崛起，与巴黎双峰并峙，成为国际公认的汉学研究中心，并非浪得虚名。斟酌其对包括本土学者在内的世界中国研究者所分三六九等，确令神州学人汗颜。当然，由此可见本土的研究即使就方法而言亦不容忽视。
中国学术，从来以经史为大道正途，其余则雕虫小技。近代学风变迁，经学解体，史学独盛，杂学丛生，各胜擅场，所谓附庸蔚为大国之事，不胜枚举，但仍有主次之分。王国维治学前后凡三变，愈近大道而趋精深，晚岁缄口不谈早年所治哲学美学，甚至将好评如潮的戏曲研究也束之高阁。而治学良法，不外考据、义理、辞章。今人提倡史学的严谨、哲学的思辨、文学的风采，当脱胎于此。以治史而论，三者皆备最佳，其次则兼具前两项，至少须知考据。治史首重求真，失真则无信史。单凭考据，可治有形之史实。日本的中国学和东洋学，虽不免琐碎，日积月累，基础巩固，方面扩展，蔚为大观。美国的中国研究，造就大批标准化的博士，亦能凭人多势众凌驾于巴黎学派正统。反观中土，上焉者亦不免以思辨、文采代替实证求真，于理应阙疑处有所取巧，甚至天马行空，任意驰骋；等而下之者更是侈谈义理，苦熬文章，用心不浅，可惜多从史料外面看的格义附会，似是而非；遑论还有以抄撮代著述，裁补剪贴，粗制滥造的赝品制造商；因此从来为国际汉学界非议诟病者不少。先哲有言：读书当与古人较，当自以为愚。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弊端之一，或学人往往自以为智，因而天才想象和文人气质难受真理与逻辑的控制。守成尚且力所不逮，却竞相推陈出新，结果陈义纵高，作品数量亦复不少，却连基本规范也达不到，不仅形同废品，还会误人害世。
近代国际汉学的方法，虽然轨则不一，基本倾向是重在发现，可概言之为找材料。中国传统治学则首重发明，先读完书以求贯通，才能不失之于偏蔽，因而贵通人而不重专家。中外学风互为激荡，由此而生博通与专精、预流与趋时的关系，均须从理解彼此学术的异同中领悟把握。为学之难，不在于能写好文章，而在始终不讲外行话。欲臻此境界，前提即为通方知类。就此而论，近代中国学术界成就最高的三位学者，王国维之蔽显于早年，陈垣之蔽见于晚岁，都有不当作之文；而所蔽主要在西学一面。（今人批评陈垣，多从政治角度立论，其实陈垣对西学新法历来怀有崇敬之心，此为晚年变向的学术潜因。）只有陈寅恪天缘巧合，得以沟通古今中外，再从容论学。其所治之学，虽前后亦有变化转移，但绝无悔其少作或晚节有亏之事。在历经剧变的近代学术史上，实为凤毛麟角。梁漱溟的坚持异见颇为海外学者引为文化守成的中流砥柱例证，其为学却无论中外，大抵是依据体验的格义附会而不自觉，因而其坚定多少缘于信仰。
从学之初，或谓成名要津为“亦官亦学”，即以官威造势，带动学问。这大概是那一时代的学人凡名气大者位必高的现实反映。然而入学愈深，愈知此说误人害世之甚。虽然中国历来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从政与治学之道毕竟两歧。在向学之途上凭借金权，无非想饰己之短，夺人之长。淆乱学界视听，莫此为甚。还在20世纪20年代，有人就指出：“在我国历史上凡是有名的学者，固然都是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舞台上或台后发生过关系，但是如果政治生命断送愈早，或不甘失足而回头愈早的人物，便是学术史上愈有深造的人物。”（郑师许：《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载《新闻报》，1929年2月17—18日。）不过这是80多年前的看法，当时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获赠法国博士学位，学术界传为笑柄，与后来的风尚多少有些不同。那一时代的纯粹学人，每以从政为畏途，杨树达甚至“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积微翁回忆录·自序》，1页。）。
因此，影响近代学术的政治，主要还不是政务，而是政论。前者与学术的关系，清浊分明，后者却扑朔迷离。梁启超与胡适，便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学术，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指示来者轨则，而梁任公、胡适之领导时代潮流。梁与胡的贡献作用，主要在思想一面。至于学术影响，生前虽然位高名重，而非议亦多，身后更难免低昂。但两人均凭借传媒以思想鼓动大众，又转而作用于学术，甚至以传媒方式倡导学术，结果从之者愈众，则流弊愈广，造成大大小小以任公、适之自命的学术畸人。对此，王国维早已表示异议，认为只有以学术为目的而不是以政论为手段，中国学术才可望发达。《学衡》派诸人也指责“政客式之学术家”的“霸道之学”。（参见刘伯明：《学者之精神》，载《学衡》，第1期（1922年1月）；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载《学衡》，第2期（1922年2月）。）《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争论的要点之一，正是学者与思想鼓动家、学术研究与政治鼓动的差异，尽管他们也不自觉地在思想层面进行回应。作为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堂堂北京大学，竟然将社会影响正式作为教师升等的四项基本条件之一，难怪北大派竞相以传媒造势，形成传统。近年有人提出超越胡适之说，仍是分不清思想与学术的表现。就思想论，无所不知的君子时代似已过去；就学术论，悬胡为的，立意本来不高。
在科学主义盛行之时，北大国学门出身的容庚曾经评论道：“方今学风，喜欢疑古，于古人的制度文物学说无所不疑，那知意念一偏，万物纷错，随而转变，所谓看朱成碧，最是学者一大毛病。胡适之先生述学，用敏锐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来批评古人，故所得的成绩很不错。流弊所及，后生学子，于古书未尝深造，辄逞其私智，就主观所得随意抄录，加以评骘，愚己惑人，以为猎名的工具。胡先生在讲坛上常对此大发其牢骚，并说述学之不易，须知‘怀疑’与‘求证’相联，万不能易‘求证’而为‘武断’。”（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5期（1925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