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徐志摩、明小姐和郭君开始讨论起英国文学，讨论的时候中文里夹满了英文，所以我几乎没法听懂他们的谈话。我注意到徐志摩说话的时候不停看着地板，偷窥明小姐的脚。于是我不由自主焦躁地把我的大脚伸到桌子底下，差点就踢到徐志摩。他为什么如此平起平坐对待她？而她看来是这么特异，那身外套和裙子与她的小脚摆在一起，完全不相称，而且根本不成比例。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这段回忆，她说的时候，应该有报复的快感。徐志摩说她思想守旧如小脚女人，但他带回的女子，居然是真正的小脚。这让她觉得是天大的嘲讽！因而后来徐志摩问她对明小姐的意见时，她冲口而出：“呃，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他烦躁地绕着客厅走来走去，听到这句话，他忽然宣泄似的大声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说不定我最爱他
“明小姐”似乎是个谜。我难以理解，张幼仪会忘了她的名字。对于一个闯入她生活带给她威胁的女子，她不应该在记住所有细节的同时，却忽略了她的姓氏。
也许是她太敏感，所谓的明小姐只是一个普通朋友；或者，那个女子就是林徽因，她讲述这段往事时已是沧桑老妇，记忆有误也极有可能。
她从未想过，徐志摩会真的与她离婚。她一直觉得，不犯失贞、善妒等七出之规，徐志摩便不能休妻，她生死都是徐家的儿媳。可是当她将小脚与西服的评语送给了明小姐，他终于吼叫着冲她说出这两个字：离婚！
显然，她伤了他的自尊。他不能容忍一个旧式女人对他的嘲讽与讥笑，明小姐事件不过是根导火索，他蓄积已久的不满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那是第一次，徐志摩向她提高嗓门。他是受西方文明熏陶的新式男人，因此他宁愿一直保持冷淡的关系，也不会像一个乡野蛮夫对女人大吼大叫。但是这一幕却发生了，他们的关系，也该终结了。
她无法克制自己的悲伤，从屋子的后门逃了出去。沙士顿乡下的夜晚，一片冰凉黑暗。夜气包裹着她，心底似有一砣冰，硌得她又冷又疼。
徐志摩一直追着她来到了阳台，气喘吁吁站在她身边说：“我以为你要自杀！”
灯光从客厅开着的门内透了出来。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异乡的夜空，和灯光映照下徐志摩的侧脸轮廓。痛苦，便像潮水一般，涌袭而来。
当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徐志摩还在客厅用功。不过，到了三更半夜，他蹑手蹑脚进了卧房，在低下身子爬上床的时候拉到了床单，而且他背着我睡的时候，身体轻轻擦到我。我虽然知道他是不小心的，却有一种这是我们身体上最后一次接触，也是在向我们那段可悲的亲密关系挥手告别的感觉。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那是最后一次，他们以夫妇的名义睡在同一张床上。一个星期后，徐志摩不告而别，将她和尚未出生的孩子，丢在了沙士顿。
这一去，徐志摩再也没有回来。“徐志摩这样抛弃我，不正是安着要我去死的心吗？”当她绝望地在沙士顿的小屋等了一天又一天，准备了断自己和孩子生命时，所幸她想起《教经》上的孝道守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岂毁伤，孝之始也”，最终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一天早晨，一个名叫黄子美的男人敲响了她的房门。他从伦敦带来了徐志摩的口信：
“我是来问你，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懂。假如徐志摩要离婚，我怎么可能做徐家的媳妇？”
“徐志摩不要你了。”
她终于大喊了出来：“徐志摩忙得没空来见我是不是？你大老远跑来这儿，就是为了问我这个蠢问题吗？”
这个问题确实够蠢，但徐志摩也一直没有露面。“我是一把‘秋天的扇子’，是个遭人遗弃的妻子。”她不知往后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无奈中给在巴黎的张君劢写信，准备打掉腹中的胎儿，张君劢回信说：“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她在巴黎住了数月，又跟随七弟去了德国柏林。1922年2月24日，她在柏林生下了次子彼得。3月，孩子的父亲徐志摩终于在柏林现身，那是他从沙士顿不辞而别之后，首次出现在张幼仪面前。但他来，是为了与她离婚。
那一天，他特意请了朋友金岳霖和吴经熊，做离婚的证人。他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那小小的孩子，直看得神魂颠倒，却始终没有问过她，这孩子将怎样抚养。
张幼仪平静地面对屋子里的所有人，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经历过的伤痛，已让她变得坚强无比。
“好了。”我签了四次名字以后轻声说，然后打破室内的沉寂，以我在我们结婚那天没能用上的那种坦荡的目光正视他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那一刻，或许正是她的新生。从此以后，她便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张幼仪。多年后当她回顾自己的一生以及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为离婚而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当一切纷纷扰扰尘埃落定，回过头去检视，竟觉得他们的婚姻像一道魔咒，解除了这魔咒重新洗牌，便是乾坤倒转，张幼仪从此脱胎换骨，而徐志摩，却一步步走进了深渊。
同年11月，徐志摩在《新浙江》刊发《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我们已经自动挣脱了黑暗的地狱，已经解散烦恼的绳结，已经恢复自由和独立的人格，现在含笑来报告你们这可喜的消息，请你们参与我们的欢畅。”并特意给这则通告配了一首诗《笑解烦恼结》，副标题为“送幼仪”：
……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七年的婚姻，就这样了结了。此后他们的关系却变得高山流水般亲切自然，那是亲情和友情的联结。离婚后，张幼仪尽心善待徐志摩双亲，以义女身份帮助风烛残年的徐申如操持事务，甚至徐母病重离世期间，徐申如拒绝陆小曼进门，却坚持由张幼仪主持家政和丧葬事宜。徐志摩漂泊在外的日子里，徐家幸而有她，一切才井然有序。
也确如志摩所言，从患得患失的情感纠缠中解脱出来，张幼仪恢复了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从思想守旧的小脚式女人，蜕变为自强自立的新式女子。她曾说：“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后，我一无所惧。”其实也正是与徐志摩的婚前和婚后。
离婚不久，她便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彼时在柏林学习的著名教育家罗家伦曾向她表露心迹，问她打不打算再结婚时，遭到她的婉拒：
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教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而且我明白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我一直没教过他，在我善尽作母亲的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我没敢把罗家伦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里，于是我看着我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中国传统礼仪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使张幼仪日渐成为一个自重优雅的女人。1925年，年仅三岁的小彼得夭亡后，她回国陪长子阿欢去北京就读，随后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又在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同时兼任静安寺路云裳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如此气度迷人的张幼仪，再也不是当年徐志摩口中的“乡下土包子”，你甚至难以想象，她就是当年那个面对自己的男人都要拘谨不安的张幼仪。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坠机而亡后，彼时他的合法妻子陆小曼惊慌失措晕了过去，用拒绝认尸来否定残酷的现实，只有张幼仪，一边冷静地让八弟张禹九带着13岁的儿子阿欢去山东认领遗体，一边着手替徐志摩主持丧葬仪式。日后，又主持出版了台湾版的《徐志摩文集》。
后来，她接替徐志摩赡养徐家二老，抚育阿欢赴美读书，并且，在徐申如去世后，如期寄钱给陆小曼，直到1949年移居香港才中止接济。她这样解释：“照顾陆小曼是我儿子的责任。”
直到1954年，她才开始了第二次婚姻，与她的房客、香港医生苏纪之结为夫妇。这是一段平凡又温暖的婚姻，也许，这才是美满生活的真谛。
当她垂垂老矣，成为沧桑岁月中优雅的传奇，有人翻阅历历往事问她爱不爱徐志摩，她想了片刻，缓缓答：
“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忘掉曾有这世界；有你；
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
落花似的落尽，忘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