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冰
隋、唐政权直接承袭于北朝的西魏、北周，其社会结构的形成亦肇源于后者。因此，探索西魏、北周社会结构的发展演化，有助于了解隋、唐社会结构的形成历史。本文不拟全面研究西魏、北周社会结构，而是从其发展变动的角度试予阐释。
西魏、北周政权的缔造者与支配者是武川镇将宇文泰。据《新唐书》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表》所载，这支“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北朝的一些文献记载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如《北史》卷五十《宇文忠之传》载：“宇文忠之，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居东部，后居代郡。”《北史》卷九十八《匈奴宇文莫槐传》载：“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魏书》卷四十四《宇文福传》亦载：“宇文福，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
宇文氏虽出自匈奴南单于远属，但从其先世葛乌菟时起，即因“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周书》卷一《文帝纪上》。），早已成为鲜卑别部。据《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载：东汉“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居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亦载：“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据此，东汉和帝以来，曾有“十余万落”匈奴南单于人与辽东鲜卑杂处同化，并自号为鲜卑族。宇文氏之成为鲜卑别部，当与此有关。至东汉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宇文氏世代为东部大人。
至于宇文泰这一支，在十六国时代，曾先后入仕于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政权。北魏攻灭后燕时，宇文泰高祖宇文陵率众归附。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初年，“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周书》卷一《文帝纪上》。）。此后，这支宇文氏便落籍于北边的武川镇。自宇文陵起，经三代留居北方边镇，到宇文泰之父宇文肱时，这支宇文氏已完全鲜卑化。北魏末年六镇起义时，宇文肱也率众参加。起义失败后，北魏将“北镇饥民二十余万”，“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弟子昱传》。）。宇文肱等“避地中山，遂陷于鲜于修礼，修礼令肱还统其部众”（《周书》卷一《文帝纪上》。）。不久，河北地区再度爆发起义，宇文肱随鲜于修礼部反于定州西北的左人城，结果被北魏定州官军击败，宇文肱阵亡。宇文泰自幼随其父宇文肱生活于鲜于修礼军中。在鲜于修礼、元洪业、葛荣、尔朱荣等各部递相残杀火并的过程中，宇文泰几经辗转，最终落入尔朱荣部。由于他与尔朱荣别部将帅贺拔岳同起于武川镇，彼此“有旧，乃以别将从岳”。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派遣尔朱天光、贺拔岳、侯莫陈悦等部进讨关陇地区的万俟丑奴起义军，宇文泰亦“从岳入关”（《周书》卷一《文帝纪上》。）。及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宇文泰继领其部。从此以后，这个以武川镇将军主为骨干的六镇鲜卑化军事集团，便成为西魏、北周政权的军事核心和政治基础。
宇文泰创建关陇政权初期，主要是依靠贺拔岳部的六镇军人集团起家的，其中又以武川镇将军主为核心。仅《周书》列传所载西魏、北周上层统治集团人物中，与宇文泰同时代的武川镇人，就有贺拔岳、贺拔胜、寇洛、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梁御、若干惠、王德、侯莫陈顺、杨忠、王盟、贺兰祥、韩果、王勇、宇文虬、耿豪等近二十人。这部分武川镇将军主是宇文泰统治集团最基本的核心骨干，他们最先奠定了关陇政权上层社会的政治基础。
以武川镇将军主集团为核心，宇文泰也陆续收编了其他一些六镇鲜卑军人，其中最大一部分来源于侯莫陈悦部军事集团。据《周书》卷一《文帝纪上》载，北魏末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宇文泰率军进攻侯莫陈悦部，侯莫陈悦“退保略阳，留一万余人据守水洛”。宇文泰“至水洛，命围之，城降”，这“一万余人”尽入宇文泰部。接着，宇文泰又“率轻骑数百趣略阳，以临悦军”，“纵兵奋击，大破之。虏获万余人，马八千匹”。这“万余人”虽然成分比较复杂，但很大一部分是北边六镇的军人武将。他们被宇文泰收编后，成为宇文泰依靠的重要力量。宇文泰收编的另一部分人，是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分裂后，陆续随孝武帝自洛阳西迁入关的大批鲜卑军人武将。据《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所谓“六坊之众”，即跟随北魏政权从代北迁都洛阳集中“坊居”的鲜卑部落军人，其中主要是身为“六军宿卫之士”的“羽林、虎贲”（《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纪十九》简文帝大宝元年条胡三省注：“魏、齐之间，六军宿卫之士，分为六坊。”据《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考三·兵制》称：北魏“羽林、虎贲，则宿卫之兵；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另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载，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亦有“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的诏令。）。此外，还有一些随后陆续入关的六镇军人武将，如武川镇军主贺拔胜、独孤信等部。这些军人武将均被宇文泰收编。宇文泰收编的第三部分人，是东魏高欢部下的一些六镇鲜卑化军人战俘。例如：大统三年（公元537年），宇文泰与高欢战于沙苑，宇文泰“前后虏其卒七万，留其甲士二万，余悉纵归”；大统四年（公元538年），双方战于河桥，宇文泰又“虏其甲士一万五千”（《周书》卷二《文帝纪下》。）；等等。这些人也先后被宇文泰补充到自己的军队中去，正如《周书》卷二《文帝纪下》所载：“沙苑所获囚俘，释而用之，河桥之役，率以击战，皆得其死力。”由于高欢部主要是由葛荣部流入并、肆诸州的二十万六镇降户流民构成的（参见《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因而这些战俘“甲士”基本都是六镇鲜卑化军人。
以上几部分六镇鲜卑化军人武将集团，即贺拔岳部、侯莫陈悦部、随魏孝武帝西迁入关者、高欢部战俘等，确立了宇文泰军事武装力量的核心骨干，奠定了关陇政权社会结构的早期政治基础。但是，自汉、魏以来，由于北方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的大量内迁，西魏、北周政权活动中心地区的关陇一带，早已成为民族关系异常紧张、民族问题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早在西晋时期，江统等人就曾明确指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针对这种局面，屡次提出“徙戎”之类的建议。（参见《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经过十六国时期进一步的恶性演变，这一状况愈演愈烈。到北魏时期，陆俟已尖锐地指出：“长安一都，险绝之土，民多刚强，类乃非一。”（《魏书》卷四〇《陆俟传》。）崔浩亦曾强调：“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南朝的谢灵运也提到：“关西杂居，种类非一。”（《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面对胡、汉居民日趋混杂、族类血统难以辨析的社会结构，再想人为划清胡、汉各族之间的民族界限，已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正视关陇地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彻底摈弃一切种族成见，重新建立一种胡汉混杂、夷夏混编、各族混治的新型社会结构，才是唯一可取和正确可行的。宇文泰及其后继者正是这样做的，因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也为后来隋唐时代实现民族关系大融合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
西魏、北周政权建立新型社会结构，首先是从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开始的。因此，有必要先从府兵制问题入手，探索西魏、北周时期的社会结构。
府兵制的创立，始于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42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兵考三·兵制》云：“周太祖（即宇文泰）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仿周典，置六军。”据《北史》卷五《魏本纪》载，西魏“初置六军”，在大统八年春三月至夏四月，宇文泰即“大会诸军于马牧”（《周书》卷二《文帝纪下》。）。此即府兵制创立之始。按《玉海》卷一百三十八《兵制三》引《邺侯家传》，府兵初置时，“其有众不满五万”。翌年三月，在邙山之役中，西魏府兵损失将士三万多人。（参见《北史》卷五三《彭乐传》。）这样一来，府兵制草创之时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为此，迅速增补兵员，扩充军力，以应付作战形势的需要，便成为摆在宇文泰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然而，仅仅从本部族的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中进行征召，并不能满足这一急需。于是，宇文泰在当年决定，“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卷二《文帝纪下》。）。所谓“广募关陇豪右”，并非仅仅召募豪右本人，而是通过豪右将其统领的地方私属乡兵武装一同征募从军，以补充府兵兵源的不足。这一募兵令下达后，各地豪右纷纷率众应募从军。譬如：敦煌豪帅令狐整，“世为西土冠冕”，“立为瓜州义首”，“以国难未宁，常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随军征讨”（《周书》卷三六《令狐整传》。）。河内豪右司马裔，“率其义众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赏劳。顷之，河内有四千余家归附，并裔之乡旧，乃授前将军、太中大夫，领河内郡守，令安集流民”（《周书》卷三六《司马裔传》。）。京兆豪帅王悦，“率募乡里从军，屡有战功”。“东魏将侯景攻围洛阳，太祖赴援。悦又率乡里千余人，从军至洛阳。”（《周书》卷三三《王悦传》。）学界有人认为，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其对象是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强大姓。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在关陇地区，居民的族类成分相当复杂，“豪右”的身份是胡、汉兼而有之的，要把他们都说成是汉族豪强大姓，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广募关陇豪右”从军，实际也包括少数民族酋豪及其部落。如大统九年（公元543年）的邙山之役，即有清水氐酋李鼠仁等不少氐族酋豪部帅参加。战后，“东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帅四十余人并部落于华州”。至大统十五年（公元549年），赵昶任安夷郡守时，“氐族荒犷，世号难治，昶威怀以礼，莫不悦服。期岁之后，乐从军者千余人”（《周书》卷三三《赵昶传》。）。这些氐族部落就是在其酋豪部帅的统领下从军的。
“广募关陇豪右”从军，作为宇文泰创立的一项募兵扩军制度，在西魏、北周推行了很长时间。直至北周末年的武帝时期，仍然奉行不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周武帝“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内，有能率其从军者，授官各有差”（《周书》卷五《武帝纪上》。），就是这一制度的延续。它把关陇豪右及其地方武装私属势力统一纳入国家军队的直接控御之下，既可补充府兵兵源的严重不足，也可消弭地方割据的分裂因素，收到了一举两得的功效。这一制度之所以能贯彻始终、畅行无阻，并未遭到关陇豪右的抵制和反对，是由于这些地方豪右获得在国家军队中继续统领自己原有私属武装的权力。当然，只靠征募豪右及其私属武装从军而为府兵，并不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府兵兵力不足的问题，也无法彻底消除地方豪强的分裂割据势力。因为单靠府兵内部的容纳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它毕竟难以将当时普遍存在于各地的豪右势力及其私属武装全部吸收进去。为此，在“广募关陇豪右”从军的同时，宇文泰还着手推行整顿地方乡兵系统的制度。据《周书》卷三十七《郭彦传》载：“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同书卷二十三《苏绰传附弟椿传》载：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不得预焉”。显而易见，这仍是利用各地原来的地方豪帅统领其私属的乡兵武装。不过，由于乡帅改由国家正式任命或除授，故其私属乡兵武装势力也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下。每逢征战出击，各地乡兵由地方乡帅统领，在国家统一部署或调遣下，或配合府兵参与作战，或拨归府兵将领直接指挥。如《周书》各本传所载郭彦、韦瑱、柳敏、苏椿、田式等人，就是由官府授以帅都督之类的官方职务，以乡帅身份统领其地方乡兵武装的。宇文泰整顿乡兵系统的制度，既弥补了府兵等国家正规军队的兵力不足，又避免了国家豢养大量军队需要支付过多的军费开支，还可统一控制地方豪强拥有的私属武装势力，从而减轻各地存在的分裂割据因素。因此，它与“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的直接从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上述，开始于大统八年（公元542年）的“初置六军”，九年的“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十二年的“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十四年的“置当州乡帅”等制度，属于府兵制创立后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府兵制严格的组织系统尚未正式建立与完善，府兵来源主要是靠召募豪右及其私属武装从军，并辅之以各地乡兵进行补充。所以，作为一种军事组织与军政制度，府兵制尚处于草创时期。
自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起，府兵制正式形成并逐步完善，其第一个标志就是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组织系统和六柱国统辖六军的领兵制度。《北史》卷六十传后附记有详细记述：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公元537年），魏文帝复以周文帝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文帝位总百揆，都督中外军事。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闼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于左。
……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
据该条所列，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八人，十二大将军分别为元赞、元育、元廓、侯莫陈顺、宇文导、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宇文贵、贺兰祥、杨忠、王雄十二人。前述大统八年（公元542年）的“初置六军”，虽可视为府兵制创立之始，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组织系统并不完备。当时的柱国至多只有宇文泰和元欣二人，大将军也只有于谨一人。到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李弼、独孤信二人升任柱国；十五年（公元549年），于谨、赵贵、侯莫陈崇三人升任柱国；李虎亦于这两年中升任柱国，八柱国之制才正式形成。而十二大将军中，除元氏三人时间不明外，其他九人均是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同授此职的。（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64～26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到大统十六年，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组织系统和六柱国统辖六军的领兵制度建立齐备，府兵制度才正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