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中国的封建政治结构，是佛教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结构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论证、美化、神化君权，要求全国臣民绝对忠君。对于佛教，也同样强调君权高于神权，佛教要服从政治，僧侣应向君主跪拜。封建宗法制还要求崇奉孝道。由此自然而然地导致中国佛教哲学重视论证现实，调和世俗现实和出世理想，在伦理观念上提倡忠孝，从而形成了与印度佛教显著不同的哲学内容。
四、文化环境
中国佛教哲学是印度佛教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僧人在中国文化环境、氛围中的建树和创造。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文化与哲学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中国先哲的哲学体系及其理论思辨足以与印度佛教思想相匹敌。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渗透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吸取外来文化的母本。与印度佛教风貌极不相同的中国文化与哲学，极大地制约了中国佛教文化及其哲学的具体发展方向，影响了中国佛教哲学的主题、内容和特点。中国文化环境制约中国佛教哲学的因素主要有：中国文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载体——语言，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儒学、道学和宗教观念等。
（1）语言文字的差异。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汉语和印度梵语不同，梵文是拼音文字，由字母拼成，有13个元音，33个辅音，书写以音节为最小单位。汉语则是单音节，不由字母拼成，缺乏语尾变化，也无所谓语格、方法上各种形式的变化。这样就难以通过单独的词来判断词本身的确切涵义，而必须通过前后文的相关意思来判断其真实意思。又因为语言同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思维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以，语法的组织结构不同，直接影响了思维方式、方法；思维方法的不同，又大大影响文字的表达和思想的交流。这样，印度佛教经典经过汉语的翻译传播，佛教思想就被消融于古代汉语的思维形式之中，某些印度佛教思想的本来面貌也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2）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是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的，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儒学的基本特点是宗师孔子，以孔子言行为最高标准；提倡仁义道德，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由于儒学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儒家创始人孔子被封建统治者尊为圣人；儒学的人文本位思想和道德伦理，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部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五四运动以前的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界，影响极为深远。儒家学者对佛教徒工不向皇帝行跪拜礼的超俗立场作了猛烈抨击，强烈地指责与中国家庭伦理和祖先崇拜相抵触的佛教徒的独身生活方式，批判佛教否定现世的出世思想。儒家学者还批评佛教的有神论，这反映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不同哲学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佛教不得不这样那样地和儒家思想妥协、调和。如，寺院采取儒家提倡的家庭仪礼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体系。在哲学上则竭力与儒家的心性论、道德观、境界说相协调，这都是受儒学的强烈影响所致。
（3）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道家是春秋末期老子创立的学派。战国中期，道家开始发生分化，庄子发展了道家学说，形成为庄学。同时，齐稷下学者又倡黄老道德之术，形成了黄老之学，后在西汉初年盛极一时。魏晋时，又出现崇尚老庄思想，发展黄老之学的玄学。老子的基本思想，是在哲学上以虚无无形的“道”为宇宙的本根，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实行无为而治，强调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庄子进一步提出“道”是“虚无”的本体，是生成天地万物的根源，并由此推演出“万物皆一”的论断。庄子还主张人生的最后归宿，是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即达到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黄老之学融合道家和儒、墨、名、法诸家的学说，以推行无为政治。在哲学上，黄老学派中有的以“道”为阴阳二气的统一物，有的则仍把“道”视为“虚无”的本体。魏晋玄学着重探究宇宙本体问题，以辨论“有无”问题为中心。玄学贵无派把“无”视为“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命题。玄学家还强调在探讨问题、认识事物时，应着重把握思想义理，反对执著于语言、物象，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方法论命题。汉初的黄老之学，成为官方哲学。魏晋玄学则是魏晋时的主导思想。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儒学，它的宇宙论、本体论的思想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则超过了儒家。道学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道家哲学深刻地影响了道教和佛教两大宗教思想的发展。汉魏晋时期的佛教，往往沿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印度佛典，如用道家的“道”来表达“菩提”。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教与魏晋玄学相结合的产物。隋唐时期的天台、华严、禅诸宗的思维路向和方式，一个重要源头就是道家思想。
（4）传统宗教思想的作用。印度是个多宗教的国家，绝大多数人都笃信宗教，人们认为信仰宗教是天经地义的，不信仰宗教倒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基本上没有国教，也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宗教狂热。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形成的是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为特征的多神教。中国早期宗教是和巫术结合在一起的，掌握这种通神的巫术，就掌握了祭祀大权，进而也就掌握了氏族部落的大权。中国宗教的神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神灵是现实世界、现实程序的守护者。人们往往有了现实问题，才去求神灵保佑。这种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决定了古代宗教发展的实用道路和理性道路。历史表明，中国早期宗教的上述特征，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不无重要影响的。与中国早期宗教的神异观念相适应，佛教传入之初，能够吸引中国人的就是它的神通、咒术，这种神通、咒术与人们追求自由与永恒的愿望具有交相感应的魅力。中国早期宗教的祖先崇拜、维护现实社会和功利性倾向等特征，也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僧人对佛教思想的重建，这突出地表现在典型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神宗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之中。
中国最重要的本土宗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道教。道教源于古代的巫术，并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时形成。道教的基本教义是，相信人经过一定的修炼可以长生不死，羽化成仙。“道”是造化之本，神明之根，天地之元。“道”是神异之物，被人格化了的神。道“因修而得”，人们只要认真修道，就能与道相合而得道，得道而成仙，为此还提出一系列道功和道术，如服食、行气、守一、外丹、内丹等神秘方术，以求得长生不死，度世成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道教是为了抵制、反对佛教而成立的宗教，道教依仗于民族本位、传统和情感等优势，竭力排斥佛教。它很早就提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后来还撰写《老子化胡经》。道教以华夏的宗教文化排斥外来的佛教文化。佛教则反对夷夏论，竭力为自身辩护。佛教一面与道教斗争，一面也融合道教的某些教义。如天台宗人智顗就吸取道教内丹的说法。道教长生不死的愿望和对超凡能耐的热切追求，也深刻地影响了佛教宗派。禅宗和净土宗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是和道教的成仙心理及理想境界可吻合的，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文化环境对于文化特性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化环境对于印度佛教哲学的改变和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这种重要影响又是通过中国佛教上层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佛教思想家而发生作用的。中国佛教思想家是佛教哲学创造的主角，是把印度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的代表。从形成中国佛教哲学的角度考察中国佛教学者，他们一般都有这些特点：第一，绝大多数中国佛教学者在出家以前，是先受儒家学说的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的熏化，然后再接触、学习、钻研佛教理论，这种知识背景的层次、程序和结构，必然深刻地左右他们对佛学的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必然深刻地影响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和创造。第二，约在唐代以前，绝大多数佛教学者是名门大族出身，原有的社会地位很高，一般是因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官场失意、家境衰落而遁入空门的。他们在出家以后，多数仍与社会名士、官宦往来，交流学问。如晋代，名僧、名士往往并称。这种身世和社会背景，推动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上层人士的特殊精神需要，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哲学。第三，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佛教学者，往往是具有强烈民族本位观念的人。他们不忘固有文化传统，思想敏锐，具有理论勇气，善于结合中国实际。他们根植于传统，又容纳外来文化。印度佛教本身不断开合演变，从而具有了圆融性和调和性，为中国佛教学者阐发、创造新的佛教哲学思想提供了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