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根
一、袁殊是谁？
袁殊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
袁殊何许人也？
袁殊，1911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原名袁学易，又名袁学艺，曾用名或笔名、化名很多，主要使用碧泉、袁逍逸、严军光、曾达斋等。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袁殊依照中共秘密指示转进苏北解放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袁殊”这个名字“太臭”，因此，中共党组织建议他改名，袁殊遂改名为曾达斋。
长期以来，海内外有关袁殊的著述，众说纷纭，说他是“落水文人”、“汉奸”有之；说他是军统特务有之；说他是中统特务有之；但越来越多人，认定他是潘汉年手下的得力干将。
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袁殊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上海的一些老人、文化界的一些老前辈们对于袁殊这个名字恐怕并不陌生。袁殊的人脉关系很广，结识不少名人，从其保存的馈赠字画可见一斑，如齐白石、黄宾虹的画，周作人的诗，何香凝的梅花，郭沫若的题字等都明白地写有“学易先生雅属”之类的酬词。从各种材料来看，袁殊背负的骂名似乎更多一些。
资深媒体人金雄白（朱子家）在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书中称：“袁殊这个人，真是有他的一手！他好似天生的一个特工人才，在抗战前后，情报工作的迅速而正确，推他为第一手。”
抗战时期汪伪控制区，人们普遍认为“袁殊是个公开的汉奸”，但各界高层又对其真实身份表示了诸多怀疑。国民政府军统组织曾多次密令调查袁殊的真实身份。1941年2月27日，孔祥熙在上海的情报据点就在一份向重庆当局发的密电中说：袁殊虽几度“在中央机关（指国民党的军统）服务，实则为共产党工作。前年袁被捕后在日方组织伪党（指汉奸组织‘兴亚’），亦为共党指使。现袁为共党担任工作有四。共党在沪安全问题与共党在沦陷区之交通亦由袁负责”，“共产党利用日伪报纸攻击中央（指国民党中央）皆由袁办理”。
著名评论家张颐武在其博客文章《随风而逝：袁殊的故事》中写道：“袁殊的经历的确比侦探小说和电影更有传奇性，007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没有这么复杂……时间让许多有趣的传奇被悄然遗忘了，二十世纪其实走得很快。历史的缝隙有太多的故事，它们掉进去就再也无从寻觅。它们已经‘随风而逝’了，但偶尔留下一点踪迹，如同图书馆长椅上的斜阳，引人怀想。”
二、多重身份，才华横溢
袁殊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纸杂志，做过社长，并且都做得很出色。
袁殊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他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系统的研究，并且在中国新闻学史上也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他创办的《文艺新闻》一共出版整整60期，时间长达16个月，是左翼文化刊物寿命最长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说：“我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那时读过他的《记者道》一书，知道他热心于新闻学研究，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或‘集纳主义’）是他的首创。”
萧云在其《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中指出：“翻开《左联词典》、《新文学史料》、《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编》，便可了解：袁殊是左翼新闻工作者、作家、翻译家。他创办了《文艺新闻》，担任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范长江、恽逸群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茅盾、鲁迅等43名左翼作家和文化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其中有袁殊的签名。同年，柳亚子、鲁迅等57位左翼作家和文化人发表《中国青年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电文中亦有袁殊的名字……这时期他发表了《记者道》、《现代新闻学》等作品与译著。他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新闻界前辈任白涛说，‘他给1931年的中国新闻界造了不少新记录’。郁达夫称他的剧作《工厂夜景》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袁殊文笔甚健，诗文俱佳，著述颇丰，且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袁殊自称：“文化大革命前，编和译日文书四五本，写学习笔记、札记有五六十万字，总计笔耕收获，约在百几十万字以上。”）很多了解其才华者都一致认为：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1989年第1期《新闻记者》刊载肖非的《袁殊纪念会在沪举行》一文，文中仅是赞美袁殊的文学才华：
“袁殊是我国早期留学日本的有志人七之一。1931年参加革命，是三十年代的‘左联’盟员，《文艺新闻》创始人，著名的文艺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写下了许多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著作，发表过大量的文艺作品和译文，对我国新闻事业和文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称赞他是一个‘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有才干的人。他在特殊战线工作期间，贡献也是卓著的，而且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事迹。”
袁殊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袁殊的部分作品汇集在199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该书由夏衍题写书名，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拙子）为责任编辑，直接参加文集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的有梅丹馨、高润民、成翼康、曾龙、曾虎、曾曜、周祖培、胡肇枫，他们中有的是袁殊的子女、有的是袁殊的学生。值得一提的是，《袁殊文集》附载了赵风1991年12月26日撰写的《袁殊传略》和袁殊1984年秋亲撰的《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为我们研究袁殊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手史料。袁殊因“潘汉年、杨帆冤案”，而系狱27年零5个月。1975年春，袁殊羁縻于武汉军都山劳改农场，他以《自嘲》为题作诗一首：竖子昂藏五尺躯，
腹空咄咄缺诗书；
曾掷黄金若粪土，
琴心剑胆小侏儒。
每读艰危无字书，
不惜身命未踌躇；
人间了无私仇怨，
爱拍苍蝇扫蠹鱼。
这首诗表达了袁殊不惜毁誉打入敌人内部，对其追求事业的赤胆忠心，也准确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大度。袁殊出狱后，为表白自己的真实，他将其《申述材料》和日记等交付给他的学生胡肇枫【1】。
袁殊还是民国三、四十年代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幕后炒作高手，一手捧红张爱玲。张爱玲的《小团圆》里面有一句话：“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张爱玲致宋淇，1976年4月 22日）”。民国老期刊收藏研究专家谢其章指出：这件事及袁殊的真实身份张爱玲是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的，隔了三十年还记得，张爱玲一定还记有许多“秘闻”。
三、浮出水面
现如今，我们只要提及潘汉年，必提袁殊，因为抗战时期潘汉年所获得的大量情报直接出自袁殊之手。【2】袁殊在建国后常常对人说，我们好像是串戏，在幕后指挥的潘汉年、王子春，在台上表演的是我。
1983年，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含冤去世的恽逸群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新华日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所刊发的新闻中，提到“送花圈的人当中有生前友好袁殊同志”。不久，有篇悼念恽逸群的文章《刀斧丛中识恽老》中说：袁殊是一位“深入虎穴”的共产党员。【3】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公开刊物上，我们几乎难以找寻到有关袁殊“特殊贡献”的详细报道。
1986年，袁殊在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辑）刊发自己的回忆录：《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1994年南宁的接力出版社又出版了曾龙编著的《我的父亲袁殊》，二者成为研究
直到此时，人们才逐步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他是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是中共情报史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超级特工，被誉为“东方佐尔格”，朱德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是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超级特工！
四、“五重谍报王”
在中共情报史上，先有新闻记者身份，后从事情报工作，而不是先从事情报工作，再以新闻记者面貌出现，袁殊可算是第一人。蕲春县文化馆副馆长郑伯成指出：我军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谍报王”。
从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袁殊以多重身份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长达14年之久。袁殊的多重身份大致分为五面：即中共特别党员、渝方国民政府（中统与军统）、日方岩井机关、宁方（汪伪政权）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具体如下：
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此为秘密身份，中共特别党员，也是货真价实的中共中央特科特别情报人员）。193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潘汉年直接发展其为中共秘密党员，袁殊曾一度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1945年10月7日，袁殊渡江北上，到达解放区，后为中共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旅级，1949年2月，由李克农亲自调到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核心组织“干社”情报股股长；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上海总领事馆岩井英一组建的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简称“特调班”、岩井机关）情报员、“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干；
青帮、洪帮骨干成员（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师，与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通”字辈，后拜洪帮“五圣山”开山山主向松坡为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局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汪伪政权高官（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苏南清乡区政治工作团团长、党务办事处主任、镇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参议、江苏教育学院院长、上海《新中国报》社长等职）。
据岩井英一回忆：为掣肘汪伪汉奸势力，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作为一个麻痹、消磨中国人民斗志的文化团体，加入到汪伪政府中去。袁殊根据岩井英一的要求，在地处上海宝山路的“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在兴亚建国运动的幌子下，袁殊曾策动上海租界和沪宁一带地区约40万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众，达到威胁汪伪政权能力的程度了。
据刘人寿等人的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