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出豪言：“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壮志未酬，他却被囚禁西山，天天忧愤地书写“冤枉”两个大字，但最终仍不幸含冤而死。我想，无论如何，贺龙元帅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在贺龙元帅逝世十余年后，一九八一年终于有一群中国姑娘，勇敢地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三大球中率先“翻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实现了贺龙元帅的夙愿。
首次夺冠之后，她们又连续夺得四次世界冠军，实现了“五连冠”，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的一大奇迹。
谱写和鸣奏这曲曲凯歌，是很艰难的，然而也是激动人心的。
冠军之梦
四年前的深秋，中国女排在日本参加第二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获得了第四名。队长曹慧英一人独得大会发给的三个奖：拦网奖、敢斗奖和最佳运动员奖。这是中国女排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建队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成绩。何况袁伟民带领的这支队伍还是一九七六年六月才重新建立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可喜可贺的胜利。发奖时，姑娘们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大阪体育会馆，谁知她们却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刺激。冠军日本女队和第二名、第三名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中国队却只能站在地板上，获奖者高举着金光闪闪的奖杯，旗杆上徐徐升起日本国旗，场上回响着日本国歌；而中国女排姑娘们的手中，却只有大会发给她们的一方黄手绢。按要求，她们要不停地为胜利者挥动……庄严的国徽在姑娘们胸前燃烧，烧得她们浑身冒汗。“你们是祖国人民的代表……”这样的话，平日里不知听过多少次，但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体会得这样深刻、真切。是的，她们不仅是一群运动员，而是一群中国青年。在这里，她们就是中国！她们从胜利的喜悦跌进了内疚、不安的深渊。她们心中的喧腾压倒了场上的喧腾：中国女排不应该站在地板上，而应该站到领奖台的最高处。场上回响的应该是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飘扬的应该是灿烂的五星红旗。曹慧英去领奖时，心里想：“我个人获一百个奖，也不如集体获一个奖呀！”
但是，她们并不灰心丧气。刺激往往会令人发愤。在体育馆的休息室里，她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一首壮烈的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唱得那么深沉，那么催人泪下。虽然这是一首流行的电影插曲，但姑娘们赋予了它新的感情和思想。这是一首发愤之歌，奔向理想之歌。她们已经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定在世界冠军上了！
四年来，她们不停地唱着这首歌。当然，不光是用嗓子，更是用她们的行动。
两年之后，中国姑娘在香港举行的亚洲排球锦标赛中，终于打败了日本队和南朝鲜队，第一次登上了亚洲冠军的宝座。但她们不满足，这只不过是刚刚实现了“冲出亚洲”的最低愿望。周晓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要是在奥运会上该多好啊！我们还要去拼去夺，相信中国人也是可以当世界冠军的。”
在一九八○年的南京国际女子排球邀请赛和随后在上海举行的访问比赛中，中国女排接连三次以三比○战胜日本队。但在上海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后，袁伟民把全队留下来补课，一直补到深夜。袁伟民对姑娘们说，虽然这场球我们以三比○赢了，但三局球都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的。虽然这可以说明，中国队在落后时，有能力赶上去，但为什么三局都落后呢？我看是骄傲了！骄兵是必然要失败的。如果是世界比赛，翻了船，那是会后悔一辈子的。世界比赛四年一次，而我们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命有几个四年呢？
这次补课，从技术上来说，并无多大实际效益，但却使姑娘们牢牢记住：要警惕阴沟翻船！
是的，几年来，这群姑娘连夜里做梦都常常梦见那个金光闪闪的世界冠军的奖杯。她们盼望得到它，努力把美梦变成现实。这次出征前，她们的口号就是：“拼死拼活夺冠军！”用队长孙晋芳的话来说：“此时不拿还待何时！”
事业在这里
事业，在女排队员们心目中是神圣的。事业，就是她们的生命。
一九七七年秋天，从日本回国后不久，老队长曹慧英在一次国际比赛中受了重伤，半月板撕裂，住院做了手术。伤势未愈，她又得了肺结核，不得不转院疗养。等她出院时，有的医生不同意她继续打球，因为搞不好会造成肺穿孔，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曹慧英已经二十四五岁了。在别的行业里，正是青春妙龄，但在体育队伍中却已列入老字辈。从荣誉地位来说，她在部队已提了干，入了党，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个优秀运动员所能得到的，她都得到了。“见好就收，见台阶就下”，这不是在一部分人中流行的人生哲学吗？但曹慧英却坚决要求归队。她对男朋友说：“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本来就不长，我一住院一疗养，又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我要尽量延长一点，哪怕再打上两三年也是好的。过了这几年，再想为祖国争光，就没有机会了。吃点苦，流点汗，冒点风险，都是值得的。这样做了，将来回想起来，就不会后悔了。”她归队时，郎平、周晓兰、陈亚琼等一批新手已经成熟起来，曹慧英主攻手的位置已被“铁榔头”郎平顶替了。但是她心甘情愿打替补。她常说：“到关键场次，你们打累了，我哪怕能上去顶一两局也好呀！”今年她虽然已经二十七岁了，但打起球来仍然那么“要球不要命”，训练也一如既往，练得那么认真，那么刻苦。
陈亚琼是一位来自福建侨乡的姑娘。她一家人都居住在香港。她母亲去香港之前，曾经劝她同行：“一起走吧！”但亚琼却扑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执拗地对说：“妈妈，你走吧！我要留下来打球。我的事业在这里……”
她长得瘦高，翻滚救球时，身体撞在地板上，咚咚作响，姐妹们都称她为“钢铁将军”。她的两边胯部和大腿，多年来磨破了又愈合，愈合了又磨破。她默默地忍受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一九七九年中国队在香港获得亚洲冠军之后，领导给她三天假，让她在香港与亲人团聚。香港体育界的朋友要求她留在香港，亚琼摇摇头，很有礼貌地回答：“谢谢您的好意。我的事业在中国女排，过几天我就得回去。”香港朋友又说：“那等你不打球了，到我们队当教练吧！”
亚琼则幽默地说：“那时我成了拄拐杖的老太婆，你们就不会要我了。”
父母的寓所是舒适的，与亲人的团聚是欢乐的，但是她强烈地想念着女排的姐妹们。她已经和姐妹们一道冲出了亚洲，她还将和姐妹们一道走向世界。她匆匆地辞别了双亲，飞回了祖国，又投入到女排这个紧张而又温暖的集体中来了。
“我们的事业在这里！”这是女排姑娘们的共同心声。年轻的队员们干脆把圆圆的大皮球当作自己热爱的“恋人”，长年累月，朝朝暮暮形影不离。而那些已经有了男朋友的老队员，也仍然以事业为重，几乎没有哪一个不事先跟男朋友说好，一定要支持她打球，不拿世界冠军，是不会退出球场的。有的姑娘把裴多菲的著名诗句做了修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事业故，两者皆可抛。”作为自己献身事业的座右铭。
希望在汗水中
胜利的鲜花，从来都是在汗水中绽放。姑娘们懂得，实现理想没有捷径可走。所以，她们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
“先天不足后天补”，这是四川姑娘张蓉芳的口头禅。她身高一米七四，是全队中的矮个。她练起球来特别犟，不管多么困难，都不认输。有一段时间，传球是她最“犯怵”的。一次跟外国队比赛，她给本队的主攻手传去一个网前球。谁知球传得重了一点，变成了“探头球”，被对方的攻球手一锤砸死了，使她很懊悔。为了练好传球，她常常找教练补课。教练给的球格外难，东一个西一个，前一个后一个，直累得她心里冒火。有一次，她实在忍受不住了，接住球往场外使劲一扔。袁伟民严肃地说：“不想练就下去，想通了再上来练！”她说：“偏不，我不下！”一边哭，一边练，汗水把她全身的衣衫湿透。在这种痛苦的磨炼中，张蓉芳终于成为全队技术最全面的主力队员。她打球眼快、手快、脚快、球路刁，防守垫球强。许多高个的外国强手，在她的扣杀面前，都显得束手无策。
陈招娣跟张蓉芳一般高，也是队里的一个矮个。她风风火火，也生就了一副犟脾气。跟张蓉芳不同的是，她累得忍受不住时，真走，但每次又都含着泪水坚持练完。有一次训练结束后，她主动要求加练十五个垫球。垫球时，她满地滚翻，两次累得躺在地板上起不来。后来，教练存心刺激她，故意对她说：“可以减掉几个球！”她一听就火了，冲着教练嚷道：“不要你慈悲！”掉了两次泪，但最后还是咬着牙坚持练完了。
看郎平扣杀一定很过瘾。如果了解她那把“铁榔头”是怎么炼出来的，那么你肯定会感到惊讶。这只是一次极普通的发球训练。队友们练完球先走了，场里只留下郎平。教练给她的任务是发三组球，每组三个球，如果有一个一般质量的球，就不算，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坏球，就负一组。郎平挥动长臂发了好半天，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倒又负下了几组。她感到胳膊火辣辣地酸疼难忍，显然是老伤犯了。她用左手使劲揉搓着右肩，然后又不断地挥动着右臂。很显然，她是在驱赶伤痛。教练站在对面场上，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郎平喘息片刻，又抡起胳膊发球。发几个又揉揉手臂，然后又玩儿命地发。虽然春寒料峭，但汗水却浸透了她的头发，湿透了她的衣裤。类似这样的训练，是不计其数的，几乎每一天都少不了。郎平从不畏缩，总是默默地忍受着，因为她心里明白，正是平日里千万次的痛苦锤炼，自己的这把榔头才有力，才能“一锤定音”。
在女排，每个姑娘都有一部自己的苦练史。多少次被那前后左右不断袭来的球累得躺倒地板上动弹不得，仿佛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些来回飞动的大皮球，别的物体再也不存在了。她们一边哭，一边还要挣扎着起来，继续去扑救无穷无尽向她们飞袭而来的大皮球。有的姑娘说：“当运动员真苦呀！有时好像就要练死在球场上了。但事后想想，不这么练，又怎么赶超世界强队呢？”杨希说：“我们真盼望能休息半天，哪怕受点轻伤休息半天也好呀！可真受了伤躺在床上时，又急得掉眼泪了，恨不得立即投入训练。”在姑娘们的身上，哪一个没有伤痕？十个指头，老裂开口子，疼得钻心。每次训练前，她们总得缠上胶布。陈招娣说：“如果从我打球时算起，我用掉的胶布够做一身衣服了。”
她们的青春，就是在这种流汗、受伤、累得头脑发涨中度过的。有人感叹说：“如果把姑娘们这些年洒下的汗水汇集起来，真不知有几千斤、几万斤，也许都可以汇成一条小河了呢！”
姑娘们却风趣地说：“苦，是一副灵丹妙药。我们要强大起来，就得每天吃这副药。它虽然苦，但苦尽甘来。胜利的鲜花，将在汗水中绽放。”
是的，希望就蕴藏在如雨的汗水中！
球队的生命
世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然而那是个体的生命。那么，这支球队的集体生命是什么呢？
这是赛场上的几个镜头，郎平扣成功了一个球，同伴们与她击掌相庆；亚琼扣丢了一个球，队长孙晋芳急忙说：“这是我的……”把责任揽了过来；胜利了，她们高兴地抱成一团；失利时，她们严格地检查自己，从不互相埋怨……
这就是中国女排强大的生命。它的名字叫团结。
排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全队十二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谁也代替不了谁。每一个球，几乎都要经过一传、二传、攻球三道关，如果没有心心相印的默契配合，个人的技艺再高超，也无济于事。郎平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时说得好：“我的每一记重扣的成功，无不包含着同伴们的配合、支持。我是代表集体领奖的。”
不过，球队的生命，不是天生的，而是靠每个人的努力和爱护，靠理想之水的不断浇灌。谁都知道，世间万物都是有矛盾的，何况是十二个姑娘生活在一起呢！她们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爱好和脾气。起先，她们互相并不那么了解、熟悉，也发生过种种磨擦，甚至闹过别扭。何况，这种磨擦有时还发生在队伍的灵魂二传手与中坚主攻手之间。
在一次访日比赛中，中国队轻取头两局，但从第三局起，却处于逆境。新手郎平的重磅扣杀屡不奏效。孙晋芳提醒她：“郎平，注意攻球线路！”郎平不仅毫无反应，反而冲着孙晋芳说：“给球高一点：”孙晋芳心里不高兴了：“一个新手怎么能这么对待队长呢？”二传手与主攻手之间是容不得半点疙瘩的，就如一个人的眼睛里容不得一星半点沙子一样。虽然教练及时察觉了场上的气氛，做了工作，孙晋芳也竭力想挽回败局，但到头来还是输掉了这场球。当然，输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两位主力之间的矛盾对胜负的影响是很大的。排球队党小组对这件事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孙晋芳也跟郎平谈了心。问题一捅开，原来是一个误会。那天场上观众吵声太大，孙晋芳的提醒，郎平压根儿就没有听见。而郎平因为几次扣杀不成功，心里焦急，对队长说话口气冲了一点，倒是真的。孙晋芳心想：不要说是一个误会，即便真是埋怨我，我也应该忍辱负重呀。人们都说，二传手的心应该是一个能撑进去各种各样船只的大海。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变成这样的大海呢？袁伟民常常找茬儿招惹孙晋芳发火、生气。孙晋芳明白，这是苏州同乡在有意地磨炼她。每当这种时候，她便想起教练常常苦口婆心跟她说的话：“你是队长，我们的战术意图，都得通过你去实现。你的一言一行，你的喜怒哀乐，都会影响全队的情绪……”正是这样，把这位全队的灵魂锤炼得更坚强了！
中国女排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但十二位姑娘又依然保持着各自的鲜明个性。有的文静内向，有的泼辣刚强，有的腼腆含羞，有的爱说爱笑。正是这种棱角鲜明的各种个性，使这支年轻的球队富有朝气和活力。袁伟民说：“如果把她们性格的棱角都磨平了，这支球队也就没有生命力了，没有希望了。”
当然，这些有着不同个性的姑娘，能在一个集体中如此和睦相处，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十二位姑娘有一颗共同的心——为祖国献身的赤子之心！
两个“无情人”
袁伟民和邓若曾，是中国女排的两位教练员。在训练场上，从来见不到他们的一丝笑容，总是铁着脸，那么严，那么狠。一个是闻名的“铁石心肠”，一个是著名的“凶狠打手”。
例子俯拾即是，哪一天不发生一起两起呢！这里不妨略举两例。一九八○年中国女排访问美国时，刚下飞机，高山反应就向姑娘们袭来了。她们浑身无力，难受得想吐。但袁伟民和邓若曾却把她们带到了训练场去打球。姑娘们只好说：“指导，想吐……”他们却说：“想吐就吐，吐了再练！”她们就这样，一边练，一边吐，吐了又练。她们对两个教练可真恨透了，恨不得冲过去，狠狠咬他们一口才解气。可是，第二天胜了第一场比赛时，姑娘们心想：“要不是昨天那么练，今天非在场上出洋相不可。”在访问日本时，教练着重训练杨希。起先是邓若曾练她，那势大力沉的各种球，直打得杨希在场上连滚带爬，精疲力竭。可袁伟民还不放过她，从邓若曾手里接过球，又继续练她，一直练了四十多分钟。直练得杨希脸色苍白，把崭新的球裤磨破，胯部也蹭破皮肉，鲜血渗出。女排的姑娘，哪一位没有被练得躺在地上起不来呢？姑娘们说：“我们都给练得哭过鼻子，都在心里骂过教练。可就这样，他们也从不夸赞我们，而总是说不满意、不满意……”
为了了解这两个“无情人”，不妨让我们翻开他俩的历史看一看：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都是中国男排的主力队员，先后担任过队长，而且都是二传手。不过，邓若曾比袁伟民大几岁，打球的资历比袁伟民也要久一些。他们共同为中国男排的“翻身”洒过汗，流过血，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一九六六年夏天，他们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排球锦标赛。出发时，他们用当年流行的语言发出了夺取世界冠军的战斗口号：“舍得一身剐，誓把捷克拉下马！”比赛时，先以二比○给世界冠军捷克队来了个下马威，震动了世界排坛，但从第三局起，却连输三局，反胜为败。之后，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又输给了不应该输的南斯拉夫队，只得了个“老九”。得胜者把球抛向空中，高兴得在地上打滚，而他俩和队友们却躲在浴室，用热水和泪水洗了个永生难忘的澡。虽然，袁伟民个人荣获了大会授予的最佳全面运动员奖，但他不愿天天看到这个与全队耻辱相连的奖杯，后来把它【卒瓦】掉了。随后他俩被卷入大动乱的岁月，被迫停止了心爱的排球事业。虽然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后来恢复了排球队，袁伟民还打了几年球，但毕竟青春年华已过，靠他们那一茬儿“翻身”已经无望了。在三十五岁那年，他们结束了自己的运动员生活，袁伟民和邓若曾心里想：“自己冲不上去了，培养年轻一代去冲，中国人总有一天要把世界冠军的奖杯抱回来。”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国家体委将重新组建中国女排这支队伍的任务交给了袁伟民。不久，邓若曾也到球队里来协助袁伟民工作。他们又战斗在一起了，他们把理想寄托在新的事业中，希望女排能实现翻身的宏伟目标。
他俩生性好胜，是两条“强龙”。两条强龙如果把劲合到一块儿，女排翻身就有望。他俩朝夕相处，总是互相补台。白天，一起在训练场上挥汗训练；夜晚，共同磋商球技。连着三个春节他们都没有跟家人团聚。今年大年初二，袁伟民的爱人和孩子病倒在床上，无人照顾，而他正带领女排的姑娘们在南方的一个城镇为群众打表演赛。邓若曾的男孩疾病缠身，十多岁了，还未上学。而他却一心扑在事业上，顾不了家，难怪他俩的妻子说：“他们的心呀，都在那只球上呢！”
是的，他们的心无时无刻不牵挂着那只大皮球。邓若曾爱钓鱼、打猎，袁伟民是个电影迷，但如今他们都只好为排球把这些爱好暂时割舍了。夜里躺在床上，心里还老不踏实。他们像过电影一样，把白天的一切想一遍，好像总有一件事未办完。什么事呢？想来想去还是那座世界冠军的奖杯。它老在他们的眼前闪光，逗引着他们，使他们吃不香睡不好。他们闭上疲惫的眼睛，心里想：“睡吧，明天再好好训练她们。”
在他们的“无情”之中，蕴藏着的正是人类圣洁和崇高的丰富情感啊！
闪光的铺路石
如果你常去看中国女排的日常训练，就会发现在这个“女儿国”里有一位挺“帅”的小伙子。在女排中，他属中等个儿，二十三四岁，修长的身段，白皙的皮肤，大眼睛。他很腼腆，比姑娘还姑娘，名字叫陈忠和。姑娘们亲切地称呼他“小陈指导”。
小陈指导原来是福建队的运动员，在国家女排的主要任务是陪练。平时，姑娘们跟他有说有笑。可是在场上练得疲惫不堪时，有的姑娘就给他拉脸，责怪他给的球太难。他红着脸，不好意思，手头就放松一点。但两位教练却对他说：“小陈，严一点！你不是客人，你是主人啊！”小陈想，是啊，一个男运动员来陪练，不就是为了增加训练的难度吗？严，就是对她们负责，对人民负责。于是，他也把脸拉了下来。姑娘们练发球时，他当裁判。一组三个球，如果发出一个一般质量的球，这组就不算。如发坏一个，就得加一组。有时，姑娘们大多完成任务了，只剩个别队员未完成，她们就站在一旁，一起为这位队员鼓劲，只要球一出手，就高喊：“好球！”小陈充耳不闻，喊道：“一般！”有时与姑娘们发生争执，姑娘们齐声喊：“好球！”但他依然喊：“一般！”他的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姑娘们也奈何不得。下场之后，有的姑娘半开玩笑地说：“小陈指导也抖起来了！”他笑笑，挺实在地说：“这是我的职责呀！”
其实，姑娘们都挺喜欢这位老实厚道的小伙子。她们需要他扮演外国选手时，他就扮演外国选手。为了模仿得像，他一遍遍地看录像，不厌其烦地找姑娘们打听那些外国选手的情况。他真的做到有求必应，而且毫无怨言。一位女排姑娘夸赞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整天整月这么默默无闻地给我们做陪练，可真不容易啊！”
小陈是不让记者写他的。一采访他，他就急得脸红，忙说：“写巾帼英雄们吧，我只是一颗铺路石，我愿意永远做这样普通的铺路石！”
像小陈这样为训练女排姑娘做出了贡献的无名英雄，如果要开列名单，那将是长长的一大串。他们来自祖国各地，肩负着人民的重托，默默地牺牲着自己。还有女排姑娘们的启蒙教练和省、市队教练，为女排翻身贡献智慧的体育干部，他们也都是一颗颗闪光的铺路石。中国女排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运动员已经换了好几代，每一代都为通向顶峰铺筑了一道道前进的台阶。
当今的中国女排，正是沿着成千上万无名英雄铺筑的这条道路，踏着一代代女排姑娘铺设的台阶，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当我们为中国女排高唱赞歌的时候，切莫忘却向无名英雄们和女排前辈们致意！
体育界有句名言：“夺冠军难，保冠军更难。”中国女排已经站在世界排坛的峰顶，成为众矢之的，今后的日子将更加难过了。世界冠军是昨天夺的，从走下领奖台开始，一场新的世界冠军的争夺战就已经拉开了战幕。
第二年，中国女排的原班人马，又在秘鲁利马的阿姆多达体育馆，再登世界冠军宝座。下一个目标就该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季奥运会冠军，实现“三连冠”了。再靠原班人马去打奥运会是不行了，中国女排面临着“换血”——进行新陈代谢的严峻形势。世界强队日本、美国、古巴、苏联，在“换血”以后，无一例外地都走了一个“U”形，四五年都缓不过气来。中国能例外吗？而且一下就是五员虎将：曹慧英、陈招娣、杨希、孙晋芳和陈亚琼。无疑，五位主力队员一走，中国女排将从高峰上跌落下来，重新去品尝输球的苦果。但此时再不更换，到了两年后的奥运会后果更不堪设想。
送别会在国家训练局二楼会议室举行。桌子上铺了白台布，堆满水果、花生、瓜子和糖果。在往日，姑娘们早你一把我一把，用不了一会儿就把食品“一扫而光”，但这天却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默不作声。最后，还是袁伟民说了几句：“你们要离队了。过几天，我站在队伍跟前，再也看不到你们这几张熟悉的面孔了。球场上，再也听不到你们这几个熟悉的嗓门了……”说到这里，袁伟民停住不往下说了，而会场上则响起了一片唏唏嘘嘘的哭泣声。五位老队员把头埋在同伴的怀里，连头也不敢抬，只要互相看上一眼，就非抱头痛哭不可。再也没有人说话，一阵沉默之后，就散会了。走出会议室时，五位老队员，每人抱着一个新球。每个球上都有袁伟民的手书：“××同志离队纪念。中国女排1983年1月13日。”
五位老队员的引退，舆论哗然。有为这个“换血”决策叫好的，但更多的是担心。日本女排总教练山田重雄说：“中国女排五位老队员的引退，让我们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满怀信心地把日本女排的目标定在奥运金牌上。美国女排教练塞林格更是雄心勃勃，发出了“拿第二名就是失败”的誓言。
一九八三年秋天，以张蓉芳为队长、郎平为副队长的中国女排新阵容，在日本举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上，就以○比三惨败给日本队。
更令人难受的是，大会工作人员通知：“一会儿领奖时，日本上十五人，请你们也上十五人。”
上十五人？姑娘们一听就炸了。我们全队，连两个教练，加上一个大夫，总共才十五人呀！这就是说，领奖时，袁指导、邓指导、田大夫都得上台。中国队拿了两次世界冠军，按惯例，领奖时教练从来不上台。这次输了球，倒要他们上台，姑娘们百思不得其解。不能让他们上领奖台受刺激。但袁伟民执意上，他对队员们说：“比胜负更重要的是经验。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我们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来日方长嘛！”
日本队总教练山田重雄，长长的头发梳理得格外整齐，穿一身黑色西服，已经神气地和日本女队员们一道，登上了最高一层领奖台。袁伟民抬头望望山田重雄的那副神情，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向来赛场上总是一家欢乐一家愁。唐代诗人杜牧不是有一首《题乌江亭》的诗吗，“胜败兵家事不期，含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有沉必有浮，不计一场之输赢。咱们走着瞧吧！升旗，奏歌……触景生情，张蓉芳、郎平的泪水又往外涌，流淌到脸颊，掉落到领奖台上。袁伟民望了她们一眼，没有说话，但她们明白，那严峻的眼神告诉她们：“别哭，要笑，来日方长嘛！”
来日，无论对郎平、张蓉芳、周晓兰来说，对杨锡兰和其他年轻队员来说，还是对教练员袁伟民、邓若曾来说，都是异常艰难的。奥运会冠军就那么一个，世界三强都盯着它。日本说，不拿冠军不回乡。美国声称，“拿第二名就是失败”。中国队呢，不夺魁，就无脸见江东父老。究竟冠军属谁呢？那就只好斗了，斗智又斗勇。
袁伟民的两个对手，日本的山田重雄、美国的塞林格，都是很强硬的。山田重雄，老谋深算，深谙韬略，是日本女排“三连霸”的教头。塞林格从纳粹分子手下死里逃生，个性独特，是一位有博士头衔的有科学头脑的教头。而且，他与美国电子计算机专家阿里尔博士合作，对我国女排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玩的是“电脑排球”。
压力是空前的。老队员曾被压得有点支撑不住，哭着要不干，但又不甘心就如此下台，硬撑了下去。袁伟民也被压得够呛，他不止一次地感叹：“这一年半，是我教练生涯中最困难的日子，当然也最难忘。三连冠之路，犹如登蜀道，真是难呀！”一九八四年初，是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教练的第八个冬天，很少写家信的他，破例写了这样一封信：
……这个冬天可真不好过呀！队员们累得够呛，几个老队员都快累得受不了了。我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疲乏得不行。过去，再疲倦，只要见到那只球，就来神了。可如今，见到球居然也兴奋不起来了。每天走到训练房门口就发愁，都不想往里走……我站在场上，胃也常常隐隐作痛……不过，再难也要度过这第八个冬天。冬天过去了，春天就会来临的。你知道，要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而世上最难的莫过于战胜自己。眼下，我们正苦苦地跟自己斗，在战胜自己思想上、体力上、技术上的困难。我常跟队员们讲：我们要冲着奥运会冠军去。我们每天都要问一问自己，我为去奥运会做出了什么贡献？不拿下奥运会冠军，不实现三连冠，我们是不会甘心的。
袁伟民的信，道出了中国女排姑娘们的心境。何止是厌球呢，郎平说她见了球就害怕，已到了怕球的地步。但他、邓若曾，还有陪练的男队员们，都每时每刻跟自己斗，直斗到走出困境，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拿下世界冠军。
“三连冠”之后，中国女排又一次面临“换血”。老队员张蓉芳离队了，教练员袁伟民也离队去国家体委当副主任。离别时，袁伟民说：“新老交替是一种规律。教练也总有一天要更换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三连冠’。胜利是暂时的，眼下的优势也是暂时的，不前进就会后退，因为世界各个强队都在努力、都在进步，这一点希望大家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此后，中国女排的路更曲折艰难。在保持“五连冠”的荣誉之后，终于沉下去了。有沉有浮，这也是一种规律。常胜将军是没有的。尤其是运动队，你上我下，我下你上，你追我赶，正是这种态势推动着体育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但中国女排，和中国乒乓球队一样，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球队，人们总希望他们永远保持荣誉。拿惯了第一，拿第二、第三就不行。从世人的感情上来说，虽然这种企盼是可以理解的，但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中国女排下沉之际，郎平从美国回来，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当然，她做出了种种牺牲，而且是在危难之际挑起了重担。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报道了这个新闻，也采访了笔者。笔者说，郎平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在国外深造之后，一定会有作为，是一位合适的新教练人选。她果断的举措和勇气更值得赞赏。但她面对的毕竟是九十年代的这样一支队伍，要使中国女排再度辉煌，还需要时间。
她果然不孚众望，止住了中国女排的滑坡。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将跌入世界第八的中国女排，重新带入世界先进水平——
一九九六年，获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
一九九七年，重登亚洲冠军宝座；
一九九八年，夺得世锦赛亚军……
然而，由于连年征战，过度劳累，郎平身体垮了，她几度昏倒在训练场和赛场上。就在本书付梓之际，传来她辞职的消息。
尽管，我们为失去一位杰出教练感到可惜，但我们仍对郎平的辞职表示理解，对她的艰难付出和人格魅力表示由衷的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