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琴，是为了寻找这个失踪的郑晟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刚刚进入机关工作。一天，李元明找到了我。他递给我一个扁平的纸袋子，又从中抽出一只牛皮纸信封，看得出这个牛皮信封有些年头，泛着一种现在不常见的土制草纸的新鲜黄颜色。李元明隔着桌子，用手拍了拍信封，其实那信封上根本没有灰尘，推过桌面，说，“这里面有些材料，涉及一个叫郑晟新的人。此人不知所终，但他的亲戚从厦门写来信，要求查找下落。材料看半天搞不懂什么意思。里面好像还有我们卫生方面的结论。”
里面有几份手写的证言，其中还有一份只写了百来字的回函，是早年间县卫生局寄给厦门某一个人的。
“经调查，郑曾于一九四二年夏季至一九五一年四月，供职于当时教会博爱医院（后改为县人民医院）。据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前，其曾任南官岛军医中校主任。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其自动离职。组织未有结论。以上事实。特此回函。”
我说，不知所终是什么意思？
李元明接着说，据我所知，这个姓郑的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县医院那幢二层的青砖小楼里。但是从那以后就没有人见过他了。唯一可能的知情者却远在外国，“你总不能到英国去外调吧。”
他解释，早年间教会医院里往往有一个被称为“师姑”的外国护士掌管着医院的事务，她们的住所当地人叫做“师姑厝”。他接着说，“这破房子据说曾经当过隔离鼠疫病人的病房，后来分配给谁住都不愿意，有一次办训练班，还弄出一些事来。”
李元明是个好脾气并且健谈的人，当了许多年的医生，这小城中没有他不知道的人，接着他说了个相当有趣的往事。他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是县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县里办一个赤脚医生训练班，“来的学员都是些农村青年，我是这个班的负责当地人。”人都把这房子叫做“师姑厝”，但是学员没有多少文化，听别人用方言口音表述这个古怪名称，往往听成“死骨厝”。当人们一遍遍重复叙述时，相当容易将之讹称为埋着死骨的房屋。偏巧，办班之时正是那场死亡二十多万人的大地震过后不久。
“从各公社来的学员基本上没有丝毫解剖学知识。上第一节针灸课，我把一张人体彩色解剖图挂上墙时，有人脸色就白了，还冒汗。过两天讲解剖，一位女学员见到墙角边的彩绘半身人体模型，就是那种一半皮肤一半是肌肉和血管神经的模型，一声大叫，昏倒在地。”李元明说这话时，胖胖的脸上堆着笑。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这女孩当即被送到医院急救室，不久后，就送回乡下去了。”
李元明说，几天之后，三十几个学员基本上适应了课程，安心学习。但是半个月之后，一个毫无由来的可怕传说在悄悄耳语中传开——这楼里有奇怪的影子出现。
“不久，就有了麻烦事。”李元明从椅子上站起来，蹲在身后的一个油漆剥落的木柜子边，掏了半天，找出一个经年的文件袋子，“当时县里还来人查这事情呢。”
我翻看这份当年用蓝色墨水写在一张粗劣草稿纸上的报告。报告中写了一些十分详细的情节，同时，也有些带着感情色彩的渲染。
那天半夜时分，像是有谁下了一道命令，楼里睡着的人在同一时间从床上跃起，口中嚷叫着不明含义的词句向门外夺路而去。楼上楼下一阵乱，许多人在旋转楼梯上拥挤着，凄厉的叫声使人听不清相互间说着什么。为数不多的女学员身着极薄的衣衫夹在人群中，叫声特别尖锐。有人受伤了，其中有两个从沿海公社来的学员甚至从二层的窗户直接跳到屋外的荒草地上。报告将这件事称为“炸棚”。
经询问，这事的起因是一个学员半夜时分朦胧看见一个白影子从墙壁间走出来，接着感觉屋子摇动，喊了声“地震”。李元明是个医生，他立即就做出了结论，排除了有人故意破坏的可能。报告中将这件事称为“大灾难之后经常发生的群体性暗示”，建议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但是要求“暂停针灸课，改上一个星期政治课程”。
李元明说：“一个月后，训练班快结束时，又来了一次恐慌，这才知道这事情和一个护士有关。”
第二次炸棚的起因同样是一个学员的夜半尖叫。惊恐万状的人群聚集楼外时，这个学员仍然坚持说看见了一个白影子。恐慌的原因马上被找到，原来那个白影子确有其人，就是一个短训班的教师，一个外科护士。这位护士被人们当场围住。她紧张地解释，因为关心学员，所以晚上到各房间看看，习惯了身穿白衣上班，想不到惊了大家。这样的解释是完全合理的，在一阵抱怨之后，大家各自回屋睡觉。“后来的这件事情没有上报，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脑子有点那个，”李元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补充说，“她名字里有个琴字，解放前，就在这个医院里当护士。”
最后，他把头往椅子的靠背上一仰，说，扯远了，扯远了。你还是查一查，好歹给人家发个信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