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12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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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陕北漫游期间，最为曲折的一件事，就是前去子长县的过程。现在想起来，还像是在观看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剧，似乎提到嗓子眼里的那口气，总是呼不出去，折磨得我异常难受，但这种难受却又夹杂着紧张和愉悦。
因为和接待方沟通出现差错，那天早上接我去子长县的车来不了啦，我要在绥德再呆上一天，第二天延安市来车，再接我去子长。我坐在绥德宾馆硬邦邦的床上，突发奇想，决定独自前往子长。之所以冒出这个想法，是因为那段日子我在陕北采访，总是觉得给当地接待部门带来很大麻烦，心里着实过意不去。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不再麻烦人家，所以立刻动了自己走的念头。问了前台服务员，告诉我长途车到处都是，走的是高速路，非常便捷，有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下决心独自前往，立刻觉得这应该是漫游过程中最为有趣的事情。
我拽着拉杆箱，来到距离宾馆不远处的县城西入口处——南宋时期抗金英雄韩世忠的石刻雕像前，昂首挺胸走上了一辆长途车。我问司机啥时走。司机是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汉子，他热情响亮地说，坐吧，马上就走。
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心想，说是马上走，肯定走不了，哪有一辆大车就搭载一个乘客的？坐了一会儿，感觉不放心，我又下了车，站在车门前四下看着。司机稀松地看着我，一副不把我这个乘客放在眼里的样子。我看了看车牌子，上面标有“国营”二字，心也就踏实下来，再次上了车。司机回过头，摆着手，再次告诉我，莫事，马上走！我发现这个司机尽管很瘦削，但手很大，像是一把小蒲扇。
陕北的九月份，天气还是很热的，上、下一折腾，竟出了一身的汗。我赶紧取出水杯喝水，同时望着眼前热闹的街道。
街上行人很多，好像都是做小买卖的，挑担推车，行色匆匆。空气中不时飘浮过来饭食的香味儿，用鼻子闻一闻，应该是碾压麦子的香气。陕北人很少吃米饭，大都是面食，所以到处都是白馍和面条。街道上也有闲散的人，大多都是老年人，坐在边道牙子上，百无聊赖地看着大街，目光非常专注，仿佛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坐在车窗前，高大的韩世忠石刻雕像正好挡住酷热的太阳，给我的座位上拥有了一片阴凉。已经来陕北半个多月了，每天都处在紧张和激动之中，这会儿忽然静下来，心也踏实了，感觉倒是不错的歇息。
我要去的子长县，是我这次陕北之行最为期待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叫“瓦窑堡”的地方，因为著名的“瓦窑堡会议”，40年前我在中学课本上就已经知道了，它在我心目中的红色地位，不亚于井冈山、遵义和瑞金。1942年为了纪念去世的、出生在瓦窑堡的民族大英雄谢子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瓦窑堡所在的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瓦窑堡”这个名字还存在，依旧还是镇级编制，子长县政府就在瓦窑堡镇。
我正在想着“瓦窑堡”，忽然长途车开动了，我很高兴，对司机说，这不成了我的专车？司机嘿嘿一笑，说，转一转，要不，我可是赔钱了，再拉上几个人。我非常理解地说，好，不着急。
长途车离开了“韩世忠”，向县城里面驶去。
我在绥德县城呆了一天，也四处转了转，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遍地石狮子。这里雕刻石狮子的商户众多，公路两边、街道上，到处都能见到石狮子，大到几百吨，小到只有巴掌大小，全都雕刻得栩栩如生，所以感觉绥德是一个很威武的地方。但是并没有觉得“绥德汉”有多么威武，与当年那个曾经能够挽弓三百斤、飞马射箭的韩世忠比起来，现在的绥德汉好像瘦弱矮小的比较多。我在米脂时，听当地人讲，自从绥德出了韩世忠，米脂出了貂蝉，之后这两个地方似乎就已经愧对“米脂婆姨绥德汉”这个嘹亮的称谓了。难道韩世忠、貂蝉夺走了这两个地方男人和女人身上所有的精华？
我正在胡思乱想，车子停下了，上来了两个带着行李的乘客，听口音也是外地人，随后车子继续向前开。我探过身子，问司机几时走。司机还是那句话，莫事，马上走。
很快，我又感到一片阴凉，原来又回到了我刚才上车的地方——巨大的“韩世忠”又把我笼罩了。我问司机怎么又绕回来了？司机说，三个人，咋走？我说，要是坐不满，难道就不走了？司机理直气壮地说，是哩。我说，那我下车，我不坐了。司机不说话。于是，我拽起拉杆箱就下车，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面站上了三个彪形大汉，他们像是三尊金刚，把车门堵得严严实实。其中一个大汉告诉我，走，可以，把箱子留在车上。我的脑袋登时“嗡”的一声，坏事了，我上了一辆“霸王车”。再回头看那两个乘客，已是惊讶不已，刚才两个人还在笑着讲话，现在脸色煞白，一句话都不敢说了。我只好重新坐在座位上，心脏急速跳动，仿佛要蹦出来。谁说绥德没了壮汉，下面不就是有三个壮汉吗！只是他们在“韩世忠”面前显得那样令人厌恶。
于是，每隔半个小时，这辆长途车就开始在县城里转一圈，然后再回到“韩世忠”身边。就这样，一直转悠了两个多小时，加上我，车上也才只有五个人——我看了看车内二十个人的座位，感觉天要塌下来。
什么办法我都想到了，比如央求他们，比如多给他们钱，比如打电话报警。可是，前两个办法，车上已经有人尝试了，可都被司机拒绝了。司机振振有辞，说他不会多收钱，他要按规章办事，更不会平白无故地收钱。于是，我大着胆子掏出手机，司机立刻对着后视镜警告我，不要报警，警察来了也没用，你是自愿上车的，你是自愿等到人满走的，我们有言在先，对不？说话要算数，你不要捣乱。
我感到浑身疲惫，只好收起手机。我知道，这是遇上无赖了。哪个地方都有无赖，与他们纠缠，肯定会有麻烦，只好抱着天真的想法，盼着车内快一点坐满人，能够马上启程。出门在外，还是不要惹事为好。
直到下午两点，转机才突然出现。这时候车上还有八个空位，车子已经在县城不知道转悠了多少圈，我已经在车上坐了将近六个小时，急得身上开始出冷汗了。这期间，也曾有人表示不想坐了，着急要下车，同样都遭到了车下那三个大汉的恐吓，一车外地人都不敢出声了。
这时候，上来了一个身材偏瘦、个子不高的中年人，他一屁股坐在我身边，非常友好地朝我笑了笑。我笑不出来，只是朝他咧了咧嘴巴。可能我的样子很是怪异，他疑惑地看了看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来绥德办啥事。我见这个人面相倒还和善，只是目光有些锐利，于是把我和这一车人的遭遇小声地告诉了他。他听了，皱了皱眉毛，问我是哪里人，去子长做啥事。我把情况简单向他讲了。他对我说，这样吧，你跟我一起下车吧。我狐疑地问他，怎么下车？他说，你要是想下车，就跟我一起下。我用目光扫了车上的人，低声说，那他们呢？他说，人太多，我管不了那么多人，就管你一个人吧。我只好点点头，同时心里作好了各种应急准备。
这个人站起来，张口说话了，对司机说他有一个书包忘在宾馆里了。随后，又指着我说，这个人是我朋友，跟我一起去拿包。
奇迹出现了，刚才还是胡搅蛮缠的司机，此刻啥话都没讲，“嘭”地打开车门。我脑袋懵懂地和这个人前后下了车，站在车下的三个大汉，好像没看见我们一样，继续倚在距离汽车两三步远的一棵大树上，一边说话，一边抽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走远了，我才小心地问他，为何司机让我们走？你也没说什么特别的话呀？
这个人笑了，说道，因为我是子长人。
我说，你也没讲你是哪儿的人呀？
这个人说，我说话的口音。
我更加奇怪，口音怎么了，不都是陕北话吗？
这个人说，你们外地人听不出来，陕北每个县的口音都不一样。
我还是奇怪，问，难道子长人……绥德人就怕？
这个人“呵呵”地笑起来，未置可否地说道，可能是子长人厉害呗。
随后，这个人说，既然你明天上午有人来接你，干脆你就住下来吧，我也住下来，明天跟你一起走。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递给我说，你不是住在绥德宾馆吗？我一会儿找你去。说完，他招手叫了一辆摩托车，坐上后座，朝我挥挥手，“嘟嘟嘟”的走了。
我愣在那里，好半天才清醒过来，看了看手里的身份证，原来这个人叫谢兵，跟我同龄，也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我站在路边，放好谢兵的身份证，招手叫住了一辆拉活儿的三轮车，说好了价钱。因为刚才长途车的缘故，害怕再次被骗，一再叮嘱。蹬三轮车的老汉要我放心，保证给我送到宾馆，也不会多收钱的。
在去宾馆的路上，我才感到子长人果然厉害，这个谢兵刚才帮了我的忙，现在又让我帮忙给他租房，我怎么好意思找他要房钱，看来只能替他付房费了。另外，他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他这是豪爽，还是大意，抑或胸有成竹呢？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目的？刚才遭遇“霸王车”的经历，让我对眼前的事情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我还没有到子长，就已经看不明白子长人了。
谢兵是傍晚时分来到宾馆的，他可能在前台已经问了服务员，所以直接来敲我的门。我还没有开门，他就推门进来了。他笑着说，原来你没关门呀。我紧张地说，是关了呀。在谢兵的提示下，我再看门，原来碰锁坏了，需要动用插销锁门。谢兵告诉我，一定要关好门的。
其实，所谓的宾馆，就是原来的县政府招待所，已经很破旧了，还是70年代的灰色大楼。我赶紧找来服务员，让他们修一下门锁。他们告诉我，这个门有问题，从外面关门能碰上，在屋里关门碰不上，所以需要用插销来锁门。我立刻要求换一个房间，可是房间已经没有了。可能谢兵看出来我有些草木皆兵，于是笑着告诉我，也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只要插上插销，还是没关系的。他笑着说实在害怕的话，就让我跟他换房子。他这样一说，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忙说没事的。
谢兵说着话，从口袋里掏出钱给我，说是房钱。我一愣，忙把身份证给他。他把钱放在床上，说，一会儿我们到楼下餐厅吃饭。我忙说“好呀好”。谢兵走了，他刚才的举动，让我多疑的心放下了，心想还是好人多，遇上那辆“霸王车”，也是凑巧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在一些大城市有时也会偶尔碰上的，也不算什么大事。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清爽起来。
我来到楼下餐厅时，谢兵已经坐在那儿了，他用一根手指头推了一下桌面上的菜谱，说，我已经点完了，你再看看。
我看了看价钱，真是很便宜，最贵的也不过20块钱。谢兵说他刚才点了六盘菜，看样子是他要请我，我想立刻表明，这顿饭一定由我来请，但转念一想，一会儿结账时我再付吧，没必要现在争执。于是我说，不点了，你是当地人，肯定比我有经验。谢兵笑了笑，又问我喝酒吗？见我犹豫，他立刻说，不多喝，能喝多少就多少。说完，要了一瓶“西凤”酒。陕北人真是爱喝“西凤”酒，走到哪儿都看见他们喝“西凤”。起先，我一直提防谢兵，但现在心里放松了一些。
服务员很快端上来四盘菜，谢兵逐一给我介绍，都是绥德的风味：黑塄塄，是用洋芋和洋葱做的；碗砣，原料荞面，热浇暴香麻辣猪肝；凉皮，竟是刚出锅的热凉皮，我禁不住夹了一筷子，果然如谢兵说的，筋薄软滑，味道奇美；还有一道菜是黑粉，膏状，旁边摆了几个小碟子，是调料，有芥末、醋、辣子，看上去色泽淡黄。谢兵说，蘸着吃，香味可口。说着，举起酒杯，来，老武，谢谢你了。
我心里一惊，看来这顿饭还是要我请的？我在心里苦笑着说，由此看来，子长人还是厉害呀，不动声色地就把事情说明了，我在他手里，就像一个陀螺，随意被他摆布。我心里这样想，但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毕竟人家帮助了我，就是不暗示我请客，我也会主动要请他的。我只是对他把我当陀螺一样“抽”，心里有些不爽。
谢兵喝了一口，放下酒杯后的第一句话，却是把我完全震住了。
谢兵说，老武，你不是来陕北采写红色故事吗？我就算第一个吧，给你讲讲我两个爷爷的故事，你觉得有意思吧？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谢兵说，在陕北，啥都有可能。当年刘志丹动员自己家的佃户和长工起来闹革命，最先“革的”，就是他自己家的“命”。到最后，他家的地和粮食都让佃户和长工分了，佃户也不交他家租子了。
这是两回事呀。我认真地说道，可是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爷爷。
谢兵笑起来。我发现，谢兵是一个很爱笑的人，但是笑声并不大，笑容也会很快消散，很是收放自如。看上去，他应该还是一个温和、友善的人。
谢兵感慨地说，是呀，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爷爷，不可能有两个爷爷。其实，我说的这两个爷爷，都不是我的亲爷爷。要是算上我的亲爷爷，那就是三个爷爷了！为啥呢？你听我慢慢讲。
我还没有到子长，在绥德就开始倾听子长人的故事了。子长人真是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