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上任县长仅半年时间，闻喜的抗日宣传工作已经大见成效，抗战形势和以前相比也有了云泥之别。但此时，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摆在了他的面前，一时让他束手无策，寝食难安。
这就是闻喜当地的红枪会问题。红枪会是底层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发成立的一种民间武装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他们既反对日本侵略军，也反对其他的抗日部队，还经常与县政府为敌。外祖父在未来闻喜之前，对闻喜当地的红枪会就已经如雷贯耳了。到闻喜赴任后才知道，事情远远比自己的想象要复杂严重得多。红枪会在全县已成燎原之势，而且还成立了所谓的“抗日义勇军”，要想在短时间内把它消灭掉已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专署里那帮老爷们不听他的解释，三令五申要他张贴布告，明令取缔，严禁红枪会活动。外祖父明白，如果执行命令，操之过急，就可能逼“良”为匪，甚至于把他们逼到日伪军方面，给以后的工作造成麻烦。
他一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良策，只好向专署申请延缓张贴布告，专员关民权却大发雷霆，说他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外祖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执行专署的命令，行文宣布取缔红枪会的活动。
正如外祖父所料，取缔布告张贴出去，不但无济于事，情形变得反而更为糟糕——红枪会活动竟然更猖獗，也更明目张胆了。他们由原先的暗中活动，干脆转为明目张胆的公开活动。他们身穿红肚兜，腿缠红裹布，手持红缨枪，每天不是开会宣讲就是排练刀枪。那些从河南过来的师傅们披红插花地领着“徒弟”走街串巷，十分招摇。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各地农村而随意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其中还有一些汉奸夹杂其间，暗中活动。虽未发展到明火执仗、杀人放火的程度，却也屡屡挑衅滋事，甚至公然搜查了县牺盟会，还和八路军十五游击大队参谋黄凌波带领的数十个队员发生了直接冲突，黄凌波一怒之下缴了他们十几支枪。
事情显然已经发展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再不解决，任其发展下去，或者动用武力坚决取缔，都会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外祖父召集李化民等支队委（席荆山不在）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解决红枪会的方案。大家在会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但都认为应该变“堵”为“导”，争取多管齐下，把他们引导到全面抗战的正确道路上来。最好能多少做些妥协，先“招安”改编，然后再逐步彻底改造他们。沿着这个思路，会议又集思广益，最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针对性的战术方案——外祖父派靳振淮到横水一带与牺盟会区特派员联系，共同设法与那里的红枪会负责人接头；再派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张廷林等人将北原红枪会首领陈玉德及其相关人员一并请来，由身为县长的外祖父亲自设宴招待他们。
陈玉德等红枪会头目听说县长要亲自招待他们，满心欢喜，就把他们手下的大部分会员带上，想趁机让县长检阅一下他们的堂堂威仪，其实也是想给外祖父来个“下马威”。外祖父主动“投其所好”，在附近的回坑村南边的一个庙内，临时搭建了一个检阅台。红枪会的会员们集合在检阅台下，雄赳赳气昂昂地立正、稍息、跑步，虽然姿容不整，却也别有一番英气。外祖父在检阅他们时，心里就打定了主意：一定得把他们从邪道上拉回来，把他们变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
检阅完毕，外祖父发表了即兴演说。他充分肯定了他们坚决抗日的爱国思想，鼓励他们好好练武，将来在战场上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他说，县政府欢迎他们和全县抗日力量一起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台下的红枪会会员们听得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即刻举起拳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根抗日的红线把场上的人心全部串联起来了。
之后，为了巩固这种和缓的局势，外祖父他们又特意请了几个当地的绅士，拜托他们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再去红枪会疏通一下，争取双方能携起手来共图抗日大业。
与此同时，另一地区的红枪会，因为黄凌波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缴获走了他们十来支枪，心中不服，就派人送信“邀请”黄凌波赶赴他们的“鸿门宴”。黄凌波心里没底，就去找外祖父求助。外祖父认为这是双方坐下来讲和的最好机会，虽然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必须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外祖父遂带着李化民、李宗敏等人陪同黄凌波一同前往。
果不其然，宴席刚开始不久，他们就被各村赶来的红枪会会员围了个密不透风。那些会员们情绪激动，大声谴责、辱骂黄凌波，甚至一度有要动手的态势。整个局面乱成一锅粥。几乎就要失去控制。
这时，外祖父从容地站了起来。他抬起两手，再往下一压，大声说：“老乡们，请静一静。我是你们的县长——请大家到旧戏台前集合，我有话要给大家说。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县长的身份起了作用，会员们停止了喧闹，一部分人走向戏台，另一部分人也很快给外祖父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外祖父站在戏台上，看着底下一张张愤怒的脸庞，开始了他的这次长篇演讲。他说：“我理解老乡们的心情，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要是换了我，我也会像你们一样愤怒。可是，老乡们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现在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进我们的家里，杀我们的亲人，烧我们的住房，抢我们的财产，我们不能团结起来和真正的敌人斗，而要和自己的同胞争个高低，拼个你死我活，最后便宜了谁啊？古人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都成了互相残杀的鹬和蚌，那得利的渔翁不就是杀人越货的日本人吗？……”
外祖父开诚布公地给大家讲了当前日本人希望看到中国人内斗火并的狼子野心和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声泪俱下，一个多小时的推心置腹、真挚恳切的演讲，终于化解了台下上百人心中的怨气，双方最终握手言欢。外祖父他们不但化险为夷，还带着累累的丰收果实，回到驻地。
一切都在按照外祖父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外祖父趁热打铁，再派靳振淮和张廷林等同志直接到红枪会原来成立的“抗日义勇队”大队部明确和他们谈判收编问题。双方经过多次商榷，最后由外祖父一锤定音：红枪会下辖原来“抗日义勇队”的三个中队改编为闻喜游击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中队长和分队长不变，但各级指导员由游击队政治部另行配备。另外一个中队，直属县政府领导，名称另定，中队长和分队长原则不变。该中队后来改为执法队，队长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段某。原“抗日义勇队”带过来的枪支弹药，由县政府议价偿还。至此，共产党领导的闻喜游击支队，扩大为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共计1200余人。原第三大队300多人恢复为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