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静极了，三里湾的青石路面闪着蓝幽幽的光。月牙儿弯在天边，在蓝光的衬映下，越发显得苍白，显得清冷。整整一条街似乎沉沉欲睡，只有街头老虎灶前的灯，还在闪着微弱的黄黄的光。
转过老虎灶，顺着三里湾的后街走到头，有一条清亮清亮的小河。像这小街无不受到教会的影响一佯，这条小河被叫作圣母河。穿过小桥，再拐个弯，便有两间低矮的干房。从圣母河边的石阶走上来，一条碎砖铺成的小路一直通到这平房的后门。
平房的年代看来也是久远了。它那与众不同的，用各种图案拼成的窗格子便是有力的证明。窗格里镶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更给这两问房子增添了不少宗教的色彩。此刻，这窗格子正半开着，晚风从这儿吹进去，吹拂着一个半躺在床上的已经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这老妇人脸色苍白，显然是长久不见阳光的缘故。皱纹堆在她的眼角上，似乎怎么抚也抚不平。
老妇人五官端正，慈眉善眼，使人一眼便可以想见，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十分美貌的少女。
她此刻半躺着，眼盯着墙上的那个铜质十字架出神。风从窗外吹进来，拂得那铜十字架“哐当哐当”地响。
她叫陈秀芬，算起来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了。她出身于大家闺秀，三十年代末毕业于法国的一个教会学校。在朋友的帮助和介绍下，她带着一颗善良的心来到这个小城市，在三里湾尽头的教会学校里当了一名圣经教师。在这里，她研究圣经，讲解教义，像生命的航船到了终点，她的锚终于死死地抛在这里了。她结了婚。丈夫是入了法国籍的传教士。一九四九年，当她刚刚生下第一个孩子陈奇的时候，丈夫坐在她的身边，对她说：
“我们去法国吧，这里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她看了看怀中的孩子，犹豫了又犹豫，终于摇摇头。
“那，孩子我带走！”丈夫说。
“不，”她紧紧地搂着儿子。“孩子不能没有母亲！”
“秀芬！”丈夫的眼里充满了企求。
这一刹那，她的心软了：“你也别走，留下来，我们一起，还有儿子，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丈夫叹了一口气：“可我入了法国籍，共产党怕不会容忍我这样的传教士。”
“那怕什么，共产党也讲宗教自由！”
丈夫苦笑笑，给了她最后一个吻。
这以后，陈秀芬便和儿子相依为命。岁月的长河给她磨难，给她坎坷，也给她幸福。共产党并不像她丈夫讲的那样，他们不但允许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十分重视《圣经》的文学价值。教会学校改成教堂后，她到市九中当了名普通的语文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不幸因心脏病瘫痪在床，反而因祸得福，躲掉了那场空前的浩劫。那时候，方姑娘的母亲是她的挚友。教堂有时候不能去了，她们就会在家里做礼拜，对着轻盈的圣母河哼一曲低低的圣歌。
她瘫痪在床，儿子陈奇却并没有因为这而避掉上山下乡的命运。儿子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几乎都是灰暗的。他的父亲生了他，却给了他一个“狗崽子”的雅号。他是第一个去农村的。他用这种行动，换回了一枚闪亮的团徽。
一切像是梦，儿子走后，方姑娘的母亲常来照顾她。方姑娘的母亲死后，她流着泪用自己的方式为方姑娘的母亲做了一次宗教式的祭奠。再接着，便是方姑娘每天来了。儿子陈奇呢，也终于从农村回来了。回城的人太多，儿子一时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去运输队找了个拉板车的临时工干。自从她瘫痪后，仅仅靠学校的病保工资，儿子不工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儿子不在乎拉板车，他成天闷声不响，干完活回来后，便在写字台前读呀写的。她觉得，儿子经过上山下乡，突然有了思想，这不能不使她欣慰。
陈秀芬终于听见门响了。她立刻听出了这个脚步声是谁的：
“是方姑娘呀，快来，快进来！”陈秀芬的声音充满了兴奋。
方姑娘走近床边，大眼睛红红的：“陈姨，你还没吃吧？我给你先做点吃的。”
“不忙，不忙。”陈秀芬把方姑娘拉到身边，爱抚地摸摸她的发辫：“怎么，又和你爹生气了？”
方姑娘摇摇头：“不，是爹的心里不好受。”
陈秀芬叹了一口气。
屋里静悄悄的。铜十字架在墙壁上“叮当”作响。好一会，方姑娘问：“陈奇哥还没回来么？”
“快了吧。”
“那，我先去开炉子吧。”
方姑娘走进陈奇的小屋。小屋的桌子上摊着各种书籍。她识字不多，但却能看出那些书和《圣经》、《福音》不一样。但有一本书她却认得，那是一本教会发的小册子《荒漠甘泉》。
“呀！”她在中心叫道：“陈奇哥竟也读这书啦。”
方姑娘捅炉子，烧开水，手脚麻利。等她下好面条，陈奇还没回来。
“陈姨，讲个故事吧。”
“讲什么呢？”陈秀芬的兴致很好。
“圣经故事！”方姑娘有点撒娇。
“好，就讲个犹太美人的故事吧。”陈秀芬调整了一下坐姿。
“砰！”门被撞开了，儿子陈奇穿着背心，握着板车的绊绳站在门口：
“妈，你们还讲！罪没受够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