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整体上来说，命运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最不公平的。
“生在跃进时期，长在困难时期，读书又赶在了文革时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曲折而又悲惨的成长历程。不说别的，单说念书，倘若你处于其他年龄段上，总还会有一头没一头，有撞上厄运的时候，也必然会有逃脱厄运的时候。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全赶上了，把从小学到高中的差不多整个读书生涯不偏不倚地放到了文革这场动乱当中。
刚刚跨入小学，当我们连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口诀还没有背会，甚至连“文化大革命”几个字还不能利利索索写出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当文革结束了，我们的读书生涯也就基本结束了！
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确实够个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我经常想，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遭劫最重的莫过于教育战线了！别的战线虽然也灾难深重，但经过努力，元气总可得到修复，损失总可得到弥补。而担当着为祖国培养人才重任的教育战线就不同了，我们拉下了整整十年的步伐，我们少出了整整一代人才。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居然自己操起家伙，阉割了我们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命根。在改革开放的漫漫三十年里，我们不断试图重新拾捡被文革所丢弃了的传统文化，但我们终于发现，再次拾捡起来的文化己经变得不再浑然天成了，己经变得不再纯洁干净了，不管你怎么从乎一心、运用之妙，也总觉着疙疙瘩瘩别别扭扭，不像先前那样顺畅了，甚至有学者说这种拾捡无异于在做狗尾续貂的荒唐事情。
文革十年，中华文化损失惨重，我们这一代人的损失同样惨重！俗话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十年的光阴又岂是金山银山可以买回来的？
那段虚度的光阴，注定改写了我们这一代人本来的生命轨迹。正常年景参天大树犹可为，而那个年代连晋西北的一棵小老树也不可作；正常年景虎啸狮吼犹可为，而那个年代连黄土高坡上一个山雀的鸣叫也不可作！
你看我们念书都念了些啥？先是背语录、背老三篇、斗私批修，后来是学雷锋做好事，再后来是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最后估计是没个好学的了，居然学起了黄帅张铁生那些个反潮流英雄。这一学不要紧，大家伙都反潮流呗！于是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师生共同斗校长成了中华大地教书育人的家常便饭。细细回想起来，当时用在文化课学习上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估计不足正常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要和现在的学生比起来那恐怕就愈加悲惨了！
然而，一九七二年成为了一个例外。
一九七二年春天，也就是小平同志站出来不久，我们一个山区公社里的中学有那么几个老师嗅觉特别灵敏，他们似乎己经意识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地鼓动我们抓紧学习等待祖国的选拔。我记得有这么三个老师最为突出，一个是数学老师孙元升，一个是语文老师王德忠，一个是政治老师郭彦高。这三个老师不仅知识渊博，教学上各有一套拿手好戏，而且激情澎湃，人缘甚好，具有很强的预见能力和感召能力，他们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同时被调到了重点高中任教。他们让我们抓紧学习，我们就真的不敢再往松放了。加之学校的教学秩序也逐渐归于正常，杂七杂八的课外活动减少了，到山庄窝铺的支农活动也基本上停了，老师们不仅按部就班地认真上课和批改作业，而且还抽出好多课余时间给我们补课，到年底基本上把高小和初一时所拉下的课程生拉硬扯地给补了一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这一年中组织了好几次大练兵考试和若干次小的课堂测试。老师们说我们这一代人既没有学下东西，也没有见过那种阵势，需要搞一些锻炼。也确实是这样，刚开始考试的时候同学们都很不适应，有的双手抖簌半个小时写不出一个字来，有的因为紧张过度而尿了裤裆，有的甚至口吐白沫晕了过去；当然也有些同学心存幻想，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国家培养人才的方向不会改变，怎么会用那样一种不人道的做法来对付贫下中农的子弟呢？怎么会用只专不红的办法来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那样做既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育路线，也难保红色江山永不褪色！还有一些同学态度生硬，以抗考来回应学校里的考试。他们从不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还美其名曰是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对着干，是捍卫毛主席的红色教育路线云云。这一年学校举行的考试，完全从实战出发，经常带有几分猜题押宝的性质。
学校的秣马厉兵，我不知道对别人有几多作用，至少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就一年的工夫，我不仅把课程里的夹生饭给消化了，还主动到老师那里找难题来抠，用不同类型的难题打通了数理化知识上的夹层和壁垒。
完全被几位老师给猜中了！
一九七二年底我们接受了文革以来最严格也是文革中间一次绝无仅有的升学考试。这场考试，如老师所言，把希望真正交给了有准备的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