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杨一家曾跟我家在一个大院住过。但我们做邻居的时间很短，后来听说他们家搬进了楼房。我记得小杨的父亲是个斯斯文文的男人，在机关工作，可是他爱喝酒，喝多了，就会脸红脖子粗地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揍得哇哇大哭。那三个孩子小猪仔一样，被挥舞着皮带的父亲撵到院子里，东奔西窜，嗷嗷乱叫。而像我母亲这样的热心邻居就会自告奋勇地冲上去，嘴里说着各种劝慰的话，把她们那红了眼睛的父亲拉住，像是拉住一头发了狂的疯牛。我还记得小杨纤弱的手臂上曾有过皮带留下的一寸宽的红印儿，鼓起的，红到发紫的，纵横交错的，给了我这样的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最初的关于暴力的恐惧到惊艳的印象，也让我对斯文的男人有了最初的戒心——人确实不能貌相啊！
听说母亲给余乐介绍的对象居然是小杨，不知为什么，我的感觉一点都不好。但母亲很起劲。这是母亲第一次做媒人，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员第一次获准送情报一样，我觉得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和亢奋。我听到她跟余乐说：这姑娘单位好，人也不错，他们家父母对孩子要求很严的，她在家里又是老大，做惯了姐姐，什么家务事都会做的，你娶了她，将来肯定享福。
小杨的父亲喜欢打孩子的事情，到了母亲嘴里，居然是“要求很严”这种褒义的评价。这难道就是媒人的一张嘴吗？
母亲见余乐低着头，又说开了：这女孩长得也不赖的，圆圆的脸，苹果一样，皮肤也好，白里透红的——你听你大嫂的没错！见个面嘛，喜欢，你就跟小杨继续来往，不喜欢，就拉倒嘛，大嫂又不给你任何压力。
这么说了多次之后，余乐只好勉强同意见面。约会的地点就设在我的家里。时间定在星期天晚上。
这次约会无论对余乐和母亲来说，都有点开天辟地第一遭的意思。母亲像迎接贵宾一样，将家里的卫生彻底打扫了一遍，还特意将家里的红灯牌台式收音机从卧室的五斗柜上搬下来，准备放到客厅里的饭桌上去。遗憾的是，承载着我们家这么多年烟尘岁月的饭桌，已经有些油腻发黑了，与那台披着白色针织方巾的高雅家伙实在不相配，母亲只好又将那个宝匣似的东西搬了回去。父亲则在一旁冷眼不屑道：“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母亲有点尴尬，想想又不服气地回道：“什么小资产阶级？我们家这样的条件，就算虚荣，那也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自此，母亲对每天熟视无睹的饭桌，左看右看不顺眼了。她先是用碱水将桌子擦洗了几遍，两天后，又跑到百货大楼买了一块蓝白格子的塑料桌布，鲜亮地铺在上面，然后她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的审美观贯彻到底，又把那台收音机给搬了出来，好像什么镇山之宝似的，摆在了桌子的中央。
早在前一天，母亲就将买好的零食一样样地摆进一只漂亮的红色糖盒里。花生、芝麻糖、白瓜子、葵瓜子、奶糖、千层糕，一格一格小心地放好。母亲一边摆，一边叮嘱我对小杨要有礼貌，不能喊姐姐，要喊“杨阿姨好”，而且在喊完之后，就马上离开。母亲说：你可以到隔壁王奶奶家玩去，这是你叔叔的终身大事，你不要添乱。
终于到了星期天晚上。六点刚过，余乐就来了。他脱了工作服，换了一件纯白色的新衬衣，黑色的西裤，擦得簇新的黑皮鞋，还剃了个新头，两鬓露出青色的头皮，中间顶一丛厚厚的黑色蘑菇云，说不出来的傻气和质朴。余乐自己在这样的装扮下，也极不自然。他的脸上挂着羞怯的潮红，眼睛不敢和我们对视三秒种。我将他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欣喜地叫道：叔叔，你好像一个新郎官耶。余乐低着头嘟哝了一句：你不要乱说，要不是你妈妈——唉，这真比受刑还难受。母亲兴奋得像过节一样，不仅自己换了一身出门才穿的外套，还逼着我父亲也换了一身衣服。终于，万事俱备，只等杨小姐的大驾光临。
晚上七点多钟，小杨在她母亲的陪同下，如约造访。这么多年未见，不管是小杨还是她母亲，对我来说，都是完全的陌生人了。小杨穿了一件蓝色的列宁装，翻出雪白的衬衫衣领，那领子也是圆的，衬得她本来就比旁人大了一圈的白白的圆脸，仿佛又大了一轮，有点“海上生明月”的感觉了。灯光照在她们陌生的脸上，让我觉出小杨和她的母亲仿佛王母娘娘派来的客人，正在微服私访一样。大人们有点装模作样地寒暄着，好像是在进行着什么外交谈判似的。母亲因为是第一次担负重任，显得有些不自然，一张“媒婆”的嘴临阵卡了壳，打不开了。突然，小杨的母亲看到在人群背后窜来窜去的我，来了一声惊叫：哟，这不是小豆子吗？那时候只有桌子腿这么高，几年不见，已经像个大姑娘了！母亲也在一旁附和：这日子过得真是快啊，我记得你们家小杨前几年也是个小姑娘，豆芽菜一般，现在长得我也不认识了。于是两位母亲像在水里同时抓到一只救生圈一样，死死地抱着不放手，大谈起两家过去的一点模糊印象，结果越谈越自然，脸上的刻意和紧张慢慢放松下来。母亲给她们泡了茶，又拿出糖果往小杨手上塞，大家闲聊了一会，没话说时，就把我扯进去，说说我的学校和成绩，气氛总算融洽。大概因为我在场，两位母亲的共同语言要多一点，母亲没有撵我去隔壁王奶奶家。大家闲扯了一番，母亲就把我们领到里屋，客厅里只剩下叔叔和小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