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05年第06期
栏目：百姓故事
头发白了，胡须白了，眉毛白了，身材也不端直了，消瘦而爽朗的脸庞上总是挂着笑，那笑容仿佛版画家用刻刀固定在木板上一样，线条明朗得如同春雨洗濯之后那瓦蓝瓦蓝的天空。他，就是我的祖父冯巩德。祖父的笑跟婴儿的笑差不多：单纯、天真、自然，缺少打扮，缺少内涵。祖父的高寿似乎就扎根于他那无拘无束的笑容里。他的生命和他的笑容一样顽强一样精神。
祖父活得很不容易。但他活下来了，活到了我们村里的最后——最后一个地主。
祖父将我们村里在1949年的土地改革中戴上“帽子”的16名地主分子和在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补订的14名地主分子奉陪到底了，陪进了黄土之中。祖父还活着。
祖父将我们南堡乡在1949年的土地改革中戴上“帽子”的168名地主分子和在1964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补订的144名地主分子奉陪到底了，陪进了黄土之中。祖父还活着。
就在我着手写这篇小说前，打电话问我们凤山县的常务副县长史晓辉，凤山县还有多少地主分子健在？史晓辉告诉我，凤山县的6279名地主分子，除过我的祖父以外，全都过世了。
也许，祖父是我们西水市是我们陕西省的最后一个地主分子。其实，是不是，已经没有必要去考究了。祖父的活着不是石破天惊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奇迹，但绝对是一个话题，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证据，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见证；祖父把历史中的某个内容苟延残喘地向前扯动着……
祖父真能活！医生在祖父的身体检查报告上写道：冯巩德的各个脏器尚好。祖父的神志清楚，记忆不差，耳朵不聋，目光也能准确无误地将人或事物逮住。2001年农历3月14日，祖父不屈不挠地迎来了他的92岁生日。
当晨光尚在村子外面那棵高大挺拔的古槐树的枝叶间聒噪之时，祖父起来了。他下了炕，趿上鞋，走出去，打开了院门。父亲听见了院门的响动声，随之出了房间，他一看，祖父在院子里走动，搬出来祖父的躺椅，放在了房檐台上。父亲要将祖父扶上躺椅，祖父不叫父亲扶。父亲给祖父说，今天，谁也不用你招呼，你就安安生生地在躺椅上躺着吧。祖父说：大家给我来祝寿，我咋能躺着不动呢？父亲说：招呼人的事我安排好了，不用你劳累。祖父说：村长乡长来，我也不管，我只招呼你广顺爸一个。松陵村的冯姓人家中只剩下我们两个老汉是大寿了。父亲说：那好吧，让他陪你说话。在祖父这一房系，祖父排行老三。冯广顺和祖父不是一个房系的，在他们那一房，冯广顺排行老七。按辈份，我们这一代该叫冯广顺七爷了。可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冯广顺不认祖父为三哥，我们就不敢叫冯广顺七爷了，因为他是村里的干部。
祖父在院子里走动了一会儿，进了房间。他右手端着一个四方形的铁盒子，左手拿一杆烟锅，又出来了。祖父将盛烟叶的盒子和烟锅放在躺椅跟前的茶几上，坐进了躺椅。祖父的一双手搭在膝盖上，面对着东方，一动不动的，仿佛将整个身心浸泡在清水一样滋润鲜活的晨光里，沐浴着天籁。这时候的祖父如同一棵百年老树，好像一段深沉的箴言，仿佛一个守候在生命前沿的“兵马俑”；他安详、平静、坦然，很超脱的样子。祖父默坐了一刻，拿起烟锅，开始向烟锅里装烟。祖父不吃纸烟，再好的纸烟也不吃。他的炕头上总是放着牌子很亮的纸烟，那是用来招待人的。每逢广顺到家里来，祖父将纸烟抽出来递给广顺，自己拿起烟锅在烟盒里挖。广顺接过去纸烟，没有即刻点火，他用三根枯瘦的指头将纸烟撮起来，左端详，右端详，问祖父：这一支烟得多少钱？
祖父说：你管他多少钱，吃吧。反正是儿子买的。广顺说：你说说，让我开开眼界。祖父说：一支大概一块半钱吧。广顺一听，长长地“咦”了一声：吃一支烟，要几斤麦子钱。广顺点上烟，贪馋地吸几口说：三哥呀，你那土地主的样子几十年不变。祖父笑模笑样地扫了广顺一眼，笑模笑样地给烟锅里装烟。祖父的烟锅有一尺多长，黄铜烟锅和黄铜烟锅嘴子散发着年代久远的气息；陪伴了祖父半个世纪的烟锅被一双手磨搓得如同灯光一样闪亮光滑。祖父吃了一锅烟。右手攥着烟锅杆子在躺椅跟前的茶几腿上磕着，磕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