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在咸阳。陆永基还没有来，我得在这里等他。
十二时半，突然接到苏州方面电话，说陆文夫已经在今天早上六点多去世。这个消息在意料之中，但还是觉得伤感和痛惜。
前几日，曾去苏州专程看望了陆文夫老师，同去的还有江苏作协其他几位领导。陆文夫躺在医院里，因大量使用激素，整个人已变形，原来枯瘦如灯草的他，躺在床上显得十分胖大，几乎大了一倍，脸也变形了，几乎认不出，手腕胳膊上的毛细血管扩张，一片片殷红。另有大片皮肤发黑，红一块黑一块，十分吓人。原来那么清秀的一个白面书生，竟变成这种模样，不由一阵心酸。他头脑尚清醒，还认识人，见有人看他，有些亢奋，不停地说话，且说了一些风凉话：噢，你们都是作协领导，来看我了，没什么，昨天市委领导还来看我呢，我不在乎，有什么？……我不知道陆老师怎么了，怎么会说这些孩子气的话，这不是他一向的风格，看来脑子还是有点乱了。几个领导有点尴尬，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大家站了一会儿，又说些安慰的话，他倒一言不发了，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记不清谁说了一句，别打扰他休息了，咱们去医生那儿问问病情吧。说着就走了出去。我没走，说你们去吧，我再陪陆老师坐一会儿。另有一位党组成员成正和看我没走，他也留下了，说我也陪陪陆老师。当时我想，还问什么病情，都成这样了。再问已没有什么意义，看他这样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陆文夫床前有一个方凳，我拉过来坐下，静静地看着他。成正和就站在我身旁，也看着他。成正和是老作协的人，那时作协还隶属于文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协和文联分家，单独建制厅级单位，他也随了过来。他在作协的资格比我老，和江苏老一辈作家艾煊、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早有交往。成正和早在六十年代就很有创作成绩，还参加过六十年代的全国青创会。他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用他的话说一直在为这些老一辈的作家服务，有很深的感情。他留下来和我一起陪陪陆文夫，是出于真情实感。其他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都是行政领导，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也不写作品。他们和老一辈作家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陆文夫病倒后，我曾几次单独去苏州看他，有时在医院，有时在他家里。感到他的状况一次不如一次，那时就有不祥的预感。现在病成这样子，只是在等时间了。看着他，自然就会想到高晓声。陆文夫和高晓声一直是江苏文坛双璧，几乎不可分离，从1957年因“探求者”被打成右派，至今几十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曾被流放，都受了不少罪，高晓声更惨一些，家也破了，差一点死掉。但高晓声已先他走了。那次高晓声从海南过冬回来，要去苏南看看，我给他派一辆车，没想到他突然病倒在常州，而且一下病危。我夜里十二点接到电话，连夜赶去，凌晨三点赶到常州，他已昏迷不醒。后来虽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来，几天后就去世了。
我在床前刚坐一会儿，陆老师就醒了，也许他刚才根本就没睡着，只是太过疲倦，小眯一会儿，也许刚才他已懒得说话，佯装睡去。我见他睁开眼，看到我坐在床前，嘴唇哆嗦了一下，我赶忙探身握住他一只手。他微微侧转脸，定定地看着我，足有几十秒，突然缓缓流出两行泪水。和陆老师认识二十多年，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他流泪。生离死别，我也忍不住流出泪来，身旁的成正和哭出声来。我怕悲伤的气氛加重他的病情，赶忙擦干自己的眼睛，从他枕旁拿起几张纸巾，为他擦拭泪水，可他一直泪流不止，擦干了又流出来。我明显感到，他握住我的手在颤抖着用力。他仍在目不转睛看着我，忽然用微弱的声音问我：本夫，你多大了？我忙回答，陆老师，我五十六岁了。陆文夫轻叹一口气，说，你也不小了……要注意身体，少喝酒，我就是以前太不注意了……他仍然看着我，似乎还有话说，却嘴唇哆嗦一阵，终于没说，泪水却又流出来。原来陆老师并没有糊涂。其实那一刻，我已知道他想说什么，却又无从表达。我也不想让他再说出来。此时此刻，陆老师的泪水已把一切都说明白了。
二十多年来，我和陆文夫老师并无太深的私人交情。当然，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这也是江苏文人的特点，大多是君子之交，何况我们不是同辈人。我1981年走上文坛时，他已誉满天下。江苏有一批老作家，是江苏文学的脊梁，他们做人的准则、文学的观念，都有很高的品质，足以令我敬重。不管后来发生多少事，我对他们统统执弟子礼，感情上从没有疏远过。他们曾联手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并深刻影响了下一代作家群。1985年，江苏作协召开全会，那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会，全省四五百会员没有选代表，而是全来了。那是一次真正民主的大会，省委居然没有内定主席、副主席候选人，而是任由全体会员选举。先选出理事，再从理事中选出主席、副主席。当时的省委领导孙家正在会上，但他没有干预大会选举，只在隔壁房间等候。选举理事会比较顺利，选主席、副主席就争论大了，选谁做主席，选谁做副主席，选多少个副主席，都有很大争议。理事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言词激烈，争论不休，毫无避讳。当时主席人选有三位，一位是老主席艾煊，他是老新四军战地记者出身，解放后一直在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工作，是文学界的领袖人物，五七年“探求者”被打成右派时，他也被牵扯进去，并被下放到太湖西山劳动改造。平反后又回到省文联省作协。艾老在一群探求者中，是个老大哥的角色，为人宽厚、包容，极有长者风范。而且他是建国后江苏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小说、随笔、散文有一千多万字，数量惊人。特别是他的散文更为文坛称誉，当年他的散文《碧螺春讯》获得广泛称赞，好评如潮，被文坛誉为“艾江南”。他的电影《风雨下钟山》轰动一时。艾老继续当选顺理成章。第二位呼声较高的主席人选是顾尔镡。顾老以随笔、散文、戏剧见长，八十年代，他的电视剧《严凤英》风靡全国。顾老呼声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曾在《雨花》上撰文，谈“四个突破”，后来有人反映到中央，说他言论反动，是针对“四个坚持”的。这还得了？对此，胡耀邦作过批示，省里对他进行了大批判，上纲上线很厉害。但后来胡耀邦知道后，又重新作出保护的批示，要求不能随便上纲上线。此事轰动整个文坛。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顾尔镡刚正不阿、追求真理的性格为大家所钦佩，视为英雄一样，推选他当主席，文学界当然也是很拥护的。第三位呼声很高的主席人选就是陆文夫，当时陆文夫已连续几届在全国小说评选中获奖，名气最大，又已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由他兼任江苏作协主席自然是合适的。结果，理事会上吵成一团，那时大家都无私心，敢于当面发表意见。我因初涉文坛，对情况完全不了解，人也不熟，又是个年轻人，没我说话的份儿，就一直坐在那里听。当时主持理事会讨论的是陆文夫，他一直站在那里，会场完全失控。会开了一下午没有结果，晚饭没吃，也不休会。后来还是陆文夫、顾尔镡宣布退出主席人选竞争，目标才集中在艾煊一人身上。这时大家才觉得，还是艾老继续当主席合适，他儒雅、宽厚，不事张扬的性格及他文学上的成就，让大家服气。其实，理事们争论半天，只是因为选择的艰难，三个人都太优秀了！主席候选人定了，又讨论副主席人选。光是选几个副主席就又争论了好久，有人说只选一个副主席就行，越多越不团结。有人说应当多选，上海就选了十九位副主席，江苏文学力量不比上海差，应当多选一些。争来争去，最后决定先就选几个副主席投一次票。结果定下来选六个。正式投票后，艾煊顺利当选主席，副主席选出六位，我也意外当选。全部选举结束，差不多已到晚上十点，晚饭还没有吃。两年多后，到1987年，省里曾有动议，调我到南京驻会，做专职副主席。但艾老闻讯后不同意，认为我是个写小说的好材料，到省作协来工作，陷入行政事务，就把一个好的作家毁了。这是对一个青年作家真正的爱护。当时我虽然工作关系已调到省作协，但还在老家丰县生活。他怕我不理解，就写了一封信，让我来南京一趟，他要当面和我谈。这件事毕竟牵扯到一个年轻人的未来，如果到省里来，就是厅级干部，这对许多人来说，毕竟是个很大的诱惑，他也想了解一下我的志向。为了能说服我，艾煊还把陆文夫从苏州请来，一块儿和我谈。谈话很顺利。因为那时我虽初涉文坛六七年，但创作势头很猛，继1981年以处女作《卖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又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议的《“狐仙”择偶记》和《绝药》《绝唱》《涸辙》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刀客和女人》《混沌世界》等，都在文坛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在北京充了电，正雄心勃勃一门心思在创作上。对于到省作协当领导，既无兴趣，又担心害怕。作协是个文人聚集的地方，矛盾很多。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江苏文化主要指江南文化，我这个苏北人去那里，会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艾煊、陆文夫和我一谈，我就接受了，决定不到省作协坐班，安心写自己的作品。对他们阻止我到作协，我不仅没有反感和抗拒，反而很感激，完全理解他们对年轻作家的爱护和厚望。陆文夫就告诉我说，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曾两次到南京来，两次都栽了跟斗，你看我现在还是住在苏州，不到南京来了。离政治中心远一点好。他还高度评价了我的短篇小说《绝唱》，并且兴奋地谈起我刚发表在《钟山》上的一部中篇小说《涸辙》，他说这部小说我看了，很独特，很厚重，这样的小说我就写不出来。你在创作上潜力很大，还是回丰县安心写东西吧。艾老也这么说。我知道他们都在鼓励我。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他们的作品我同样写不出来。但毕竟得到他们这么大的肯定和称赞，我真是十分激动。当天在艾煊家里，他拿出一瓶洋河大曲，让家里人炒了几个菜，请我吃了一顿饭。艾老不喝酒，一斤洋河大曲就由我和陆文夫分喝了。当天夜里，我就乘火车回老家去了。
但三年后，即1990年，江苏省委还是决定调我来省作协坐班，任专职副主席。当时省委组织部通知我来南京，安排住在西康路省委招待所。第二天早上九点，分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孙家正来到我的房间，谈了省委的决定，并征求我的意见。他没想到，我会一口回绝。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曾多次来省里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参加理事会和主席团会，慢慢了解到一些情况，这时的省作协已非五年前全体会员大会时团结的局面，我这个局外人也能感到一些微妙的变化，有时理事会上的火药味很浓了。我实在不想卷进去，就强调我现在创作势头正好，想趁年轻多写点东西。孙家正书记也谈了一些作协的现状，并没有要我立刻答应。他很有耐性地听我谈，特别专注地听我谈一些创作上的设想。如此聊了三个小时，结束了当天的谈话。本以为他会让我回丰县，没想到临走时，他说你别忙回去，再住几天，明天袁木从浙江过来，我要接待，后天我们再谈。袁木我是知道的，他曾是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当时，我还给孙家正书记开了个玩笑，说看来我还是不如袁木重要，你丢下我去接待他。孙家正笑笑，说这是工作接待嘛。说完就走了。在这之前，我已认识孙家正，有过多次接触，他是南大中文系毕业，是个真正懂行的领导，人也没架子，在文学界、知识界他的威信很高。作协开理事会，他也有请必到，不说官话，讲话从不念稿，随兴发言，却都讲到点子上。文学界对他很有亲切感。就是江苏整个知识界，至今也还时常说起他，这不容易。
第三天早上九点，孙家正又来到我房间，这次他只听我说了不到十分钟，就不让我说了，只说你的意见和愿望，我都听过了，但你还是要来，省委已经决定。你想写东西，我支持，可以半天上班，干几年就解放你。我没想到，前天上午白和他说了三个小时。谈话到这个地步，我已不能再坚持拒绝，只好答应下来，条件是三年后你得放我回去。他也爽快答应了。
但三年后，我并没有走成。转眼间，到作协坐班十五年了，虽有思想准备，还是没想到会目睹和经历那么多事！让我感动的是，文学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鼓励和支持我。但我还是深感心力交瘁，在十多年间曾先后向省委领导打过多次辞职报告，都没有得到批准。但我真的太想离开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和作协的人住在一起，就是对一些是是非非心生厌倦。说实话，这次西行流浪，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想借机远离作协大院，哪怕几个月也好。我不要管人，也不想被人管。人生难得一自由身啊！
那天在病房里，我极力安慰伤感的陆文夫。我说，过些日子，作协要办青年作家读书班，大家想见见你，到时请你去给青年人聊聊天。陆文夫轻轻摇摇头，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没时间了。”说着又流出泪来。那一刻，是一种生离死别的伤感。他显得极为脆弱。他休息一会儿，又忽然问道：“张成在干什么？”张成是作协一位老驾驶员，过去多少年，陆文夫往来南京，很多次是由他开车接送的。我告诉他，张成很好。陆文夫点点头。看来，他是想念故人了。他还是很念旧的。躺在病床上，他一定想起过很多人，回味过许多事。回南京后，我把陆文夫老师的话告诉了张成，张成很感动，说我会去看他的。
这么多年，江苏老一辈最优秀的几位作家大都相继走了，方之、叶至诚、顾尔镡、艾煊、高晓声。现在陆文夫也走了。
早上接到苏州方面电话后，省作协又给我打电话，告知陆文夫去世的消息，我问追悼会怎么开？对方说肯定在苏州，听说中央领导要送花圈（后来得知，温家宝总理送了花圈），省委、省政府也会派人去。我想这应当是最高的规格了，我回不回去已无关紧要。我说我在咸阳，就不回去了。我想，那一次在苏州，我已和陆老师诀别。
陆老师，记得1992年，叶至诚先生去世，我们送别他后，从墓地回来，在招待所喝了一点酒，当时你曾对我说，本夫，下次你该送我了。我说早呢。转眼十多年，你真的走了。陆老师，你驾鹤西去，而我此时正在西部的咸阳，就在这里为你送行吧。谁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方之、叶至诚、胡石言、顾尔镡、艾煊、高晓声，等等，你的老朋友们都在等着你呢。我相信，你们会在天堂重聚。
因为陆文夫老师去世，心情不好，一天没有出门，浮想联翩，写下这些片断回忆，就算对他的怀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