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林东之前，她谈过一个男朋友，淮河大学的学生，人长得很帅气，浓眉、国字脸、眼睛亮闪闪的，连嘴唇都线条分明。后来她也多次想过，为什么别人都觉得她们合适，可她自己就觉得不行，究其原因，大概是他不会。看电影不会拉着她的手，两个人在一起不会谈情说爱，让她觉得他爱的表现就是：她只要一说分手他就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交往快两年了，那个美好的嘴唇才颤颤巍巍凑上来，那时候林小麦早烦了。最终导致她决心离开他，其实就因为一句话。
那时候他已经分配到市政府工作，林小麦去找他玩，正碰上他顶头上司从外面回来。那人穿着一件浅咖色西装，非常有型，上司和他们打招呼之后就走了。上司走了之后她对大学生说：“这西服特别适合你。”大学生哼了一声，说：“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天天早晨吃馃子。”她一下兴趣索然，突然明白她为什么一直希望离开他。站在她眼前的男人是一只家鸡，他的羽毛再漂亮、形体再挺拔、叫声再悠扬都是家鸡，注定被豢养，永远贴着地皮生活，连一座墙头都飞不过去。而她内心藏着一只鸷鸟，她向往飞翔、天空和远方，她不可能和一只安分守己的家鸡留在眼皮下的窝里。
很快，她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他。她是他的初恋，据说他受伤很重，不出两个月就和一个矮小的中学教师结婚了。多年之后她见到他同事，说起他的家庭，她妻子已经是特级教师，孩子上大学了，打麻将的时候，大学生会让着他的妻子。他同事这样告诉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婚多年，言外之意无非是让她后悔当初的选择，她当时心里也确实有一阵狭隘的不舒服，但很快她想通了——她和他结婚他也会处处让着她。他和任何人结婚都会处处让着，然而，这不是她要的生活，这个男人也不是她要的男人。即使她落魄至此，她也不会重新选择他，她无法爱他和他那样的生活。
她有时想，都是人，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一双脚，看起来是一个种群，却又千差万别，迥然各异。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差异而瑰丽绚烂，处处玄机。她和林东能走到一起，就是被这种差异所引诱。林东和她周围的人不一样，他长相个高，眼小，脑门突起，头发暗黄，在人群里立刻就被区别出来。他们是在那年春天那个众所周知的活动上认识的。她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林东也去了，他看上了她。后来他跟她说，他找了几个哥们，商量怎么办，曹文河那时候还在中学教书，曹文河说：“我和她中学班主任是同学，我去给说。”林东说：“玩蛋去，你要去还有我的份？”
林东知道她爱好文学，就让曹文河约请了市里几位作家。先是一起吃饭，吃完饭当然他要送她，她坐在他自行车后架上，风吹过来，林东那件银灰色西服的衣角打在她脸上，她闻到了一种大学生身上没有的味道。她那时候已经写诗了，写诗又加上和大学生的情感生活不如意，就有些那个年龄的文艺女青年常有的忧郁，爱谈论死亡、萨特、查拉图示特拉之类。她的学校在城郊，能看见很多坟丘，林东就说：“你看见那些坟头了吗？在死亡面前，人是平等的。这是简爱说的。”她正写的论文就是《试论简爱的人格魅力》，她就很高兴，觉得自己结交了一帮高雅的朋友。
几天以后，林东又来找她，说那几位作家周末一起去泰山，让她也一起去。她倍感荣幸，好像被高高在上的文学圈接纳了一样。等到周末上了火车，才发现那几个作家一个都没去，只有孙高和老婆，再就是林东和她。她非常失望，但也没有说不去，她以为那几个作家真像林东说的，临时来不了，根本没想到这是林东刻意安排的。再说她不反感林东，对不着边际的生活也心存向往，就跟着他们去了泰山。
林东特意安排在小路下山，又累，靠在石头上休息的时候，林东就表白了。她记得非常清楚，她听完他的表白后其实一点感觉也没有，她只愿意和他做文学朋友，当丈夫是想也没想。可此情此景，她不能太冷酷，就说：“我有男朋友。”林东当时说：“我知道，你要是和你男朋友成了，咱就什么也别说了。你们要是不成，你什么时候散了，我什么时候找你。”她当时觉得应该为这句话感动，她也这么表示了，其实她心里什么也没有。也别说，那几年她的确轻狂，身边男生写血书的都有，这样的表白就显得浮泛了。
两年之后，她参加一个饭局，和林东偶遇。林东那时有女朋友，据说女朋友很爱他，经常给他买罐头吃。他听说她和大学生散了，愣了一会，说：“你还记得我当年说的话吗？”她嬉皮笑脸地问：“你说的话多了，我知道是哪一句啊？”林东就又重复了在泰山那句话。她并不当真。
第二天早晨，她刚到教室，宿舍管理员阿姨告诉她，有人找她，她一看，林东在宿舍楼下等着她。昨天刚见面，今天又来了，她觉得奇怪，直接问：“你怎么又来了？”
林东一手扶着自行车，另一只手插到裤兜里，眼望远处说：“我已经和女朋友分手了。”
她依然有些冷淡。
但最终她还是跟了林东，究其原因，就是林东有一个“会”字。林东会在她寂寞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把她揽到肩上，林东会对追她的男孩子说：“那是我女朋友。”刚结婚没钱，时兴变速自行车，林东也会想办法给她买变速自行车，那辆自行车是蓝色的，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林东兴致勃勃地蹲在地上，帮她调速。有女人穿脚蹬裤了，林东迅速给她买一条，她穿上脚蹬裤，下班后从火车站过，一个出租车司机拉开车门，一直跟着她。林东笑一下，也不说什么。后来她想吃自己做的冰，就攒钱买了冰箱，冰箱嗡嗡响，林东就坐在冰箱前听着，好像看着自己得病的孩子。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林东从来没有照顾过孩子一天，但他坐在冰箱前的样子深深铭刻在她心里。
是的，那时候没钱，林东从来不和她说没钱，但她要什么，林东会给她弄来什么，林东的“会”竟然也让她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不自卑。
后来，绝大部分认识她们的人都说，她跟林东，是因为林东父亲是她们当地的高官，这种说法既是对她的侮辱，也是对林东的侮辱。当然对这件事用侮辱这个词，可能和当下大部分人的价值观有冲突，或许只有她们那代人，或者说她们这种人才把攀高附贵作为奇耻大辱。事实是，她和林东从认识一直到结婚，他都没有说过他父亲的事情，她甚至跟一帮朋友去他家玩，也没人告诉她那是一个市长之家——普普通通的六间平房，两位看起来阅历丰富又慈祥宽厚的老人，像大街上普通市民一样。
这也正是他不同流俗的地方。
因为自己从没有放弃努力，她后来在那个小城成了一个小文化名人，也有了一个足可以遮风挡雨的小位置，可以说，当地政界、文化界、甚至企业界所谓成功人士大部分都能接触到。林东后来买断工龄，自谋生路却又无路可走，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但林东当年没有在她面前炫耀老子这一点，至今让她敬重。
当然，林东一度也怀疑她是为了他老子跟了他，这是一个轻狂幼稚的误会。这件事情和她最好的女友阿敏有关，阿敏也写诗，为了表明自己对友谊的忠贞，她写信给阿敏说：她跟林东是为了她。她这人大大咧咧，这封信就在桌子上摊着，林东看见了，毫无疑问，他当真了。
在和林东的生活中，林小麦其实已经不再考虑远方、飞翔之类东西，与其说她收敛了内心的翅膀，不如说她忘了，她忘了她心里蛰伏着一只鸟，随时准备冲天而上，飞向不可知的未来。她只安于眼前生活，希望林东能始终这样，给她一些别的女人领略不到的小情小调，浪漫、时尚，尽管林东长相一般，但这点点滴滴的技术性操作，让她们婚姻生活有那么一点唯美。仅此而已。然而，林东不是那个大学生，大学生的翅膀是一种生理性装饰，她能清楚地看到林东的翅膀是用来飞翔的，然而她没看透的是，长在林东身上的不是益鸟的羽毛，那是秃鹫的巨翅，坚硬、孤绝、不惧风雨、不惜一切。
发现这一切已经是她们结婚五年之后了，女儿刚两岁，还不太会说话。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
她那天还刻意打扮了一下，脸上从下往上涂了营养霜，又反方向抹了一层遮盖霜，这是听杨凌说的，杨凌说皮肤就像鱼鳞，营养霜逆着皮肤走，有利于皮肤吸收。遮盖霜是美白的，没有美容作用，顺着皮肤纹理，减少伤害。其实她对这些并不上心，也就是兴之所至才弄一下，她觉得没有理由这么折腾。她在统战部工作，算上她一共六个人，只有她和杨凌两个女人。说是和杨凌同事，其实她们根本不在一个楼层，杨凌和司机在二楼，她和副部长周川、办公室主任吴佳勋、部长吕家安在三楼。她那时算办公室副主任，其实就是副科级干部。一年到头就这几个人，没有晚宴没有聚会，折腾给谁看呀。杨凌说：“给自己看。”她就不以为然，绝大部分女人就是折腾给男人看的，怎么掩饰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她除了丈夫林东没有别的男人，只要林东不在乎，她就没有理由折腾。其实她知道林东也希望她漂亮，出差的时候经常给她买衣服口红什么的，意思她明白，可她还是懒得弄。她也审查过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觉得林东不值得她这样做，有时觉得是，有时又觉得不是。究其原因，她其实不愿意和杨凌她们那些女人一样，她也始终觉得自己和她们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才让她得意，因为这点得意，她对她们喜欢的脂粉提不起兴趣，觉得那些东西俗。
她那时候也算漂亮，眉眼嬉笑，长发飘垂，豆绿色一步裙配白色短袖小衫，细腰细腿，结婚三年多了还有人追着来给介绍男朋友。等到林东到单位找她，大家都愣了，林东个子倒是够高，可是秃顶，眼睛小得几乎看不见。林东走了之后，副部长周川忍不住说：“这就算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她抄起墨水瓶子就砸了过去。她和周川就这样成了死敌。
她打扮好了准备出门的时候，听见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几个警察。在这之前她经历的最大风暴就是父母吵架，母亲顺手把锅碗瓢盆甩出去，噼啪一阵乱响，她就做噩梦，恨不能母亲死了才好。警察也就在路上见过，被警察找上门来，做梦也想不到。她愣怔之后就故作镇定了，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又在机关工作，装也要装得有觉悟，就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其中一个长相白净的警察问：“林东在家吗？”
她说：“没有。”然后吸了一口气，像电影上那些大义灭亲的人一样说：“他要犯了什么事，我一定让他自首。”警察大概以为她会受到刺激，就说：“他有点事，不过不影响家庭。”警察这样说的时候，她其实像演员还没进入状态。她甚至一点异样的情绪也没有。一直到多年之后，她也不能理解警察那句“不影响家庭”是什么意思。丈夫被警察找到家门了，怎么能不影响家庭？
警察看林东不在，就说你想办法找到他，让他下午四点之前到小赵庄派出所。她急忙说：“放心吧，找到他我一定让他去。”
警察走了，她还是很平静，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见到邻居微笑着打招呼。等到了单位，她才醒过味来，堂堂一个机关干部，被警察找上门来，于情于理于面子她都不能忍受，况且一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林东到底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被警察找。又联想起和林东的种种不如意，不禁悲从中来。她不愿意让同事看见自己流泪，就进了厕所，在厕所哭了一阵，出来洗脸的时候，杨凌看见了。杨凌问：你怎么了？她急忙连说几个“没事”躲开了。
那时候电话还要总机转，她就到总机房，给林东的哥们打电话。林东最好的朋友就是孙高，孙高在交通局，只是个司机，个子矮不说，还胖，老婆却是报社资深编辑，美女。据她所知，孙高的老婆和她一样，年轻时身边追求的男人很多，都没有得逞。她曾经深想过，孙高的老婆为什么跟了孙高，她又为什么跟了林东，估计原因都差不多，摆不到桌面上，但又实实在在存在。那就是一个字“会”。会什么呢，会吃，会玩，会谈恋爱，会勾引女人。这当然属于价值观不高尚，说不出口，但女人大多迷恋这些，她和那些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自命清高的女人一样，把这些谈情说爱的小把戏，当成了纯真爱情的最高形式，盲人摸象一样，挂一漏万。后来她有了些人生阅历，发现女人但凡迷恋这些，大多际遇坎坷。
林东遇到麻烦了，这样的事林东不会和她说，就像从来不会和她说没钱一样。
她找到孙高，孙高说没和林东在一起，但是几分钟后，林东回电话了，说没事，现在就在刑警大队。她有些意外，就说：“小赵庄派出所的警察让你下午四点前去报道，你怎么到刑警大队了。”
林东说：“那边没事了，你别管了。”
她不知道刑警大队是干什么的，就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林东就说：“我说话你还不相信吗？什么事也没有，就一个误会。别的朋友出事了，把我带出来了。我能出卖朋友吗？扛着呗。”这话就让她觉得是爷们了，爷们出事了，为朋友两肋插刀了，当老婆的也不能袖手旁观。她一下午的焦灼很快化为激情，她决定义无反顾地站在丈夫身边。于是就和吕家安告假，说有事提前下班。吕家安认真看了她一会，问：“林东出事了？”
她张口结舌，没想到吕家安会这么问，就吞吞吐吐地说：“可能有事，他妈妈让我早点回去。”
吕家安沉吟了一下说：“需要单位出面就说话。”
她有些感动，说：“谢谢。”吕家安点了一下头，又说：“让司机送你去吧。”说着就拿起电话，她急忙阻止，说：“不用不用，我自己骑车就行，谢谢。”说完她赶快出来。考虑林东在刑警大队可能连水也喝不上，她特意把保温杯灌满开水，准备带给林东。这保温杯是结婚第二年林东从上海给她买回来的，粉红色杯体，点缀着几朵杏花，也可能是梅花，或者是梨花、樱花，这几种花她至今也分不清。杯子腰部凹下去，要是刚斟满热水，雾霭缭绕，颇有风情。
林东说：“我和这个杯子一见钟情，跟第一次见到你时一样。”那个杯子花了她半个月薪水，她心疼银子，却也因此对这个杯子格外钟爱。当时她把这个杯子拿到单位，大家很是议论了一阵，连周川都过来看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