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刊登有公示名单的报纸唐必仁特地留起一份。全市共有七个拟提拔对象,把简介逐一看过,没有一个人年纪比唐必仁大,最小的一位是70后,相差近二十岁。他把报纸折好收起时,深吸一口气,仰起脸,闭起眼,然后把那口气缓缓吐了出去。很多人来祝贺,说恭喜恭喜,然后又总是大同小异地抱怨一句:怎么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啊?
唐必仁笑笑,很无辜地摊摊手答道:“我也没想到!”
这话没人信,他知道没人信,但还是要反复说。除了这一句,他也就不再多作解释。
从懂事起母亲就不让他多嘴,但母亲对自己的历史却并不隐瞒,母亲强调:“你记住了,我是舞女,但不是妓女。”小时候唐必仁并不能弄清这二者的区别,但他没问。母亲不说的,他都不问。
母亲是那样一种女人:衣裤已经打了一层层补丁,头发故意不加修饰,任其纵横零乱,脸上也是一层没来由的污垢,可是站在那里,还是一眼让人看出是外来人。
母亲是1955年从城里到唐家厝的。
唐家厝一个从小失去双亲的男人,三十六岁了,斗大的字一个都不认识,还结巴,还斗鸡眼,还喜欢随地解开裤门掏出东西小便,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窝在生产队废弃的破牛棚里度春秋。母亲徐盎然从城里来,就是为了嫁给他。他叫唐大弟,就是唐必仁的父亲。
唐必仁不认识唐大弟,他出生前唐大弟就死了,是替生产队放牛时遇暴雨,轰隆隆的雷当空劈下,牛惊得狂奔,奔到悬崖边,唐大弟用上吃奶劲试图勒住,却被恼火的牛轻轻一甩,甩下深谷,死了。算是天灾吧?但母亲不屈不挠,腆着大肚子一次次找生产队长和公社革委会主任,最后确认是为保卫集体财产因公牺牲,从死得比鸿毛还轻一下子跳到比泰山还重,好歹成为烈士。
许多年以后唐必仁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是为了他。他一出生就是烈属。顶着这个光环,唐必仁受用了几年,母亲也一样,头总是故意仰得高高的。逢年过节,生产队给军烈属发慰问品和贴红对联,一年一年虽都漏掉他们,母亲却不以为然,自己买了红纸,自己写上“烈属光荣”四个大字,赫然贴到门楣外。
家已经盖起来了,是唐大弟在世时就开始动手盖的,屋还未建好,唐大弟死了,母亲接着往下盖。没有钱买砖,只是以三合土垒筑,整整齐齐的三间,覆上瓦片,倒也结实可靠。唐必仁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长大,长到十来岁,既能唱也能跳。根本没有人教他,他跟人到镇上电影院里看两次,又跟到城里电影院看两次,白花花的幕布上几千人一起唱着跳着《东方红》——原来有一个东西名字叫“音乐舞蹈史诗”。然后唐必仁也会唱了,也能跳了。
终于村里知青帮小学排那时刚时髦的《白毛女》,那个欠地主黄世仁债,又被黄世仁派来的狗腿子打死的可怜的杨白劳,让唐必仁一夜之间红透。
母亲原先不让唐必仁唱与跳,一听到一看到就举起手中正拿着的任何东西砸过来,声色俱厉,气急败坏。但后来见去参军的是公社宣传队的谁,被招工的又是公社宣传队的谁,才发现原来那是一条很宽广的大道,可以抵达明媚的前方。紧接着唐必仁小学还未毕业,县一中派人来唐家厝了,要招唐必仁入学。这都是铁证,太让人信服了。从村越过镇,直接抵达县城,母亲顿时欣喜,眼里放出亮晶晶的光。
其实那时母亲已经不再是烈属了,连门楣上写着“烈属光荣”的大红纸都不许贴。已经躲到唐家厝这么偏僻的地方,母亲当过舞女的身份还是被红卫兵挖出来,进一步再挖,原来她不是一般的舞女,她在“春江好”时与国民党警察局长好过,人家本来要带她去台湾的,她也裹好细软,收拾好行装,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着,那个局长却已经急匆匆登上飞机独自先走了。在村里人看来,舞女等于破鞋,国民党警察局长的相好等于反革命分子。难说不是故意潜伏下来的吧?那就再罪加一等:女特务。顶着这么多罪名,唐必仁看到母亲胸挂大牌子、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或者被批斗,或者被游街、被劳改,谁都可以用石头或者瓦片砸她,追着她骂不要脸。按说这样一个女人的儿子,是不可能进宣传队的,不过宣传毛泽东思想也非常重要,无论唐家厝小学还是县一中,舞蹈队的女孩子都可以轻而易举挑选到,而男孩,尤其是能够撑台子的男孩,却一直奇缺,再三再四找,也没找到一个能及唐必仁一二的。感谢文艺,那个时代最繁花似锦的东西,居然悄然把这个天赋降临到唐必仁的身上,他于是多了一个头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红小兵他不能入,红卫兵也无法参加,但他可以上场跳工农兵学商,跳各族人民。音乐托载着他,一上场他就不是平日里那个羞涩的、沉默的、没有笑颜的人。旋转、蹦跳、融化、升腾,四肢像安上了马达,那么欢快且如鱼得水,几乎要飞起来。掌声接踵而至,还有潮水般的赞许。
这个瞬间,他总会猛地想起母亲。到县一中后他就住校了,一般一学期才回去一次。母亲让他别回,不用回。母亲在有意识地强调他与她的疏远,越疏远才越显示他是“可以教育好的”。他不回,母亲就得常来,背来米,弄些自己腌制的咸菜,还有有限的一些钱。通常母亲悄然来又悄然回,并未与他见上面,那些东西她包好,捆扎好,写上“杜三晖老师收”,然后放在校门口的传达室。
母亲从来没见过杜三晖老师,她甚至不知道那是男还是女,她也不想知道。母亲说:“你找个可靠的人,最好是老师,我把东西交给老师,老师再转交你。”于是唐必仁就说了杜三晖的名字,宣传队教他们舞蹈的老师,杜芳菲的母亲,四十来岁,总是胃疼,所以皮包骨头,但永远微昂着头,尖下巴上翘,脖子又长又细,背挺得直直的。就是从她嘴里,唐必仁听到“脖子是女人第二张脸”这句话。
那期间不时有文艺会演,全县各中小学的好节目都汇聚县城,连演几天,再挑出最好的节目全县巡演。县一中只要有唐必仁参加的节目,没有不被选上的。从这个公社到那个公社,不用上课,三顿都管够,不必自己花一分钱,这样的日子几乎每个人都是欢喜的。那天巡演到唐家厝所在的公社,唐必仁发现母亲也缩在角落里,虽被一条幽暗的粗布围巾从头顶罩过大半张脸,但他还是一下子发现了。最初他不是看到,是感觉到,像有一道隐约的光,正炽热地灼到他身上,他眼光寻去,就寻到了。
那晚他跳得特别出彩,流畅极了,胳膊大腿都轻盈得如同鸟儿的翅膀。但轻盈不是男舞蹈演员的核心精华,一棵树靠枝丫表述的只是一种假象,而支撑着纵横交错枝丫的则是树干蓬勃向上的刚劲与坚定,弥漫着不可扼制也不容置疑的力量感,肌肉似铁,骨骼似钢,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僵硬与艰涩。
他发现缩在角落的母亲,眼睛如同舞台上的追光灯一般死死盯住他,须臾不肯离开。他想看吧看吧看吧,他就是要跳给母亲看的啊。
但是母亲并没有喜悦。母亲后来皱着眉对他说:“你这样下去不行,会被毁掉的!”
母亲又说:“聚光灯下的风光永远都不可能长久。”
学校里虽忙着学工学农学军,又批林批孔或者学习张铁生,考试都改成开卷式的,彼此抄来抄去的,就是监考老师也只睁一眼闭一眼,没人过问。但课毕竟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每一节也终究有45分钟的时间,而宣传队的人却在这一切之外,只要排练需要,就可以既不上课,也不必考试。母亲的不满就集中在这一点上,母亲说:“知识再无用,你也必须学习!”母亲的意思是,虽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已经被批判,虽然“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已经反复说了又说,虽然张铁生那样考白卷的人正红得发紫,但唐必仁却不能。不是有课本吗?即使不去上课,即使必须全县巡演,也可以自己读,反复读,不信记不住、弄不懂。母亲甚至下了通牒:如果不愿学,就退出宣传队。
唐必仁后来才明白母亲的见识有多远。几年后高考恢复,正是凭着比别人多读一点书,他考上了农林大学农经系。那是他生活的最大转折点,大学生啊,梦一样的日子。他因此离开唐家厝,离开县城,到了这座城市,毕业后又进入市委办公厅,从小科员慢慢起步,五十六岁了,原本该退二线向退休过渡,却突然被提拔,从体委副主任的虚职上,一下子升为市工商局局长,位置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