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滇池》2013年第10期
栏目：小说家
钥匙让我想起一位老人，一位患中风病的老人。患中风病的老人裤带上有一串钥匙，十来把的样子，拴在一个晶亮的匙扣上。那时候，老人病情已经好转一些，能在村子旁边的小河边散步。记忆中那是小河的冬天，河边有低矮的柳，落完叶片的榆树。岸边枯黄的小草中间有人们踩出来的小路。老人已经不能说话，只是他的神志还清楚，他知道散步有益于中风的治疗和生命的延续。患中风病的老人，非常懂得生命的珍贵。患中风病以前，老人是我们村子里一个很体面的木匠。
那时候我还年轻，我还生活在农村里。我现在只能是回忆，回忆患中风病的老人在小河边散步，回忆我看到的那串钥匙，挂在老人的臀部。那时候，村子里刚开始学会用一个回形的扣子把钥匙挂在裤带上，所以，我觉得老人臀部的这串钥匙十分时髦。这种时髦，老人心里当然明白。所以，直到老人不久后去世，他都没有把那串钥匙取下来。虽然老人对生活已经不能自理，那串钥匙在他患病以后就失去了“开门”的意义。
我现在还有一种感觉，觉得我过去生活的村庄里的事物是具有原始意义的，它们能反映出生命的最为基本的特征来。可能就是这种原因，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起老人臀部的那串钥匙。他的那串钥匙总是能把我带到遥远的故乡，带到我最为清晰的平凡的现实。
所以，我后来学习写作以后，便毫不犹豫地以这个老人为题材写了一个散文。
参加工作后不久，我便调到县机关里为领导开汽车。是在不知不觉中，我开始对钥匙敏感起来，一种最为原生态的生活让我开始关注起汽车钥匙，并触及灵魂。在平凡的生活中，我所关注的当然只是汽车钥匙，我觉得汽车钥匙比家里的钥匙更值得关注。
开始的时候，单位的汽车钥匙一直是由我保管的，因为我是开车的。后来一段时间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单位要我在出车归来的时候把钥匙交到办公室。这样一来，便是只有到出车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取出我的汽车钥匙。所以，只有到了出车的时候，我拿到了钥匙，心里才感到踏实。汽车钥匙在我的手上，我便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出车回来后，身上没有了汽车钥匙，心里开始不自在起来。生命中，汽车钥匙是我唯一的实质性的权力，钥匙没了，内心的空虚油然而生。日子就得有点寄托感，钥匙的有无，让我感觉到生活的危机感。
从前，我上下班比较拖拉。我没有保管汽车钥匙以后，每天早晨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当办公室的门打开，我便超自然看一眼我的汽车钥匙。只有那把金黄色的钥匙还挂在墙壁上，我的心里才会踏实。然而，我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是单位里不出车，我的汽车钥匙不再留在我的身上，而是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钥匙不在我身上，这车就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开走。汽车不是我的，但汽车象征着我的存在。这种状况，让我成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痛苦与尴尬。
同时，汽车钥匙不在身上，也让我在朋友面前感到尴尬。对于一个开车人来说，有钥匙和无钥匙，完全是两种心理状态。从此，我不敢在人们面前说起汽车钥匙。因为，其他单位的驾驶员，腰上都别着自己的汽车钥匙。我看到同行们腰上别着汽车钥匙都有些趾高气扬的意思，所以我会产生忌妒心理。有时候，我看到他们从衣服的下摆上露出汽车钥匙的一个角来，便会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有个不识实务的驾驶员还老是在我的面前炫耀他的钥匙，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和他干了一架。我和那个驾驶员的关系至今都不怎么样。
汽车钥匙，有点像领导的职务，工程人员的职称一样，让我十分在意。我从前到底是什么模样呢？现在回忆起来，在汽车钥匙没有交办公室保管以前，我的生活真的是充满阳光。在单位开车，其实就是为领导开车。那时候，我们单位里就一辆汽车，这辆车基本上都是主要领导坐。其他领导和职工，出门只是坐客车或者搭乘便车。我开的汽车的前排有两个位置，谁坐这两个位置也是很固定的：那就是领导坐一个，我坐一个。从过去到现在，我开的汽车的前排座位上，总是坐着我和单位里的主要领导。我发现领导们很在意坐车的位置，他们上任以后，最为重视的便是车子的问题，在车上所坐的位置问题。所以，我总是能看到领导们为车的事为车上所坐的位置的事勾心斗角。也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对自己的位置产生了偏爱。那个时候，我误认为自己已经与领导平起平坐，我把开车这个职业看得过于高尚，这种错觉可能导致了我终身的失误。
当然，对开车这个行业的偏爱，同时还产生于领导对我的尊重。在开车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吃饭喝酒都少不了我的，他们也常夸我的车开得好。同时，跟着领导，我也随时都可以沾点单位里的油水。有时候，我多开点汽油和修理发票，报销点小钱。我的这些小动作，领导很可能看得出来，但也毫不犹豫地给我签字。后来，一个财会人员曾经反映我多开发票的事，恰巧让我在暗地里听到。这时候，我听到领导向这个财会人员解释说，驾驶员做点手脚是情理中的事，他给我签字是出于安全考虑。听了这话后我才知道，领导这样对我，并不是真的尊重我，而是考虑到行车安全，他不想因为这些小事影响我开车时的情绪。
领导始终是领导啊，考虑得比我深远。
一种情绪，也来自于单位内外其他人对我的不太正常的奉承。单位里的人，一般都不得罪我，在他们看来，得罪我就是得罪了领导。特别是下属单位，连那些小领导和我见面就和我握手，给我递烟。其实，我也知道人们对我好的原因，但我还是为这点狐假虎威而自欺欺人，心满意足。这种情绪让我永远也不可能干大事。但等我后来终于下决心明白这种阿Q精神的时候已经晚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为领导开车是最没有前途的工作，想想看，有哪个为领导开车的司机能够升官发财？但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敢在领导面前说这个话了，我怕他们真的不让我开车，而我自己除了开车，什么也干不了。
尽管开始的时候我对开车这个行业有自我感觉良好的阿Q精神，但后来我还是我所知道的驾驶员中最先醒悟到“开车人不能升官发财”的司机。在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在为领导开车的同时，开始另寻出路。经过反复权衡以后，我在业余时间选择了写作，幻想在写作中找到自己的出路。然而，这种选择也显得有些幼稚可笑，我选择写作的时候，文学界已经产生了一些混乱情绪，队伍已经进入了不稳定期，他们已经准备开始下海经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再不是写一篇好文章就能坐吃一辈子的年月。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选择了写作这个第二职业。
这是因为，为领导开车又写作，两种工作可以很好的搭配，所以，除了写作我好像是别无选择。在单位里，我出车的时间不多，开车人不出车，谁也不会安排你去干什么，所以，不出车便可以写作、看书。如果我出车，相对来说下乡的时间多，写作的素材也容易收集。所以，不久，我就写出了几个关于乡村的小说，并得在省地刊物上发表。我们单位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小，写东西的人也不多，所以，我的小说发表出来后，又有人称我为司机作家，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这样一来，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逐步开始忘乎所以。在不出车的时候，我坐在办公室里，喜欢倒一杯开水来喝。喝水的时候抱一个时髦的开水杯子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我相信，不知情的人看到我那样子一定觉得像个领导。而且，我的开水杯也一直在换着形式。过去是玻璃罐头瓶子，后来是老板杯，现在用的是纳米技术的保温瓶。这些杯子都是开会的时候发的，领导开什么样的会我都参加，领导发什么样的杯子，我们开车的就有什么样的杯子。
就这样，我曾经在单位里抱着各式各样的杯子喝开水，并在院子里摇晃着走来走去的，看来来往往的人，同时也可以想入非非。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关于汽车钥匙的压力。在办公室里喝了开水，写作看书也没有了情绪，我还可以去打电话。坐在办公室里，我想着应该给谁打一个电话。拿着办公室的电话，我问男朋友女朋友工作忙不忙，问编辑部的女士先生用不用我的稿子。反正，坐在办公室里，想起谁就把电话打给谁，没有想起来的，后来想起来还有些后悔。
在单位真好啊，电话费不要自己出。
然而，汽车钥匙还是得交办公室保管了。交出了钥匙，我心情灰暗到了极点。我后来把这种心情作了个总结，觉得这种心情可能和局长、部长被迫辞职是一样的。在交出了钥匙的那段时间里，我很希望办公室的同志叫我去出差，只有让我出车的候，钥匙才是属于我的，汽车才属于我。如果不出差，我希望拉上办公室的同志到小镇的街上去办点什么事，买办公用品，拉食堂的粮食蔬菜，干这些活等于是到街上去溜风。汽车钥匙也就在手，同时也会心安理得。
办公室里有个女同志叫吴兰，吴兰是才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年轻女孩，最喜欢笑，一句很平常的话，足够让她笑上半天。如果办公室的同志出去街上办事，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拉上吴兰，让沿途增加许多的情趣。车上如果没有其他人，我拉上这个吴兰，更多的时候是在小城的街道上转。街道是小镇的老街，黑色的瓦和黄色的木头组成的老房子，街道上有单位上的人来买菜，也有农村里的人来卖牲畜，轻轻的灰尘总是在阳光下弥漫。我喜欢街道上那些我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看到我拉着个小女孩在驾驶室里，看到她在我的驾驶室里放声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