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河现在当然不会将自己当年的私心告诉吴迪庚了，他只是不断地点头，不断地说“惭愧”“惭愧”。他真是感到惭愧啊，他为什么不敢把那时候心中真实的想法告诉吴迪庚呢？吴迪庚说刘老师，您还是那么谦虚，您教语文真是教得好，我们那时候最爱上您的语文课了。吴迪庚又说刘老师要是有什么困难，他吴迪庚又能帮得上忙的，和他说一声就是了，他一定会尽力。刘家河说他没有什么困难，他想他有什么事需要吴迪庚帮忙呢，吴迪庚又不能帮他从一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这样的要求是刘家河提不出口的），他只要能继续在村小学担任民办教师，也就满足了，他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要吴迪庚帮忙。但他还是在一个本子上记下了吴迪庚的地址，和他办公室的电话。然后吴迪庚就走了，那辆黑色的桑塔纳跑起来真快啊，一眨眼就不见了。桑塔纳早就不见了，刘家河的家门口还是有许多人在伸长着脖子看，那一天刘家河的心情真是好啊。
刘家河决定给吴迪庚写一封信。那天吴迪庚对他说了那样的话，他为什么不给吴迪庚写一封信呢。写信可是刘家河的特长，刘家河教了四十多年的小学语文，也不知道给村里人帮忙写过多少信。但是这次给吴迪庚写信，可是费了刘家河不少脑筋。他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在信上怎么称呼吴迪庚。直接称呼他“吴迪庚”太生硬了，叫他“吴局长”又有些生分，刘家河想到一个称呼：“迪庚兄”。老师和自己的学生称兄道弟在过去是常有的事，这既表明老师的谦逊和平易近人，听起来也非常亲切。但后来刘家河还是将这个称呼否定了，吴迪庚毕竟不是一个文人，其实自己也算不上一个文人。一个没有读过几本书，文章没有写过几篇的人，怎么能算得上是一个文人呢？不，绝不能这样称呼吴迪庚，“迪庚兄”，亏自己想得出来，听上去是多么肉麻，又是多么迂腐，多么酸溜溜的啊！刘家河终于想出来了，就叫他迪庚，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称呼了，亲切又不肉麻，态度是不卑不亢，平常的往往也就是最好的，就这样子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刘家河简直是一挥而就，他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了，这封信真是写得好啊。吴迪庚看了一定会感动的，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动的吧。
刘家河跑了十多里路到乡邮电所去寄信。村里有一个邮筒，村里人要寄信，可以将信投到村部门口的那个绿色的邮筒里，乡里来的邮递员会定期打开邮筒，取走信。但像这样重要的信，当然是不能投到那个邮筒里去的。刘家河要亲自到乡邮电所，他要寄挂号，要亲自将信交到邮电所的工作人员的手中，这样他才能够放心。
希望全部寄托在那封信上了。他现在唯一可以找的人就是吴迪庚了。等待吴迪庚的回信成了刘家河生活中的唯一内容。他相信吴迪庚一定会给他回信的。他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吴迪庚的回信，他对自己说怎么能这样性急啊，才一个星期时间，说不定吴迪庚还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呢。两个星期过去了，他想吴迪庚现在应该收到他的信了，现在吴迪庚可能正在找人，他是农业局长，管不到教育界的事，他现在肯定在四处找人呢。一个月过去了，他想吴迪庚是不是出差了呢，而且是去了很远的地方，一个县的农业局长该有多么忙啊，他一定经常出差，全国各地到处跑，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他都可能去，他可能出一趟门就是个把月，所以他没有收到自己的信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是急不得的，找人帮忙的事怎么能急呢？
刘家河下定决心要到县城去找吴迪庚了，信寄出去两个月，还是没有得到吴迪庚的回音，只有到县城里去找他了。上次吴迪庚来看刘家河，是留了办公室的电话的，但刘家河还是决定到城里去找他。刘家河家里没有电话，他要给吴迪庚打电话，必须找一个收费的公用电话，那样他和吴迪庚说话的时候，边上肯定有外人在场。刘家河觉得这样很不好，刘家河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找吴迪庚的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该怎样向吴迪庚说呢，他的事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所以他一定要到县城找吴迪庚了。他就坐上了开往县城的班车。
刘家河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到过县城了。四十多年前他在县城读初中，后来他还到过两次县城，但上一次到县城，想一想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刘家河想到这一点不禁吓了一跳。二十多年时间，他没有到过八宝洲以外的任何地方。县城是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县城是他年轻的时候待过的地方，现在他旧地重游了。他心中不知怎么有一种自豪感。他心中不知怎么就百感交集。县城变化真是大啊，他心中又充满了一种新奇感。但所有这些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剩下的是一种忐忑不安，一种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怎样的一种未来的无比惶然感。
他只有去找吴迪庚了。他要尽快找到吴迪庚，越快越好啊。县城其实并不大，刘家河只问了两个人，就找到了农业局。一个不大的院子，一栋四层的红砖办公楼，屋顶是尖的，这样的房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刘家河在院子外打量了一下那栋红色的办公楼，想到吴迪庚就在这栋楼里办公，心里就踏实了一些。他在院门外站了一会儿，就鼓起勇气往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