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公林住的是三室一厅，大约90个平方。这种面积很能说明他的身份。雷公林指着客厅里的沙发对我说：“坐坐坐！”
一坐上雷公林的沙发，我就被突出的弹簧扎得不得安宁。我不时挪动着屁股，寻找一个不受刺激的位置。
雷公林开始张罗，又是倒茶，又是削苹果。
我说：“不要那么客气，倒点水就行了。”
“苹果都是别人送的。”雷公林有点自豪地说：“现在这个社会，能收一点收一点。不收白不收。”
“你这房子的面积不小！”我说：“在武汉得厅级干部才能住得上。”
“那是。”雷公林又自豪地说：“在下面就这点好，住得宽。”
实际上我说雷公林住得宽，只是出于一种精神贿赂，我不知道这种贿赂里怜悯的成份占多大比重。我更不知道，如果我说出自己在武汉有一套180平方米的复式住宅，他会作何感想。当然，我不会这么说。在故乡，也许只有达寇雄才知道我这些年赚了一点钱。
雷公林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之后，就从沙发靠背的拐角处撩开一块红布，原来那里是一部电话：“喂，林莉吗？你马上回来，家里有客人，是贵客。哎，你顺便到菜场买菜回来。”
“我不在这里吃饭。”我赶紧声明。
雷公林的左手挥了挥，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动作：“什么？……几个人？一个！不过这一个人比十个人还重要。你要买最好的菜。另外，买一瓶好酒回来。”
“怎么，要弟媳妇回来做饭？”我开玩笑说：“你不也可以做吗？”
“他们农业局也没有什么事，坐在那里也只是看报纸。”雷公林说，“我们这里的习惯你还不知道，都是老婆舞饭吃。”
“舞饭吃”是一种乡音很浓很特别的话。我的乡情一下被这句话给勾引起来了。我觉得自己。从这句乡音里潜入到了故乡风情之中，看来雷公林的这餐饭对我有着无法拒绝的诱惑，我从口袋里掏出大哥大。
“哟。”雷公林下意识地惊呼一声：“你还有哥哥大！”
“是大哥大。”我纠正着说：“不过这个大哥大不是我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故乡人的面前，不像在武汉人面前那样喜欢摆阔。我觉得在故乡人的面前摆阔，是在无形之中对他们的一种伤害。
在盯了盯我的大哥大之后，雷公林便移开了他还想多看几眼的目光。雷公林还是那种性格，哪怕他见识再少，他也不会做出一副少见多怪的样子。接着，雷公林进了他的书房。
我拨通了达寇雄的电话，告诉他我不回宾馆吃饭，让县委接待办的人招呼一下我的司机就行。我还说：“你们忙你们的，下午我也不想到宾馆去吃饭，想到街上去吃故乡的风味小吃。”
达寇雄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雷公林从书房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书。他把书不事张狂地递给我：“这就是我出的书。”
我双手接过书，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有点虔诚。或许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了一种精神在轻描淡写中的显现。
书很厚，将近五百页，当然都是散文。雷公林一直喜欢散文。我在故乡文化馆工作的时候，曾在《南渔文学》上编发过他的几篇散文。那些散文自然也收在这本书中。这本散文集取名为《不停的小河》，老实说，其中大部分篇什都不能算是什么精美之作。如果要我写，即使是作为诗以外的副业，也会比他写得好。但我这种才气在他之上的自信，立即被毅力在他之下的惭愧所替代。因为他没有停笔，就像封面上的小河图案一样，隽永，平静，但却奔流不息。
就这本书而言，当然还有不少其它方面的缺憾。首先是出版者香港华夏出版社，一看到这样的出版社，我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再者就是纸张的克度和质量，都非常低下。也许在故乡以外的任何地方，我看到这样的书都会嗤之以鼻，但在故乡和故乡人的家里看到这样的书，我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我送你一本。”雷公林说着又往书房走，我随雷公林走进他的书房。书房里有三书柜书，每个书柜都有五层，书摆设得非常整齐，这一点不像雷公林的性格那么随便和不拘小节。雷公林在整面都是玻璃砖的桌子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几个让我感到受之有愧的字：“请向阳老师教正！”
“你怎么能称我老师？”我说：“这不行！”
“怎么不行？”雷公林说：“当初就是你在《南渔文学》上发表了我第一篇散文。”
我微微地笑了笑。雷公林一定看不出我这种微笑表情背后的尴尬。经商这些年来，我已经练就了对一切都能赋予这种微笑的方法和能力。这是一种万金油式的微笑。这种微笑可以接纳和表现他人与自己的一切。
雷公林的妻子提着一篮菜回来了。
“哪来的篮子？”雷公林问妻子。
“我顺便买了一个，”雷公林的妻子林莉说：“家里的那个菜篮子正好要换了。”
雷公林把从书房里出来的我介绍给她：“这是叶向阳。我以前的文友，现在在武汉工作。”
“知道！知道！”林莉放下篮子说：“不过你可能不一定认识我。”
“故里不说未相识，不出百步是家人。”我说。
“听到没有？”雷公林对妻子说：“他是诗人。出口就是诗。”雷公林看了一下地上篮子里的菜之后对我说：“你先到我的书房去看书，我帮她择择菜。”
我下意识地朝书房走去。刚进书房，我就觉得雷公林并不像他所夸的海口那样，让老婆舞饭吃。于是我向厨房走去，想嘲笑一下雷公林。
“你怎么买这么点菜？”我听雷公林训斥他妻子：“你这不是掉我局长的底子吗？”
“这菜还少呀？你看，这些都是荤菜。”林莉像是冤枉似地说：“毕竟只有一个客人。你不知道现在菜好贵，你又不到菜场去看看。再说，你出书，我们还欠别人八千多块！”
“好了！你给我小点声，行不行？”雷公林说：“过年的时候还有一点腰果吧？你找出来，用素肉一炒，可以算一碗好菜。”说完，雷公林就从厨房里退了出来。我赶紧闪进书房。
端上桌来的菜，可能超过了雷公林的想象。由此可见，林莉是位烹饪技术极高的巧妇。虽说只有三个人，但桌上的菜却摆了七八个。当然，这些菜不能与武汉五星城、亚洲大酒店和王子沙龙里的菜相比。但是一桌出自家乡普通人家的菜，也许吃了之后更令人难忘。
“孩子呢？”我问雷公林，因为我在书房的时候，看到了一张孩子的照片。那照片上的男孩一看就知道是雷公林的儿子。
“上幼儿园了。”林莉说：“中午不回来。”
雷公林又问我：“你孩子几岁了？”
“不怕你笑话，我还没结婚哩。”我说。
“你也太响应党的号召了。”雷公林说：“我三十岁结婚，别人都说我晚得一塌糊涂。你今年大概有三十七八了吧。”
“差不多吧！”我含糊其辞地说。
“你这人真是！”林莉用筷子指着雷公林说：“在国外，一不能问别人的年龄，二不能问别人是不是结了婚。”
“我知道。”雷公林说：“在外国那是指女人。在中国就不讲这些，特别是像向阳这样回到故乡，那就更无所谓了。是吧？向阳？”
“是的。”我说：“无所谓。”
就在这时，我的大哥大响了。我本想关机，但又不知是谁打来的。无可奈何，我只好掏出大哥大，起身走到雷公林的阳台上：“喂，谁？”对方是我在武汉的秘书美珠。她在电话里说：“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要把我想死了！”我很不耐烦地说：“我现在有事，晚上再打来。”
再次回到桌上，雷公林就开始向我敬酒。喝了一口酒之后，雷公林就用筷子指着一个盘子说：“这是腰果鸡丁，来，你尝一下子，你尝一下子！”雷公林在说这话的时候，还憋的是武汉口音。
我夹了一颗腰果之后忍不住对雷公林说：“请你不要用武汉话说，我喜欢听家乡口音。”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这样说似乎带有指责意味，连忙转换话题，“弟媳妇的菜做得真好！蛮有味！”又莫名其妙地补充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你们的生活水平这么高，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家当然可以！”脸色通红的雷公林碰了一下我的酒杯说：“你不知道，现在故乡有好多人，要几苦有几苦！”他夹了一下菜接着说：“特别是十年前我们一起写作的那些人，这么跟你说，除了我以外，他们都生活得一荡塌糊。”他说这话的时候，用的都是标准的家乡语态，特别是最后的“一荡塌糊”。
“你还记得江波吗？”雷公林又问我。
“怎么不记得？”我说：“他原来是一中的语文老师，是业余作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好像还有两个孩子，当时大的只有五岁，小的只有三岁。”
“正是的。”林莉说：“后来他调到县文联去了。”
“搞专业创作了？”我说。
雷公林没有说他调到文联以后的情况，而是用一种怜悯的口气说：“他的老婆死了！”
“郭玉梅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她的身体那么好。怎么会死呢？
“只怕死了五六年了。”雷公林说：“我们当时也不相信她会死。那么胖，扎实得很，怎么会死呢？后来才知道，郭玉梅不是胖，是浮肿！”
“那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带着两个孩子，几不容易！”
“还不是一日一日地过来的！”雷公林说：“你可能还不太知道江波的性格！”
“我怎么不知道！”我说：“他很豪爽，把文友看得比亲人还亲。以前到他家去谈文学，他总是留我们吃饭，而且非吃不可。我还记得我们每次要走的时候，他家郭玉梅也总是说：‘不吃饭，以后就别来了！’”
“我不是说以前江波的好客性格，我是说江波现在的古怪性格。”雷公林说。
“他现在有什么古怪？”我问雷公林。
“你说，你说！”雷公林用筷子指了指林莉。
“他死人不要别人的接济。”林莉说：“郭玉梅死的那一年春节，我们送他二百块钱，他死活不要。他说：‘我不缺钱，我缺的是作品。’”
“他还一直在写小说？”我问雷公林。
“写哟！”雷公林说：“现在他还不要命地在写。”“发表没有呢？”“糟糕的就在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小说。但七八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写小说。”
“我们下午是不是一起去看看他？”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江波好像对我莫名其妙地有点敌意。”
“为什么呢？”我问。
“还……还不是对我家公林出书有一种偏见。”林莉说：“他认为我家公林出书，是靠他局长的位置，才得以出版的，其实……”
“其实我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我都没管什么事。”雷公林接着说，“人家香港来了一个编辑，看中了我这本书稿，所以就答应给我出版。我没用公家一分钱，我私人也没有出一分钱，人家看中的是我这本书的质量。”
实际上雷公林编造的谎话，既蹩脚，又带有瞒天过海的性质。买卖书号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知道他说这话的目的在于证明自己廉洁，又证明自己具有一定的才华。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这也许正是他不愿透露书号是他买来的原因。
故乡的人仍然那么朴实，连他们的狡猾都像一碗清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