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有可能复出的第一个政治迹象是来自北京的银幕上所放映的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影院中回响着邓小平在周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声音。此后，100多万臂缠黑纱的中国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哭泣着，高唱《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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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邓小平复出的猜测在1977年1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华国锋及其12人政治局连续而且公开地出席纪念周恩来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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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的公报说，7月16日至7月21日，160名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对“四人帮”的最后处理决定。
邓小平有望复出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要求立即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大字报。
1977年1月中旬，在香港有谣传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被任命为总理。邓小平有可能复出的第一个政治迹象是来自北京的银幕上所放映的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影院中回响着邓小平在周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声音。此后，100多万臂缠黑纱的中国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哭泣着，高唱《国际歌》。不一会儿，整个广场似乎都被大字报（几乎永远是政策变化的预兆）覆盖了，它传递着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我们要求立即让邓小平出任总理；不要再让8亿人民等待；邓小平当总理，周总理可以含笑九泉。”
邓小平的复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政治奇迹，因为他已经两次在批斗中幸免下来。60年代，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开始从“大跃进”立场上退缩，倾向于进行温和的经济改革。
有关邓小平复出的猜测在1977年1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华国锋及其12人政治局连续而且公开地出席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但邓仍然没有露面。自从邓再次露面以后，华的唯一公开的活动就是与来访的洪都拉斯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邓小平再次复出
1977年7月北京的新华社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重新起用73岁的邓小平，恢复他的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军队总参谋长职务。同时，公报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已经被从党内清除出去，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的归来也是中国在过去20年不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具有戏剧性的起起落落。
邓小平的复出（人们期待已久）被蒙上神秘复杂的色彩。他官复原职的第一个信号是出现在1977年7月下旬，当时北京的一张大字报突然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张40英尺长的大字报写在黄色的纸上，醒目的黑字呼吁中国人民热情欢迎和坚决支持邓小平官复原职。然而，当天夜里，大字报被清除了，所有的信息痕迹都被从墙上刮了下去。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推测，大字报是一些邓小平的狂热支持者为加快其重新掌权而进行的尝试。然而，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今年春天曾在北京和广州出现的大字报还曾宣称邓小平被任命为总理，后来证明都是假信息。然而，在第一张大字报消失后的第二天，又有几份类似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外国驻京记者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响遍大街小巷，估计那是在进行游行的彩排，准备庆祝邓小平的复出。
早些时候，100多万参加庆祝活动的人沿着冒热气的街道，涌向北京天安门广场，仅仅在15个月前，有人还曾在这里猛烈抨击过邓的“反革命背叛”行为。由于受邓复出的鼓舞，他们挥动着数千面旗帜，打镲敲鼓吹喇叭，燃放爆竹和烟花。在上海，有50万人走出来庆祝。与此同时，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中国新领导层的影片剪辑。在华国锋的右边坐着邓小平，在华的左边是78岁的国防部长叶剑英。
据新华社的公报说，7月16日至7月21日，160名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对“四人帮”的最后处理决定。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华国锋对邓小平政策的支持态度。
虽然邓是毛长征时期的老战友，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与毛主席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但邓不同意毛1958年搞大跃进的做法，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后果更加明显。在“大跃进”的后期，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行了一个为恢复经济的农业改革计划。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邓称“为达到增加农业生产的目的，可以千方百计，哪种形式能够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这一思想后来一直伴随着他。
两年以后，邓第三次被打倒，原因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为防止科学院受到冲击，邓于1975年宣称：“科学院是搞科学研究的，不是研究白菜和大豆的。”他很实际地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也能做贡献，让他们工作远远强于让他们闲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邓小平还提出全中国的工业都要置于中央的监管之下。邓还主张对“一部分工人”采取提高工资和其他刺激措施，提高生活水平。他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蔬菜和肉类，工业生产怎么能够正常进行？”他说：“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它否定差异的存在，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际外交的以赛玛利
《纽约时报》的文章表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签证窗口已经成了华盛顿—北京关系一个可靠的晴雨表。当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外交联系更紧密时，就会有许多台湾人申请获得美国居住权。如今这一活动又变得非常活跃了。
虽然台湾岛内的生活依旧，但在这个250英里长、距大陆海岸线100英里远的岛内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紧张的迹象了。农民、出租车司机和商人们都会紧张地向美国的游客们询问关于卡特当局承认北京的时间表。许多大学也已经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提供翻译服务，这样台湾人就可以用英语向华盛顿政府说明他们的担忧。最近几个星期里，已经有大约142000封信函寄往白宫和国会。台湾的香烟上也不再是“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取而代之的是鼓舞民众士气的口号：“保持自尊、自强，临危不惊。”
当然，保持冷静并不意味着放弃。远非如此。他们已表示拒绝放弃其基本的原则立场——北京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蒋介石1949年逃离大陆后，在台北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已成了外交领域的以赛玛利（译注：《圣经》中的人名，意为被遗弃的人）。自从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让位于北京之后，共有39个国家已经和台北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迄今为止，只有23个国家还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其中重量级的国家也只有美国和坚定反共的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了。
最初，包括蒋介石的儿子、67岁的蒋经国先生在内的许多台湾领导人，都希望卡特总统搁置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关系的举动。他们指出，共产党政权还没有达到卡特总统的人权标准。但这一渺茫的希望已经破灭了，6月份美国国务卿万斯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华盛顿政府决心加快与北京政府邦交恢复的进程——根本就没有提及台湾。
尽管如此，台湾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仍旧保持相对低调。拥护台湾的人士已经尽力在许多市议会和州立法会通过决议，反对“以台湾利益为代价”和北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现已在21个州的立法会通过了决议）。台湾港口城市高雄的官员们与乔治亚州的普莱恩斯市发表姊妹城市宣言，并邀请莉莲小姐前来访问（被她礼貌地回绝了）。在华盛顿，因为“韩国门”丑闻，台湾的游说活动已经降温了。文化和经济的交往仍在继续。但是台湾驻华盛顿大使詹姆士C.H.申介绍说，因为“TONGSUN公园综合征”，国会议员已经停止了访问台湾。到该计划停止之前，约有30名国会议员及他们的工作人员近200人已访问了台湾。
迄今为止，台湾的紧张还只是在外交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方面的。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微型的工业强区。虽然，其人口只有1660万——仅为中国大陆的1/50，但是它与美国的贸易额在去年达到将近50亿美元，比中国大陆多出了14倍。台湾经济的迅猛增长——自6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高于10%——已经使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70亿美元。在1974-1975年间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期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曾一度盘旋升至40%，但从那以来台湾当局已经使其降到了3%以下。
一些国家虽然和台湾切断了官方联系，但是台湾注意通过建立准官方贸易和文化办事处的方式，与这些贸易伙伴保持了关系。这些“私下”关系中最重要的当属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与台湾之间所谓“交流联合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暂时请假”的外交部官员。1972年日本断绝了与台北政府关系并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前相比，现在日本和台湾的贸易额还有所增长。
那么对于和美国断绝关系，台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紧张和担心呢？一些专家认为，美国放弃对台湾的防务承诺将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北京政府更有恃无恐，将尽力通过以经济报复相威胁或军事行动把在台湾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们吓跑。“如果一些人被吓跑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对我们来说，其经济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台湾很可能具备了抵挡大陆军事进攻的能力。台湾空军拥有500架飞机，还配备了性能先进的美国F-5E歼击机，被认为是优越于大陆那些落后过时的飞行编队；另外，解放军也不具备使部队登陆台湾岛所需的两栖登陆舰。不过，如果美国决定断绝和台湾的官方关系，这可能会大大挫伤台湾人的士气。但是如果真是要断绝关系，在发生之前是无法知道台湾最终失去其最强大的盟国将对其造成多大的精神打击。
在尴尬中复苏的文艺
经过了10年的文化饥荒之后，中国的爱好读书的人们突然间可以买到多年来列为禁书的四大古典小说和唐诗宋词了。官方还宣布今后会再出版其他5部作品。这些禁书获得平反是反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运动的一部分。在北京1977年11月底举行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包括作品最近才被平反的作家在内的20位作家痛斥了“四人帮”，说他们“肆意地破坏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
现在“四人帮”都被关在监狱里，这些作家们宣布，中国的文学可以自由地阐释“复杂、变化且多彩的现实”——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艺术还是应当反映“革命生活的现实”。贯彻这一文学政策，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重新出版了巴金写于1931年的著名小说《家》，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关于解放前中国的一个专制家庭的故事，有些像“中国的《飘》”，以前这部小说曾成为许多电影和话剧的脚本，但在1965年停止出版发行。在新版的序中，73岁的巴金先生恭敬地为该小说中的政治错误进行了辩解：“我认识到了旧社会的一些罪恶，但是我却无法给出医治的方法。”
计划重新出版的另外一部作品是《子夜》，这是沈雁冰创作于1933年关于罪恶、贪婪的资本家的一部小说。他也许非常恰当地选用了一个笔名“茅盾”。在1949年以后，茅盾放弃了文学创作，开始从政，最后担任了文化部长。但是他在1965年被撤了职——并且他早期的小说也被禁止出版销售了。11月，这位81岁的作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沉寂之后，其作品又重新开始印刷出版。
最近刚被平反的最出色作家之一就是老舍，西方对他在1936年创作的小说《骆驼祥子》非常熟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舍受到了狂热的红卫兵的残忍攻击。他开始恭敬地努力去写一些与当时路线相一致的革命诗篇，后来他告诉妻子出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67岁的他走到附近的太平湖，跳湖溺水而亡。后来，他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和幽默短剧都被查禁了。现在，《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老舍后期创作的两首诗歌。其中一节这样写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将会是群魔乱舞的局面。”
不幸的是，有些知识分子尽最大努力来紧跟形势，但因政治的起伏变幻莫测而常常走错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在世的最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现已83岁的他在事业上第三次蒙受屈辱。1957年，在毛泽东结束了“百花齐放”运动之后，冯就被打成了右派。受形势变化所迫，这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享有盛誉的《中国哲学史》（两卷装）的作者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作品。“文革”期间，冯被打成反革命，再次悲惨地承认了罪行。经过那场折磨后，他被恢复了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的职务。现在，冯又一次成了批判四人帮运动的受害者，他的罪名是：1974年他曾写诗赞扬江青，把她与7世纪的武则天女皇相比。这位年老的哲学家被批判为“四人帮”的“顾问”，“欺骗了民众”，“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