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缓慢解冻是中国走出孤立主义的结果。北京与莫斯科互相暗递秋波，希望能够借此对彼此的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这一举措也可以看作是其希望更多地参与世界贸易，发展落后经济的自然延伸。一位美国分析家说：“真正使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切不早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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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在3月1日在北京展览中心开幕的“夏秋服装销售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次展览的名字却是具有隐蔽性的。这不仅是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一次时装展。在展览会上几乎看不到一件中山装，取而代之的是大约200种供男女老少穿着的新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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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任何护照来证明这个游客的身份。他是一只8英尺高的金丝雀，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天真无邪而又长着羽毛的外国佬。他不是别人，正是大鸟，《芝麻街》里的明星。NBC制作了一个名为《大鸟在中国》的90分钟长的节目，并在5月29日播放。节目中大鸟游历了中国的各处风景名胜。这个节目耗130万美元，是由儿童电视工厂（《芝麻街》的创造者）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CCTV）共同制作，这实际上就是一部美丽的风光旅游片。
中苏关系回暖
这不是一封求爱信，但是经过20多年的敌对仇视，在苏联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给苏联领导人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国政府在信中表达了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的希望，并且建议“通过协商、具体的行动、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虽然这封信里没有做出什么许诺，它还是确定了早先的迹象，说明中国正在认真考虑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分析家说：“中苏关系的缓和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3个月前，经过将近3年的冻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意两国之间恢复协商谈判，中苏缓和从而迈出了第一步。一直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苏联政府马上做出响应。1982年11月，在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上，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特意前去热诚欢迎中国外长黄华的到来。经过90分钟的会谈，双方宣布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据塔斯社报道：“苏联领导人正努力把苏中关系推上友好邻邦的轨道。”虽然黄华从莫斯科回国后，外交部长一职由前副部长吴学谦担任，但是人事的变更并没有影响中国的政策。
中国一向坚持中苏关系只有满足了以下3个条件才有改善的余地：苏联撤走部分驻扎在蒙古和中苏边境的49个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且不再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最近，中国政府暗示他们的要求可以降低。一个可能性是，苏联人也许同意在边境象征性地撤走部分军队。中国外交部表示满足了这一个条件，两国就可以展开正式的贸易洽谈，由此回避了阿富汗和柬埔寨这两个棘手的问题。
中苏关系的缓慢解冻是中国走出孤立主义的结果。北京与莫斯科互相暗递秋波，希望能够借此对彼此的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这一举措也可以看作是其希望更多地参与世界贸易，发展落后经济的自然延伸。一位美国分析家说：“真正使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切不早点发生。”
与苏联亲善可以使中国得到重要的切实利益。中国逐步老化的工业几乎全是在中苏为盟友的20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建设的。现在，中国可以依靠苏联提供所需的备件和机器，使现有的工厂现代化，或者建设迫切需要的新工厂。中国在中苏边境上驻扎了100多万军队，边境局势的缓和有助于减少军费开支。华盛顿的一位外交官说：“中国主要希望对苏联保持一点外交优势，此外，还需要经济援助，他们并没有期待发生奇迹。”
用一个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对中苏亲善持“冷静的态度”。华盛顿的专家相信中苏两国持久的利益冲突，尤其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的分歧，将限制两国友谊有任何新发展。美国一个分析家说：“我们实在看不出中苏在任何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我们也的确不想看到这一点成为现实。”即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亲密一些，它们之间仍然存在许多摩擦。“美国不必惊慌失措，或者小心翼翼地讨好。”一个美国外交官说。“局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那些为此担心的人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而且不一定危害到美国的利益。”
今年1月的一件事表明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时依然十分谨慎。北京给莫斯科发去热情洋溢的贺信仅仅几天之后，中国政府就严词要求苏联的“入侵部队”从阿富汗撤军。中国领导人还把同苏联之间的实质性谈判推迟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2月初访问北京之后举行，这一举动显然是再次让美国放心。
江青被减刑
当法庭宣布她犯了“极其严重恶劣”的罪行，强行把她拖出法庭时，她肆无忌惮地高喊：“打倒修正主义！”今年69岁的江青，被法庭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些年来，人们传说江青在狱中以做玩具娃娃打发时间，做完后在上面绣上她的名字，把娃娃毁坏。去年8月，总书记胡耀邦对记者说“她顽固不化，继续在政治和思想上与人民为敌”。但是1983年2月江青的缓刑到期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却判处她无期徒刑。65岁的张春桥也被判处死缓。法院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犯罪分子没有明显地抗拒改造。
对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心慈手软呢？一位中国官员说：“政治上的考虑当然是最重要的，要维持国家现有的团结和稳定。此外，她也不再具有兴风作浪的能力了。”
对法院的判决，北京政府还发布了一项没有公开，但语气坚决的补充：那些该受到惩罚的一定要给予惩罚。
观看服装展览
红色的贝雷帽很别致地斜戴在一名妇女的头上，与之相搭配的红色上衣非常合体，简直都让人有点烦恼。至少按照通常的评论和销售尺度来衡量，这一组合是这个季节最热门的服装。这不是在巴黎、米兰或纽约。在北京，30多年来流行的服装一直是口袋很多的中山装，这种服装设计时是不分男女的，有时候要区分穿着这种衣服的人是男是女都很困难。斜戴着帽子？梳辫子？女性魅力？来华参观的外国人被告知，这些对于一个正在进行革命的10亿人的民族来说显得太轻佻了。
现在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在3月1日在北京展览中心开幕的“夏秋服装销售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次展览的名字却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不仅是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一次时装展，同时还表明政府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弯，这一转变显然很得民心。在展览会上几乎看不到一件中山装，取而代之的是大约200种供男女老少穿着的新款式。对于穿惯了中山装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款式的颜色是前所未有的。对那些厌倦了中国旧式服装的旁观者来说，他们在乎的不是这些制成品，而是它们丰富的种类。
北京市居民显然同意这一观点，大批居民奔向展览中心。展览中心的大厅只能容纳1300人，每天都有5万名迟到者被拒之门外。黄牛党将5分钱的门票卖到了2.4元，从中小赚了一笔。
在巨大的展览中心里面，参观者看不到西方式的模特在T形台上走步。事实上，只有大厅的一个环形台上有几个僵硬的、摆在商店橱窗里的服装模特。主要吸引人的还是北京地区的服装生产厂家展览他们生产的服装的63个摊位。每天的销售额平均为73000元。许多前来参加展览会的人花掉了半个月的工资。23岁的武芸（音）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她说她和25岁的男友郸铁江（音）在去参加展览那天每人花了22元。武芸说，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找到所有他们想要的衣服。“所有最好的款式立刻就卖完了。”
参加展览的厂商也这样认为。事实上，这次展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供求规律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就像其他地方的优秀零售商一样，中国的服装经销商正在想办法缓解局势。张祝显（音）是北京市一家服装企业的干部，这次展览会上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的红色贝雷帽和红色上衣就是由这家企业生产的。他说：“第一天，人们蜂拥而至，前来购买衣服。工厂不得不加班加点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富有深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次展览会上的主要评论者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允许举办这次展览是有很严肃的原因的。原因之一是想通过让日渐富裕的中国城市居民购买这样的服装来鼓舞民心。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刺激购买来发展纺织业和农业。显然，北京的这次展览在这些方面做得还是不够的。外贸部部长陈慕华从女性角度提出了严肃批评。“颜色一定要再亮一些，再华丽一些。”她说。她还补充了一点每个女人都应当知道的东西：这次展览会没有将衣服和鞋子、手提包搭配起来，内衣也展出得太少。
为“臭老九”恢复名誉
1983年4月，大约1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府官员和工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会上，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却向他们传达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信息。除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敬意之外，胡耀邦90分钟长的讲话更多关注的是北京政府迫切需要注意的主题：恢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称“脑力工作者”，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地位。
胡耀邦说，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恢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塑造国家未来中的重要作用所需的时间“像金子一样宝贵”。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领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领导就好比摇椅政策，没有方向，也不会有结果”。
胡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官方言论的突然逆转。事实上，他更反映了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支持者在1978年执政以来中国现代化计划中最矛盾的方面之一。对领导层来说，问题是如何发展并激励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天才，而又不会使长久以来就被灌输不信任那些用脑而不是用手工作的人的人民大众产生抵触情绪。可以预料，最初的行动一定会遭到反对，甘肃工人王士奇（音）就为此恼怒不已，在给《工人日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政府和很多企业最近都发出命令和一个接一个的通知规定，报纸上也出现长长的文章支持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就在不久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10年中饱经苦难。那个时候，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教师、医生和学者被10多岁的红卫兵逼死。其他数以百万计的脑力工作者被迫去干打扫厕所、在农村运肥这类工作。最终，这个国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曾经一度被发配到农村。从那时起就出现的这种状况的结果之一就是经济收入上的极大不平等。中国10亿人口中据估计有2.5%的人完成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从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中包括帮助设计制造中国氢弹和地球卫星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他们的贡献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国家给予的荣誉。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35美元，这至少要比城市工人的工资低10%。
经济和物质上的条件知识分子尚可忍受，但是来自中国各阶层对他们广泛的歧视却更让他们难过。北京大学一个毕业生说：“有些领导并不真正喜欢知识分子。一些普通人也讨厌我们。”一个中学教师说：“在一家工厂里要是你戴着眼镜，又有文凭，那么人们就会讨厌、嫉妒你。”
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文化大革命”狂热的压力下被迫关门，这让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基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恢复它也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政治局成员聂荣臻在去年晚些时候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半导体、计算机和激光技术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和日本在同一水平上。20年后，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了，日本也跑到了我们的前面。”聂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就不会有现代化，中国经济也不会到2000年的时候翻四番。
恢复知识分子地位这个过程所取得的进展仍是令人痛苦地缓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说，北京第7化工厂48岁的副厂长朱玉凤（音）因为入党请求不断被拒绝而自杀。这份报纸把她的死归罪于来自“左倾思想”的压力。另一个事例是山西农业协会的科学家郑新文（音）。因为他曾经是右派，他的入党申请就遭到拒绝。
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小心翼翼地表现出谦卑。邓小平的改革派也决心提高他们糟糕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但是，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仍旧对现状没有耐心，渴望有更快的改变。甚至《人民日报》也承认在党的干部中还经常出现“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歧视”。
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中国政府对越南当局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否则中国将保留反击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3年4月底做出的这个警告发言并不是一场全面大战的威胁，但也绝不是无聊的宣传。在中越边境的炮战不断升级时，中国表明它已做好准备反击越南在这两个国家间800英里边境线上的挑衅。更为重要的是，在河内加紧进攻反抗其占领的柬埔寨抵抗力量时，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可能是中国试图震慑越南努力的一部分。柬埔寨前统治者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着反越抵抗运动，他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宣称的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怎么看，这次发生的冲突使得边境局势达到1981年以来最为严重最为紧张的阶段。按照北京的报道，中国武装人员在云南省与越方发生至少4起冲突。同时，新华社称越军炮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区，破坏了当地的小学、银行、农业局和一所医院。按照中方的话来说，他们直到那时候才开始回击边境地区的越军阵地。
在北京的外交官普遍认为北京并没有准备“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自从1979年2月到3月间历时4个星期的中越战争以来，北京一直像这样威胁着。但是，一场严重的宣传战至少已经开始进行了。几个星期以来，中国的报纸媒体一直在谴责越南对位于泰国和柬埔寨边界的柬埔寨难民营发动的攻击。中国人在4月份早些时候尤其感到警觉，因为那时越南人炮击了位于柬埔寨的高棉难民营，并把战火烧到了泰国。中国宣称仅仅在3月份越南就要对总数达70起的针对中国的事件负责，这其中包括越军3次越境，向中国村庄开火，并企图攻击当地中国军事人员的阵地。《人民日报》称：“这样肆无忌惮的挑衅已经到达不可容忍的地步。中国边防战士完全正义、而且是必须对此做出反击。”
在苏联的援助下，河内不仅占领了印度支那，现在还试图在柬埔寨消灭中国在该地区最后的影响力。这让中国十分恼火。为了反制苏联的势力，中国支持西哈努克领导的反抗联盟，以反对越南在1979年扶持的韩桑林傀儡政权。中国副总理万里在4月的一个会议中直接向西哈努克表示支持。
西哈努克否认中国和民柬联合阵线现在进行的斗争之间有任何战术联系。“我们是朋友，而不是盟友。”他说，“我们没有联合的指挥系统。”那么他是否想让中国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这完全由中国决定，”他说，“中国正等着越南做出反应。要是越南不仅炮击，还动用步兵来侵犯中国，我想中国就会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美国的“东方快车”
曾经是“二战”中美国兵和周末度假狂最爱的美国吉普，现在正向中国驶去。美国汽车公司总裁保罗·提伯特和北京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吴中亮（音）签署协定，在中国共同生产吉普车。
美国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最近为了提升销售额（1982年的销售额增长为29亿美元）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之一，期望以使该公司能够从财政赤字中摆脱出来。但这可不是件轻易做得到的事情。5月初，美国汽车公司宣布在第一季度亏损6600万美元。在过去的3年中，它已经总共损失了4.91亿美元。
这家公司将向中国提供800万美元的现金和另外价值8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在这个价值5100万美元的合资企业中占有31.4%的股份。美国汽车公司表示它将会把营运获得的利润重新投入，最终使它占有49%的股份。
在这个计划的最初阶段，美国汽车公司将为中国标准的吉普车BJ-212重新换装。BJ-212这款吉普车有部分是苏联设计的，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美国汽车公司将会为它装上一台低油耗的四汽缸发动机，并进行其他的改进。第一辆改进过的吉普车将会在1984年从北京的装配线上开出来。从1987年开始，这种吉普将会被美国汽车公司广受欢迎的CJ-7型吉普车所代替。
对美国汽车公司来说，5月签署的协定为它的亚太市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为这家美国公司获得了中国产吉普车的所有出口权。提伯特说：“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长期的机会。”在该地区，四轮驱动车辆的销售现在达到了每年10万辆，而且还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美国汽车公司自从1979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改进，那时候法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开始购买这家公司。这家法国公司现在拥有美国汽车公司46.4%的股份，而公司总裁约瑟·德得尔瓦尔地也是从雷诺公司来的。美国汽车公司就像大人国中的小人一样，与法国公司联合也许是它得以生存下去唯一的希望了。通用公司的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规模几乎是美国汽车公司的21倍，它的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在去年8月达到了1.2%的最低点。
在过去的4年中，美国汽车公司的发展一直都受到法国的影响。除了四轮驱动的老鹰型车辆，这家公司已经把它过去生产的所有客车都退出生产线。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从法国进口的新的汽车生产线，生产的汽车包括紧凑型Le型汽车和运动型富果牌汽车。而它的拳头产品是有着一个恰当名字的“联合牌”，在威斯康星州的可诺莎生产。
联合型汽车在去年9月开始生产，它的基本价格为5595美元，紧跟在福特的护航型、尼桑的警卫型和雪佛兰的谢韦特之后，是第4大紧凑型汽车。这对它来说可是件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其他的4家公司都有大得多的销售网。消费者说他们喜欢联合型的低价格和低油耗（在市区中每公升37公里，高速公路上每公升52公里）。
联合型占了美国汽车公司第一季度销售额的91%，而这家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也翻了个倍，达到2.6%。美国汽车公司原本只希望在今年售出10万辆联合型，但是现在它预计能够卖出15万辆，而且还要在秋天推出名为“昂可”的后开门型。
美国汽车公司重新建立生产线需要大量的现金。公司计划从1984年至1987年投资12亿美元。为了筹措这笔钱，美国汽车公司4月在公开股票市场又发售了5880万美元的股票。它还积极为它的通用生产厂寻求买家，这家厂为美国邮政服务系统提供吉普车，为陆军生产卡车和其他车辆。在过去的3年中，这加工厂是该公司唯一一直赢利的下属企业，预计它的卖价将达到2亿美元。
对美国汽车公司的员工来说，这些新生意都将是好消息。过去的18个月里，美国汽车公司裁员15%，达到现在22000名员工的水平。这些留下来的员工在工资和利润上的让步也有9000亿美元。但是现在，公司又重新雇用了800名离职员工来帮助生产联合型。“我们离追求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可诺莎工厂的负责人邓尼斯·蒙通那说，“但是我们已经上路了。”
这种情绪也一直感染到了总裁提伯特。他说：“美国汽车公司的火车最终开出了车站。”和中国签署了那份协定之后，美国汽车公司的火车可能就会叫作“东方快车”了。
美国“大鸟”游历中国
他并没有穿着百慕大短裤，戴着太阳眼镜，可是他却是美国旅游者的典型形象。他向当地人抛媚眼，仿佛他们才是外国人。他不懂当地语言，却抱怨没人听得懂“美国话”。他的旁白总是像这样的话：“我真想知道是谁埋在了明陵里面？”
不需要任何护照来证明这个游客的身份。他是一只8英尺高的金丝雀，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天真无邪而又长着羽毛的外国佬。他不是别人，正是大鸟，《芝麻街》里的明星。NBC制作了一个名为《大鸟在中国》的90分钟长的节目，并在5月29日播放。节目中大鸟游历了中国的各处风景名胜。这个节目耗130万美元，是由儿童电视工厂（《芝麻街》的制造者）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CCTV）共同制作，这实际上就是一部美丽的风光旅游片。
虽然这个明星扬扬自得的样子和它没完没了的唠叨让人讨厌，但是《大鸟在中国》比起大多数电视台播放的儿童节目要好得多。在这个节目中，不仅有当代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自行车洪流的景象，还介绍了中国神话般的帝国王朝。它一幕又一幕地向观众展示了仿佛是宋代山水画中烟雾缭绕的群山和宏伟的瀑布那般的精美风景。
这个节目是资深作家和制片人琼·斯通的点子。他现年52岁，是《芝麻街》的先驱，并凭这个节目和《圣诞节的芝麻街》这样的特别节目获得过8次艾美奖。斯通的点子是创造出一个探求的主题。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大鸟（和在《芝麻街》里一样，都是由卡洛尔·斯宾尼扮演）在曼哈顿的唐人街中溜冰时，对一幅描写中国传奇性的凤凰的画卷赞叹不已。于是他心痒难耐，决心像亨利·基辛格一样去中国，去告诉凤凰说“美国的鸟觉得中国的鸟真的很漂亮”。寻找凤凰就成问题了。大鸟和它的跟班搭档巴克利狗必须要找到所有画卷中的中国风景，每一个风景都为寻找隐居凤凰的下落提供一条线索。在找到所有的线索之后，大鸟发现他闪闪发光的中国精神伙伴栖息在一棵巨大的树上。
每一个充满激情的朝圣者都需要一个向导，而大鸟的向导就是一个6岁的漂亮小姑娘，吴莲子。她就像是中国的秀兰·邓波尔，不过不像那个明星那般甜得令人发腻。她在这个节目中也同样光彩夺目。斯通是从100盘中国送过来的录像带里挑中了这个女孩子。但问题是莲子根本连一个英文字母也不会说。在录制之前，斯通寄给她一盘录音带，上面录下了她要说的64句台词。在她父亲的帮助下，她背下了所有的语音，可却一句话的意思也不懂。
在节目中，就在大鸟几乎放弃寻找懂美国话的人的时候，莲子出现了。莲子羞涩地告诉他：“我说英语。”“再靠近一些。”大鸟答道。于是就这样，她带着大鸟和巴克利狗到了长城（“嗨，墙在哪儿？”大鸟喊道。“现在你就站在它上面。”莲子笑着说。）然后这3个人又到达北京的天坛、石林和素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的映月潭，还到了桂林附近的漓江。
在中国乡村几乎3个星期的拍摄过程中，大鸟的出现并没有带给当地儿童以笑声，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过《芝麻街》。有一些孩子还被这个庞然大物吓着了，大鸟突出的眼睛让其他孩子四处奔逃。一个小女孩甚至放声大哭。中央电视台的制作人员希望这个节目在六一儿童节播放时不会也产生同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国家对宠物的喜爱有着悠久的历史，孩子们也可能会把“大鸟”接受为他们的宠物。也许用不了多久，大鸟就会吹嘘说自己比他的东方对手北京烤鸭更受欢迎。
艰难的飞行
《纽约时报》的报道记录了中国民航局的故事。
按照北京的标准，5月下旬的记者招待会颇不寻常。它是由中国的国家航空公司——中国民航局的局长召集的，为的是祝贺本月早些时候被劫持到南朝鲜一家中国民航客机和乘客的安全归来。庆祝会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诉苦会。“在过去的20年里，”一个西方新闻人员指责道，“中国民航一直被效率低下、服务恶劣、无能、事故和尚需解释的各种事故所困扰。难道局长先生就不觉得自己应该辞职吗？”
局长没有因此而辞职。但是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常常被问及的问题：这家航空公司的记录——无论是地勤还是空中服务，飞行安全还是保安——有时候没能达到国际的标准。西方的旅游者可能并不习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外做航空旅行，常常抱怨中国民航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航空公司之一。但也有其他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的服务是有一些太生硬了，”在日内瓦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一个官员这么说道，“但我不会说它比许多第三世界的航空公司更糟。”
就像苏联的航空公司一样，中国民航也是国家垄断，它提供各种各样广泛的服务，像空中播种、工业和军事运输以及航空研究。虽然它具体拥有的飞机数量没有公之于众，但是大家都知道它至少经营165架飞机，从最先进的远程波音747SP到古老的（最早在1947年造的）安-2双发螺旋桨飞机。中国民航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19个国家之间有定期航班：自从1981年开始，它还定期飞美国。它的国内航线也有12万英里。
这些航班中的大多数都安全完成。但是，就像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样，中国民航也有它的灾难和险些发生灾难的情况。最近的一些事故包括：
1982年4月，中国民航的一架英国造三叉戟飞机载着11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坠毁在桂林附近的山脉中，所有人全部遇难。地面控制人员被指责在飞机没有翻过山的情况下就允许飞机下降。但是北京的航空当局承认机组驾驶人员是从空军中“借调”过来的，对桂林附近的地形不熟悉。
1982年7月，一架苏联造安-18涡轮发动机飞机在从西安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但是劫持后来变成了一场空中混战。一个挥舞着斧子的乘务人员和用雨伞和酒瓶武装起来的乘客很快就打倒了劫持者。虽然劫持者放置的爆炸物在机身上炸出了一个3英尺长5英尺宽的大洞，但是飞机还是颠簸着安全降落在上海。这是中国民航第一起为人所知的劫持事件。
中国的媒体对中国民航事故的报道都没有什么压力，除非其中牵扯到外国人，因此就可能还有其他的飞行事故没有曝光。在北京流传的消息，在过去的24年中，至少有两次劫机企图被挫败。但是，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紧。两星期前北京悄悄地发出命令，把国内航空旅行的人员限制在至少县级官员或是军方上校级以上的人。而劫机的刑罚就是死刑。
中国民航因为其低安全标准而倍受指责。批评者指出飞机的驾驶舱总是挤满了机组人员，飞机轮胎的磨损也常常超过安全标准。去年在香港，对中国民航的一架飞机做例行检查时，在燃油过滤器中发现有金属磨损的碎屑痕迹。但是直到控制塔拒绝批准其起飞前，该架飞机一直拒绝更换发动机。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就不是中国民航所能够控制的了，至少现在如此：机组人员常常拒绝在天气糟糕的时候飞行，考虑到中国只有3个机场装备有仪器帮助着陆系统，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地面和空中的乘客服务也很难达到国际标准。中国民航没有中央购票或预订票系统，旅客有时候不得不准备为座位展开争夺，以防地面工作人员让太多的乘客登机。有些飞机没有安全带。而尤其让一些外国乘客感到恐惧的就是有时候在座位已经全满的时候，让乘客用折叠木椅坐在飞机走廊上。机舱乘务员很少对乘客讲安全注意事项，而乘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常常被堆放在安全门前面或是放在座椅上方没有关上的行李箱中。
中国当局已经注意到这些批评：今年早些时候民航局长承认在很多方面中国民航“让乘客感到不便和不愉快”，他许诺会改善这些东西。
5月下旬，航空运输问题也进入了政治领域。美国驻北京大使阿瑟·赫摩尔收到中国外交部的一份正式要求，要泛美航空公司取消定于6月15日开始的东京到台湾的航班。《时代》获悉，北京特别援引了1980年签署的中美商业航空客运协定，要求泛美航空公司把它在台湾的经营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可是在那时候，这家航空公司就没有到台湾的航班。
这个让驻北京的美国外交官目瞪口呆的要求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寒意。美国官方认为这个要求与1982年8月做出的宣言相抵触。那份宣言说美国要继续与台湾“保持文化、商业和其他的非官方关系”。中国这个行动显示出北京对美国在台湾的商业活动采取了一种新的强硬的态度。这会在将来的中美关系中引发深远的分歧。
猜想1997
1983年7月，即使是北京最资深的外国记者也很难想出有什么事件可以与之相比。在外交部3号会客厅和英国外交官们讨论了2天之后，中国谈判代表姚广一走出来，就被飞来报道会议的香港新闻记者们围住了。人群一拥而上，姚广几乎给撞倒在地上。
姚大为吃惊，退到了楼梯的安全地带。由于这次关于香港前途会谈的双方已经相约确保机密，在此，姚最终的评论必然很简短。“我只能这样说，”姚说道，“会谈是有益的、建设性的，我们将在7月25日继续谈判。”说着这些话，姚奋力挤过毫无秩序的新闻人群，来到了自己的汽车前。这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习惯的那种记者们有条不紊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次与香港新闻记者的相遇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如蜂拥的记者们挤到了姚，他们繁荣的英国皇家殖民地及其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让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感到不安。反过来，那种要求已经把香港变成了一座担忧的城市，为谈判中没有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担心。但是现在，至少有了一些希望的理由。正如姚的话所传达的，在沉寂了9个月之后，英国和中国又在会谈了。
在这些会谈中，利害攸关的是一个有着550万人口、其中主要以华人为主的城市的未来。在过去的40年中，香港已经成了世界上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最重要的金融大都会，同时，香港也是一个制造业中心，其出口超过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和。倚仗上个世纪与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3项条约，英国已经统治这块殖民地142年了。其中两项条约承认英国对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顶端享有永久主权。另一项则给了英国对新界外围的统治权，期限持续到1997年。在英国政府的敦促下，中国于去年同意就香港的未来开始正式谈话，同时，要求重新获得这块由于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所失去的土地。结果，1997年成了香港的试金石。想到一向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标签的香港将要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奋力生存的前景，那些通常都富冒险精神的香港人就焦虑。
这种忧虑不仅影响到了香港经济的健康，使得感到担心的投资者们开始两面下注以避免损失，而且也逼迫伦敦和北京重新开始谈话。去年10月，谈判陷入僵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在谈判开始前就要求英国承认他们对香港的主权。谈判破裂之后，香港经济指数直线下落至历史低谷。但自从有消息说谈判将于上月英国选举之后重新开始，经济的恢复也是很显著的。比如，7月4号，香港恒生股票指数强跃52.25点，创9个月来的新高。几天后，停在1007点（对比：6月9号为863.10点）。一路暴跌的港元对美元的比价也从6月中旬的7.75升至现在的7.18。即使这样，控制香港经济的华人巨商中有许多人仍在为要不要投资于新事业而争论不休。
对于英国来说，香港的前途这一基本问题并无实际意义，尽管唐宁街的外交官们准备为这件事再进行至少两年多的谈判。英国不可能保持对这块殖民地的主权。谈判所涉及的区域——界街以外，当街的界碑现在还标着“城市边界，1993”——占整个殖民地面积的90%，并且其繁忙的国际机场和供水系统都包括在内。如果这些土地纳入了中国的控制，那么剩下的10%几乎不可能独自存在。因此，需要谈判的与其说是中国主权问题，不如说是在北京控制下的香港政府的形式问题。
在去年2月致中国总理的一封信中，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表示了相同的意思。据香港的华人消息，有第三方在负责安排信件的交换方面起了作用。信件并未让出主权——伦敦想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它确实以一种极能展现西方外交见地的辞令给了中国人“一个非常明朗的信号”。外交官解释说，该信件写道：“我们知道你们会得到主权。但在我们把这一切落实到白纸黑字以前，先让我们看看你们对于如何管理香港有何想法。”
至少一直到7月中旬的谈判为止，北京的计划还不明确。
红色资本家哈默在中国开采石油
签署这项协议的希望是4年前在休斯敦的一个烧烤野餐会上初露端倪的。当时，有人把正在美国做短暂访问的邓小平介绍给西方石油公司主席85岁的阿曼德·哈默。邓推开口译员，说道：“不用介绍了。我们认识哈默博士，您就是那个帮助过列宁的美国人。您为什么不来中国也帮助帮助我们呢？”哈默与苏联的生意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说，很高兴能和中国人打交道。但是，他指出，他的年纪大了，出行只能乘坐他公司的喷气机“西方一号”（Oxy-1），一架白色的波音727。而私人飞机在中国实际上是受到禁止的。邓回答说：“这可以安排。你要来的时候，给我发个电报。”
两个月之后，哈默做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接着又去了几次之后，哈默的跋涉有了收益。在一轮激烈的竞标中，西部公司（1982年销售额为182亿美元）成了第一个从中国人手中取得石油认股权的美国公司。到明年初，基地位于洛杉矶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一群合伙的外国小公司，预计将在中国南海中两块面积均为415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开始钻探作业。在北京饭店宴会厅欢庆成功时，在中国乐队演奏的《稻草中的火鸡》的音乐声中，哈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采的盆地之一。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这次对黄海和南海58000平方英里海面的竞标，历时18个月，共吸引了33家公司，其中包括16家美国公司。5月，一个以英国石油公司为首的集团赢得了第一份合约。由西方公司牵头的集团预计要花费1.2亿美元用于勘探。如果能成功地发现达到商业数量标准的原油，那么生产合约将持续15年；中国将获得收益的将近51%。
就像中国自身一样，中国近海的石油蕴藏情况也是巨大而又有些神秘的。据估计，储量在300亿到1000亿桶之间，可能与英国北海油田相当。但是由于技术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无法维持其在现有油井上的开采，更无力独自开发这些巨大的原油资源。去年，中国与大西洋里奇菲尔得（Richfield）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合作开发协议，现在已经在越南海岸边3500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开始了打井测试。
去年，哈默结束了两年半的谈判。该谈判涉及一项研究，而该研究则可能导致中西联合开发世界上最大的、位于北京西面山西省境内的一座露天煤矿。
到现在，对哈默来说，与共产党国家敲定买卖几乎成了本能。1921年，他首次前往苏联，为一次伤寒病流行提供救助。到了1925年，哈默取得了生产书写用具的苏联特许。一份资料显示，他的工厂每年生产7200万支铅笔和9500万支钢笔。
对于和一个苏联人的朋友做生意，中国人并未公开表示疑虑。他们也没有对哈默的资本主义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在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中，哈默与同行的23名成员住在钓鱼台（据报道：租金为每天5000美元）。至于哈默，他说，与中国人做生意，回报大于困难，但“像所有好的推销员一样，你必须熟悉地形”。
无奈的计划生育
在所有的威胁中，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过于庞大的人口。
在35年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从4亿5000万至逾10亿。过多的人把城市挤压得与农村一样。在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住房问题。因为没有私人住房供给，也就没有租用住房。单位根据家里的人数，决定分配多少英尺的生活空间。
北京的住房面积最大——每人平均45平方英尺，武汉平均40，上海少一些，每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30平方英尺（除了厨房和公用卫生间）。但高级官员像得到优惠的外国人一样，可分得数百平方英尺的住房。
政府和党一样承认，中国拥有太多的人口；数字是残酷的、无情的、逃避不掉的。没有人知道该对它做些什么。太晚了吗？
党和政府有一项计划生育的政策：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在大城市，这几乎是强制性的。假如一个家庭超过两个孩子，有些政府机关将父亲的工资扣掉10%到20%。有了第3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不能上好学校。有第一个小孩子之后，爱国的父亲自愿去做输精管结扎术。
在农村，政府大力进行劝说、宣传，偶尔是强制性的。新的“责任”制，让每个农民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耕种，这使男孩子们显得重要；他们长大后可指望他们去播种、耕作和收获；除了这些，还要照顾他们年迈的双亲。农民现在尤其不愿意只有一个孩子；假如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事实的确非常严重——女孩会离家出嫁。因此，中国出现了令中国人自己都深感惊骇的政府公开谴责的情况——杀害女婴。
政府希望教育能使人口增长缓慢下来，政府的机关单位遇见一个希望生第二胎的家庭，就“劝说”家庭中止怀孕。但有些人没有被劝服。在一些农村，政府要求每个育龄妇女每两个月做一次怀孕检查。有些妇女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直到不能做流产才回来。
除了人口控制，中国没有内部解决办法。而除了可能让世界市场的工业化努力付之东流之外，也没有外部解决办法。一个办法是：以低工资安置中国过剩的人口，出口中国制成品，从世界其他地方，首先是美国换回食品、木材、棉花、食用油、肉类来使人民生活维持在温饱线以上。
中国的人口问题因此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因此，人们不可回避地要去研究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研究它与美国之间变化不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
丝绸之路是中国同欧洲进行贸易和人员流通的唯一通道。许多世纪以来，这一位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中心地带的地区，现在被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省份仍然像以前一样那么丰富多彩。仅仅在上个月（1983年9月），政府向新疆人民保证说，新疆作为“一个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很重要的宝库”，政府对它是很重视的。《时代》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戴维·埃克森刚刚游历了新疆，他一直到达了新疆最西面的城市喀什，此前的30多年，西方记者一直是不能到这个城市去的。以下是他的报道：
城市的主广场上，长着胡子、穿着民族长衫的商人使劲地招呼戴着精心装饰的无边便帽的农民。戴着面纱的妇女从当地的一座清真寺前走过去，寺庙里面，年轻和年老的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名年老的阿訇大声宣讲《可兰经》。每个星期天，驴车发出“得得”声从满是灰尘的路上驶过来，车上下来的农民就在城市的广场上为了马匹、毯子、匕首和珠宝讨价还价。这里好像是19世纪的撒马尔罕或是20世纪的阿富汗，不过这里却能隐隐看到矗立在人民公园上方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喀什（人口16万）距离北京2200英里，长期以来就是传说中的贸易地，现在它是一个自治县的行政中心。城里面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从民族上讲，92%的人是维吾尔族。
在喀什，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民族多样化达到了极致。但是在新疆全境，汉族是少数民族：新疆的1300万居民中有60%都是维吾尔族。除了它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之外，因为新疆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苏联接壤，它的战略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市长指责说：“苏联在边境驻扎了军队。他们还向新疆进行广播宣传，并向这儿派遣间谍。”
新疆的商业中心是汉族人占多数居统治地位的乌鲁木齐（人口110万人），这是一个不太繁荣的城市，到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工厂，泥巴砖砌起来的围墙，以及一排排只有一层的灰色房子。但是，这里也有经济发展的迹象。在天山纺织品厂，1200名工人，绝大多数是汉族女工，照看着机器织出优质的开士米羊毛衫，这些羊毛衫将被运到外地。1982年，也就是开工的第二年，该厂从出口中获利400万元。由于利润丰厚，厂里的员工每个月可以拿回家50元钱，比该省的工人平均工资多出大约20%。
然而，只有离开乌鲁木齐的工业区，真正的新疆才出现在眼前。新疆的人口只占中国的2%，但是面积却是中国的17%，因为这个省多数地区是没有人居住的，境内有面积多达125000平方英里的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低不平的天山山脉高达2万英尺的顶峰。然而，这个看似不太发达的地区却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资源。点缀其间的有很多绿洲，富饶的土地出产棉花和谷物。新疆茂盛的葡萄园去年为它挣到了28亿元，这比新疆所有的工业加起来的利润还要多。在沙丘下面，有巨大的尚未开采的油矿，而今年仅仅新疆的煤矿就将生产1180多万吨煤。
然而，这一地区的大部分看起来仍然没有变化。例如，沿着高原一带，新疆的牧区的牧民中大部分都在那里放牧，他们住在圆形的顶上搭着毯子的帐篷里面——愉快地过日子，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并不关心。在东风公社，副主席哈萨克人卡赞很高兴地承认说，自从1977年以来，这里就没有固定的每周政治学习时间。“我们现在很幸福，”他解释说，“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工作时间。”
一定程度的进展
当温伯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时，这位中国领导人解释说，他用左耳听得最清楚。美国的国防部长坐在他的左边好吗？邓小平问。温伯格同意了，并巧妙地补充说他用右耳听得最清楚。“啊哈，”邓小平笑着说，“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事实上，这是1979年以来中美双方第一次似乎真正决定听完对方的意见。尽管像往常一样，台湾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其他不那么敏感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双方发展更好关系的基础。10年前，尼克松总统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之行预告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内，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也就是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他给北京捎去话说，美国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尽管不包括武器在内。中国很想购买，后来它向美国提交了一份秘密购买清单。
然而，自从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中国人和他开始彼此怀疑。1981年，当时的国务卿黑格访问中国，试图使中美关系升温。但是，在他回国以后，由于华盛顿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意见，他被迫收回自己许下的诺言。
一些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纠葛使得中美关系比以前更加冷淡，比如湖广铁路债券事件，这桩陈年旧事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的满清政府发行了铁路债券。去年，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地区法庭对中国进行了缺席宣判，要求中国支付欠下的价值4100万的债券。4月，美国政府批准年轻的中国网球明星胡娜政治避难，中国人因此取消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协议。
尽管有这些紧张状况，双方似乎正在举行秘密会谈试探对方。今年2月份，国务卿舒尔茨在北京发现，中国尽管在公开场合对台湾问题寸步不让，私下他们却正在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美国的一项保证上。这项保证最早是黑格提出来的，美国许诺要将中国的贸易地位重新分类。5月份，商务部长巴尔德里奇告诉中国人，里根实际上已经将中国重新分类，将它列入了“美国没有与之结盟的友好国家”一类。
1983年春天，政府开始起草出口“双重用途”科技的指导原则——所谓的“双重用途”科技，也就是那些既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又可以民用的产品。最后，在温伯格9月底5天的行程期间，他向中国人通告了这些原则。中国仍然受着美国关于这些科技的“最终用途”的法律的制约（为了确保这些科技不会转让给像北朝鲜那样的其他国家）。但是，将中国重新分类以及起草新的指导原则的最终影响将是允许北京进口范围要广得多的产品，包括计算机在内。
温伯格的中国之行明显透露出一种热情气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出现大的跃进。就像赵紫阳总理告诉温伯格的那样，中国等着看美国的话“会不会被行动证明”。美国一定担心中国在与苏联的近战中，主要是将它当成一个小卒。但是，对于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刚刚宣布计划向台湾出售价值8亿美元军火的美国政府来说，中美关系可能比预期的要好。
与“精神污染”做斗争
几年前，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颁布“对外开放”政策以引进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时，他曾严肃地告诫人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千真万确。在北京，长腿美女正缓缓地走在平展的T形台上展示最新的皮尔·卡丹时装。不远的地方，衣着考究的游客来到法国著名餐厅马克西姆在北京开的新分店用餐。即使是在郊外的空地上，一身牛仔服打扮的年轻人在现在已随处可见的盒式录音机的伴奏下疯狂劲舞。私营企业也在享有某种形式的自由。在过去的数月里，政府当局一直在发动一场旨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战役，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字眼，包括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来的各种东西，从色情刊物到存在主义思想。中宣部长邓力群认为，精神污染包括“淫秽、粗俗或反动材料，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低级趣味，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放纵”，还包括“与国家社会制度背道而驰的”言论。
许多文化上的治理行为的最先的迹象通常是非常敏感的。同时，西方精神污染造成的损害也同样是隐晦的：北京的一位售货员从香港商人那里获得了2本色情手册，于是他精选并重新印制了7000多幅有利可图的图片；在福建省，一个生产公社用公共资金购买了12盘录影带和16盘黄色录像带，然后向每一位观看者收取5美元（相当于一个城市工人4天的工资）。
但是，西方的影响很明显不仅仅限于下流影片和时装。11月，事态变得严重了。《人民日报》的主编胡绩伟辞职，该报的三位副主编之一王若水被撤职。他们明显的责任是：在8个月以前允许发表一篇宣扬“异化”概念的文章，这个词曾被卡尔·马克思用来指腐朽的资本主义。
有意味的是，今年年初，实验派的非正统戏剧还是被允许频繁演出。戏剧家高行健的《公共汽车站》表现的是8人等待一辆永远没有抵达的公共汽车的故事。这个戏剧中明显地缺少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所有要素：情节、寓意和说教。与此同时，人们还争相前往观看由阿瑟米·勒在北京享有盛名的首都剧院自编自导的《推销员之死》。观众们对戏剧中主角资本主义商人威廉·洛曼表现出满怀的同情，许多人在离开剧院时都热泪盈眶。
11月初，《人民日报》谴责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异化”的“消极思想”，并指出“有些人走得太远，想把社会主义制度带向异化”。
尽管发动了这次运动，拥有4000万党员的共产党已经非常注意避免让人们回想起刚刚结疤的那些历史伤痕。官方的一篇社论称：“我们禁止使用以前那种运动或是斗争方式。我们必须采用文明的方法去纠正不文明的行为。”与此同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颓废发起的这场新运动鬼使神差般地正好与官方为期一个月的清除左倾分子和其他文革残余的运动同时发生，甚至是重叠。
这场反击精神污染的运动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或是要持续多长时间，没有人能预测。
竹子短缺的危机
它的名字叫作佳佳，是对小动物的昵称。当它在自己的领地里大嚼大咽一根竹枝时，饲养员看着它心里既喜欢又担心。这只重123磅，年满3岁的雌性熊猫最近才刚从野外带回来，但是它似乎对笼养的生活很适应。饲养员甚至希望它能很快产下小熊猫。但他同时坚持认为，大熊猫佳佳仅仅是“客人”而已，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改善了，它将和伙伴们被放归自然。
佳佳暂时的家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中国四川省丛林覆盖的卧龙保护区的繁殖站。这个保护区是中国和西方科学家，主要是美国人，联合建立的非同寻常的中心。他们的目的是：确保佳佳和其他类似的上千只野外大熊猫的生存。
对大熊猫最直接的威胁并不是人类，而是大自然。熊猫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在那里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靠竹子。“竹子是熊猫99%的食物来源。”乔治·沙勒介绍说，他是纽约生物科学协会动物研究和保护中心的主任。自1980年12月以来，沙勒一直在熊猫的原始居住地进行研究工作。不幸的是，由于一种奇怪的植物突变现象，箭竹——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正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开花期。这一现象发生后，每45年至50年一次，整个山坡的竹子都会突然开花，散开种子直至枯萎。竹子需要数年才能重新生长（大约3英寸高）直到为熊猫提供食物。在此期间，熊猫必须寻找其他食物代替。
卧龙保护区是中国12处最大的熊猫保护区之一和“中国——世界联合野生动物基金熊猫研究项目”的所在地。植物学家秦子生（音）在对该地区进行考察后发现，95%的竹子已经开花。现在，原本每天消耗25到30盎司竹子的大熊猫们只能吃普通的草，尽管它们肯定对此不满。秦还说，对熊猫粪便的分析表明，它们营养不良。
当冬天到来，大雪覆盖整个山坡时，熊猫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肚子疼了。现在已经发现两只熊猫死亡。在1975-1976年间，处于不同生长周期的伞竹发生了类似的“开花——死亡”灾难，那次导致了四川和甘肃交界处一个熊猫种群里138只熊猫的死亡。
为了避免在箭竹地区发生类似的灾难——因为这里居住着相当规模的野生大熊猫，受到世界野生动物基金支持的中国科学家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在山坡上放置烤熟的猪排和羊肉以希望熊猫改变正常的素食习性。沙勒解释说：“如果能轻易地获取肉食的话，它们也会吃的。”科学家们同时也用肉引诱熊猫到低洼地带，因为那里生长着其他种类的竹子。
但是长久来说，熊猫最好的希望是居住在卧龙研究保护中心，预计将在11月末建成。该中心是由布朗克斯动物园主任威廉·康韦和中国同事共同设计的，它坐落在地形平展的山边，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熊猫研究中心，其中包括了实验室、图书馆和维持熊猫的种群数量的喂养栏。沙勒说：“中国人将有望拯救大熊猫，因为他们决心做到！但是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而且你绝对不能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