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国勉强同意重新修订婚姻法说明，政府认为放松对离婚的控制相比起依然保持对离婚的压力而言更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中国，婚姻的基础通常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坚实，因为现在依然有许多婚姻关系是由父母包办或媒人介绍，它的基础还是“先结婚，后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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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在各种重要事务上与美国展开合作。双方联合收集有关苏联导弹实验的情报数据。两国的贸易额从10年前几乎为零增加到去年的55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日本和香港之后）。大约80家美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也在纽约开设了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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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外国的影响随处可见。沿珠江大坝，许多年轻人在闲逛，拥抱亲吻，而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即使是比他们差得多的亲昵行为也是要被禁止的；在许多场合，他们的衣着好像完全是从时髦的香港搬来的。一位经常光顾的西方游客说，两年以前看衣着就很容易将本地人与海外华人区分开，现在一般情况下是认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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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对台军售
美苏两国之间在波兰问题上的对抗产生了潜在的国际影响。事实上，这场危机为解决美国与中国复杂事务中最棘手的难题——对台军售——提供了一个微妙的开端。
去年春天，里根总统对台湾购买美国先进战斗机的请求颇为看好，尽管国务院曾警告他说，此类交易将威胁到非常脆弱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然而，当波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向北京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时代》周刊已经获悉，这次访问的任务是告知中国，美国已经决定避免向台湾出售任何一种比现在的F-5E更先进或精密的战斗机。与此同时，美国也敦促中国结束对苏联干预波兰镇压运动装聋作哑的态度。参与这次访问的国务院官员坚持说，双方不是在做交易。但是一些观察家认为，人们很难相信，访问议程上的这两项任务之间没有固有的联系。
事实上，由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国防部长卡斯帕·黑格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联名签署，并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支持的一份递交给总统的备忘录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此行的目的。他们一致认为，向台湾出售更多的F-5E型战斗机完全可以满足台湾现有的防御需求，而不需要给目前台湾想得到的威力强大的F-5G新型战斗机。（F-5E型战斗机于1970年研制，推力达1万磅，飞行速度可达1.6倍音速。台湾获得了诺斯罗普公司的许可，生产了数架该型飞机。诺斯罗普公司最新研制的F-5G型战斗机推力达16000磅，飞行速度可达2.1倍音速。与前一种型号不同，F-5G可以携带雷达制导导弹。）波兰危机加上美国希望北京在反苏宣传攻势上的合作，给这些建议者提供了说服总统拒绝台湾购买更先进战斗机要求的机会。为了安抚台湾的支持者，尤其是里根总统本人，这份备忘录也建议向台北政府出售鱼叉式导弹和救援直升机。1982年1月，里根在与国家安全顾问一起进行的会议上批准了这次访问。支持出售先进战斗机的主要人物理查德·埃伦再也没有坐在国家安全顾问的席位上提出反对意见。星期六，一个由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政治军事事务局副局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为首的代表团将前往北京。
中国人一直反对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认为那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1978年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声明中，美国接受了北京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北京。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人士认为，这种行为将破坏邓小平副主席倡导的亲西方的政策，导致中国人将中美关系降格，并推动北京重新与苏联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台湾的支持者指出，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向台北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以满足其防御的需要。在总统竞选中，里根争辩说，美国如果抛弃老朋友将使美国所做的一切承诺可信度遭到破坏。
中国对军售问题非常不满，包括上个月（1981年年底）美国向台湾运去了价值9700万美元的老型号战斗机的配件。这种不满不仅表现在中国对波兰问题上的缄默不语，而且还可以从北京不断增多的反美言辞中看出。新华社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抨击美国和苏联一样寻求“霸权”，——这是扩张主义的代名词。然而，两星期前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却暗示，如果美国承认对台出售武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那么也许有可能找到一条妥协的途径。“只要这一原则得以建立并得到承认，那么双方就可以通过谈判和其他途径解决这一问题。”社论写道。北京暗示，如果最终停止出售武器的日期敲定的话，它可能会允许美国有某些出售行为。国务院的官员私下里曾与在华盛顿和北京的中国同行接近，商讨一项计划，而那正是霍尔德里奇-布莱克威尔之行要讨论的。截断对台的军售将违反《与台湾关系法》，将无法被里根总统和国会里那些支持台湾的保守派所接受。
美国竭尽全力与北京展开贸易往来，对于这一点台湾政府无能为力，只能不情愿地默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北京是否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美国向台湾出售F-5E型战斗机是其在军售问题上有所节制的表现，应该受到嘉许而非谴责。许多观察家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一桩对台军售，北京领导人都将毫无疑问地还以尖锐的言辞，指责那侵犯了其国家主权。但是他们是否只是表现在口头，还是真的采取行动那就要看北京权力层认为的轻重缓急了。因为他们发现，就如里根政府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一样，自己陷入了一大堆的冲突矛盾中。去年，荷兰政府向台湾出售潜艇后，中国驱逐了荷兰驻华大使。尽管这样，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邓小平不会情愿把中美关系降级，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他们推行的亲西方的政策是失败的。
离婚的问题
新颁布的法律允许离婚——甚至只是因为感情不和。
北京的一位作家遇罗锦已经对第二任丈夫忍无可忍。事实上，她确信自己嫁了一个粗人。他似乎从未谈起过美学和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只有诸如黄鱼价格等愚蠢的话题。看足球比赛时，他像小孩似的又闹又叫。她曾拉丈夫去剧院接受文化熏陶，但他总是在应该落泪神伤的时候哈哈大笑。一天，她试图哄丈夫看本书，但他却不耐烦地说：“我从不读书看报，但每年不都被评为劳动模范吗？”事实确实如此。于是她立即跑到附近的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法院多次做调解工作，法官也进行了严肃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但遇最终还是以感情不和的理由赢得了这件案子。遇真诚地说：“继续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
虽然，在现在，离婚还会被贴上耻辱的标签，但是新近颁布的具有历史性的《婚姻法》使创纪录数量感情破裂的夫妇走上了寻求自由的道路。在1981年的上半年，北京的法院共受理了总数多达3444件的离婚案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2.5%。在上海，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仅仅一个区在6个月里就批准了50起离婚，这虽然按美国的标准不足为奇，但在中国却令人震惊。
一对夫妇——现在已成为著名的案例——对哪方家人应该支付婚礼的费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丈夫离家出走，于是妻子递交了离婚申请，结束仅仅维持了5天的婚姻。小兰是一位舞蹈演员，厌倦了自己内向的丈夫方宝建（音），于是提出离婚，在法庭上她声称：“我不再爱对方。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反对离婚。人们总会用一句老话“白头偕老”祝愿新婚夫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几乎不可能首先提出离婚，而传统来说离婚对男子非常容易。丈夫只要派送信人到岳父那宣布他“不再和你女儿一起到神龛供奉祖先”。而岳父通常会默许，并表达没有管教好女儿的歉意。
在传统的观念里，妇女再次嫁人也是一件耻辱的事。即使已经定婚的新郎在举行婚礼前去世，新娘也只能和木头人举行结婚仪式（或是一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公鸡），然后孤单一人度过余生。
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以消除封建婚姻的最后一点痕迹。该法禁止包办婚姻、纳妾、童婚以及干预寡妇再婚等。《婚姻法》勉强同意了离婚行为，但只能是在“调解和说服工作”无效，婚姻明显无法继续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团结、稳定的局面，因此政府要求夫妇双方响应“政治压倒一切”的号召生活在一起。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只有妻子或丈夫一方要求的话，离婚通常会被拒绝。但这部在一年前已经生效的新《婚姻法》与西方法律更为接近：“双方感情的完全破裂”是离婚的充要条件，即使违背一方意愿，另一方也可以提出申请。
这次中国勉强同意重新修订《婚姻法》说明，政府认为放松对离婚的控制相比起依然保持对离婚的压力而言更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中国，婚姻的基础通常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坚实，因为现在依然有许多婚姻关系是由父母包办或媒人介绍，它的基础还是“先结婚，后恋爱”。更有甚者，夫妇双方经常发现他们陷入了政治婚姻的圈套，也就是说政治风向每一次发生新的偏转后，婚姻就变得索然无味，一无是处。比如，在“文革”中，一位被怀疑是“知识分子”的图书管理员害怕狂暴不羁的红卫兵，于是她嫁给了学校的造反派头子以获得政治保护，这叫作“红伞”婚姻。但是，当“文革”结束后，她提出离婚再嫁他人。有些人，比如前文提到的遇罗锦就嫁给农民以抵消自己成分过高的缺陷，让别人另眼相待。此外，父母现在也想终结以前的买卖式婚姻，也就是说两人结合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能住上好房子，用上好家具，或者仅仅想找份工作或从偏远的农村调到城里。
人们在感情上的移情别恋，通常还要巧妙地加上被称作的“第三者”也是导致离婚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北京婚姻事务研究会严肃地表示，移情别恋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社会地位的提高、暴富、对性或感情需求的不满足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有许多思想家，他们总是警惕来自西方的侵袭和演变，这些理论家把不断上升的离婚现象归咎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蔓延。不过事实上，要求离婚最强烈的确实就是那些西方化最严重的中国人。但是，一些婚姻专家却指出，不断增加的婚姻破裂现象也有其积极一面。因为，以前中国的婚姻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中国人把重点放到了双方感情、关系融洽甚至是性平等上。官方表示，离婚的增加只是暂时的，大部分是那些受到了以前法律的限制而积压下来的。警觉的卫道士们希望他们说的是正确的。
中美关系谨慎的10年
尽管中国和美国建立了新关系，台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理查德·尼克松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星期”，此话并不为过。1972年2月28日，在美国总统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之际，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签订了《上海公报》，使中美两国恢复了邦交。在此之前，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和美国是敌对的。随后，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殊死拼杀的两个国家马上互派外交人员。尽管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关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地位和防务，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美国十年”将毫无疑问地改变全球力量的格局。
中美两国路线的改变是出于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可怕的需要”：对付苏联施加的威胁。急于从越南战争脱身的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共同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中国与苏联进行了十多年的敌视之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69年中苏边境的一系列冲突使中国人提高了警惕。北京认为美国不仅能够把中国从危险的隔绝状态中解救出来，还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把西欧、日本甚至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一个世界范围的联盟，共同对付那个中国人所说的“给和平造成最大威胁的超级大国”。
中国急切希望和美国达成和解，国家主席毛泽东说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可以无限期地等下去。台湾远离大陆海岸90英里，1949年在内战中战败的国民党退居在这里。中国人一直把台湾看作是分裂出去的一个省，并认为美国支持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现在，中国在各种重要事务上与美国展开合作。双方联合收集有关苏联导弹实验的情报数据。两国的贸易额从10年前几乎为零增加到去年的55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日本和香港之后）。大约80家美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也在纽约开设了分行。上个月（1982年2月），中国开放了58000平方米的沿海富油地带，让46个石油公司竞争招标，其中一半是美国公司。
去年，16000名中国人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大约8万名美国人来中国观光旅游。8000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和技术学校注册学习，是其他国家留学生人数的8倍。大约1200名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工作，包括21名记者。数百万的中国人，可以按时收听到以前被禁止的美国之音广播，这可能是中国对外部世界最可信的信息来源。
美国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了其他利益。在第三世界占多数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的政策常常遭到否决，现在华盛顿有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合作减轻了美国在东亚的防务压力。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区的兵力部署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中国人对他们获得的利益也很满意，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后，加强了对抗苏联的力量。然而，他们还有一些失望。中国人原本希望从美国容易得到先进技术和对发展工程的优惠贷款。但是，他们等了很久，迟迟不见允许中国进口美国先进的计算机和其他设备的许可证。不过，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最严重的问题是台湾的防务，这个危险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最近的一次争端出现在1月，里根政府宣布将继续向台湾出售F-5E超音速战斗机。中国认为美国应该规定一个最后期限，逾期则不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或者至少应该表示它正在减少对台武器出售，因为《上海公报》把台湾定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从美国做出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决定以后，中国在对美国发表的评论中表现得很恼火，甚至称美国为“霸权主义国家”，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对苏联充满仇视的称呼。邓小平对一位来访的美国商人说中美两国的关系“不好”，新华社也间接提到两国的友谊可能发生“倒退”。在“美国的10年”结束之时，中国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或举行任何庆祝仪式。
但是，里根总统给赵紫阳总理送去消息，表达了他希望“为两国长期的友谊建立更加牢固的框架”后，赵紫阳也诚恳地答复说中国实际上很愿意打破台湾问题的僵局。显而易见，为了两国重要的利益，他们必须这样做。尼克松回忆起他一生中表现最杰出的时刻，早些时候在纽约的《时代》周刊上撰文说：“中美关系的关键之处在于双方都必须认识到保持这种新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哪一方都不会允许任何事务，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来威胁到这种关系。”
整治腐败
《一个汽车大亨的垮台》，在《人民日报》上中国读者一般看不到这种新闻标题，但是上星期（1982年3月），《人民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条新闻。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河南省的两个官员是如何通过诈骗、贿赂非法得到1300辆汽车、摩托车和拖拉机，以及电视机、收录机、手表、照相机和缝纫机，并且在黑市上卖了110多万美元。
这起汽车贩卖案件涉及15个省的78名党员，是中国新闻界披露的最轰动的大案之一。当然还不是唯一最具轰动性的案件。最近，中国领导人采取强硬措施，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重新焕发出光彩。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打击腐败、滥用职权和层出不穷的高级干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至今还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把执政党内部重大的不法行为揭露出来，中国领导人似乎在认真对待两个月前他们提出的1982年的主要任务：大力精简国家臃肿、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努力铲除腐败的根源。
3月上旬，北京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的一部分宏伟规划出现了眉目。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说中央政府的部和其他高级别局的数量将从98个精简到52个，几乎砍掉了一半，机关的工作人员将减少1/3。北京现在的部长和副部长有将近1000人，根据计划要精简掉2/3。级别较低的机关一直是革命老干部退居二线的休息场地，它们的数量要削减一半。
行政机构的改革要求成千上万的干部离休，这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打击高层干部滥用职权、挪用公款和其他腐败行为是另一项事宜。几乎每天，中国的报纸上都刊登出文章，揭露一起起高层领导的犯罪事实，宣布某某领导因犯罪而被捕。
比如，倒卖的那两名官员与当地的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结交为朋友，银行贷给他们1万美元，名义上是给省工商局购买物资，实际上他们用这笔钱贿赂了一家汽车制造厂的领导。在该领导的关照下，他们拿到了汽车，并转手以高价非法出售。事情被揭发，两个罪犯受到法律的惩罚时，他们已经逍遥法外至少一年，原因在于许多参与其中的领导干部千方百计地为他们遮掩。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两人胆大妄为到了极点，竟然在他们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幅字，上书：钱是开路的马，礼是攻破堡垒的千军万马。
其他的案件也暴露出类似的关系网和行贿受贿的事实。在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诈骗案中，一个叫陈蒙效（音）的诈骗高手用一吉普车的花生、椰枣、蜂蜜和鸡开道，骗过了至少50个政府部门。他和别人签订假合同，答应提供子虚乌有的材料，甚至要建设工厂，然后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陈的犯罪行为是被他存钱的银行职员发现的。但他们的报告没有引起上级的注意，包括公安部门。正如一份官方报道痛心疾首地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一些干部对此漠不关心。公章是严肃的，但干部本身不是廉洁的。
另一起案件涉及一个反走私机构的71名成员。反走私机构的职责是沿海岸巡逻，抓获非法违禁交易。但他们却把没收来的走私商品私自贩卖，获利40万美元。报纸还刊登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件。27岁的毛小平（音）因强奸一个5岁女童，在1974年被判入狱。他利用重要的关系网，包括北京公安部门的一些干部，不仅提前释放，还入了党，在一家外贸公司找了份职务重要的工作。更加令许多读者感到惊奇的是北京一家广播公司的经理给私人团体提供色情电影。他的一个供货来源竟然有几家官方电影厂，它们打着“参考片”的名义从外国购买色情电影。
报纸上的报道证实了中国人普遍相信的事实，那就是腐败已经蔓延到党政机关的高层领导中。因此，当前打击犯罪的运动同行政机构改革一样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些老百姓每月的平均工资是30到40美元。但是，这场打击非法牟利的运动只有触及一些受到怀疑却没有点名的高级干部头上，许多中国人才会相信中央的决心。
处理人口爆炸
中国人口多是件好事。就算中国的人口增加好几倍，仍然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1949
正如中国人现在所承认的那样，毛泽东犯过许多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实行人口控制。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时，中国的人口大约为5.5亿。现在虽然缺少精确的统计，人口统计学家估计总人口为10亿左右。因此，过去30年间60%的经济增长被新生的人口消耗殆尽，没有用于提高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上。
毛泽东的接班人为了纠正他的错误，制定了一项宏伟目标，计划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目前的困难在于人民的反对意见很强烈，即使比较乐观的中国官员也公开表示这项目标不可能实现。现在，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出台了一些新规定，并警告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将受到纪律处分和行政处罚。
北京的政策以一套奖惩制度为基础，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许多地方，保证做到这一点的夫妇会领到《独生子女证》，凭此每月领取5元的儿童健康补助，孩子上幼儿园报名时可享受优先待遇，上学可减免部分学费。与此相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父母的工资在5到14年间一般要降低10%。
中国的许多地方坚决执行人口政策，比如农村的生产队，下达每年可以增加多少人口的指标限制。在中国计划生育同工农业规划一样得到重视。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总理，中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女性陈慕华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就要求人口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一样需要计划。
乔治·布什在杭州
没有弄错，正是恰到好处的挑战。就在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抵达风景如画的湖边城市杭州之前几天，《人民日报》严厉警告，“严重威胁中美关系的危机依然存在”。尤其特别的是，共产党报纸抨击美国为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是一颗“定时炸弹”。曾在1974-1975年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的布什，是目前里根政府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最高级别的成员，他并不需要这种提醒。的确，就在他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谈之前，副总统以重新确认“我们建立正式关系的基本原则”来尽力拔掉潜在的台湾这颗炸弹的引信。布什说，基本原则包括美国原则上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17天5个亚太国家的行程即将结束之时，布什努力的目标是重新肯定中国对华盛顿的重要性，同时收回里根政府对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明确决定。北京日渐增加地将一开始由《上海公报》明确的美国对于中国对台湾主权的确认，看作是彻头彻尾的口是心非。里根政府用同意与北京就武器销售问题进入谈判——它是如此没有成效——和否决了对台销售F-16战斗机作为回应。但华盛顿上个月（1982年4月）同时同意对台销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零部件，这项动议带来了北京的正式抗议，并重新警告继续对台进行武器销售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的降级。北京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增长的不耐烦成为美国政府最敏感和最困难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
北京的领导人向布什个人表示了友谊的问候，但他的外交服务却遭到了冷遇。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在人民大会堂两个小时的会谈都被台湾问题所占据。副手描述这次会见是“坦诚与直率的”，这是对于公开讨论分歧的外交行话。党的副主席邓小平用马上声称他希望布什的访问“能驱散中美关系之上的阴影和乌云”来进一步强调台湾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副总统对于清除这种氛围做出了坚定努力，但中国官员们并没有从他们决不妥协的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后退。在本周解除了11名副部长以希望理顺不实用的机构的赵紫阳总理说：“我们都认为现在中美关系中存在严重的障碍。”结束了他的访问，布什宣布将会继续双边会谈。这显示出，双方都没有准备让步，但双方也都不希望承担将他们的分歧带入最高潮的后果。
开放中的广州
当中国奉行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与接触的门户开放政策时，“这就是它，中国的未来。”在这些日子里，这种观点在广东和它的省会广州十分盛行。广东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相互影响的中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它已成为集希望与问题于一体的省份。
北京办事处负责人里查德·伯恩斯坦报道：
广州机场的标记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从入口处到航空集散站，依然悬挂着红色大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万岁。但是，当旅客们步入曾经阴暗、寒酸的东方宾馆后，一切都面貌一新。宾馆里熙熙攘攘。咖啡店和饭店已经取代了单调的食堂。入夜，迪斯科音乐从国际俱乐部的舞厅传出。在那里，从女服务员合身的蓝色衬衫和裙子到咖啡杯与碟子都是从香港进口的。
东方宾馆是来访者到新广州后的第一站。广州是中国传统的对外开放门户，现在由于得风气之先而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北京决定与世界其他地方寻求更为广泛的商业接触，同中国的其他城市相比，广州在这方面走在前面。
广州还没有转变成一个速成的香港。在东方宾馆之外，城镇还像一位破衣烂衫的贵妇，粉妆剥落，灰头土脸，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破烂单调。但是，这儿的氛围已然改观。自1980年起，广东得到北京授权与外部世界打起了交道，省的行政部门已经同外国商人签订了13000份合同，从冰激凌和罐装水果到宾馆建筑与石油开采平台，一应俱全。同时，价值高达26亿美元的投资从西方和日本引进，据估计有90%是从有开拓精神的香港企业家那里流入的。
数年之前，亚洲的担心之一是中国会要回英国的皇家殖民地香港；现在看起来与此相反的事情出现了。在与香港一界之隔的深圳经济特区，来访者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从经济上讲，中国的某一块145平方英里的土地已经“出租”给资本主义的香港了。这不仅表现在深圳到处流行牛仔裤，还表现在港元被广泛接受以及深圳可以从英国殖民地接收广播与电视节目。在投资中，大约15亿美元是由香港商人允诺的。多数新项目位于风景秀丽的大鹏湾，它是一座有高耸的办公楼与公寓楼的“新城”，是一个有处理19000吨船运能力的港口，还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再加上大约700家装配线工厂。除了与香港相隔的17英里长的边界线，深圳还有6个边境检查站。有些事情颇有意味，特别是眼下在中国投资的香港商人中，有许多是过去从共产主义制度下逃离出来的人。在摧毁了自己的商业阶级之后，北京已经对海外中国企业家敞开了大门。
在广州，外国的影响随处可见。沿珠江大坝，许多年轻人在闲逛，拥抱亲吻，而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即使是比他们差得多的亲昵行为也是要被禁止的；在许多场合，他们的衣着好像完全是从时髦的香港搬来的。一位经常光顾的西方游客说，两年以前看衣着就很容易将本地人与海外华人区分开，现在一般情况下是认不出来的。
这种外国影响的某些方面着实使党的领导人感到紧张。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抵制从外面来的“精神鸦片”的宣传运动不断展开。当地报纸报道说，像走私、行贿、诈骗、挪用公款，甚至涉及色情这样的资产阶级的犯罪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上个月（1982年4月）在深圳特区的国家进出口公司的领导被控非法进口价值500万美元的彩电、磁带和盒式录音机。几周来，省当局已经公布了针对色情书刊的新的规定，禁止进口音乐磁带，开始了他们要求居民拆掉能接收香港电视节目的超高频天线的第三次运动，这些节目主要是美国进口片和多愁善感的广东方言肥皂剧。
正在清除“坏影响”努力，已经在香港和广东引起担心，唯恐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也会进行限制。中国官员说：不会。享有很高声望的《南方日报》的64岁的主编坚持认为：“事实上，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没有变化。”结果，与资产阶级影响所做的斗争可能会失败。比如说，架设超高频天线。尽管官方要求拆除这些广东到处都是的超高频天线，但有时当地居民在早晨拆掉天线，以免在白天被监察人员看到。然而到了晚上，正好是香港电视播出的黄金时间，绑着天线的竹竿子竖起来重又使用。
布什来访的变化
在1982年5月对北京的一次正式访问中，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在欢迎他的宴会上举起了他的茅台酒杯，提议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干杯。他对苏联“无耻的扩张主义”深感遗憾，这是经常得到中国领导人赞许的批评。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莫斯科对“霸权”的追求。这次，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祝酒词并未博得中国领导人的反苏回应。当他们回敬时，根本没有谈到苏联而是谈到解决台湾军售问题的需要，但总体上驱散了中美两国关系的乌云。
自那以后，在与美国或其他国家到访者的讨论中，同样不再提中国对苏联的关注这个问题。带了一封信到中国来传递里根总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和布什得到了同样的接待。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尔米尔·阿弗拉汗，他的国家在与以苏联为后台的埃塞俄比亚的战斗中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在北京得到的不是对反苏联的赞许，而是领教了一番有关美苏武器竞赛的危险性的说法。当中国总理赵紫阳6月初访问东京时，情况大致相同。在公开场合，赵紫阳至少没有沿用北京关于苏联威胁的原有路线。相反，他抓住机会谴责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武库”，赵主张“两者都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
因此，北京一再重复的有关苏联“作为超级大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的谴责，已经被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批评所替代了。中国发言人最近谴责说，国际上从中东到福克兰群岛的剧变都是以“超级大国的争夺”为背景的。更有甚者，像“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美国是只纸老虎”等自10年前尼克松访华时就被埋葬的一些老的反美口号，已再次悄然潜入政治词汇中。
这种变化使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迷惑不解。毫无疑问，由于东面从乌苏里江到黑龙江，西面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在新疆一线，苏联沿中国边界保持巨大的军事存在，而且，莫斯科通过其代理国越南，在印度支那推行冒险主义，中国仍然认为苏联是其主要威胁。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几乎不构成威胁：与卡特政府的6亿美元相比，今年华盛顿对台军售额只有6000万美元，绝大部分是零部件。于是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北京将两个超级大国相提并论？
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意识到，在世界看来，他们与美国的关系过于密切。他们用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论坛上批评美国和反对美国这种方式，以凸显自己更为独立自主的地位。在联合国，中国阻止了得到美国支持的秘书长科尔特·瓦尔德内尔的连选连任。同时，作为超级大国玩弄的三角游戏中力量最弱的一方，北京似乎在寻求增加其杠杆作用的战略。
另外，北京政府明显对里根政府的真实意图不太清楚。在北京看来，卡特政府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在声调与方向上的剧烈变化证明了其不可预见性，至少从长远来看是这样的。中国同时怀疑，里根总统尽管很少提到，但他可能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更为重要。
与此相悖的是，里根狂热的反苏立场可能对北京有所帮助。因为美国总统已经抢先说出了那个问题，中国感觉到可以减弱他们自己的反苏声音，并继续移向其他问题。在北京，似乎出现了对20世纪50年代的怀旧之情，那是不结盟国家的万隆会议的时代。在万隆会议上，晚到的周恩来总理机智地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力量与友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方法，北京希望恢复它在第三世界中的一些特权。一位在中国首都的西方外交官评述说：“第三世界是北京的天然选区。”
苏联已经注意到北京在遣词用语上的变化，并尽其所能来利用它。3个月前在塔什干的一次讲话中，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呼吁中苏两国进行会谈以促进双边关系。5月《真理报》上一篇明显留有政治局痕迹的文章强调，苏联与美国不同，从来没有支持过两个中国的政策。低级别外交接触已经展开。上周，莫斯科16年以来第一次宣布，苏联运动员将在本周参加北京的田径比赛。
中国人对此心知肚明，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但是，远离美国并不一定意味着更接近苏联。因为第一，各种问题——主要是使北京和莫斯科分裂的边界问题——离解决还相距甚远。另一点，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北京意识到莫斯科无法提供中国所需的如此雄心勃勃的技术与经济援助。而美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中国采取迂回战术，重提纸老虎的老调，但透过表面，中国的对美政策本质上未变。
展望2001年
在1982年9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第10届代表大会时，常见的毛泽东画像不见了。以前写着“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标语也消失了，没有乐队演奏《东方红》。相反，这次自1977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召开的代表大会，正如67岁的主席胡耀邦告诉1700名代表：“党已经完全打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
邓小平在向代表们问候时，称早前几天的会议是党“自1945年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那次会议确定了毛不可置疑的领导地位。邓允诺继续坚持中国已经在过去4年里一直致力于的开放政策。他说：“我们应该向外国学习，吸收他们的经验。”邓也同时列举了中国的传统警告：“必须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绝不允许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国家蔓延。”
自从毛去世后，邓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邓要求代表大会修改党的章程。邓将加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权力。对于老一代领导人，包括邓小平自己和副主席叶剑英元帅，邓希望党能够产生出一个新的由老政治家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以指导胡和这一代新领导人。假如邓成功了，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层便可顺利移交过渡。
在对代表们4个小时的报告中，胡宣布中国在20世纪剩余时间内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现代化。他充满信心地提出，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4万亿美元。（美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9万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经济制度仍将保持社会主义，胡提倡更多地依靠外国技术和市场机制。一个叫作“责任制”的资本主义概念已经允许农民们用作额外的工作来挣更多的钱，允许农民保留或出售分配额以外的产品。通过引用对这个方案的广泛支持，他呼吁继续坚持这个政策。
修改党章
经过一致表决，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2次代表大会的1700名代表1982年9月通过了一部新章程。它废除了党主席这个职务，毛一直到1976年去世时位居这个位置长达31年。强调集体领导的概念，党的首脑除了总书记之外，没有更为耀眼的头衔。由邓小平谨慎地起草，新章程规定，用一种明显有别于毛的方式：“不允许任何领导人独断地决定任何事情或者将自身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新的党章为中国年轻一代的权力过渡奠定了基础。为了加速这一进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172名成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一些上了年纪的领导人退休的地方。同时，在一场旨在清除党内腐败与无能，以及不同政见分子的运动中，所有390万党员必须一一甄别，以重新确定他们的党员身份。
为了确立对党内整顿的支持，呼吁推动年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到党的岗位上来。85岁的叶剑英元帅引用了一句唐诗：“雏凤清于老凤声”，提醒代表大会要大胆选拔年轻干部。
在胡的报告中，去掉了平常对苏联是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谴责。相反，胡将苏联和美国相提并论，称美苏都是“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的关系仍然笼罩在台湾问题的说法之下，胡说，他抨击苏联在中国边界地区集结重兵和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援助。他说苏联已经向北京提出一些试探性建议，提出一个中苏紧张关系缓和的前景。
这些天，为了与更为实用的党的理论相符合，新党章删去了意识形态中心原则：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反，新文件宣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
香港人的焦虑
香港对与中国在一起的未来感到了焦虑不安。在一位香港商人精致的山顶家中，晚宴已经准备好了。香港在远处山底下灯光闪烁，它的嘈杂之音也淹没在仲夏柔和的夜色之中。鲨鱼翅汤之后是风味对虾和蒸椰菜，在水晶杯的碰击声和筷子的磕碰声中，谈话不可避免地转向首要话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下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香港公民使用的将会是什么护照？流通的货币是什么？一个人怎么做生意？各种意见在桌子上你来我往，但清晰的思路很快就变得混乱：假如中国真的接管香港，最终的结果是，每个在桌上的人都已经做出了随时移民海外的计划。当问及一位中国妇女，她是否有永久居留美国所必备的“绿卡”时，她答道：“我有一个绿卡，而我的正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们也会在几年之内符合拿绿卡的条件。”
在九龙一家女性服装生产厂，36岁的王锡虹（音）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他正在剪裁准备起程运往美国市场的外衣。他已经在服装制造业工作了20年并攒起了足够的钱来为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买一套小房子。但他的年轻同事们的欲望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衣橱上的辛苦劳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提出，假如中国有朝一日收回香港他们将去投奔美国的亲戚。相反，王认为除了接受所有即将到来的一切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变化的前景烦恼不已。“在香港，金钱的压力很大，”他说：“但我对这种社会感到满意，这里你可以挣到钱，你能攒到钱。”
在俯瞰香港的破烂不堪的泰河迁居者定居地，75岁的陈程和他的妻子在绿色金属皮和油毡纸搭成的小棚屋前呼吸新鲜空气，他们自从35年前逃到这里后就一直住在这里。陈是一位靠每月领取35美元社会保险退休金的退休仓库工人，他列在等待公房的名单上有好多年了。他对仅仅100码远的私人高层住宅的富有邻居们并无不满，在那里他们的房租每月超过1000美元，他们的孩子们在封闭的南部草场地里玩耍。他说：“在大陆，生活就不一样了。在那里，你必须在田地里劳动。而在这里完全是自己的生活。”
无论是高楼大厦中的极富，还是大量的穷人，对于英国皇家殖民地香港的550万居民来说，最引人瞩目的话题就是1997年7月1日。届时，根据英帝国历经周折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手中强行取得的99年租约的条款，373平方英里的新界将按期交还中国。
没有人预料到英国或中国会让这样一幕打开，但香港的居民却忍不住焦急起来。传统上，皇家殖民地只收集从境外那里来的海上漂流物。自1945年起，细流变成了洪水。受香港炫丽的灯光的吸引，超过200万人逃离大陆。由于个人欲望的驱动或受到政治迫害，他们翻越篱墙、贿赂官员，将自己塞入出海的捕鱼小船游过鲨鱼出没的水域。有些人成为或变成为难以置信的富有企业家；绝大多数是没有技巧的农民或工人。但是归结到一点，这些人帮助建设了一个骚动的、混乱的、追逐金钱的，但首先是自由的城市。
对统一的前景预测已经使正常情况下平稳运行的香港经济引来一场颤动，10月的气氛也以小时计——恒生股票指数下滑了234点，使持股价值下降，平均损失了21%。港元也跌至6.40港元对1美元的最低纪录。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责备都能算在令人恼怒的1997问题上，神经过敏的投资者对于关注未来又有了新根据。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刚刚在香港待过3天，她宣告了支撑起殖民地动摇的信心。访问是在14天的东方奥德赛将近结束时进行的，这次她访问了日本和中国，在那里有关皇家殖民地的讨论一直是日程的主要议题。还有，撒切尔夫人用一个联合声明武装了自己，声明由中国签署，保证北京和伦敦将推动旨在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谈判。在英国，她向在殖民地的商界领袖保证，意识到“它对于香港人民的道德义务”，撒切尔说，“我想我们的分歧能够弥合，我们也能够达成一项对中国与香港人民还有英国都满意的协议。”
焦虑的香港人，也许是不太现实，渴望对城市未来地位的某种特别迹象。在没有成功之后，他们想要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体系得以保留的某种保证。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年已经对台湾提出和平统一的两个条件。但很快就明白，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与艰难的、解决如此复杂与涉及情感的谈判，它是没有成功保证的。
撒切尔刚刚离开殖民地，北京就开始向她的关于英国对香港负有义务的宣称发起挑战，称19世纪的条约是“英帝国主义劫掠中国领土的铁证”。官方的新华社提到了北京对香港享有主权的神圣使命。
香港的经济一直受惠于几乎持续不断的移民工人流。他们在5万家工厂中平均每周工作49个小时——这些工厂有的很小，其他的则是工人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血汗工厂，但这构成了殖民地工业的支柱。这些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在过去8年中上涨了40%，达到每月300美元。但这些工人们在混乱不堪的房地产市场上受到的待遇过差。有57万名占公地者生活在木板或金属板所搭成的棚屋里，这些棚屋成片地建在豪华公寓的旁边，位于不稳定的陡坡之上。有100万户家庭人口达到8人甚至更多。
香港社会广角镜的另一端是极度富裕的一群。有些美国银行家估计至少1500位香港居民每人财产总数达到1亿美元；除了其中少数人外，他们都是华人。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香港一样如此方便地将财富隐藏或转移到国外，黄金与证券的买卖也很活跃。由于个人收入税封顶为15%，公司合作税封顶为16.5%，香港成为世界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最佳亚洲总部所在地。香港商业总院的吉米·麦克格来格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地盘。”
甚至在15年的倒计时开始以前，香港的金碧辉煌就开始蒙上一层沉重的色彩。曾一度作为香港繁荣景象的最明显的表现，香港的狂热的房地产在去年达到巅峰状态，然后开始下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业用地价格下跌了40%至80%。对于1997的惊慌不安使事情变得更糟。许多商人在看到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谈判最终发展到什么样子之前，宁愿租用工厂用地也不愿意去买。有些公寓用房过去每年可以收入100多万美元，但现在价格已经一下子下降了20%至30%，从令人不可思议的暴富降至仅仅是富裕而已。香港房地产开发商联合会的副会长方亨利说：“有无确定的未来已经成为买主心中又一个担心。如果没有这种担心，买主们就会进行下一步，去买他们需要的房子。现在他们在买之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就影响的最小面而言，房地产的下滑会给香港政府带来麻烦，政府的预算已经超出了增长，在过去10年里提高了10倍。香港政府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它们当中的大部分用于扩大道路和公房建设上。根据法律，在香港的所有土地都属于皇家，来自房地产买卖的收入足以占到估计总额达60亿美元的行政税收的1/3。假如市场持续萧条下去，有一些使这块土地成为投资者的天堂的自由主义法律就不得不取消，否则殖民地将面临政府在许多工程上开支的大幅度削减。
在一个本已没什么值得庆贺的礼拜，财政大臣约翰·布来姆瑞兹宣布今年殖民地的经济比预想的表现要差得多。据计算，相对于1981年高达11%的增长，实际经济增长只有4%。出产于香港的货物出口下降了2%。投资只提高了3%，而去年高达13%。一位对此表示关注的商人说：“如今香港遇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麻烦。”
香港殖民地可能是英国的一颗东方明珠，是不断收缩的帝国王冠上一颗最重的钻石，但对于它的“宗主国”来说，它的经济重要性在不断下降。香港是英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它出口到英国的货物比它所从英国买入的要超出1亿美元。许多老的英国商行，或者说贸易公司的大部分股东是中国人。当英国不断转向欧洲的时候，它与香港的联系也就放松了。香港纺织品制造商抱怨说，在反对与欧洲共同体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中，伦敦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
香港居民同时也对1981年英国国籍法非常不满，实际上这部法律将他们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那些以前持有英国香港护照的人不再自动享有居住在联合王国的权利。香港学生也像任何外国人一样，就读英国的大学要交付全额学费。
同时，英国在香港统治的最为公开的信号消失了。香港总督，现在是爱德华·尤德爵士，由英国女王任命，高级行政官员必须由伦敦批准，但这个城市的日常事务已经逐渐脱离英国。部分原因是，英国沉闷的表现是出于遵从北京的敏感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还绘在邮票和硬币上，但香港的纸钞只印有发行银行的正面画。当1976年女王访问这块领地时，她的讲话精心起草，甚至避免提到殖民地的字样。
过去北京表现出同样的克制。由英国人和廓尔喀族人军营组成的一小支防卫部队和几百人的当地志愿者守卫着殖民地的边境，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对大陆有什么恐惧之感。在1949年和朝鲜战争期间，即使共产党的军队在香港22英里长的边界上集结时，他们也没有跨越边界。1967年“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当广东红卫兵和他们的年轻香港的仿效者要求殖民地“归还到祖国的统治”时，北京最终出动阻止了抗议。
北京对英国在法律上的有关殖民地的忏悔并没有什么同情之心，但直到最近它似乎对留下来的这一点有些满意。正如一位陪同撒切尔夫人在上海旅行的中方官员所说：“是社会主义政策允许香港像它目前一样存在下去。我们不要求谈判，而英国要求。”的确，在阻止1997年最终期限来临的麻烦的努力中，英国副外交大臣哈姆弗雷·阿特金斯去年1月份前去北京，提出就有关香港前程问题进行谈判。即使没有接受英国提出的有关开始谈判的最基本前提，中国领导层同意解决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的时间最终来到了。
在获得中国开始谈判的同意之后，撒切尔政府发现自己在地球的另一侧被牵扯进一场殖民地的论辩之中。尽管皇家殖民地的情况和南大西洋岛屿上1800名牧羊农民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法兰克福战争却让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香港上来。结果，“主权”在英国人的耳朵里成了一个不同的圈，在更大范围内让一个仅仅是英国宣称主权的外交程序变得很复杂，使它看起来像是围着19世纪的3个条约在转一样。这样的关于条约的谈判使英国处于易受到对老式的帝国主义控诉的位置。香港《标准》杂志的编辑警告说：“英国的立场，严格以已经过去的世纪的发黄的文件为基础，显得很顽固，甚至是一个时代错误。”
几个月过去了，北京开始逐步显现出它自己关于主权的主张。中国希望它对整个殖民地的宣言，不要被认为是对它所接收的资本主义属地任何经济利益的威胁。一系列从北京走漏的消息，无论是精心安排的还是偶然泄露的，都极力暗示这个主权概念主要包括某种对香港的政治控制方法。一个在香港的文字新闻社广泛报道的计划是，给予北京任命一位完全具有殖民权力的香港总督的权利。这个主意促成紧张的警告，这种计划是行不通的。
许多商人担心北京会压制英国谋取一种权力分配安排。一个由中国权威消息传播的计划呼吁在15到30年的过渡期内权力的逐步转移。英国的法律可能会被相对完整地保留，殖民行政当局用签订合同的方式保留，或者总督的位置可以在英国和中国任命者之间轮流。其他的方法模模糊糊到提到了可以用一个中英委员会来统治。一家银行的总经理阿尔伯特·阔克说：“退一步说，权力分配也将会是非常复杂的。我确信英国在离开香港时宁愿与中国分享权利。”香港最早的贸易公司之一的怡和洋行的老板戴维·纽必京说（未经确认）：“不论你是谈经济还是政治，必须绝对明确责任、权威和义务在什么地方。”
对于很多皇家殖民地的居民来说，唯一可行的打破目前僵局的解决办法是，在主权确认和它的实际运作之间再造一个具有保留面子特性的主权。比如，英国可以与中国签订一个友好条约，正式确认北京对香港的宣言。伦敦可以抛出几个象征性的让步，如允许中国国旗在政府官邸与英国国旗并列悬挂，或者用当地民兵替换下英国武装部队。也可以允许每年向北京“上贡”，可以用房地产税收的一定百分比。但这样英国可以维持统治。实际上，中国可以被赋予主权的外衣，以显示民族之骄傲，但它并不支配权力。这样的计策，用一位英国外交人员的解释来说：“是用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虚幻来替代香港是英国一部分的虚幻。”
虽然暂时的民族与意识形态利益令人信服地促使北京推翻香港的资本主义住房卡，中国确实有其长期的目标，一波突然的外交主动行动令许多中国观察家怀疑，中国想要在台湾问题上干什么，台湾一直小心地注视着香港的事态。一位在北京的外国分析家说：“假如中国在香港做砸了，那么台湾人民就永远不会相信大陆对他们做出的任何承诺了。”
据估计，找出主权问题的最佳结合点需要花费中国和英国3年的时间。大部分香港领导人认为如此长的时间会产生进一步的不稳定和严重的经济下滑。但是同时，用过去将殖民地带出低潮的同样办法，也许在将来也会这么做，少数殖民地居民已经准备好在15年倒计时中找到新的生财之道。撒切尔夫人刚一离开这个城市，富有创造性的沿街小贩就开始叫卖铅印的带有希望字样的T恤衫。但是对于4个美元1件的衬衫，它是买时间的便宜办法。
三个大国的博弈
自从周恩来第一次举起烈性茅台酒的高脚杯，欢迎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时候起，中美两国之间的官员们就一直在为伟大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干杯。当然，事实上从一开始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没什么友谊可言，而有的只是对苏联的共同敌意。过去10年，中国因素在世界权力平衡中一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砝码。中国人民解放军牵制了苏联49个师，如果不是这样，这49个师中的若干师可能会部署在苏联的西部边界，直接威胁欧洲和海湾地区。对于未来的前景，由于担心中国有一天会放弃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而与苏联重修于好，西方显得心中无底，疑虑重重。
那个梦魇虽然离真正到来距离还很遥远，但西方对可能的中苏亲善的焦虑在与日俱增。中国官员带给美国同事的已经不再是文质彬彬而是互相指责。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说敌视苏联的话了。
3月份，16年以来中国体操选手首次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比赛。9月份，苏联两位田径高手参加了北京的年度国际马拉松比赛。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由于其他手段的引导可以是政治性的，就如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由于为尼克松访华铺平的道路所建立的乒乓外交时美国人所发现的一样。
10月中国人用热情款待亲苏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乔治斯·马沙斯的办法，向莫斯科做出了缓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姿态。两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宣布，他们将继续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在1965年当中国人指责法国共产党盲目效忠莫斯科时，这种关系破裂了。
但是最重要的巧合发生在北京的其他地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与他的苏联对等人物利奥尼德·日依切夫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改善两个共产主义世界巨人之间的关系问题。1979年下半年起，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中国就已经延缓了那些谈判。在日依切夫到达北京前3周，中美关系正经历10年来不断增长的痛苦的最为紧张的时刻。困难的导火索是因为原有的关于台湾地位的争论骤然紧张。中共夺取政权30多年以后，海岛上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叫自己为中华民国。另外一方面，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一个省。尼克松和周恩来于1972年批准的《上海公报》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一个有分歧的问题达成一致，并且静悄悄地这样做了。美国没有对中国所宣称对这个海岛拥有主权进行争论，而是保留了继续与台北发展关系的权利。
1979年初，卡特内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并且筹划将在台北的使馆变为“机构”的外交虚幻，由从技术上讲离开或退休的外交机构专业外交人员充当职员。对中方而言，中国领导人用“与祖国的和平统一”的保证更换了“解放”台湾的誓言。美国国会由于唯恐这种经过周密考虑的歧义安排会促使牺牲老朋友台湾，故而推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它清楚地说明美国国会继续为防守目的对台湾提供援助。
里根上台之后认真严肃地考虑了与台湾恢复官方外交关系，这将会导致美国在北京使馆的降级，也可能会导致使馆被逐。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曾经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先遣人员，这时就极力劝阻里根不要开历史的倒车。
但是内阁在是否对台湾出售一些F-5G喷气式战斗机的问题上意见达不成统一，这种战斗机比构成台湾空军主力战斗机的F-5ES的性能要优越得多。对亲国民党的国会山上的院外活动集团来说，预期的军售成为内阁是否遵从《与台湾关系法》的意愿的一次真正考验。对于北京领导人来说，它是令人气恼的产生对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的承诺的怀疑的原因。对于莫斯科来说，它是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锲入一个楔子的绝妙机会。
勃列日涅夫主席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出与中国恢复谈判。苏联的提议帮助刺激了里根内阁执行一项中国政策，当它最终揭去面纱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它接续了里根的三位前任的政策。8月份，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了一个新的联合公报，绰号叫上海二号。北京确认了台湾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同时华盛顿第一次宣布它对台军售不超过目前水平，并随时间“逐步减少”那些军售。很难想象尼克松或卡特政府会对温和的北京走得如此之远。
因为里根在两件具有讽刺性的事件上得到确证，他压抑住自己的亲台同情心并平安度过了来自右翼的愤怒。第一件事，假如他与具有战略价值的北京决裂，那将是他的美国国内对手，特别是民主党指责他“丢掉中国”的最为快活的日子。第二件事，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将是对不入侵台湾的最好保证。离开了有限制性的美国影响，共产党会更愿意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即使最好的美国战斗机中队也不足以挡住跨越海峡的全面出击。
但是北京似乎既不愿意给里根一个长时间的信用，也不愿意与里根合作让台湾问题成为一个放在后面的火炉去燃烧的问题。反而中国人选择继续给台湾问题升温。里根为自己批准“上海二号”公报反驳右翼的批评说，美国减少对台军售是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途问题联系起来的。《人民日报》攻击总统“完全违背”了公报精神。中国人希望这种联系是心照不宣的。在他们的眼里，里根的罪过在于将其公开提了出来。
但是即使双边关系中没有这些原因的刺激，北京领导人也仍然可能尝试同美国拉开距离。他们担心，一旦他们被视为由美国主导的针对苏联的联盟中的小伙伴，他们就会冒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无法发挥杠杆、平衡作用的风险，美国也好，苏联也好，还有第三世界。相反，提醒华盛顿中国不可小视，给莫斯科一些希望更多胡萝卜的刺激，中国领导人可以对美苏施加影响。
于是，就有了让日依切夫重回谈判桌的决定。于是，就有了赵紫阳总理最近“共同与超级大国们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呼吁，对超级大国故意用了复数，以将美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并说他们是对“热爱和平和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威胁。
但同时中国也在冒疏远美国的风险，可能美国的最高层对中美关系毫无热情。赵的攻击招致华盛顿严词反应，抗议这种“不友好的”言论和“过于单纯化的口号式的东西”。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正在第二次设想完成暂定今年下半年对中国的访问，但里根对他自己明年去中国之行的主张反应冷淡。
感受到这种危险，中国人已利用最近的一些访问，如9月份尼克松，10月上旬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访问，向华盛顿回馈谨慎的、积极的信号。中国高层领导人反复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必要关注日依切夫重访北京一事。邓说，在苏联没有满足3个条件之前，中苏关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原则上的改善”。这3个条件是：苏联必须撤出阿富汗，它与中国有边界相接；莫斯科必须停止对越南军事入侵柬埔寨的支持，印度支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软腹，北京认为单是河内政权自己就足以构成对其威胁，更不用说与苏联联合起来了；最后，苏联必须从蒙古撤军并减少在中国北部边界的军事力量。然而在北京谈判的一开始，日依切夫就拒绝讨论北京的要求。今年10月，在会谈休会之前，万里副总理说苏联“对我们提出的对话条件充耳不闻”。
尼克松从北京返回的时候，充满了对北京领导人的乐观情绪，认为他们不是倾向莫斯科，只是做些战术调整，这最终也许还会导致加强它与苏联扩张主义进行斗争的能力。基辛格也很振奋。甚至他还在北京时，就向舒尔茨发了一封信，呼吁他自己到北京访问。
温斯顿·洛德曾经帮助基辛格最初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来作为纽约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他说，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可能“没有真正的和睦亲善”。中国重开谈判桌，也不是“拙劣地玩苏联牌以使我们紧张”。他还说：“中国人只是谨慎地给自己重新定位并保护自己，同时试探美国是不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行动。”
至少苏联对中国做出某些和解的姿态是可能的，如从边境后撤一些部队。虽然那离北京对于与莫斯科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还相距甚远，但它可能会促使美国国内对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忧虑。那同样也会使台湾的院外集团得到鼓舞，削弱内阁对增加对台军售的抵制力，从而可能会破坏中美关系。
快速易人
关于职位易人的消息已经传了几个月，但真正换人的时候还是让人大吃一惊。在一场高层力量重组中，中国政府11月宣布外交部长黄华和国防部长耿飚已经被撤换。黄的离职看起来更为突然。他刚刚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从苏联回来。在莫斯科，他还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进行了会谈，并传递了对发展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支持的热情言论。
尽管黄华的离任可能由于发生在与苏联之间的会谈时间过短而使莫斯科感到局促不安，绝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两件事之间可能并没有什么联系。69岁的黄华任外交部长将近4年，一段时间以来身体状态一直不好。报道说他一年之前就申请退休。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和解表态通常应由北京的决策者事先向苏联澄清。黄的继任者是吴学谦，60岁，是中国最年轻的高级官员之一。吴是上海人，他所说的英语是小时候在教会办的学校学的。虽然他只是今年早些时候才到外交部，但据说他精于国际事务，尤为关注第三世界。
新的国防部长是72岁的张爱萍，他是曾经领导国防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一位将军。作为邓在军队建设方面最为信任的人之一，张极为热心地主张军队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