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世界旅游手册”有条醒目的提示这样说：
全球12个最不值得去的城市，非洲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名列其中。有“驴友”如此说：千万别去这个热带病毒随时送你上西天的地方。
不仅如此，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是座毫无趣味可言的水上鬼城。此外，政变频发，你绝对不知道那里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远离这个鬼地方是最明智的决定。
如此不值得去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中国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却已有23批人员在那里长期驻扎。
说起“中国援非医疗队”，估计中国和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尤其是我们自己。1962年的7月3日，非洲大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反法武装斗争赢得胜利而宣布独立，但随之这个刚刚独立的非洲穷国面临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国民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世界求救，因为热带非洲病几乎每年要袭击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国家，人民生命仍然根本得不到保证。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和对非洲兄弟的友谊，同样正在被西方封锁的中国政府，经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批准立即向阿派出医疗队，这个时间是次年的1月，即1963年1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援外医疗队历史的第一个行动，当年我们向阿尔及利亚派出3支医疗队。
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向非洲派遣医疗队从未间断过，至今已向非洲45个国家派过医疗队，几乎覆盖非洲所有主要国家。我国医疗队人员超过1.6万人次，使2.6亿非洲人民得到了来自遥远中国医疗健康方面的无私援助。
“中国（CHINA）”“中国医生（Chinese Doctor）”“中国天使（Chinese Angel）”，今天的非洲大地上，中国医疗队的名声传播到了每个角落，非洲人民就是因为这份感情，认识了中国，也在1972年共同举力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之后几十年里又在各种国际场合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中非传统友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中国医疗队们半个多世纪在非洲播下的可歌可泣的友谊与仁爱精神。
有位被非洲兄弟称为“光明的使者”的中国援非医生叫乔世辉，在非洲工作了12年。1990年刚去时，老乔还只有40岁。“那里都比较穷，但患者多。我每天大约要接待100个患者，我们的医生每人都要负责30张病床，工作量巨大。”乔医生这样描述他这12年中所处的工作环境：“病房通常屋顶是漏雨的。到了雨季，就得用大毛巾堵在漏雨处，如果雨水把毛巾浸透了，我们就把它拧干重新换上，再不行就得用自己的毛巾被，甚至是衣裤。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就诊，只能喝两瓶矿泉水。”
“12年中，我得过10次疟疾……”乔医生很平常地数说这一数字。其实，在非洲贫困地区，患上一次疟疾就可能丧失一条生命。非洲兄弟姐妹们因疟疾而丧失的生命在近几十年里已经有60余万人！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医学奖给了中国的屠呦呦，就是因为她发现了抗疟疾药青蒿素，而她的这一药物被中国一个个援非医疗队带去拯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因此，人们称屠呦呦是“真正的天使”。
过去我就听过很多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至今仍然清晰地记着：
1971年第一批到赤道几内亚的是广东省派出的援非医疗队。在他们的第六批援非队员中有位叫何贤杰的医生。何医生在工作两年后突发脑出血，倒在工作岗位上，长眠在远离故乡的非洲大地。葬礼那天，这个国家的总统夫妇亲自到墓地为逝去的中国医生培土，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出席葬礼。他们多数是何医生生前诊疗过的患者。
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可以另著一书。2014年央视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榜中，“中国援非医疗队”位列其中，这是祖国十三亿人对他们几十年来所付出的贡献和在非洲播种友谊与仁爱精神的一次崇高致敬。
我们再来把目光落到那个在“驴友”眼里“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去过这个“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的中国人和当地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尽管互不相识、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或又换了谁，但不会不知道城里有座特别漂亮、每天灯火辉煌的中几友好医院。
“这是我国政府援建的，于2011年开业接诊。全院有300张病床，在几内亚是最大的综合医院，在非洲也算得上非常现代化的医疗机构了。”孔晴宇，中几友好医院的中方院长、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他在国内的身份是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著名心脑血管专家。
“我们知道埃博拉在几内亚传播应该是2014年3月24日那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天是周一。”孔晴宇说：“医院和我们队里在周一都会开个会，通报一些重要情况。”
这一天，几内亚政府正式向外宣布已经有58例“埃博拉”病毒感染患者死亡。“在非洲这样的地方，死几十个人，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恐慌，人们依然照常扎堆地该歌该舞。他们习惯了身边有人死亡，有人出世，所以当政府宣布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时，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全社会的恐慌。倒是我们这些经受过‘非典’的中国医疗队员们重视了起来。”孔晴宇回忆说：“那天我作为中方院长内心立即紧张起来，因为我听队里的几名医生讲，在我们中几友好医院上周接受过两例并发症与埃博拉非常相似。第一例是18日进入我们医院的那个患者，两天后死了。第二天又接收了一位女患者，还有身孕，没过周日就死了。22日又来了一位男性患者，脑出血，当时我们对埃博拉病毒一无所知。但凭经验，也凭十年前我们安贞医院作为抗“非典”的主力医院的经验，我立即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事绝不能粗心大意，科纳克里可能已经遭受埃博拉袭击，我们医院也就是袭击的第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的医生呢？我们的医生有没有被传染上了呢？当时我最紧张的就是这个……”
孔晴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嗓子似乎仍然有些发干。当天开会询问的情况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孔晴宇用从未有过的严厉目光盯着队友、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曹广：“曹广，18日的那例患者是你接诊的，你说说那患者的情况和你们接诊的过程。”
一向从不把事情看得特别严重的曹广扫了一眼自己朝夕相处的十几名队员，最后眼神对上了队长孔晴宇，说：“是。那是个黑人，做生意的，44岁，进来后说是肚子疼，呕吐，可看上去不是太厉害。我们初诊后就给他办了入院手续。但第二天就出现了出血现象。这天我值班，一早刚到医院。护士就对我说：18床——就是前一天住进的那个商人的情况不好。我就马上进病房去看。见他在床上躁动不止，翻来覆去的痛苦样子，我上前一诊，发现患者可能已经脑出血了。我就赶紧让他去做CT检查。CT马上出了结果，证明他确实已经脑出血。当时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我还一直在纳闷：是啥病呢？晚上听说患者已经没了，死了……”
孔晴宇显得非常恼怒，头也不抬地瞥了一眼另一位负责外勤的队员：“你把这个患者死后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那……那人死后，被家人拉回了老家。可……可葬礼结束后，几位亲属相继病倒了，并且全部……死了。”外勤队员说。
天啊！中国医疗队员们紧张得面面相觑，会场一片寂静。
孔晴宇继续追问：“曹广，第二例患者的情况呢？”
曹广：“那女的？”
“前天也‘走’了。”女队员吴素萍帮曹广回答道。她说的“走”，就是死的意思。
中国队员们的眼睛都睑圆了，再没有人敢做鬼脸和开玩笑了，包括平时啥都满不在乎的曹广。
“曹广！”
“哎，孔队，啥事？”曹广被孔晴宇的喝令，震了一下。
孔晴宇：“现在我问你，你要认真的回答。”
曹广小心翼翼地说：“明白。”
孔晴宇：“你在给那个商人就诊时，触摸到他身上了吗？”
曹广：“那是肯定的。第一天我和盖斯姆医生一起去的，患者呕吐时我就在现场……”
孔晴宇立即紧皱眉头。又问：“听说今天你又跟盖斯姆为那个刚进来的脑出血者动手术了？”
曹广：“是。今天动手术时，我们的好朋友盖斯姆情绪不高，我还笑他是不是因为前天被人顶替到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的事影响情绪了。他摇摇头，说是周日发烧了，累的。嘿嘿，我当时还笑盖斯姆一定是心里不爽。但就在做手术时，我看到了几内亚政府发出的埃博拉疫情消息，因为我不懂法语，问翻译后我就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说不准埃博拉已经到了科纳克里，到了我们医院，盖斯姆可能也传染了……”
孔晴宇突然不冷不热地说：“科纳克里？我们医院？盖斯姆？那你呢？我们呢？”
中国医疗队员一听队长的话，全都惊傻了。其实，孔晴宇并没有把最后的“你呢”“我们呢”两个反问说出口，而是用冰冷而严厉的目光扫了队友一眼，特别是曹广和吴素萍。
吴素萍是治疗胃病的内镜专家。18日进来的那位患者出来严重呕吐时，吴素萍与几方胃镜专家盖卡一起为那人做了胃镜，并且在第二天抢救那患者时也在现场。
小会议室里，除了孔晴宇队长的话外，已经听不到其他人的半句话了，大家感觉到的只有彼此的心跳声：紧张呵！
“从现场开始，大家必须高度警惕，绝对不能马虎。在参加就诊时，必须要提前防护，之后要严格清洗……这是纪律，人人都要严格执行，而且相互监督。”孔晴宇最后用异常沉重的口气宣布道，因为眼下谁也不能确定医院连续出现的死亡者到底是不是就是埃博拉患者，可也没有谁能确定他们就一定不是埃博拉患者。然而，从种种迹象看，埃博拉这位具有高超本领绝杀人类的死神已经不请自来了。
“24日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睡着觉，因为我基本判断我们医院已经有三例埃博拉患者了，可怕的是这几天里我们谁都没有防范，我们的医生和几方的医生及护士，也完全成为埃博拉的袭击对象。我虽不是传染病专家，可从经历的“非典”经历与有限的关于埃博拉病毒的一些知识来看，如果一旦确准我们这里已经死去三位患者就是埃博拉的话，那我们和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等于是处在疫情重包围之中。而凭我的经验，当时我就基本判断我们接诊的那已经死去的三例就是埃博拉患者。你想想，身为中方医院院长、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的我，当时的压力和内心的紧张程度啊！”孔晴宇如此说。
他的话不无道理。假如——其实后来证明孔晴宇当时的判断完全准确。他所在的中几友好医院18日的那位商人患者和怀孕的女性患者及22日送进的男性患者全是埃博拉感染者，而且全部死亡。“当时这三位患者入院和治疗过程中，我们整个医院是在根本不知也不懂得如何进行埃博拉病毒的防护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诊断和治疗他们的医生，不止一次与患者近距离接触，这意味着他们或者已经被埃博拉病毒传染。如果这几个参加接诊和治疗的医生被感染了埃博拉，但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又每天像平常一样回到大家中间，同吃同住、打打闹闹，搂搂抱抱，这不是全体人员都处在埃博拉的遭遇战中吗！一想到这儿，我简直毛骨悚然，大汗淋漓。晚上，我把我们在几内亚所处的困境和当时的危急情况向国内的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和我自己的安贞医院领导作了汇报，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提供些有关埃博拉病毒的基本知识和防治措施……”
这一夜孔晴宇彻夜未眠。其实另外十八名中国医疗队员也是赤夜未眠。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两位直接接触过“疑似”埃博拉的队友——曹广和吴素萍担忧，在为战友担忧的那份心中还重重地存在着另一种更深的忧虑：曹广和吴素萍大夫每天与我们所有的人工作、生活在一起，万一他们感染上了埃博拉，我们这些人会不会也……
“别去瞎想了！想了也没用！听说这埃博拉比当年我们北京的‘非典’还厉害，死亡率达八九十呢！”
“我才不信！哪那么巧，这埃博拉就悄不溜声地到了我们这儿？再说，非洲这地方，怪病太多，咱接诊的那仨，谁知道是啥病呢！睡睡，明天再说吧！”
中国医疗队员的宿舍里，队友们有的对着墙在黑暗里沉思，有的在用手机互相发微信，议论着自己的处境和心境。
这一夜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这一夜，中几友好医院也过得不容易。那位怀孕的女患者已经奄奄一息，22日送进来的男性患者手术后仍然脑出血不止。
这一夜，几内亚整个国家也过得不容易。在前一天公布自己的国家爆发埃博拉病毒后，身处病毒原发地和最严重的地区似乎并没有人对此重视起来，依然我行我素。政府官员哪里知道，那些处在极度贫困的国民和患者们清楚一件事：一旦被怀疑上自己患了埃博拉，必定被强行送进医院打上致命的一针，与其被他人强行地送上“文明的断头台”——当地居民在多数遇上瘟疫时，饱受了这般“待遇”。因此，他们把政府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文明的断头台”。
面对埃博拉，穷人如此行，如此为。富人则不一样，他们感觉情况不妙，便会不顾一切地想尽办法从四面八方赶到首都，找到国家最好的医院——中几友好医院。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能拯救他们生命的只有中国援建的这所医院和中国医生。其实，18日曹广等接诊的那个叫“Savane Mory”的患者，就是这种情况。他本人就是一位有钱的商人，当他在埃博拉疫区做生意感觉不舒服后，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便花大价钱雇人将他弄到了首都中几友好医院，以求不死。两天后，这位有钱的商人确实也见到了中国医生，事实上中国医生也极其负责地给他救治。但由于大家都不知道埃博拉是咋回事，而且世界上根本也没有发明可以阻止这种病毒继续进攻的药物，更不用说如何治疗了。“Savane Mory”先生的死似乎是注定。可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他自己的死已经够叫人吃惊，关键是他还害死了全家人，而且把最可怕的病毒，从遥远的丛林沼泽地区带到了首都，带到了最易发传染的首都最好的中几友好医院，带到了原本与埃博拉病毒毫不相干的中国人中间……要知道，19个中国医疗队员后面还有近13亿中国人，13亿中国人中有1.2亿人次每天在世界各地与全世界六七十亿人交往着！
孔晴宇平时是个极其冷静的大夫和专家，是给他人做心脏搭桥手术的一流专家，他的承受能力也是一流的。他接受我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在最危急的时候，身在其中的高明的医生一般是不会恐慌的，越淡定，自己的能力和专业越能发挥好。”
“但2014年3月下旬在科纳克里那些天里，尤其是刚刚得知自己的队员与埃博拉患者有亲密接触时，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尽管表面上在大家面前保持着镇静，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其实无法形容。”一年多以后，孔晴宇坐在他那狭窄的安贞医院办公室里，这样对我说。
第二天即2014年3月25日，孔晴宇以中方院长和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名义，召集中几友好医院全院医护人员尤其是中国医疗队员，立即宣布：前几天医院收接的“一号”“二号”“三号”是严重的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从今天起，医院进入紧急状态，一切接诊、收接患者，治疗和后勤等所有环节，必须按照防治埃博拉要求执行。
“你们在原地休息。今天到医院交班的就我一个人去，其他队员全部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得外出。更不能擅自到医院外面去，要出去必须向我请假。”孔晴宇对中国医疗队员们下达死命令。
“有点像关禁闭呵！”有队员嘀咕道。
“队长，我还得跟你去吧。”是翻译罗丽在说话。
孔晴宇点点头：“走。”
之所以这样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孔晴宇是凭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因为既然埃博拉是比“非典”还要高一级的通过相互接触和血液、黏膜、飞沫传染的烈性病毒，在无任何药品可以治疗的情形下，隔断与病毒的接触和尽量让病源与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无药可治的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其实孔晴宇能果断选择这一决定，还有他昨晚与国内不断联系所及时获取的埃博拉知识和疫情有关。
“但最主要的是我对医院当时已经出现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作出的专业判断。”孔晴宇说，“虽然在当天周一的例会上我没有直说已经肯定我们的医院已连续出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但在我心里已经作了肯定。正是这份专业判断之后的肯定，所以让我第二天就正式在全院和中国医疗队面前作出果断决定。要知道，通常情况下，宣布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有病毒标本并经专业实验室测验结果报告出来后才可为的。可当时的情况已经十万火急，想想：我们不仅连续接收了三个高度疑似的患者，且其中两个人已死亡，死亡者中又有一个感染了家人，造成家人倒下一片，这不就是典型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的结果吗？再说，科纳克里虽然落后，但一旦发生严重的传染病毒感染瘟疫时，人家还是会拼命地往好医院跑，从总统到市民，个个都会这样做，而当时我们的医院不仅是首都科纳克里的医疗中心，还是埃博拉病毒传播地，这种危害性太严重和可怕了。何况医院里有我的18名队员，科纳克里及几内亚全国还有我数以万计的中国同胞。”
孔晴宇在25日所作出的决定比几内亚政府卫生部长雷米·拉马27日正式宣布在中几友好医院死去的那个商人为科纳克里第一例埃博拉早了两天，但就这短短的两天，用雷米·拉马部长后来的话来形容，是救了半个科纳克里。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是神速的，如果孔晴宇不在24日、25日及时布置医院采取有力措施，在中几友好医院这个拥有三百张病床的医院，几百位医务工作人员，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埃博拉病毒携带者接触并相互传染，再有每天数百来医院看病的人与医院的人交叉感染，这些人又回去，或在家里、或在城里与其他人再交叉感染，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一定是整个科纳克里市满街都是埃博拉的疑似感染者。
战争时，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成败；在不可抑制的病毒疫情袭击下，一天、半天的时间同样可以决定数以万计生命的存亡与否。中国人民有过悲痛的教训，当年“非典”期间，人民医院的惨剧便是一例。在那里被交叉感染的“非典”患者，一个个地倒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绝户……作为当时唯一可以到前线跟着吴仪部长、王岐山代市长等领导到处巡视疫情的作家，我的那部《北京保卫战》中有过详尽记载这一幕的内容。
孔晴宇功不可没！一年后的2015年9月26日，联合国授予孔晴宇他们的中国援助几内亚第23批医疗队“南南合作奖”，表彰他们在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中做出的特别贡献并坚持长达六个月之久的卓越功勋。这个荣誉在中国援非医疗队及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中的诸多队伍中也是独此一家。
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