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
椿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戏剧活动家。他不编剧、不导演、不做演员，除了翻译不少苏联剧本外，没有任何戏剧艺术实践，但是他同戏剧界——特别是话剧和京剧的密切关系却长达50年之久。早在抗战开始不久的1938年，他就受上海地下党文委之命领导上海话剧界的“小剧场支部”，在孤岛开展艰苦的“小剧场运动”。1940年他开始接触上海的京剧界，在许多进步的青年京剧工作者，特别是“艺友座谈会”的人物中威信很高。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担任过短期的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主管戏曲工作）主任。在调北京任中央编译局领导工作的长时期内，同戏剧界的交往和评论文章的撰写继续不断（20世纪50年代末，我曾约他写过关于列宁同戏剧的关系的论文）。晚年他眼疾严重，对面已看不清人，仍全力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艺卷和戏剧卷的编纂工作；同时又以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的身份，热心组织和参加戏剧界的社会活动。我多次看到他在昆曲或其他戏曲演出时，由女儿妮娜扶着到剧场来“听戏”，情景令人感动。
1940-1941年间，椿芳同志结识信芳同志时，他还只是不到30岁的文艺青年，而周已是有了大名的中年艺术家了。但他们一个愿意学习民族传统，一个渴望新的知识，很快就建立了友谊。在上海成为“孤岛”最艰险的日子里，周信芳在他演戏的卡尔登戏院舞台口两边的墙上却挂出两幅演出预告的海报：一边是三个大字《史可法》，一边也是三个大字《文天祥》。所有观众一进剧场就不能不受到这两个抗击侵略者的古人名字的震撼，也会明白准备演这样剧目的演员是何等心胸。而椿芳同志正是以代拟《史可法》剧情提纲的因由同周信芳同志建交的。在黑暗世界里两颗红心聚在一起就永远不会分开。椿芳同志由此成为信芳同志的入幕之宾，帮助信芳同志组织剧本、联系剧场、招待外国朋友、团结青年，整理思想，指点方向。他当然不能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这位追求进步的京剧艺术家有着政治上的敏感，并不害怕这位红色的朋友，倒是为他的忠挚正直的性格、热诚助人的风度和深刻的思想所感动，倾心相交。一个是地下党员，推心置腹地帮助大艺术家进步；一个是真心实意地向进步靠拢。两人心领神会，心照不宣。他们的友谊经历了敌伪时期和黎明前夕——特务横行、遍地荆棘的黑天大夜的考验，历久而弥坚。
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夕，椿芳同志处境危急，奉组织之命撤离上海。当他向信芳同志告别时，信芳同志当然感觉到情况紧急，但他却明确表示：“我家里有一间小房间，你可以在此暂避。”话虽简单，却语重千钧。这不仅显示了这位大艺术家的真切友情，也反映出椿芳同志多么深地赢得了党外群众的心。
椿芳同志说起话来总是从从容容，不快不慢，不轻不重，做起事来则是极端认真负责，踏实可靠。他不仅是周信芳的密友，而且成为周家的上宾。周夫人是一位名门闺秀，大家主妇，从解放前的艰苦岁月到还不十分安定的解放初期的日子，从不喜欢接触什么政治。解放后她见到我们干部都有些敬而远之，但却毫无保留地信任椿芳同志。无论是周信芳的工作、演出，甚至家庭生活里的问题，她都要同椿芳同志商量。解放后有些戏剧事务的处理不同以前，但只要是椿芳同志做了工作，她总是接受的。一直到椿芳去世之前，周家的子女甚至孙辈，凡到北京必要探望姜叔叔，凡有问题必要征求姜叔叔的意见。这都是出自内心的尊重。椿芳同志刚刚去世，信芳同志在香港的小女儿采茨就打电话给我，表示非常悲痛，要我一定代她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敬献花圈。
谁都知道党员要做群众的工作。但如果党员先摆出“我做你的工作来了”的架势，居高临下，那是什么工作也做不出结果的。我在椿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近40年时近时远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到他的最大特点是热诚、朴素，对任何人无论年长年幼，地位高低，都平等相待，真心相交，尽力帮助。于伶同志是椿芳同志20世纪30年代共同战斗的亲密战友，在解放初曾告诉我说，地下工作时期，同志们都把椿芳同志亲昵地叫作“妈妈”。这个绰号相当准确地勾画了他的一个侧面。当然这个绰号不能概括椿芳同志的全部：他还是个战士。在我们今天的戏剧战线上，特别需要这样不求名、不逐利、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妈妈战士”。
原载《戏剧电影报》1988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