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小惠
姜椿芳伯伯去世了。
1987年7月，我从南方归来，去姜伯伯家，告诉他先父阿英后事情况。他听说阿英骨灰已自八宝山迁故乡安徽芜湖安葬，我和姐姐钱璎、弟弟钱厚祥已将父亲藏书12000多册捐献家乡，家乡为此举行了阿英藏书陈列室暨纪念基石揭幕仪式，感到很高兴。他看着我，感情很深地提起1939年上海文化界高尔基纪念晚会的事，说：“那时，你哥哥钱毅年纪很轻，他扮演的高尔基童年，受到许多人的好评。那个剧本，是我翻译的。”姜伯伯在我面前已不是第一次提到钱毅，钱毅牺牲40年了，姜伯伯始终怀念着他，每次谈起总流露出赞许、惋惜的情绪。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他对我的遗言。
姜伯伯和父亲早在上海“孤岛”时就相识了，那时，他在亚洲影片公司做苏联影片发行、宣传工作。后来，又在苏商《时代》周刊任主编。常来我家，和父亲商议文艺、出版等方面的事。有时，也带来一些苏北新四军的消息。租界工部局图书馆馆长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是位进步的俄国艺术家，姜伯伯曾介绍父亲和他见了面，并观看了阿甫夏洛穆夫编导的中国舞剧《古刹钟声》，帮助提了修改意见。有一年，为配合放映纪念高尔基的苏联影片，姜伯伯建议同时举办一个高尔基中译本展览会。为此，他从旧书店搜集到近30本这方面的书。后来，又从父亲那里找到一本郑效洵译的《绿的猫儿》，心里很高兴。事后，影片运到重庆放映，书也一起运去，《绿的猫儿》因此未能归还，他一直感到很抱歉。当时，杜美电影院专门放映苏联影片，姜伯伯常常送票来。《女壮士》、《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影片，使我们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受到了深刻的教育。1941年11月，姜伯伯来找父亲，要求提供鲁迅和郭沫若著译的俄国文学年表，父亲要钱毅写好，他拿去很快就在《时代》第14期上发表了，还亲自送来了刊物。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全家到了新四军。在敌后游击环境里，父亲还常常怀念留在上海的友人。他在1943年4月8日的日记里提到：“阅《时代》，知苏联女英雄、飞将军赖斯柯娃已殉国。又有妲姬杨娜《战时的莫斯科剧场》一文。载有时代出版社之《苏联文艺》一、二、三期之广告，惜不能见到也。”“颇思函椿芳兄（编者），请其寄一份来。但自沪至苏北，收到之希望殊不多也，真有无可奈何之感。”
漫长的战争岁月过去了。1949年5月14日，父亲在解放后的天津，又见到了一别多年的姜伯伯，大家都有说不出的喜悦。这天的日记里，他记着：“饭后，到解放北路招待所，找……姜椿芳同志，要他们即去平。”后来，他们还一起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此后，姜伯伯去上海参加军管会工作，直到1952年才回到北京。
十年动乱后，姜伯伯听说父亲得了肺癌，特地赶来见了最后一面。父亲去世后，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八宝山参加了阿英的追悼会。
1980年，我整理哥哥早年和父亲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的部分日记，后来发表在《戏剧论丛》及《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里边多处提到了姜伯伯。在注解工作上，姜伯伯给了我很多帮助。
姜伯伯对钱毅的热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1980年，他在《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上发表的《“孤岛”时期上海的戏剧运动》中，提到了钱毅。1981年6月3日，他作为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给在大连召开的高尔基学术讨论会的书面发言中，又提到钱毅。9月10日，他又将刊载这次发言稿的《苏俄文学》第4期寄给了我。
12月，姜伯伯又热心地帮我找到当年《时代》第14期，将钱毅整理的鲁迅、郭沫若著译的年表，各影印一份给我做纪念。
晚年，姜伯伯全力投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工作。他年事已高，工作却极为认真，每本书都要亲自过目。家里人见他患了青光眼，劝他休息。他激动地说：“如果不工作，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齐，但他没有能等到这一天。
原载《文汇》月刊198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