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队进攻四川不但受其征服世界战略的制约，也受帝国皇室内部争夺帝位的影响。
由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军事封建帝国，在内部实行的是一种分封制和蒙古传统的财产继承法，汗位继承则由诸王选举。1225年，成吉思汗将其广大国土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长子术赤的封地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以西，花剌子模以北，直到蒙古军马蹄所到之处，后来发展为钦察汗国；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在东至吐鲁蕃、罗卜泊，西及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的中亚地区，后来发展成为察合台汗国；第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在叶密立（新疆额县）与霍博（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后来发展成为窝阔台汗国；四子拖雷按蒙古流行的“幼子守产法”，封地在蒙古本土，继承了成吉思汗的牧地和军队，后来发展为伊利汗国和元朝宗室。甚至成吉思汗的母亲、诸弟、次妻子也参加了土地的分配。这些封国隶属于大蒙古帝国但有相对的独立性，各有自己的治者——汗。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遗有军队129000人，以101000人付拖雷，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各4000人，第五子阔列坚也得4000人，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赤斤5000人，弟合赤温之子3000人，其母月伦3000人，其弟拙赤合撤儿之子分得1000人，”成吉思汗生前的旨意是由窝阔台继承汗位，这就形成了拥有蒙古绝大部分军队、财产和土地的拖雷却不能继承汗位，而指定继承汗位的窝阔台则不具备雄厚的军力和财力。蒙古传统的财产继承法、分封制与汗位继承的矛盾使得成吉思汗死后贵族内部为争夺汗位而矛盾重重。在汗位继承问题上，四嫡子间营垒分明，察合台与窝阔台是一党，术赤和拖雷是一党。两党矛盾尖锐，甚至兵戎相见。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拖雷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监国 1229年，蒙古举行库里勒大会，选举新汗。经过长期的争议和耶律楚材的劝说，拖雷才同意窝阔台继承汗位，避免了拖雷与窝阔台两党的最后摊牌。窝阔台即位四年后，拖雷死，有的学者认为拖雷是被窝阔台害死的。1241年窝阔台去世。此后的十年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演越烈，选汗大会一再拖延，以致大汗之位两度虚悬达约八年之久，在这期间，诸王戚各自为政。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立为大汗，受到拖雷系和术赤系的坚决反对。次年，贵由即派兵西征术赤长子拔都，1248年亲自西巡，企图突击拔都。同年三月，贵由死于横相乙儿，才避免了这场蒙古贵族间的大战。贵由死后争夺大汗的斗争再度激烈，到1251年，在术赤系拔都的支持下，拖雷长子蒙哥继承大汗，才结束了汗位空缺问题。
正是1241年至1251年蒙古贵族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使蒙古帝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局动荡不安，统治集团没有精力和物力来组织大规模的攻宋战役。“蒙古军之屯驻南境者，屡侵入四川、湖广、江南、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虽“每岁深入，步骑不下三数万”，均无特别建树。宋蒙战争处于拉锯状态，四川战局有所缓和。南宋朝廷于1243年派余玠入蜀主持四川军政，他利用蒙古统治集团内乱，放松对蜀征讨的“闲暇之时”，从容不迫地领导四川军民因地制宜地建立了一套山城防御体系，使南宋在四川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所改善，四川宋军“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还于1251年北伐汉中。四川防御力量的改善，为其后阻止蒙哥侵占四川奠定了基础。
蒙哥即位，标志着拖雷系对窝阔台系斗争的胜利。窝阔台系则对帝位的丧失不肯罢休，正当蒙哥举行庆祝大典时，窝阔台孙失烈门、脑忽和察合台孙脱脱三王率其部密谋来击，谋泄被捕，蒙哥为了巩固自己的大汗地位，严厉镇压两系政敌，杀斡兀立海迷失及贵由亲信大臣镇海、野里知吉带等；将失烈门等人发配军前效力；遣不怜吉解那颜统十万大军至按台山兀塔黑等地布防，以备也速蒙哥，遣不花那颜统二万军队至吉利吉思、谦谦州之境防守，以保卫自己的根据地。尽管蒙哥即位后，即决心灭宋，但为了镇压政敌和西征，在1256年前始终不能实施灭宋和进攻四川的计划。
蒙古贵族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严重影响了蒙哥发动灭宋战争的顺利开展。1257年蒙哥亲统大军征宋，见中原诸侯、士人归心忽必烈，关中、河南财赋又多为忽必烈蕃府所得，因而猜疑忽必烈会夺取他的汗位，便夺忽必烈兵权，不使领兵出征，并遣大臣阿兰答儿等到陕西主管政务，鉤考关中、河南钱谷，尽罢忽必烈所置宣抚、经略使司。1258年塔察儿所统东路军略地至长江，无功撤回，蒙哥不得已才于年底改命忽必烈率东路军攻宋。1259年，忽必烈率师抵淮河，七月，忽必烈得蒙哥死讯后仍继续南下，进围鄂州（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只因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的消息，才采纳郝经的计策，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不难设想，蒙哥发动灭宋战争如果不是在战争初期蒙哥猜忌忽必烈有野心，阿里不哥从漠北征兵夺取汗位，而迫使忽必烈退兵，这次宋蒙战争和四川战场的抗蒙斗争很可能又是另一种格局。蒙古贵族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使它不能顺利地开展灭宋战争是显而易见的。
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即大汗位，而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召开忽里台称汗，据有漠北之地，从而开始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长达四年的争汗位战争。驻守六盘的蒙古主帅浑都海，奉蒙哥命主管陕西政务的刘太平，以及四川蒙古军的一些将领，拥护阿里不哥为汗，企图以秦蜀之地响应，迫使忽必烈遣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急驰赴任，杀刘太平．霍鲁海和四川军中阿里不哥的将领，不久，诸王合丹；汪良臣等合军击败浑都海和逾漠南下应援的阿兰答儿，才完全控制了关陇川蜀地区。接着，忽必烈亲自率军北征阿里不哥，两兄弟经过北伐与南征的多次决战，到1264年阿里不哥势穷力竭，向忽必烈投降，才结束了这场汗位之争。十分明显，在忽必烈与其弟争夺汗位的战争时期，是无力发动对宋战争的，四川蒙军因贵族内部争夺汗位“人心危疑，事不可测”，蒙古朝廷大臣也，“欲弃西川，退守兴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无法在四川发动军事进攻。而南宋的四川抗蒙战争则出现了收复失地的大好良机，只是由于南宋内部互相倾轧，导致了1261年拥有泸州15郡30万户的宋将刘整降蒙，才使一度有利于南宋四川抗蒙局势顿时发生逆转，四川战场才出现有利于蒙古军队的相峙局面．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候，蒙古帝国已经分裂，拔都建立的钦察汗国，早已独立。海都统治下的窝阔台汗国拒绝归附忽必烈，并于1268年举兵东犯元境；察合台汗国则成为海都的附庸，亦多次进扰元朝西北边境；旭烈兀则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之机，取得了阿姆河以西土地的统治权，建立伊利汗国。因此，中原汉地成了忽必烈的政权的重心。他在巩固了对中原汉地统治后，虽曾用兵西北，着手恢复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政治控制，但其战略重心已经东移，而不受蒙古帝国西征和内部争夺汗位的制约和影响。1271年建立了元朝，灭亡南宋成为元朝的中心任务，蒙宋战争成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迭的战争。南宋政权和四川战场才受到蒙古军队的全力进政。
三、南宋王朝与四川的抗蒙战争
南宋政权的长期存在及其在政治上、军事上、绎济上对四川军民的应援，对四川军民长期坚持抗蒙战争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四川兴亡史上，秦灭巴蜀，东汉取蜀，后唐平蜀，北宋灭蜀，时间之所以短，蒙古取蜀时期之所以长，其重要原因就是者的蜀是一个割据的独立政权，一旦它的政治中枢被摧毁，便土崩瓦解；后者的蜀是南宋中央政权之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政治中枢被摧毁后，却能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下死而复生。因此，经历了蒙古军队在端平年间大举入蜀“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1238年再次进扰西川，1239年进掠东川，直抵夔峡，1241年再次破成都、汉州、嘉定、泸州等二十城，制造“西州之祸”等战争创伤后，又能渐次收复。1251年蒙军驻屯西川，又能依靠四川东部贫瘠地区继续抗战，直到南宋灭亡，才结束了四川抗蒙（元）战争。
南宋政权的存在对四川军民抗蒙战争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南宋政权的存在，在政治上组织和鼓舞了四川军民长期坚持抗蒙（元）战争
在我国封建社会，忠君爱国是臣民的义务，中央政权和皇帝对臣民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只要旧的中央朝廷未被摧毁，或皇帝仍然存在，旧的朝廷和皇帝就具有组织残余臣民继续抵抗的能力。因此，当蒙古军队残破四川之后，也只有南宋朝廷和皇帝才能有效地组织四川军民继续抗战，而南宋王朝为了自身的存在，又必须组织四川军民继续抗蒙。所以每当被抄掠残破后，主要地方官员战殁牺牲，战事危急时，南宋朝廷都及时派遣官员入蜀主持军政，领导四川军民抗战收复失地，使南宋四川政府不致土崩瓦解。彭大雅筑城重庆，加强四川东部防线，余玠治蜀，改变四川战局，对坚持和巩固四川抗蒙战争之功尤为显著。而南宋政权的存在，在政治上鼓舞四川军民抗蒙战争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是四川军民抗蒙战争的精神支柱。宋人吴昌裔在端乎年间就指出：“兵无三万之数，粮无十日之储，色色筑底，惟有民气一发仅存”，官民都不愿做叛君背国的亡国奴。民则“捐财以助边，荷担以供饷”，官则坚贞不屈，以身殉职。如通判黎州的何充在城破被俘时对蒙古军主帅说：“吾三世食赵氏禄，为赵氏死不憾。”1241年，蒙军攻破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他被押赴汉州招渝守将王夔出降，乃呼王夔毋降被杀。正是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支柱，才形成了南宋四川官民一心、军民一志，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寸土必守的长期抗蒙局面。当南宋朝廷灭亡之后，四川抗蒙战争的精神支柱也就随之崩溃，改换门庭的识时务者被视为理所当然，再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非难。所以，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杭州，宋幼帝赵昴上表降元之后，据守四川的宋军降元事件就不断发生。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五（1278年）三月，“四川行枢密院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得府三、州六、军一、监一、县二十、栅四十、蛮夷一。”同年八月，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在1278年给仍然坚持四川抗元战争的四川制置使张钰的劝降书就说：“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能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乎！且昔者此州之人不自为谋，以国有主，耻被不义之名，故尔得制其死命，主今已亡，犹欲以是行之，则戏下盗遇君，窃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难也。”这番劝降言论对张钰虽未起什么作用，但却指出了宋亡之后，四川军民政治上精神上的抗元支柱已经崩溃的事实。张钰为了抗元斗争也不得不派人寻找赵氏遗孤入蜀为君，以便稳定军心民心，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终因南宋赵氏遗孤或降或亡，南宋朝廷不能死灰复燃。1279年春，为宋坚守了36年的合川钓鱼城降元，长达50余年的四川抗蒙（元）战争而彻底结束。
（二）南宋政权的存在，为四川军民抗蒙（元）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援
宋蒙战争爆发前，四川屯驻的宋军约七、八万人，经过窝阔台时期蒙古军队多次入蜀抄掠之后，“除死损溃散外，通忠义及杨家军，闻止有三万”，在余玠帅蜀（1243—1253）时期，辅以南师，总而计之不满五万人之数，依靠这点军事力量是根本不能有效地防御蒙古铁骑对四川的进攻的。而南宋在荆襄防区的兵力一直维持在九万至十三万人的水平，在江淮防区的兵力为十七、八万之众。“有四蜀而后朝廷重”，南宋朝廷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重视对四川战区的军事支援。南宋朝廷对四川地区的军事支援，始于宋蒙战争之后，在此之前的“丁亥之变”，蒙军攻入抄掠阶州，“根本犹未拔也”，故“襄汉遣援兵而弗纳”。端平年间，蒙军大举伐蜀，宋廷鉴于蜀地“师老财殚，兵分力薄”，四川不固，“则吴楚有冲决之势”的危险，提出了调兵援蜀的主张。嘉熙年间，设立督府，以协调三大战场，以求脉络贯通。”嘉熙三年（1239）“以史嵩之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同年，蒙古军队横扫川东长江沿岸地区之后，宋廷更加重视对四川夔州路的应授，防止蒙军透漏湘湖。1241年，设夔州路策应大使，由京湖制置使或宣抚使兼任，专门负责对夔州路及四川其他几路的应援。以后，凡任京湖帅臣知江陵府者，均兼任夔路策应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