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枢密使制度较前蜀有所发展，其职掌也日渐趋向于专掌军政。首先，枢密院至少在名义上是国家最高军政机构。后蜀明德元年（934），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令进奏使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又至学士院侦草麻。”李仁罕是后蜀初年握有重兵的实力派，但他要想在法律上取得判六军的职位，仍需通过枢密院，由枢密院与皇帝商量后作出裁定，再草麻正式委任。在这里，枢密院不仅是以最高国家军政机构出现，而且具有任命军职的职掌。其次，枢密使掌有调兵遣将之权，甚至在有关和战问题上的调兵遣将，皇帝也须与枢密使商量。再次，后蜀枢密使享有视察边防、领兵出征之职。如广政十八年（955）蜀主“命知枢密院王昭远按行北边城塞及甲兵以备周”。又如广政二十七年（964），宋师两路伐蜀，知枢密院事王昭远亲率大军迎击。
前后蜀枢密使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国家军政事务，后蜀枢密使制度较前蜀有所发展，它主要表现为枢密使职掌日渐军政化和枢密院向全国最高军政机构过渡的趋向。形成这种趋向的原因有二：其一，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统治者最大的政治是用武力巩固或夺取政权，国家“机务”最重要者莫过于军政，而枢密使的职掌便是“典机务”，这就为枢密使专掌军政创造了条件。这是其发展的内在原因。其二，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政权林立，但各政权间政治，经济等方面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唐时，枢密使与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这是枢密使制度的一大发展。后蜀的创立者孟知祥本是后唐官吏，后唐国家制度的变革不能不对他有所影响，成为其立国之借鉴。所以，后蜀枢密使制度在后唐的影响下，也有了上述进步。这是其发展的外部原因。
前后蜀枢密使的地位与权力
唐代枢密使的地位，史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徐无党说：“枢密使，唐故事宦者为之，其职甚微”，地位十分低下。胡三省则认为：“唐末两枢密与两神策中尉，号为四贵，其职非甚微也。”孙光宪也认为，其地位“拟于四相也。”实际上，两种不同的看法是由于观察角度不同所致。在士人眼里，宦官本刑余之人，不足挂齿，枢密使在唐代不属于国家正式职官，所以“其职甚微”。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枢密使亲近皇帝，手握天宪，权力很大，所以又被人目为“四贵”或“四相”之流。前后蜀枢密使的地位又如何呢？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其一，在封建社会里，地位的高低，最能体现在职官名称排列的先后顺序上。王建称帝，“以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即宰相），唐袭为枢密使。”孟知祥称帝，“以赵季良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按照上面封建等级排列，前后蜀枢密使的地位仅次于宰相，并作为国家正式官员出现，得到法律承认。所以，世人常将其目为“执政”或“使相”。如前蜀张业为宰相，王处回为枢密使，两人同被称为“执政”，史书上又说王处回“位隆使相”，这反映出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不相上下。从上可见，前后蜀枢密使的地位，较唐更为尊崇。
其二，在封建社会里，凡受遗诏辅政的顾命大臣，非位崇权大者不能担任。王建、孟知祥临终前，顾命大臣仅宰相、枢密使及一二握有军权的节度使。枢密使能参加最高决策集团，决策大事，反映了其地位的重要。
其三，从前后蜀枢密使的兼职及罢职处理，也能反映其地位的重要。前蜀枢密使兼职现象较少见，如前蜀建文思殿，以判枢密院事毛文锡兼文思殿大学士。后蜀枢密使兼职比较普遍，如首任枢密使王处回在孟昶时，便加兼诗中，领武泰军节度使，其后又兼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遥领保宁节镇。枢密使王昭远曾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伊审征也曾兼宁江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领宣徽南院使，被称为“位隆使相”。这些都说明了枢密使本身所处的崇高政治地位。
在封建社会里，权力的大小，一般与地位的高低、职掌的重要与否成正比，前后蜀枢密使地位高、职掌重要，其权力也当是很大的。但由于史籍这力面记载非常缺乏，要具体阐明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只能就所见材料作一些探索。
前蜀宋光嗣任枢密使时间最长，可视为当时枢密使职的典型。史称宋光嗣“专断国事，恣为威虐，务徇蜀主之欲以盗其权。”宋光嗣专擅朝政，连敌国后唐也了如指掌，指出宋光嗣等人“谄谀专恣”，造成“贤愚易位，刑赏紊乱”的弊政。而当时前蜀的宰相却严重失职，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对枢密使卑躬屈膝，仰其鼻息，如“宰相王锴、庚传素等各保宠禄，无敢规正。”这样一来，又助长了宋光嗣等人肆无忌惮地滥用国权，“凡断国章，多同儿戏。”以上事实说明，前蜀枢密使的权力是很大的。
同样，后蜀枢密使也是大权在握。孟知祥死后，枢密使王处回竟能排除拥有兵权的李仁罕等人，“宣遗制，命太子柜前即位。”事后，王处回“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馈献，皆先输处回，次及内府。”连皇帝对他也礼遇三分，不断加官进爵拉拢他。直到孟昶亲政，清除了王处回等实权派，才发出了积蓄心中多年的“枢密使重权难制”的怨愤。后蜀枢密使权力之大可略见一斑。孟昶为了改变枢密使权重难制的局面，将枢密使之名改为知枢密院事，任用地位较低的人充任。如以茶酒库使王昭远知枢密院事，但仍将“机务一以委之。”与王昭远同掌枢机的伊审征，甚得孟昶亲信，“事无大小，一以咨之”，伊氏也“常以康济经略力己任”。伊氏权势之大，不言而喻。
总之，前后蜀枢密使的权力是很大的，有时甚至发展到凌驾皇帝、宰相之上，同时，其权力已从内廷转入外朝，务正言顺，具有法律效力，得到社会承认。
结束语
枢密使制度肇始于唐，中经五代十国，完善于宋。五代十国时期，呈其发展的重要阶段。地处祖国西南的前后蜀政权，较之兵连祸结的中原诸国，也算安定，这种社会环境，为枢密使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前后蜀政权仍是军阀专政，统治时间多不过几十年，这又对枢密使制度的发展给予很大限制，使它未能发展到宋代那样完善的程度。概括起来，前后蜀枢密使制度在唐代基础上，有下面几点发展：打破了唐代枢密使专用宦官的局面，发展为士、宦兼用，后蜀则专用士人；设置了枢密使的专门办事机构枢密院；确立了枢密使在法律上仅次于宰相的政治地位，成为国家正式职官；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不相上下，并在法律上和社会上得到承认：枢密使的职掌由不确定逐渐趋向于专掌军政。
南宋四川抗蒙战争的几个问题
12世纪末至13世纪，在我国北方草原上，蒙古贵族首领成吉思汗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建立了空前的世界霸权和蒙古帝国。消灭南宋是蒙古征服世界的一部分，用兵四川是蒙古灭宋战争的一个环节。蒙古军队在1234年灭金后的第二年正式发动了对宋战争，到1279年灭宋共用了44年时间；而对四川的用兵是从1227年攻入四川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开始，到1279年四川最后一个抗元据点陷落止，共52年。四川抗蒙（元）战争时期之长，被人们认为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在四川兴亡史上亦绝无仅有。对于这种历史现象，史学界已对蒙古灭蜀战争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蒙古军队战略的拙下是长期屯兵蜀境的重要原因，蒙古军内部矛盾分化加剧，是川蜀长久未平的主要原因，四川军民依山为阻，不屈不挠的英勇抵抗，是阻止蒙古军队迟迟不能尽取巴蜀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这些见解为探索四川抗蒙战争时期之长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从宋蒙50年来的战争史看，蒙（元）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和主动进攻地位，而南宋在军事上则处于劣势和被动防守地位。蒙（元）曾组织过三次大规模的侵末战争，其中两次还处于东西两方面作战的状态。从宋朝方面看，几十年来从未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面反击，从未改变过被动挨打的局面。蒙（元）用兵四川，仅是宋蒙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仅从宋蒙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蒙军方面和南宋王朝对四川抗蒙战争的影响的角度，对南宋四川的抗蒙战争作些探讨。
一、蒙古征服世界的战略与四川的抗蒙战争
成吉思汗建立的传统草原贵族的游牧封建国家政权，建国以后就向邻境发动掠夺战争。在迫使夏国称臣纳贡和占领了金朝的华北、东北地区后，从1217年起就将战略中心转向西方，征服世界成为蒙古政权的战略中心。为了西征。成吉思汗从西夏和金撤出重兵，将经略中原的任务交给蒙将木华黎，封“太师国王”，并对他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当时木华黎所帅军队不过1300骑，其经略中原的任务不过是秋来春去的掠夺战争，不是以灭金为目的。1219年，成吉思汗以花刺子模杀害商队和使臣为理由，亲统20万大军西征，六年后，“灭国四十”，建立了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然后拥兵东回，1227年灭亡西夏，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军中，临终时提出了联宋灭金的战略。
成吉思汗西征的胜利、大蒙古帝国的建立，使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转回中国，而灭夏攻金又为以后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征金朝。1234年灭金之后，宋蒙之间失去了缓冲地带，灭亡南宋正式被提上蒙古帝国的战略日程，宋蒙战争爆发已不可避免。
蒙古军队受西征和征服世界战略的影响，在很长时期内，对宋战争都不是它的军事重点。1227年春，成吉思汗遣一支“游击偏师”，以取金为名，突入利州路的阶州（今甘肃武都）所开始的宋蒙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目的在于侦察道路和试探宋军虚实，故在抄掠数月后便北撤。1231年蒙古假道宋境伐金，与宋发生冲突，蒙军攻入四川内地，“破城寨百四十而还”。这些武装冲突都属于局部性的，从整体看，宋蒙关系仍处于和平状态。蒙古灭金后，在中国境内的战略目标自然转向南宋，正如 1234年窝阔台在诸王大会上说：“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沮声教。朕欲躬行天讨……”。于是在1235年正式发动了侵宋战争，这次蒙军侵宋，兵分三路，西路由皇子阔端统兵攻四川，中路由皇子阔出统兵攻荆襄，东路由口温不花统兵攻两淮。
这时的蒙古政权，已不是一个中国内部的地方性的以夺取中央政权为主要目的的政权，而是一个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灭亡南宋是它征服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蒙古帝国的建立，既使它称霸世界，又使它兵力分散；西征的胜利，既使它要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又引诱它继续扩张西征的胜利；对西夏和金朝的征服，既使它决心灭亡南宋，又促进它野心勃勃去占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它已不能把它的军力集中于进攻南宋，而必须把它的大部分军力投入对西方和东方的扩张。所以这次伐宋，是“一军西征，一军侵宋，一军伐高丽”，西征乃是其军事重点。1235年，窝阔台召集大会，议定各支宗王长子统兵，出征钦察、斡罗斯。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以长子从征；窝阔台本欲自帅诸军西征，经诸王劝说，乃以拔都为15万西征大军的统帅，调正在经略中原的老将速不台为先锋。1237年，蒙古军灭不里阿耳、钦察，攻入斡罗斯，三年之中，蹂躏了大部分斡罗斯国土。1241年，拔都分兵两路，侵入波兰，匈牙利，并大败德意志联军，欧洲震动了，这就是世界史上著名的拔都西征。
窝阔台在主力西征的同时所发动的攻宋战争，自然只能是偏师攻宋。从军事实力讲，对付拥有数十万大军，其中包括比较优良的水军，又有淮河、长江天险为屏障的宋朝大国，非全力以赴是不能消灭它的，偏师攻宋是不能成功的，窝阔台大概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虽然全面攻宋，却没有制定灭宋方略，对宋战争只是掠夺破坏，收残破敌国之效。因此，从1235年至1241年，蒙军多次进攻川西、东川地区，两次攻占成都等地，“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的胜利，但很快便主动撤离四川。当时蒙军是“所征无敌，所向无前，如入无人之境，得其地，乃提士卒凯歌而还。”所以南宋才有“蜀渐次收复”的战绩。
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蒙古帝国仍把军事重点放在西方。 1246年贡由即位，次年即任命亲信大臣野里知吉带为西征统率，授以统辖波斯及其以西诸地的全权，1248牛，贵由亲率护卫军西行，死于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因此从1241年窝阔台去世到1251年蒙哥即位的十年间，蒙古军队根本没有灭宋的打算，没有组织过一次全面的、大规模的攻宋战役，宋蒙战争处于和缓阶段。1251年蒙哥即位，决定灭亡宋朝，他采用谋士姚遂的建议，改变“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的作法，采取将“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的策略。在与宋邻境之地开始置屯田，1255年，命汪德臣城沔州，于秦蜀要地利州修治城池，作为“取蜀之计”。但在1256年前，其战略重心仍在西征和灭大理、高丽。 1252年派忽必烈征大理，以为迂回包抄灭宋之策，并派诸王也古征高丽。1253年遣弟旭烈兀西征，1256年攻占波斯，1258年又攻陷巴格达，1259年进入叙利亚；并派塔塔儿带撒里征印度、欣都思（印度）、怯失迷儿（克什米尔）等国，直到1256年才决定大举伐宋。1257年蒙哥亲率西路军攻四川，命宗王塔察儿统东路军攻荆襄、两淮，发动了第二次攻宋战役，亦即蒙古军队决定灭宋的第一次战役。这次灭宋战争，因受西征兵力分散的影响和四川军民的抵抗，1259年蒙军围攻合川数月不克，接着蒙哥病死军中，导致这场灭宋战争的失败。
从宋蒙战争和四川抗蒙战争与蒙古帝国征服世界战略的全局来考察，不难看出，从1227年蒙军开始进攻四川，到1256年前的 30年间，四川地区能够坚持抗蒙战争，不但是四川军民英勇顽强，坚持抵抗的结果，也是蒙古帝国军队受征服世界战略计划的制约，根本没有长期占领四川和进而灭亡南宋的战略计划所决定的。蒙哥即位后决心灭宋，1257年至1259年蒙哥御驾亲征，率军进入四川，四川军民在合川钓鱼城奋勇抵抗，阻止蒙军前进，致蒙哥病死军中，被迫撤军，这才对四川军民继续坚持抗蒙战争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蒙哥进军四川的失败，又与其前期蒙古帝国受西征的影响，特别是皇室争夺帝位的影响，使四川军民得以加强战争防御分不开的。
二、蒙古帝国皇室争夺汗位与四川的抗蒙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