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叶、咖啡、可可世界著名的三大饮料中，我国是茶叶的故乡和世界上最早种茶饮茶的国家。但是茶树的生长受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北方和西北高寒地区均不出产茶叶。茶叶只出产于淮河以南的东南和西南地区。随着全国人民饮茶的普及，茶叶就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亲密伙伴，凝聚着许多民族感情。其中茶叶所凝聚的汉藏民族感情尤为突出。
茶叶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区人民，是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的饮料和食物。藏族人民肉食乳饮，需要饮茶助消化解油腻。藏族人民喝茶，如同粮食、水、火一样，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高原藏区，不论是城市或是在乡村，不论是在谷地或是在牧区，只要有人烟的地方，人们的食物都离不开茶叶。那里的人们，当其饥肠辘辘之时，喝上一杯酥油茶，就会浑身增添力量；当其精疲力竭时，喝上一碗热清茶，就能立刻消除困顿，提神醒脑；当狂风怒吼，滴水成冰，寒气袭人，喝上几杯酥油茶，全身就会立即暖和。那里的人们甚至认为：当你卧床不起，身体欠佳，喝上一碗浓茶，便能解毒疗疾，消病去邪。如果用茶喂马，便可催膘助肥，用茶喂奶牛，会使奶牛出奶量增加，用茶渣给小孩吃，会使小孩长得身强体壮。所以，那里的人民，计划自己的生活开支时，第一项是计算买多少斤茶叶，买多少斤酥油。那里的农民下地劳动，牧民出外放牧时，除了携带劳动工具之外，总忘不了背上熬茶的锅。那里的人们探亲访友，携带的礼品中少不了茶叶；迎接来往的客人，首先端出的也是香喷喷的茶。总之，茶叶是高原藏区人民每日不能离开的食物和饮料。汉区茶叶销往藏区，自然地培育出汉藏民族的深厚感情，成为藏汉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
一、川茶的藏区市场
四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茶区，又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它的西北部是藏族聚居区，并且是连接西藏和青海、甘肃、云南的藏区。四川与藏区毗邻的地理位置，使川茶自然地成为藏区茶叶最主要的供应基地，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藏区茶叶唯一的供应基地。藏区是川茶最主要的销售市场。
我国饮茶种茶虽肇自先秦，历史悠久，但到唐代才形成了盛产茶叶的局面，茶叶生产才遍布南方各地，饮茶风气才传播到边疆各族人民生活之中。自唐朝与吐蕃王朝建立起政治联系，四川绵州、蜀州、邛州、雅州等地的茶叶，就同其他地区的茶叶一起流入西藏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随着吐蕃王朝的对外扩张，吐蕃势力开始进入今四川阿坝、甘孜、西昌一带。以后至迟到唐末五代，四川已开始专门生产适合藏族人民饮用的茶叶。前蜀毛文锡所著《茶谱》就说：“临邛数邑茶，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名山者，其味甘苦。”
从宋初开始，四川茶叶逐步成为藏族专用的茶叶，藏族地区成为川茶的主要市场，宋初在东南榷茶，禁止蜀茶出境，堵死了蜀茶销往东南的门路。蜀茶除在四川境内自身消费之外，其余大部分茶叶只能通过官府在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互市，把茶叶销往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决定经营熙河地区（今甘肃洮河流域一带），以便达到削弱西夏、制服辽国，改变对辽和西夏的屈辱地位。这一地区长期居住着吐蕃部族，缺乏严密的政治组织。从1071年到1073年，宋朝派王韶积极经营，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临潭的迭部）、宕（今甘肃的宕昌县）等州，幅员2000里，受抚蕃族30余万帐，设置熙河路。宋朝对熙河用兵和熙河路的设置，给北宋朝廷增加了一笔庞大的财政开支。但这一带的吐蕃部族北与回鹘相通，西与青海吐蕃部族相接，出产良马而缺乏茶叶。“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宋朝为解决熙河地区的财政开支和统治当地的吐蕃部族，便于熙宁七年（1074）决定禁榷蜀茶，成立茶马司，官运蜀茶至熙河易马和出卖食茶，换取粮草。从此揭开了川茶大量销往西北甘、青藏区的历史。其后宋朝又“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川茶成为供应西北藏区的专用茶叶。
北宋时期的蜀茶产量，吕陶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说：“蜀茶岁约三千万斤。”其中元丰七年（1084）产茶29147000斤，元丰八年（1085）产茶29548000斤。南宋时期的蜀茶产量，据李心传说：“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万斤。一千六百十七万系成都府路九州军，凡二十场；四百八十四万系利州路三场。”这个数字不包括四川地区潼川府路和夔州路的产茶量。如果加上这两路的茶产量，估计南宋时期四川的茶产量大致亦接近年产茶3000万斤的水平。
在宋代年产3000万斤茶叶中，自榷茶以后很大部分茶叶都运往西北销售。当时宋朝在西北地区设置买马场，用茶博马，设置卖茶场，出卖食茶换取军需粮草。据一些零星的记载不完全统计，熙宁八年（1075）以后，就在秦州永宁寨、熙州、通远军、宁河寨、岷州、河州、德顺军、湟州、阶州等地设置10个买马场。其中秦州、熙州、通远军、永宁寨、岷州5个买马场，在熙宁十年（1077），需茶3.374万驮，每驮100斤，即337.5万斤；元丰元年（1078）需茶36.5万驮，即365万斤。其余半数以上买马场所需茶叶尚不在其数。至于卖茶场的数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食货志》等文献记载，从熙宁八年到元丰八年 （1075—1085），在陕西地区共设置卖茶场332个。按《宋会要·食货》记载，可以确知卖茶场即达50个，这些数量众多的卖茶场所需茶叶数量虽失于记载，估计其数十分可观。同时，吕陶还明确指出，在蜀茶岁约3000万斤中，“除和买五百万斤入熙河外，尚有二千五百万斤，皆属商贩，流转三千里之内”，即官买官运茶叶 500万斤入熙河之外，其余2500万斤茶中，尚有一部分由商人贩运至西北藏区销售。因此，我们推测，宋代四川茶叶每年销往西北藏区的数量至少在1000万斤以上。
宋朝在四川境内由黎、雅、威、茂地区销往藏区的茶叶分为购买羁縻马的茶叶，赏赐沿边部族首领的茶叶，沿边互市和商人走私的茶叶三类。其中，购买羁縻马以当时每匹需350斤计算，每年买羁縻马5000匹，即需茶175万斤左右。其余赏赐沿边部族首领和互市、走私茶叶的数量，虽失于记载，不可稽考，但其目的均在安抚沿边部族，维持边境安宁，估计其数量不会少于购买羁縻马所需茶叶，据此，我们估计宋代四川境内每年销往藏区的茶叶应在500万斤以上。
这样，在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中，至少有1500万斤以上茶叶销往了藏族地区，藏区是宋代川茶的最大市场。
元代四川茶业因受宋末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已经极度衰落，茶叶产量一落千丈，元朝政府已不将川茶销往西北地区。四川所产茶叶只在四川境内销售。在四川境内，羌、藏地区则是川茶的主要市场。当时松潘、黎、雅藏区市场所需的茶叶已形成一种新的品种，叫“西番茶”，以别于内地所饮的川茶。西番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主要产地在天全、雅州、汉源，以后扩大到名山、峨眉、夹江等地。元朝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等地互市（今四川天全）。由于官府加价过高，引起少数民族不满。其后官府停止经营，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
明代四川茶叶生产形成保宁、夔州、邛雅、叙州四大茶区，但茶叶产量仍远远低于宋代的水平。明朝政府为了“联番制虏”，以茶叶联络吐蕃，钳制蒙古，严格限制川茶的流通范围。朝廷把保宁、夔州地区的茶叶划为“巴茶”区域，归陕西巡茶御史管理，每年调运“巴茶”100万斤和陕西汉中茶2.6万斤至西宁、河州、洮州储边易马。川茶中的“巴茶”虽占西北藏区易马茶的98%以上，而实际数量远比宋代为少。除“巴茶”以外的川茶则由四川茶盐都转运使管理。这部分川茶又分为供应藏区的边茶和供应内地的腹茶，边茶又分为供应黎、雅的边茶和供应松潘的边茶，故称“两边一腹”。无论边茶和腹茶都实行引岸制度，商人纳钱买引，每引 100斤，到指定地区采购茶叶运到指定地区出售。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巴茶”中的部分夔茶和叙茶、邛雅茶、运销黎州、雅州、碉门，是为“黎雅边茶”。灌县、安县等地茶叶运销松潘，是为“松潘边茶”。其余茶叶则为腹茶行销区。
按当时各个地区所需要茶叶的实际情况而论，黎雅边茶需茶特多，其次为松潘边茶和内地腹茶。黎雅、碉门川茶市场销售范围远达朵甘、乌斯藏（今甘孜、西藏）全境，边贸互市繁荣，售茶特多。明朝在碉门购买羁縻马，所用茶叶为西番茶，质差量重，加之本地出产，茶价较低，每匹马值茶1000斤以上，需茶特多。这里又是朵甘、乌斯藏等地僧侣、官员进贡的大道，每年进京使臣络绎于道，他们在返藏途中都要在碉门领取大量的赏茶和购买大量的食茶。因此碉门成为四川境内最大的边茶市场。松潘是第二个边茶市场，主要销往今阿坝地区和青海、甘肃南部。这一地区经济落后，购买力低，加上明朝政府害怕松潘边茶流入西北，冲击西北的茶马互市，限制供应，故所需边茶不多。四川内地汉区，人口虽多，但茶叶并非生活必需之品，故其所需茶叶数量反而甚微。由于明朝统治者大多迷信藏人“不得茶则死”的谬论，以此衍生出“以茶驭番”的政策，严格限制藏区的茶叶供应量，以免“番得茶，叛服自由”。这种精神贯彻到藏区茶叶供应政策上就是宁少勿多，不满足藏区的市场需要。据《明世宗实录》卷383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川巡抚在《茶政二事》中说：“（四川）年例茶五万道，欲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里。”即在五万引中，边引为14.2万引，只占川茶引额的24%。这种人为的硬性限制引额供应数量，“造成今黎、雅、松潘兴贩浮于引目，而腹里引目常积于无用。”因此，他“请断自今年，分腹里引于黎、松二所，各视其原数倍之。”即把边引增为2.4万引，占全川茶引的48%。但这次微调仍然没有解决边引脱销而腹引无商认领的矛盾。“边引报中者多，恒苦不足；腹引常置于无用之地”，结果是一方面使川茶滞销，给四川茶业带来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是“边引愈少，私贩愈多，只为商人作利屯耳”。迄至隆庆三年（1569），明廷乃裁减川茶1.2万引，只发行3.8万引。其中黎、雅边茶销岸3万引，松潘边茶销岸0.4万引，腹茶0.4万引。边茶占全川茶引额的89%，四川茶叶绝大部分销往藏区，自此“边腹相安”。
清朝不需川茶易马，加上明末清初四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农业衰败，茶业凋零，东南茶业发展，官府便招募商人采运湖茶运往甘肃销售，四川茶叶从此丧失了西北市场，开始了川茶只销本土、西藏和青海、甘肃、陕西部分地区的历史。
经过康熙、雍正时期实行外省移民入川农垦及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川省人口逐渐增长，农村经济亦渐繁荣。加上清朝政府大力经营蒙古、西藏地区，开拓边茶市场，川茶业随之得到恢复和发展，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产量较明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嘉庆以后，川茶的总产量约在2500万斤左右，基本上接近宋代水平。清朝为了保证对藏区的茶叶供应，仍把川茶分为边茶和腹茶两种，并在打箭炉（今康定）、松潘、灌县形成三大边茶贸易市场。其中，打箭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松潘、灌县边茶称为“西路边茶”。在引法上则有“边引”、“土引”、“腹引”之分。“边引”行销边地，“土引”行销天全土司地区，“腹引”行销内地。据四川提督岳升龙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揭露四川巡抚于养志在打箭炉“行私自便，每年发茶八十万余包，私受税数万两”计算，打箭炉一地即销边茶80万包，每包18斤计，即达1440万斤之多。又据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乾隆年间四川州县茶引统计，全川共颁行引票146713张，（每张100斤），其中边引为101317张，土引为31120张，腹引为14276张。即69%的川茶销往藏区，21%的川茶销天全土司藏区，销往内地的茶叶不足10%。光绪七年 （1881）川督丁宝桢整顿川茶之后，西南路边茶引额共达126894张，其中打箭炉南路边茶10.8万张，占85%；松潘、灌县西路边茶18894张，占15%。到光绪十八年（1892），打箭炉南路边茶销藏更增加到每年约1400余万斤，同明朝一样，清代甘孜、西藏地区是川茶的最大市场。
民国时期四川茶叶产量起伏波动很大，估计约为20万担至 30万担（每担100斤）。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结束前夕下降至不足 10万担。在民国初年，川茶的销售市场基本上维持清代的格局。民初川省共发茶票15.1万张，南路边茶10万张，西路边茶3.6万张，腹茶1.5万张，边茶的销售占川茶的绝大部分。随着清末英国势力进入西藏，印度茶叶遍及西藏市场，进而扩展到西康和松潘地区，加上滇茶也进入西藏，川茶的藏区市场日益缩小。边、腹茶的比例随之发生变化。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前夕，南路边茶仅销3万担左右，不足民国初年的三分之一，西路边茶约为两万担左右，历史上形成的川茶“边多腹少”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川茶输藏的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保障了藏区人民对茶叶的需要，这对密切藏区和中原的关系，增强汉藏的民族团结，促进内地和藏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自然会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川茶输藏的政治作用
川茶输藏的政治作用，最突出的表现是川茶是一种“政治商品”，加强和密切了藏区同中原的政治联系，促进藏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成员。
自唐朝与吐蕃王朝建立政治联系，四川的昌明茶、名山茶、临邛茶就源源不断输入藏区。川茶开始成为汉藏茶马贸易、赏赐吐蕃使臣的重要政治商品。
宋朝更是把川茶作为维系同吐蕃部族友好关系和羁縻统治的重要经济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