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就是真的
现在大家都说电视假，这不准确，电视不是从现在开始假的。
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叫《父女之间》，现场的最后，在我们的调解下，一对父女和好了，父亲给了女儿一个拥抱，女儿在父亲怀里抽泣个不停，这是真的。但是，你在有些电视台看到的这种画面，却是经过安排的。为了“好看”，节目组恨不得说：“再抱一遍，刚才那个角度不好；再抱一遍，女儿哭得厉害一点儿……”
还是我们的节目，以前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安排失散了几十年的战友见面，一定要有众人围观的大场面：“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倒计时，三，二，一！”门开了，两个30年没见的老人终于相见，抱在一起哭，痛哭失声。
很感动，很催泪，但这是假的。他们之前肯定见过了，在火车站、在宾馆，或是在化妆间。
有一次录制，大家正因为一个话题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有的人甚至都有点儿犯困了。当时我真想直接开口说：“大爷，您先回家睡觉去吧。”可是这明显很不礼貌，但我真的很希望那个大爷可以自己站起来说：“我困了，你们争吧，我先走了。”而且我一定会坚持把这个镜头剪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才是聊天真正应该有的状态，就像街坊四邻在一起坐着聊天，有个人站起来说：“你们先聊着，我撑不住了，我先走，明天还有事儿。”多自然，多生动。
很多时候，让我纳闷的不是观众看不出电视的真假，或是电视人故意设置的这些假，而是假这件事情本身。道具是假的，不奇怪；但是情绪是假的，就很闹心了。这事儿就像是传染病，一个节目因为一个情况作作假，效果出来了，收视率上去了，别的节目就会学，接着所有的节目都会这样。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舞台前踮着脚尖，但是又谁都没占着谁的便宜。
在日本，我采访过一个叫久米宏的新闻主播。他的待遇非常好，有专用的电梯，他一去，所有人都对他鞠躬。为什么？就靠他吃饭呢！他一档节目《新闻站》的广告收益是他所在的朝日电视台总收益的98%。因为不知情，我傻乎乎地就坐上了他的专用电梯。一起往上升，我向他鞠躬，他也向我鞠躬，非常客气。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也是做节目主持，就这么聊了起来。
他带我参观他的演播棚，支撑架是钢铁做的，已经有年头了。钢铁棚后面的演播室里有一排小屋子，嘉宾可以坐在那儿喝茶或者吃东西，上面还有一个斜斜的顶窗，透过它能看到外面绿色的竹子，但是这些小屋子是拍不到镜头里的。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搭真的。我已经说过，场景和道具是假的，不奇怪。
他说：“我希望嘉宾进来以后，他能感觉像到了久米宏的家。”
所以，不仅这个榻榻米是真的，等下他们喝的萝卜汤也是真的，就连桌子上的胡椒和盐也是真的。可以是假的吗？当然，但是他不希望他请来的嘉宾是在“演”一种感觉，而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在他的家里做客。
久米宏的真，让我感动，也让我震动。
为此我和节目组里的同事讨论了很久，我会把一些问题上升到很严肃的新闻伦理层面。比如多年未见的战友，既然他们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促成他们第一时间见面呢？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带着摄影机去火车站或者机场记录他们真实的会面呢？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现场表演呢？他们又不是职业演员，能演得好吗？心里会舒服吗？为什么这世界一定只能有一种你想象中的“激动”和“热情”叫作“热泪盈眶”？
我们究竟怎么了？为什么那么不爱真实？真实怎么招我们、惹我们了？
因为，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告诉你真的有什么不好，它就是会好一下、坏一下，你控制不了。不像假的，它就能保证每次都好。
我们从来不是说要百分百保真，不能有一点安排、一点设计，做电视的人做不到。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可以骗观众，也不可以骗自己。如果我们原本的设定就是假的，没问题，只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本节目有排练，请勿当真。就好像西红柿非常红，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喷过农药的，如果你觉得没关系可以接受，当然可以，但是我不能骗你。
我不喜欢的，是我们对假的习以为常。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假、绝对的真，在这一点上，我不钻牛角尖，也不想扯太远。中国的很多电视人被假“宠”坏了，时间一长，就会想，搞不好假的东西也能有真的一面，搞不好它也能变成真的，搞不好它就是真的。慢慢地，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拥抱真实的勇气，还有拥抱真实的智慧和心态。
拿新闻主播举例，在国内，我们习惯了帅气靓丽的新闻主播，但在欧美国家，很多重要的新闻节目主播都是由六七十岁的主播担任。只有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经历过岁月中的风雨，才能真正知道人间的冷暖，才知道怎么和人说话，才知道怎么安慰别人，并带着最大限度的真诚和善良。所以，我们出去采访的时候，在BBC、CNN、NHK这些地方遇到的那些主持人，看到他们头发花白，但是他们眼中的光会让你从心底里感受到温暖。
你相信的不是他们的年纪，而是他们在岁月温润里选择的真。
我刚认识一个好朋友叫蔡明亮，是个著名的大导演，拍过一部电影叫《你的脸》，只有13个镜头，镜头中只有13张脸，每个人五到十几分钟不等。没有任何机位的移动，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一直沉默，有人睡着了，也有人默默把头转了过去。就这样一整部电影，一句话都没有。我看到第一个人的时候就流泪了，极其生动。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就是人生啊。每个人背后都有属于他自己巨大的喜怒哀乐和起承转合，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痕迹，但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好好地去看看眼前的一张张脸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重要，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残酷又真实，你看就好了。
未经蔡明亮允许，发两条他的短信：
昨天从南特乘火车到巴黎，约晚餐的人拉肚子，我们就去吃水煮牛肉，这家很地道。
南特我好多年没来了，这回他们要我做讲座，放了我四个作品，讲座的戏院特好，饼干厂改的。
要正确，更要小心正确
真的，和正确的，是两件事，既然真的就是真的，那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吗？
我没法给你答案。
落到我们说话的层面，我们经常听见人们说“实话实说”，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正确话正确说”。在我看来，原因很简单：正确，比真实还要难。
曾经读过一本书，内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儿童的对话。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里面一定特别好玩儿。因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都不是一般人，什么事情能难倒他们呢？所以，他们一定也非常会哄孩子高兴，说出来的话必定很有意思。可是当我真正看了这本书，感到极其震惊。因为这里面没有一句是在哄孩子，他们甚至根本不在乎这些孩子当下能不能听懂他们说的话，他们每个人说话的语调和措辞都和他们平时跟同龄人交流时一模一样，严谨而客观。
为此，我曾经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儿童教育专家桑新民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从儿童教育的角度来讲，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说话方式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跟孩子就是要说正确的话，否则就要面临一次或者很多次纠正错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耗时又耗力，非常不容易。”
我问桑老师：“教育孩子的时候，什么样的话才叫‘正确的话’？”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举了一个反例。原来我们生活中和孩子说过的错误的话比比皆是。比如，孩子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再正常不过，但是有些家长在哄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喝水水”“吃饭饭”，这样说看似很可爱、很童真，却包含了纠错成本。因为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水水”“饭饭”这两样东西，喝的是“水”，吃的是“饭”。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但真实的事例就发生在我自己的生活里。
我女儿小时候，有一次我带她出国，同行的还有几个朋友。到了唐人街，她很好奇，就问唐人街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面对孩子的这种好奇，大人都会本能地担心：讲那么多大道理他怎么听得懂呢？于是常常按自己的这种理解去解释，毕竟时间是何等神奇的存在，等孩子慢慢长大，他自然就会明白。
我的一个朋友很显然就抱着这样的想法，他逗我的女儿说：“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卖糖人的，非常有名，所以这里就叫唐人街。”我当时并没有很在意，当个玩笑就过去了。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偶然听到女儿在给别人复述这个故事，带着“我知道你不知道”的骄傲，我才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告诉她，唐人街的“唐”不是吃的那个糖，它说的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朝代，叫唐朝。那时候我们国家很强盛，所以外国人就把中国人叫成“唐人”，唐人街就是我们中国人到了外国之后，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我女儿听得似懂非懂，虽然听了我的重新解释，但她还是喜欢我的那个朋友先前讲的那个“糖人”，因为甜。
这两个故事都关乎一个概念：纠错成本。在这里，正确是关于事实的呈现，我们需要严谨。
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强调亲子沟通时不能有任何的类比和童言，也不是要在这里夸大事实，耸人听闻，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通俗一点说，我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说实话，但我们尽量不要故意说假话，哪怕是善意的。说出一句期待时间自动更正的假话是容易的，但是纠正错误的过程往往异常艰难，代价也非常大。
所以，说正确的话非常重要。
我之所以觉得正确很难，就是因为正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儿。如果我们把正确作为一种价值判断，那问题就会复杂得多，不是几句话、几篇文章、几本书能够说明白的。
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北京十一学校是由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主管的一所公立完全中学。那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老师不会按照传统的课本来讲课，而是自己编排课本。我问老师：“他们以后都要面临高考，高考需要统一的答案，如果不按照课本来学习，他们该怎么办？”
老师也很认真，他说：“你太小瞧这些孩子啦。这样吧，我也给你一个任务，今天你回到家就把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课本都找出来，从头到尾翻一遍，看看一个小时能不能学会。”
“那不用学了，我都50多岁了，小学的语文课本怎么会学不会。”
听了我的回答，老师说：“高考所需要的答案对于我们学校里的孩子来说，很像小学语文课本对于你的含义，要学会它并不是难事，需要的只是抽出特定的时间、投放特定的精力。虽然我们没有采纳传统课本的模式，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教给他们应掌握的知识，以及相较这些知识更为重要的思考和判断。我们不会改变孩子高考的事实，但我们更重视的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教育不是只有背诵答案这一种方式。”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出现了不同的“正确”。于我而言，于孩子而言，正确的维度各不相同。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用自己的正确去判断别人错误。
正确的另一面不一定就是错误，可能是另一种正确。
对于正确，我们常常会有两个误解：第一，我们纠正错误的代价很小，所以每次碰到模棱两可的小谎话，我们不在意，说了就说了；第二，正确成了我们的套子，我们把事物放进去评判，最终，把自己也放了进去。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谈话者，不能总想着去占领正确的高地，然后俯视别人。而是要明白，正确的说法可能有限，但正确的方式不止一种。不要给正确贴上唯一的标签。
你看出来了吗？我是一个讨厌唯一正确的人。
关于正确，我还有两件事儿想说：
第一，正确很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既要尽量正确，同时又要小心正确。
第二，不能因为一句谎话的纠错代价小，我们就肆无忌惮地说不正确的话；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一句正确的话代价很大，而意义更大，我们要勇敢一点儿。
我情愿多走的那几步
刚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几乎一边倒的声音认为我一点儿也不像个主持人，样貌、气质、声音、穿着，都不像。后来，我用行动证明，我确实不像主持人，因为我就是主持人。
刚开始的质疑主要来自人们对主持人的刻板印象，毕竟我看起来根本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隔壁大哥或者邻居弟弟。有质疑声，很正常。大家都说我长得没那么好看，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在电视节目里，帅哥美女总是要克服一个我从来不用克服的问题：亲和力。
说到这儿，就必须谈到我在广播电台当记者摸爬滚打的那11年。你知道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区别在哪儿？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记者，都不需要露面，只用声音交流就够了。这就简单太多了，除了说话，你根本不用去想今天的光打得够不够好或者今天的西服领带有没有歪。那对于广播主持人来说，什么是一场真正高级润物无声的采访？就是当你的访谈结束，对方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你是在采访，他都不需要知道你想知道的答案，却和你说了很多，说的人可能不懂，听的人全明白。
所以，往往做得很成功、很能挖掘真相的记者，都不是那种明星一样走到哪儿谁都认识的类型，恰恰是人堆里最普通的那一个。因为大家平等对话，一切也就没那么复杂，你只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一件事情，想把它弄明白，自然也就会在不经意间得到最真实的反馈和回答。
电视不一样，灯一打，镜头一对上，就让人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熟悉电视的人都知道，镜头会放大所有的情绪，同时，也会让很多东西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现实生活中也是同样的道理，看的人多了，很多东西就会变得不是原本的模样。有人想藏，就有人想找。
以前一有采访任务，我们就会提前告知对方自己的行程，然后大家一起坐飞机或者火车去到采访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采访到真实新闻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人家一早知道你要来，必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所以，我的方式通常是提前那么两天出发，先到省里，再到市里，找家小吃店吃点儿东西，坐几趟当地的出租车，和司机聊聊天，晚上再到茶馆坐一会儿，这中间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当地人，实际上已经在了解情况。
等大部队都来了，我已经基本把事情的脉络理清楚，也了解了究竟是哪些细微的地方被动了手脚。于是，在一大堆记者围着采访的时候，我总是能够在不痛不痒的问题之外一针见血。可能连对方都会诧异：“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顺便，我也会动用我所有的关系，搞明白这次媒体要来的同行都有谁，然后再一一排查他们最近的生活要闻。那必须是一说一个准啊。于是，我就成了有名的“半仙儿”。一起出去采访，我能组织所有新朋友来集体“算命”。我能算出《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国际台的……各家媒体的同行，谁家是双胞胎，谁最近升了官，谁最近拿了奖。要说能蒙对一个，或者偷听到一个，也不奇怪，关键是个个都准，无一错漏。他们大眼瞪小眼，很是惊讶，却又不肯相信。
我一直都说：最高级的说话是实话实说。
这原本就应该是一个共识，不是吗？可是这么多年，我们在真真假假中不断地兜圈儿，仿佛知道该说实话这件事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该如何去保证真实或者说我们该去哪里寻找真实，就显得千难万难。
其实，除了一颗真心，就是要好好做准备，不能偷懒。因为好的谈话者不只靠嘴，还要靠腿。
没有任何一种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想了解真实，想获得实话，你就必须比别人快一步，比对方快一步，也比自己惯有的认知和习惯快那么一步。你得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准备会白白浪费。
那么，谈话这件事究竟该如何准备？这就来到了方法层面。
你在时间上需要领先几步，在别人还没动的时候，你就已经出发了。想想采访中的我，其实挺鸡贼的。攻其不备，才能获得准确而没被掩饰的信息。然后，你必须知道你要跟谁说话。了解你的谈话对象是谁，了解他的基本情况、他的基本好恶和基本生活规律。
原来我也不明白这个道理。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看到老人过马路我就想过去扶一把，看到残疾人坐轮椅我就想到后面帮着推一下，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不是对他们最正确的态度。他们并不希望你去帮助他们，他们最希望的是你的自然和“漠视”。比如说，当你跟一个坐轮椅的人聊天的时候，你们边走边聊，这时候你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专注于你们的聊天内容，而不是关注他的轮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在跟别人谈话时能做到这一步，意识和素质就非常棒了。
当然了，女士优先、尊老爱幼这些道理，更应该成为我们最自然的表达，而不是因为跟你谈话，要故意让你三分。比如，你要和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谈话，你需要知道是否会有哪些忌讳；你要和一个残障人士谈话，你同样需要知道哪些语言或者词语应该尽量避免。
当然，我必须澄清这绝不是让你搞什么战术，而是了解这些会让你的谈话更顺畅，气氛更融洽，真实感更强。
去了解，就是尊重。你尊重的不仅仅是事实，更是人。
因为，没有人会排斥一份真正被别人放到心里的重视和真诚。说话如此，放大到做人同样如此，说的道理很简单：要让谈话对象意识到我并不是今天一进门对他的一切认知如同一张白纸，我有了解，也有感受。更重要的是，我很在乎与他之间的这场谈话，也希望可以得到来自他同样真诚的回答。
真心未必换真心，但不上心一定换不上心，防备心一定换防备心。
多问问自己，你，想要哪个。
有了尴尬，别自己扛
我睡眠不好，所以讨厌做梦，特别是噩梦。
在我的主持生涯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经常做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在录制节目的现场，突然之间把所有想说、该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一句都想不起来，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当然被吓醒。虽然睡眠质量可能不佳，但这个梦无比真实，陪伴了我很久，因为它映照和体现了一部分内心最真实的恐惧：害怕尴尬，害怕自己没办法。
之前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演员遇到了类似的尴尬，更可怕的是，竟然不是在梦里。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演出中，男演员需要朗诵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诗词，作为大合唱的背景。开始几句精彩极了，声音和表达都特别好。万万没想到，朗诵到一半，他忘词儿了。一段停顿后，他选择重启，从头开始，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又忘了……又是一段尴尬的停顿。男演员慌张的情绪挤压着面部表情，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后面开始有人提示，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他也没能听清。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好尴尬啊！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男演员的做法是：自作主张地换了一首根本不搭界的诗。
这个“车祸”场景让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你正规规矩矩地走在斑马线上，突然一辆车失控地向你冲了过来，你当然要马上想尽一切方法避开，如果这个时候你说你不能尖叫，不能惊慌失措，也不能快跑，因为你担心会掉一只鞋，那样场面会特别不好看。哥们儿，你人都快没了！
这种心理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去看看各种各样的主持人大赛，永远都有机智应对的环节，评委和观众为选手设置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参赛选手永远都要想尽办法遮盖、假装、圆场，没有一个选手可以直接把这个问题指出来，寻求大家的帮助。在我们的主持文化中，主持人就像是救火员，哪儿有事故，哪儿就有主持人的身影。这样，真的对吗？
我曾特意写过一篇文章，叫《分享尴尬》。我希望指出我们对主持人的误解。我们认为主持人是完美的，谁没有话他都得接上，什么情况都可以处理，在现场不可以出现任何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主持人也会半路掉鞋，也会不知道嘉宾的话怎么接，也会拿着话筒就忘词。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请把你的尴尬分享出去。
比如我主持节目的时候，谈到伏尔泰曾经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下一句忘记了。我并不需要欲盖弥彰，更不用掩耳盗铃，可以大大方方地说我忘了，好让观众提醒我。观众都是善良的，他们会帮助你。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观众，大家都是普通人，都会有紧张的时刻，都会有头脑空白的瞬间，对吧？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不是应对技巧，因为情况随时有变化，变数随时会发生，我们最应该学习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有事儿大家一起扛。
说回到刚刚提到的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这个演员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直接告诉观众：“对不起，我忘了。谁能提醒我一下吗？”因为这首诗词绝大部分人都会背，相信很快底下就会有人大声提醒他，用不着几个字，他就能回忆起来了，让演出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完全不需要自己一个人站在台上独自承担这个小小的“灾难”。
其实，当什么办法都没有的时候，真诚本身就非常有效。
我们想成为拯救尴尬的英雄，是因为我们对完美爱过了头，但现实的世界从来都不完美。
回到我们的日常说话本身，我们对尴尬的态度，是否应该改变呢？从来没有人规定我们必须独自尴尬，必须当众孤独啊。
我之前有一次去拜访阿城，他是我非常欣赏和钦佩的大家，没记错的话，整场谈话下来，他至少说了五次“这个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聊天的时候忘记自己说到哪里，一般人都会觉得“哎呀，好尴尬啊”，是吧？我告诉你，恰恰不是。我们的完美主义又要犯病了，还是我们又要斩杀尴尬了？如果忘了讲到哪里，直接说就好了。如果大家都很感兴趣，就帮着你一起回忆；如果恰好没有一个人记得，那就代表这个话题本身就没有引起什么共鸣，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了。所以你看，其实一切都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尴尬。
难的不是尴尬本身，而是我们对尴尬放大之后的担心和焦虑。
错也不在尴尬本身，而是我们以为没了尴尬这个世界会更好。
但有时候，反而是尴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
比如我放在这里的这个故事。
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六一的节目，叫《童言无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火得不行，大家都觉得我特别神，就是好像你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往椅子上一放，我就能采访，并且做成一个特别棒的节目。这个想法就已经非常可怕了。最后策划找来了一群孩子，把演播室布置得非常漂亮，里面放了特别特别多的玩具，我穿着新做的衬衫和裤子，和平常一样去化妆了。等到孩子们一入场，我突然发现现场不受控了。所有频率的声音夹杂在一起，所有的孩子都扑向了玩具，大概不到两分钟，玩具就已经全部被拆开，满屋子都在飞各种颜色的棉絮。
节目就在这个状态下开始了，我发现自己整个人都是蒙的，根本不知道该和这些孩子聊什么。我问其中的一个小男孩：“你最崇拜谁？”
“孙中山。”
哎呀，我一听，这挺棒的呀，赶紧接着问：“为什么崇拜孙中山？”
“因为我爸喝可乐。”
我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接啊，最后这期节目就在这个状态下结束了。
孩子们全走了，我才发现裤子已经被他们撕了好几个洞，真的是太沮丧了，就一个人坐在门外叼着一支烟，一句话都不想说，当时的心情真的恨不得找个楼跳下去算了。这时候，上海电视台的王韧老师过来和我说了一段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原本是一个特别不善言辞的人，经常一件事说半天大家什么都没听懂，但是那天他和我说：
“这多真实啊！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儿童节目里看过这样的小孩。今天这些孩子就和我们在街上、在游乐场里看到的完全一样，他们不用好好坐着，可以来来回回走；他们都想拿到话筒，有的举了三次手，你没叫他，就会哭；他们从来都不会好好回答你的问题，给出的答案常常让你觉得不知所云。但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是孩子啊，你才让大家看到了一群真实的孩子啊。非常自然，非常天然，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