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要别人去适应你的世界？
我的人生理想曾经非常多，多不靠谱的都有，只是从来没有一个选项叫“成为一名主持人”。
总结下来就四个字：机缘巧合。最开始，所有人都告诉我只需要坚持两三期，后面自会有人替代，大概谁也没有想到一转眼就是20年。
记得之前有记者问我是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紧接着问那是怎么变得爱说话的。
“应该是某一天突然摸到了电门吧。”当然是玩笑。只是越到最近几年，越会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说话这件事儿的？
于是，很认真地给自己做了一个“实话实说”的访谈。
刚做主持人，总会自带一份年少时特有的得意和小骄傲，很本能地认为我就是主角，大家来录节目或者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就是来看崔永元的。把自己看得很重，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确实形象不好，就寄希望于化妆师能把自己化得像个小鲜肉。当然也会尽量穿得好一点儿，皮鞋每次都擦得锃亮。并且一定会提前背好一些名言警句，期待到了台上可以口吐莲花。结果当然是一句都没有用到，因为能够说出来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时，节目录制现场每次有150到200名观众，只要我发现其中有一个观众用眼神或身体语言表示“小崔主持得不怎么样”，我就会深受打击，也算是特定时期的“小心眼”了吧。
再后来，突然意识到大家并不是来看崔永元的，而是看崔永元采访嘉宾。一想到这个，心里一惊，赶紧调整心态，让自己的角色定位更接近一个配角。我说得有多好，或者准确地说，我一个人说得有多好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一场真正优质的谈话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因素。因为，嘉宾说得好，和我说得好同样重要。而对于自己表现得好不好，我也就真的放下一些了。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我开始真的不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儿，才发现自己的整个状态完全放松了下来，也不需要再做什么刻意的准备，而是更多地把对方的情绪、状态调动起来，给对方营造一个最舒适、最安全的谈话场，让对方完完全全地表达自己、展示自己。
等到快退出这个职业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大家就是来看嘉宾的，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作为主持人，我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我已经把访谈对象引入了一个佳境，他在我面前没有了拘束，因为信任我，所以对我敞开心扉，说出了最想说的话，并且说得非常流畅、非常自然。最重要的是，没人觉得这个主持人在添乱。这就已经非常好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个嘉宾上来，介绍完，一坐下，我提一个问题，他就开始滔滔不绝，有时候甚至一口气能讲到节目最后，我只需要做个总结并收尾。这往往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说得夸张一点儿，作为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整个的节目进程中，观众觉得他几乎不存在，那可能就是最高境界了。
所以你瞧，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慢慢找到说话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真正的价值和秩序，也慢慢抛弃掉那些说话之外的光环和杂念，真正享受说话本身。
我们好像一直在讨论“说话”，但真的仅仅只是“说话”吗？回到生活中，道理同样简单，干吗你一定要是主角呢？为什么你就敢保证自己绝对正确？怎么就一定得是你掌控全局？所有人都必须围绕你的问题和答案吗？当然不是。
没有人规定这个世界必须按照我们的秩序运行啊！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慢慢放下自己的过程，不是吗？然后慢慢学习，学习该如何在内心深处对自我进行安置，如何和自己、和他人，也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这个世界其实挺好的，原本也挺丰富的，只是我们以前习惯于不去听别人的意见和声音，当然，和我们观点一致的意见和声音除外。
比如最近大家都知道，我要监制一部电影，也要导演一部电影。从一个资深的、沉浸很深的影迷和收藏爱好者到真正去操作一部电影，这中间的变动真的很大，要做很多准备自不必说，更重要的实际上恰恰是技术之外心态上的变化。
大家都问：“你不怕挨骂呀？”
“我怕，或者不怕，都肯定要挨骂，所以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其实在看电影这件事上，我以前就是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有了不认同的观点肯定会骂出来，而且声音还挺大。现在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知道这就是观影的一部分、一个过程。我们当然都希望电影院里字幕一出、灯光一亮，全都是称赞的声音。但必须牢牢记住：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坚决不许有这方面的苛求。
被指责一下、被骂一下就翻脸，在我来说，是绝对不可以的。发表观点，温和还是激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同时，我反而很期待在我想象的那个层面可以听到大家不同的观点和交流。认同欢迎，不认同一样欢迎。
谈话，就是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建立桥梁。现在大家的“主角意识”都太强了，总是站在自己那边喊“快，你到我这边来玩儿”，却从不考虑别人愿不愿意过桥去。请人家到你的世界玩儿，固然是热情，但也总免不了一切都按照你的秩序进行，如果总是这样，你便理所当然地觉得别人应该适应你的世界。
为什么不能是你去别人的世界，你去适应呢？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被叫作“星星的孩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被大众熟知的名字是“自闭症儿童”。他们终其一生都把自己关在内心深处只有一个人的小屋子里。他们从来不是智力低下，甚至相当一部分有着极高的天分和艺术才华，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社会的复杂和变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即使通过考试读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也意味着他再次回到原来生活轨道的一天。
该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总是强调要对他们如何如何进行特殊教育和改造，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让他们变得“正常”，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最该做的难道不是去适应他们，给他们创造一个世界吗？
在上海有一家基金会，关爱着30多个自闭症儿童，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每个人都叫我爸爸。身边的很多人甚至是孩子的家长一直很奇怪：“你是怎么做到和他们亲近的？”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我就是在适应他们，不要求他们做一丁点儿的改变，于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安全的。
有一次，我一进门就逐个和孩子们拥抱，一个女孩突然狠狠地推开了我，她的妈妈说她有亲密恐惧，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拥抱。我赶紧道歉：“对不起，我错了。”女孩就是不高兴，怎么都哄不好。
我想了想，说：“为了表示歉意，我送你巧克力吧。”
“我不要巧克力，我要金枪鱼。”
我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毕竟知道具体的要求就代表事情简单了很多。
问：“那要多少呢？”
“越多越好。”
我拿来了好些金枪鱼，还特意配上了面包，一起递给她。
“我不要面包。”但是她接受了金枪鱼。
等到当天的活动都结束了，离开之前，我再次和每个孩子拥抱，等所有人都抱完了，她跑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偷偷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看他们都这么做了。”
这里面没有任何情感的因素，在她看来，这个拥抱更像是一个仪式，但是谁能说不温暖呢？
我看到现场很多家长的眼睛都红了。
先听，好好听
如果你问我：在一场好的谈话之前，最该做什么准备？
一句话：我希望在赴这场谈话之前，你不是只带了一张嘴，还带来了一双耳朵，准备好听对方先说。
中国人爱讲“听说”，就是你需要先学会给自己的声音静音，先听别人在说什么，只有听懂了别人，你才能把自己的话说明白。你才知道，对方的信息是否被有效接收，自己的信息是否有效传达。
开口之前，先听，先好好听。
这里的“先听，后说”，其实不只是说话语序上的先后，更是自我心态上的一种重新打破和重新认知。它需要你首先在心底把自己轻轻放下，不是一切都必须以我为主，不是一切都必须以我为准。这不可能，也没必要。稍微少那么一点儿过度的自我关注，更多地把眼睛和耳朵同时打开，去这个名叫“自我”的小圈子之外，多走一走、听一听，也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世界真的很丰富、很多彩，而我们自己也真的没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更可贵的是，意识到这一点，一点儿都没有不好。
说回来，听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能够顺畅并且有效。你要听懂对方在说什么，是否还想听你的意见；或者对方把已经做成的事说给你听，让你再出新的主意。这就要求你在听的时候要特别专注，还要边听边想，启发自己的思路，这样才能给出合理的建议。
当然，听说并不是要你听一句说一句，那就是复读机了。它的要求更高，需要你听一句能说十句，或者听十句就能总结出一句。听明白了，才能想明白。那么，具体来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听？
听有两种，一种是别人已经录好了，你负责听就行。另一种是在交流的时候，你不只是听，还要说，要回应。不管是哪一种，都必须做好两件事：首先，听的时候需要一个放空自己的心态，这样你才能听见别人在说什么，才能决定你要不要继续听下去，要不要听进心里，或者是否选择辩驳；其次，你需要提高自己听人说话的审美，要把自己的耳朵练尖、练顺，也练正，这样才能听出别人的弦外之音以及那些奥妙的心思和暗藏的机锋，最终拿来己用。
因为，每个人内心的故事都是一座大大的冰山，能够说出口的永远都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不仅要“看见”水面上的那一角，也要“看见”水面下那些隐藏的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就像我一直说的，一个好的说话者的角色并不是一个说话的人，而是一个会听别人说话的人。他可以熟悉谈话对象的谈话方式，让对方感到很舒服和安全，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进行表达。
比如，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发现，东北人口才普遍特别好，说起话来很难被打断，即便你给他打断了，他顺着你打断的这个路往前跑几百米，最后还能绕回来，找到之前的话题，接着往下说。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谈话的时候约定范围，不是在录制之前约定，而是坐到现场之后约定。你就告诉他今天的重点是谈某件事，而且要跟他达成一致。这样，当他偏离这个话题时，你就很容易把他拽回来。比如，你跟一个阿姨谈话，她总是跑题，因为之前你们达成过一致，所以你就可以提醒她：“阿姨，咱们约好的，今天要谈这一段。”
南方人就不一样了，很多南方人普通话说得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把自己的态度或者观点表达清楚。一旦你打断他，很可能他的整个思路就被打断了。所以跟南方人说话，你不能打断他，也不能逼得太急，否则他很可能就说不出来话了，即使说出来，也可能不是他最想表达的。
天津周边和北京人又是另一种风格，很喜欢抬杠，跟人顶着来。如果你这个对谈对象不是咄咄逼人，不是特别狠，他都没什么心思跟你说话，因为他觉得太没意思。我记得一个唐山的小伙子来做节目，说你们这就是在抬杠嘛，早就应该叫我来了。我跟他解释，我说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抬杠，是聊天。他眼睛一瞪：“你这就是抬杠，否则你跟我争什么。”你瞧，这才真的是来抬杠的。
敬一丹大姐曾经这样评价我，她说：“小崔有个神奇的地方，就是所有人只要一坐在他面前，就想说实话，就想把心里话掏给他，都不用他做什么工作。”敬大姐的这个评价我一直铭记着，我觉得这个评价和她，都太好了。
同样，说话这件事、听别人说这件事从来都不会发生在真空状态下，它需要背景环境的交代，也需要不同情境的呼应。不同情境下，即使是同样一句话，表达的也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山东大学的马瑞芳老师是《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研究专家，专业水平和为人处世都非常好，她教过很多外国留学生，其中有个美国留学生，每次在她家上完课要走的时候，马老师的妈妈都要跟她道个别。
中国的老人跟客人道别，总是很客气，总会说一句：“不吃了饭再走啊？”可是在美国人的文化系统和语言模式中，这并不是一句客套话，他们真的会以为是在邀请自己吃饭，于是那个美国留学生就说：“那也可以呀。”
老太太又问：“你想吃什么呀？”
学生很实在，说想吃羊肉馅饺子。结果老太太就让马老师出去买羊肉，回来包饺子给这个学生吃。第二天上完课，这个学生刚想走，老太太又说：“不吃了饭再走啊？”结果，她又留下来吃了一顿羊肉饺子。
马老师有点受不了了，就跟老太太说：“您以后别再留我的学生吃饭了。她是我的学生，我把功课教完了，她可以自己去食堂吃，而且食堂吃得也不错。您这一热情，我就得出去买菜，回来还得剁馅儿。上了一天课回来还要做这些，我得多累啊。”
结果老太太也挺委屈，她说：“我没想留她吃饭啊，我只是客气一下，问候一声，谁想到她就当真了呢。”马老师就跟老太太说：“美国没有这种问候，在美国人看来，你说的就是留她吃饭的意思。”等到第三天上完课了，这学生刚要走，老太太又说：“要走啊……”只说了三个字，她就突然意识到不能往下说了，结果那个留学生就去吃食堂了。
再早一点儿，我去过云南的一个养老院，那里有一个大学教授，最最喜欢的就是参加养老院举办的缝珠子大赛，每次大赛获胜时的那份开心和荣誉感真的就和他年轻时被评为教授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甚至还可能更高。所以你瞧，别管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从事什么工作，年纪大了都一样，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种参与感和实现度，一种没有被抛弃的感觉。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的真的就仅仅是我们以为的，虽然是出于善意，但如果没有真正听到他的表达和心声，不知道他的想法和期待，我很可能直接把他从缝珠子大赛的赛场拉走，递给他一沓口述历史的资料：“来，我们写一期调研报告吧。”
然后，还会搬个小板凳，就坐在旁边，笑得特别满足。
松弛到底，再紧张起来三寸
紧张不可怕，怕紧张才可怕。
通常来说，紧张是一种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消除的生理状态。而要战胜怕，却得花更多力气。
作为一个“前资深节目主持人”，谁要是和我说他一次都没紧张过，我第一个不相信。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紧张，而不是怕。
在主持人生涯初期，我自己就实打实地紧张了三年。紧张到什么程度？最开始一听说要录制节目，提前一周就开始吃不好、睡不好了，虽然私下里也觉得实在是不争气，但没办法。后来情况好转，慢慢变成了提前三天。但就算是终于变成提前一天的时候，我也坚决避免见任何亲人，必须把脑子全部清空。接下来就是再灌进去一大堆为第二天的节目准备的台词。不用说，到最后一上台准全部忘掉。但是到了下一次，还得再来一遍。
一点儿都没危言耸听或者刻意渲染。我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想说，是人都会紧张。再给你来一个例子。
郭德纲和他的相声现在有多火已经不用我多说，但在此之前，他至少演过5到8年底下经常没几个人听的相声。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场一个人的相声，说那个人买完票才发现整场只有他自己，演出一开始，他就想走，但是又不敢走，因为那个气氛已经非常恐怖了。你想想，舞台上颠来倒去的至少有10个人在演出，台下就他一个观众。
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想去上厕所，刚一站起来，台上的演出马上就停了，说：“你干什么去？”
“我去上厕所。”回答得也是有那么点儿战战兢兢。
大家就说：“你必须回来，我们这么多人都给你演，你要是不回来，那就对不起了！”所以，这个人估计是看了一场全世界最奇特的相声，最后他被人押着上了厕所，回来接着把这场演出看完了。
现在郭德纲的演出一票难求，大家就觉得他演出好、品质高、本事大，包袱抖得妙趣横生。如果你非要说他比20年前进步了，我觉得肯定是有，但这似乎并不是让他受欢迎的最主要的因素，主要还是因为他更松弛，也更自信了。
你看，没谁一开始就能这么自信、这么松弛，都需要时间的历练。
当然你可能会说，心态这个东西又不是电视机，想换台拿遥控器一按就行。所以，到底有没有什么方便可行的方法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种紧张呢？
巧了，还真有。
我的心理医生教过我一种物理方法，特别管用。按他的说法，人如果紧张，说明还有精力，还有使不完的劲儿，不信你瞅瞅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哪个还能紧张得起来？既然是这样，那么感到紧张的时候你就攥紧拳头、咬紧牙关、绷紧关节，自己跟自己较劲，把你全身的劲儿都用尽，连气都不要喘。这样连续做个两三回，你就能变松弛了，因为你没劲儿了，也就紧张不起来了。
后来随着时间流逝，经验和阅历不断丰富，我在上场之前似乎不用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了，因为很快就能找到我和嘉宾之间谈话的环境和气场，嘉宾谈起来滔滔不绝，我只要做好引导、归纳和整体调度的决策，虽然我变得松弛了，却没掌握好那个度，有点儿松弛过头了。这就导致我注意力无法集中，状态也不好，拍出来的表情没法看。这么下去肯定不行，必须马上改变。
我就去找倪萍大姐，我跟她说：“我现在录节目的时候老提不起兴趣，总觉得困，怎么办？”她问：“前面紧张了多长时间？”
回答：“三年。”
她说：“你这算不错了，三年紧张感就消除了，有的人可能需要10年、15年才能达到放松的程度。你现在的问题是稍微松弛过头了那么一点儿，需要重新让自己兴奋起来，可以试试录制之前在后台多跳几下，这样就会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自然就不会再犯困了，兴奋感也会慢慢回来。”我试了一下，果然很奏效。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探讨一个人主持节目的时候，什么状态最好，究竟是该紧张还是松弛，她说的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忆犹新：松弛到底，再紧张起来三寸，就是最舒服的感觉。
已经有太多人说紧张，或者怎么解决紧张了。所以最后，我们就来聊一聊不紧张吧。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不紧张。答案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绝对胜任的事儿，不是自个儿的事儿，没想太多的事儿。
绝对胜任，在能力上可以碾轧，就不会紧张，这时候反而是要让自己多受些刺激，就像在后台跳一跳，别因为太放松而出纰漏。所以，一切的基础还是能力。
别人的事，没必要紧张，即使出了错，也没关系。但无论是做节目，还是在人生中，我们做得更多的还是自个儿的事儿，有了成绩，当然高兴，但如果出了错，也得自己担着。
没想太多，意味着还来不及紧张，事儿可能就过去了。通常情况下，造成紧张的一大原因就是想太多，明明就只是上台去说段话，结果还没有上台就想着糟了开头忘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别人觉得自己讲得不对怎么办，能不紧张吗？
认识到这三个心理层面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应对紧张的终极心态并进行调整呢？
紧张不可怕，紧，可以松；张，可以弛。
所谓松弛到底，不仅仅是指在舞台上，或者谈话中，更是指向我们的自我状态。松弛到底，不是对抗，因为对抗会带来紧张，它鼓励我们克服内心深处的不自信和太在乎，是一个战胜恐惧和巩固自我的过程。别总给自己的松弛设限，以为已经到底了，但其实还差很多。真正松弛到底的时刻，是你发现自己必须找回点儿紧张了，这一点挺有趣的。因为绝对的松弛除了带来魅力，也会带来懒散和不自控，这个时候得把紧张请回来，控制一下自己，回调三分。
“别紧张”变成“要紧张”，“要松弛一点儿”变成“别太松弛”。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什么叫：松弛到底，再紧张起来三寸。
说话不用打草稿
说话这事儿挺吃亏的，我们知道说的没有唱的好听，同时，说的也没有写的漂亮。
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话剧，其中最爱北京人艺的《茶馆》。那时候，《茶馆》的演员都是大家，于是之、林连昆、黄宗洛，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真的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那时候我们都不叫看《茶馆》，而是叫听《茶馆》。就是说，到了剧场，你根本不用看台上，只要闭着眼睛听，就会感觉像是在听一首交响乐一样，特别享受。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茶馆》里的那些词和句子，你会发现其实非常简单，看上去就像平时说的话，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一首特别棒的清末民初的市民交响曲，可见老舍先生的功力了得。
都说人生如戏，但生活中的话永远都比不过戏里的对白。
看清了这一点就该明白，我们平时说话最好不要有负担，不要因为说不出像文学家在创作时写出的妙语而自卑。因为文学创作就是文学创作，当谈话进入写作，它就背负了很沉重的责任，要负责起承转合，要负责构成事件，要负责推进情节，要负责表述人内心的想法。如果把这些压力压在一个人的日常对话上，准垮掉。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说话的时候，通常这些责任能背上一个就不错了，我们都是很轻松、很自然，用自己的嘴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非常容易。但是在文艺作品里，每一个角色都背着这么重的责任，作家就必须字斟句酌，希望这个角色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在作品里都能起作用，最好能一语双关，一字值千金。
汪曾祺先生在写《沙家浜》的时候，有一句唱词最初写的是“芦花黄芦花白稻谷黄，柳树成行”，上面的人不满意，说这两个都不在一个季节，而且很拗口，就让他现场改一改。汪先生想了一会儿，改成了“芦花放稻谷香，柳树成行”，一个用了视觉，一个用了味觉。这次上面的人说好多了，但又说“柳树成行”没有意境，应该改成“岸柳成行”。最后完成的唱词就是“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好。
汪先生算是语言艺术的大家了，但是他在生活中说话可是没有这种意境的。当时知青下乡，汪先生的女儿也在乡下。后来知青们都在想各种办法回城，他女儿也想回来，就让他给写一个证明。汪先生想了一晚上，写了一封信让女儿带回去。所有人都对这封信特别期待，你想啊，这可是《沙家浜》的作者写的。结果革委会的人看了之后就拿着信去找汪先生的女儿，问她：“这是你父亲写的吗？他是写《沙家浜》的汪曾祺吗？”汪先生的女儿说是。革委会的人还是不相信，就把信递给她，让她自己看，只见上面写着：
我想让我女儿回来，你们必须批准。
事实就是这样，汪先生能写出样板戏里那么漂亮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可是现实生活中写信却十分平实，他也可以很自然地说话。这就是文字表达的语言和说的语言的差距。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探讨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从僵硬的文字里、读本里脱离出来，找到更生活化的语言呢？
甲午中日战争失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清朝派出李鸿章等赶往日本马关，到那里去和日本派出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面。到了之后，伊藤博文将双方的会面地点定在了一个叫“春帆楼”的地方。楼对面是个海湾，两边有山，水面不宽。当时，日本军舰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一直在河面上开来开去。这样做就是想造成一个假象，让李鸿章以为日本有很多舰船，给他施加心理压力。其实李鸿章早就看出来了，但他没说破。
我猜你现在肯定很好奇：当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一见面，他们是怎么说话的？都说了些什么呢？
对于类似的问题，我曾经也很好奇。比如，过去在电视上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只能看到他们的嘴在动，却听不到声音。他们说的是什么？是不是像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说话，比如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路上累不累呀”。这都是我的想象，我当时觉得自己想的肯定不对，毕竟那是国家领导人，说话怎么可能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呢？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了一段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我才发现原来我想的没有错。
那是一段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录像，是同期声，十分难得。两个人见面握手之后就坐了下来，周恩来总理先开口问：“这一趟感觉怎么样，都去了什么地方？”斯诺回答说去了杭州。周恩来总理又说：“杭州是个好地方啊。”说着又给斯诺递了一根烟，说：“抽根烟吧。”接着帮他点着，然后开始给他介绍国内的经济情况。到了吃饭的点儿，周恩来总理拿着菜单说：“我看看今天都准备了什么菜。”又说：“不管准备了什么，你不能跟杭州比，因为杭州是个会做饭的地方，我们北方做的不如那里。”整个谈话过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亲切？如果没听到这个同期声，一个国家领导人和一个外国记者，我们是想象不出来他们是怎么说话的。
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对话上。看到这儿，我想大家也大概猜到了一些。
见面之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先是寒暄。伊藤博文说：“中堂此来一路顺风否？”李鸿章说：“很顺，感谢先生在路上为我准备了一个能休息的公馆，所以我休息得很好，让您费心了。”伊藤博文赶紧说：“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里一路都是蛮荒之地，实在是配不上阁下的身份。”
寒暄结束之后，两个人开始正式进入谈判程序。进入正式程序之后也不像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看的那样，怒目而视，剑拔弩张，甚至一句话不对就打黑枪、关黑屋。这个过程非常平静和友好，两个人开始互相交换材料，证明双方是各自国家派出的特命全权大臣，接着检查材料。结果还真发现了问题，伊藤博文给的材料上是天皇的签字，李鸿章拿的材料上盖的却是慈禧太后的大印，一个签字，一个印章，问题就这么出现了。伊藤博文说：“你们的文书只有盖章没有签字，你们也应该签字。”这时候，交锋开始了。李鸿章说：“我们大清帝国就是用御印来代表的，你们不能总是按自己的规矩来。”伊藤博文说：“应当遵守国际惯例。”
后来双方谁也没说服谁，但也都认可了对方的方式。到这时候，双方就开始确定接下来两天的谈判日程。那么接下来两天要谈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清朝战败了得赔款，这是双方都认可的事，然后又都表示说，希望谈判的时候双方都能互相宽容一点，给彼此留一些余地，最后确定了下一次谈判的具体时间。到这里，第一天的谈判就结束了，就是这么简单。双方的态度也都很平和，语言也很平实，一两千字而已，跟两个普通人谈话没太大区别。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这一段关于《马关条约》谈判的资料我是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这本书叫《东行三录》。
回归说话的简单，是件重要的事儿。既不用过分要求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把话说得精彩而束缚了自己——这是给自己松绑，也不要因为觉得历史重要，而总觉得重大历史场合说的话也不能放下来，这是给话语本身松绑。
所以你看，别执着于好听，好用最重要。
就跟在“家里”一样
我大哥从小跟着姥姥一起长大，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也很少和我们交流。每次向别人介绍他的时候我总会说：“我大哥，人特别好，特别老实，就是不爱说话。”
有一次我去他上班的公安局找他，发现围着火炉子，他和同事们正说得眉飞色舞，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大哥也可以如此健谈。后来我慢慢琢磨出来一个道理。他之所以在我们面前不爱说话，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并不是他说话的环境，而他在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起可以侃侃而谈，是因为他天天在那个环境里说话，那里让他觉得轻松和安全。
作为主持人或者说一场谈话的组织者，怎样做才能让与你谈话的人感到舒服？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让他们回到自己感觉舒服的环境，就像让警察回到警察局，让售货员回到商场。也就是让每个人回家，回到他家里的那个环境，看着自己的小猫，搂着自己的女儿，或者就躺在床上看着书；或者干脆到海边休假，看着海浪一层一层地铺开，身边有海鸟不停地飞过；或者在课堂上身后有写着板书的黑板，下面坐着一群学生……每个职业都有自己喜欢和熟悉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就是主持人或者谈话组织者要为他量身定做的。只要身处其中，他就一定会把生活中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我们把这个舒服的环境叫“谈话场”，是“场景”的“场”，也是“磁场”的“场”，更是“气场”的“场”。
我的好朋友姜文在电影方面的才华和自信自不必说，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见惯了大场面的姜文也有怯场的时候。《让子弹飞》的首映式，他邀请我去主持。临上场之前，他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第一个问题要问什么？”
我并没有做先期的预设，准备一会儿到场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有，就从那个开始问起。但是姜文说：“哥们儿，不行，你第一个问题一定不能变，必须是咱俩之前约定好的那个问题，你一变，我就说不出来了。”
姜文电影首映，来的人自然很多，记者更是来了一大堆，不得不专门给他们搭了一个台子。我早忘了他之前跟我说的是什么问题，幸好上场前他提醒了我一下，于是上场之后我就按照那个开始问，等到他回答完这个问题，非常明显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随便问什么都行。而且这哥们儿一放松，那是非常恐怖的，他已经不会再给你提问题的时间和机会了。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艺术家，为什么会对采访时的第一个问题如此在意？大抵是确定性所带来的安全感吧。
其实每个人都自带属性，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然的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有的人吃一串糖葫芦就放松了，有的人则需要喝上一杯浓茶，有的人得听首歌，有的人可能只需要大喊几声……方式各有不同，道理却没什么不同。
所以在跟人谈话之前，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不是太无理的话尽可以答应他，让他吃、让他喝、让他唱、让他喊，别拦着。虽然表面上只是一种场景的转换，但实际却是心理上的转变和突破。
舒服场调整的核心是心态，而心态改变可以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2002年，中国男足闯进世界杯，这个惊喜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叫米卢的教练。但这个中国国家队的总教练，在刚上任的时候遭到了非常多的质疑。他根本不教国家队基本功，整天就知道跟队员们闹着玩，甚至惹他们生气。我采访过米卢，他非常严肃地和我说：“运动员到了一定年龄就没有办法再训练基本功了，已经来不及了，但是调整心态却永远不晚。”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队在亚洲足坛的所有球队中属于第二梯队，但他们在场上比赛时的表现往往非常像第三、第四梯队，如果能把他们训练成球场上的第二梯队，这样他们就可以战胜第三、第四梯队，也可能和第二梯队甚至第一梯队一决高下。所以，他就天天调整队员们的心理状态，而不仅是教授具体的战术。也就是在米卢执教中国队的这一年，中国队冲进了世界杯。
如果你知道了米卢的这个方式，就会相信中国队冲进世界杯绝对不仅仅是靠运气。
回到谈话，很多年前听上海电视台的王韧讲过一个概念：漫步聊天。我深以为然。你和一个人或几个人一起边走边聊，你一会儿跟甲说，一会儿跟乙说，你跟甲说的可能与跟乙说的不是一件事，也可能就是同一件事。或者，三个人一起边走边聊，说着说着三个人突然都不说话了，其中一个却唱起歌，或者学了一段电影录音，或者讲了一个笑话，这些可能跟刚才的话题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甚至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三个人走着走着，突然一个人大声喊“一二一、一二一”，非要三个人步伐整齐。再或者，就是有一个人突然跑去抓猫，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这里的一切，都是漫步聊天。
很多时候，主持人不需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主持人，而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火车司机，谈话的线索就是火车轨道。每开到一站，火车停下，你会下去检修车辆，乘客也会下车，有人想买烧鸡，有人想买汽水，有人可能就只是想抽根烟。你会和他们说话，也会听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他们可能早就认识，也可能素昧平生。他们聊的话题可能是天下大事，也可能只是家长里短。总之，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然后火车开走了，到了下一站，又会重演刚才上一站的所有情景。一批乘客下车了，也会有一批新的乘客再上来。这个场景是不断变化的。当火车开到终点的时候，也就是你所有的谈话完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仅仅是读了万卷书，更是真真实实地和所有人一起穿山越岭，行了万里路。
但无奈，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火车司机实在太少。
我们更熟悉的状况是，每个人都默默以为，好像生活中也随时有一台摄影机在对着你，随时准备红灯一闪，对你说：“三，二，一，开始！”所有人都会莫名感到紧张和焦躁，然后开始伪装、开始争辩、开始沉默。
想想漫步聊天的那一列火车，这个世界上，谁不想登上它呢？在这辆车上，每个人都可以那么舒服，一切都是那么随和、温润、自由。
说话，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