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拓跋鲜卑人创建的政权，因而，认识北魏，必须去梳理拓跋人的脉络。嘎仙洞——拓跋鲜卑人的发祥地，可以说是鲜卑人走向辉煌的起点。
最初，嘎仙洞与本溪水洞、桂林芦笛岩洞、山西宁武冰洞一样，它给我的印象，无非就是地壳运动、地质变化千千万万年之后，给大自然留下的一个“漏洞”而已。我对中国洞穴文化的了解，大多是洞穴的形成、构造特点等等。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若对嘎仙洞的了解，只停留在它是一处花岗岩形成的峭壁上的石洞，那就相当于对洪洞大槐树的了解，只限于它是六七百年前的一棵老树一般无知。嘎仙洞与大槐树的伟大，并不在于它们的地质或植物的特性，而是它们的人文精神。
六七百年前的明代，中国的内地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大迁移。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的摇篮是黄河。黄河从青海流出，浩浩荡荡进入秦晋之地，西面是陕西，东岸是山西。秦晋之好，不仅象征了男女两家的联姻，更直接代表了黄河两岸割舍不断的老百姓之间的血脉和文化——相近的地理特征、相近的穿着打扮、相近的农耕文化、相近的语言风格，甚至那一曲曲相近的爬山调。黄河积蓄了上游所有的地气和精华，奔涌到了芮城，转了一个弯，向东流去。这个弯子一转，就把黄河之水拥有的全部能量沉淀了下来。中华民族就在山西、陕西与河南三省交界之处诞生了，黄河两岸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温床，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然而黄河并不能够满足世世代代人们的需求，由于天灾人祸不断，河南、山东等地百姓食不果腹，生活难以为继，这才引出了大槐树下，明朝官府组织人口大迁徙、大疏散的故事。如今，海内外游客在洪洞县探访大槐树，寻根问祖，虔诚之至。
嘎仙洞的人文历史，远比大槐树要早得多。
嘎仙洞是东北地区的神洞。既然是神洞，自然有关于嘎仙神武降妖、造福黎民的神话传说。传说终归是传说，嘎仙的威武，远不如后来久居嘎仙洞，再后来走出洞穴完成一统北方宏愿的拓跋鲜卑。书写东北的历史，不会离开大兴安岭。那茫茫无际的大森林，既是东北虎等多种飞禽猛兽的家园，亦是远古人类的发祥和栖息之地。古代生活在东北一带的胡人以及许许多多后来的少数民族，也都是从这里走出。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的、至今依然保持以游牧和狩猎为基本特征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粗略地读出古代胡人的文化基因，嗅到胡人的气息。很早以前，有人讲东北大森林有个民族，刚生下来的男婴，不管天气多寒冷，也要先把襁褓挂在树上，看他能否活下来，若是活着就养起来，将来必定是个有血气的汉子，若是被冻死了也不可惜，即便养大了也是个窝囊废。这个故事，我终究不敢相信。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就算是为父的心狠，为母的又怎能不拼死相救呢？然而若是为了追溯胡人的习性和强悍，即便真的如此，又能怎样？
嘎仙洞是鲜卑人的象征。
鲜卑人实际上就是汉代以后东胡的分支。胡人，是胡人的自称，还是胡人的后裔回头一说？我宁可认为，这是汉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称谓。只是在先秦与秦汉时期，频频与汉人作对的这支胡人，被称作匈奴。而其他分支，被称作山戎、东胡等，后来又根据他们活动或占据的地理位置，称作鲜卑、乌桓、库莫奚、乌洛侯、室韦、契丹等等，而这些称呼，却不再有歧视的成分，应该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如今生活在东北一带的那些少数民族，比如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达斡尔、赫哲等等，是不是鲜卑族的后裔，我们不得而知，至少锡伯从音译上讲，极有可能是鲜卑的另外一种翻译版本，而远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亦可能是鲜卑族的另外一个分支向北方延伸和发展的痕迹。
鲜卑人不是胡人的全部，却继承发扬了胡人的传统精神，那就是不屈不挠、英勇善战。在嘎仙洞举事西征的也不会是鲜卑人的全部，但历史告诉我们，那一定是鲜卑人最具特色、最为伟大的一支。此举事，最初一定是为了扩大生存的地域，寻求更多的资源。然而往后再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当年的胡人有别，亦与屡犯大汉的匈奴不一。他们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一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军，支撑他们的，不是马上作战的本领，不是四肢和胸膛里奔涌着的牧人与狩猎者的血气，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以天下一统、造福黎民为目标的纲领。这才是嘎仙洞真正意义上的神，驾驭这股神气的，是拓跋鲜卑。
我曾若干次去东北，去满洲里，去大兴安岭，看呼伦贝尔大草原，听马头琴和牧民原汁原味的呼麦和长调。我觉得到了如此方圆，真的不必再矜持，不必在乎那些烦琐的礼仪，你只要在那草原上放倒自己的身躯，微闭双眼，任风吹雨打，任日落月起，任驼队、马队和千百只牛羊在身边走过，你可以遐想，你就是这山，就是这河流，就是这荒了又绿、绿了又荒的草场，牧民的马头琴声、牧民的歌喉，不就是你流淌的血液和呼吸的空气吗？那样的天籁之音，那样的情深意长，不就是天边飞过的鸿雁吗？鸿雁已去，鸿雁翅膀划过的那一瞬，却不断地出现在你的心里，永久永久。这样的梦，我已做过多次，每一次醒过来，我都会站在朝北的窗前，久久地望着，望着。不管别人是否相信，我自己信，我就是鲜卑人的后裔，我的血管里奔涌的，一定有鲜卑祖先的血液。
很多人去嘎仙洞，是去旅游，是去考察；而我却是去参拜，去寻梦。
拜谒嘎仙洞，大都最想亲眼看到的是一处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摩崖石刻，然而由于保护，由于洞内的光线暗淡，石刻上的文字很难看得清楚。这个石洞有一块很宽敞的地方，长约三十丈，宽约十丈，同时容纳上千人不算问题。如今，鄂温克族的兄弟姐妹生活在嘎仙洞所在的区域。鄂温克族导游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说《石刻祝文》刻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拟写的拜祭拓跋祖先的文章，二百字左右，时间是公元443年。当年，北魏已统一中国大半个江山，定都平城四十多年。太武帝追思拓跋先辈走出嘎仙洞西征，前赴后继、血流成河，才有平城之伟业；遥想先祖拓跋力微、拓跋禄官、拓跋猗卢、拓跋郁律和拓跋什翼犍等创下的基业，特别是自己一路西征南战，灭掉许许多多的国家，建都平城，开启了辉煌而兴盛的北魏王朝，他派使臣前往嘎仙洞祭奠，并请艺人工匠，把祭文刻于花岗岩石之上。
试想，在洞里若是再发现一些古鲜卑的文字，刻在石壁上的、写在兽皮上的，哪怕是找到一些当年拓跋人举事的文物，那又该是何等的让人振奋！
历史亦如江河，其源头或许是小溪，或许只是一处泉眼。
一千六百年前，拓跋鲜卑人建立北魏王朝，统一北方，融入汉族，创下了近一百五十年的基业。他们先是在大同建都，当时称平城，后迁都洛阳，世人大都知道这些。其实在平城之前，北魏还在盛乐建都。盛乐才是北魏王朝真正的北都。
盛乐离大同不远，具体位置就在今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与大同之间。这里有一个县，叫和林格尔，和林格尔与大同最接近的地方是左云县。盛乐地处浩瀚的草原与黄土高原接壤的地段，山川沟壑兼有，北方的许多游牧民族，长期从这样一个地方通过，它便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经济咽喉和战略要地。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早在汉代就在这里建立城镇，当时唤作成乐。如今人们可以在和林格尔县盛乐镇找到那处高低不平的遗迹。时间过了那么久，当地人指着那块地方，告诉我们：“去那个土城子看看吧，这里住过皇帝。”
略懂考古的人一看便知，这里曾经的皇家风范，用黄土和风沙是掩盖不住的。只见用黄土夯成的断断续续的城墙，高的有七八米，低的也有一两米，而且瓮城、城楼等也能够辨认得八九不离十，虽然数经战乱的毁坏和大自然的侵蚀，乍一看，在夕阳的映照下，其悲壮的色彩，就像大同杜庄的土林一般。然而它与大同土林相比，的确是两种感觉，土林说到底是大自然的杰作，那是几十万年地质变化所形成的切割和流失，而眼前的“土城子”却可以穿透厚厚的沙土，读到人为的力量、文化的支撑，读到当初设计者的意图和建设者的血汗。这是一座古城，一座始于汉代，辉煌于北魏，后隋、唐、辽、金等朝一直沿用的古城。
但是北魏的最初，还不是盛乐。
拓跋珪称帝之初，大魏的都城既非平城，亦非盛乐，而是牛川。
牛川，说起来还曾经与大同同在一个省——察哈尔省。牛川今位于内蒙古察右后旗西北部。察右后旗的察字，从察哈尔而来。民国时期，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大部分和河北张家口、宣化，山西的大同、雁北等地域，都被划入察哈尔省，鼎鼎有名的爱国将领张自忠就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哈尔的建制，一直到1952年才告结束。
古人为何称之为牛川？想之，其牛，绝非狂妄自大之意，而且鲜卑游牧民族擅长狩猎，他们以酒助兴边唱边舞，纵马横刀一战到底，并非自吹自擂之言语英雄。牛川，是后人在著史时写到的，属鲜卑语翻译得来。当时语言叫“五克儿菊力克”，听起来像一味中药，且只有五克而已，谁承想它的意思很简单，“五克儿”指的就是牛，是那种草原上的食草的牛，可以使之力食之肉饮之乳的牛。“菊力克”则是川。川，河流，抑或是平川。牛川，由此得名。历史的江河淹没了鲜卑，亦淹没了鲜卑语言，如今的牛川，只有蒙古语的称呼“克力孟”。
克力孟，蒙古语的意思不再是牛和川，而是“墙”，有墙的地方。蒙古人与胡人、鲜卑人，在血脉和传承上是无法分清的。如今，胡人和鲜卑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蒙古人至今仍然强悍而立，生活在浩瀚的草原以及许许多多的地方。在克力孟以及周围的山川和草原上，很少有人知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这些依稀可见的墙，究竟能够见证些什么？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在牛川宣布重建代国，立年号为登国。代国即为以后的北魏王朝。如此重大的事件，历史当然应该为牛川重重地记上一笔。几乎就在同年，拓跋珪就在牛川不远处的盛乐修建了他的第一处皇宫和都城。以后整个皇家搬迁于盛乐，但尚有许多重要的国事，仍然在牛川进行。譬如登国二年，在牛川道武帝大张旗鼓地为所有立功的文臣武将加官进爵、分封土地，奖赏黄金和奴隶。再如登国五年，道武帝号令三军，从牛川出发，在鹿浑海击败高车。同年又征讨贺兰、纥突邻、纥奚，大获全胜而归。登国六年，拓跋珪立皇子拓跋嗣为齐王、车骑大将军，亦是在牛川。
拓跋珪在牛川前前后后待了十多年，一直到平城建都为止。
道武帝拓跋珪把京都选在了盛乐，他却不愿意与那些后宫的嫔妃一起住在盛乐，一起享受盛乐的威严和气派，也不愿意在盛乐上朝议事、号令天下，而把许许多多的大事安排在牛川。一直到十多年之后，北魏王朝在平城定都，才恋恋不舍、真正地离开了牛川。是牛川更符合他的气场？是牛川与他驰骋疆场、征战东西的个性更相匹配？还是牛川的水土更能滋养他雄鹰、猎豹一般的斗志，牛川的风水更能让他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笔者不得而知。
笔者知道的是，盛乐作为北魏皇家的陵园，是实实在在的。道武帝最终葬在了盛乐的金陵，孝文帝拓跋宏之前的九位皇帝统统葬在了金陵。因为拓跋宏把都城南迁到了洛阳，他下令之后的皇家死后不再葬在金陵。盛乐的风水，也许在开国皇帝拓跋珪眼里，更符合皇家阴宅的要求吧。
笔者知道的是，道武帝更加喜爱平城。他把京都建在盛乐十余年之后，又迁都到了平城。当时平城建设的规模比盛乐大得多，比如今的大同大出不知多少倍，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是北方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没有哪座城市可以与之媲美。一千六百年前，中华大地上究竟有多少人口？而居住在平城的皇家、贵族、平民和奴隶，包括驻军，就要超出一百万。
北魏政权从建立到分裂为东魏、西魏，共148年，其间平城的辉煌就占去近百年。
身为大同人，大同这方水土、这方风水宝地，让我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