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关注的一直是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因此我们的研究便局限在了两个方向上。首先是情境神经症[14]。得了此种神经症的患者，其人格并未遭受任何损伤，也不存在任何扭曲，只是因为其所在的外部环境充斥着冲突，才导致他们表现出病态的反应方式。因此，情境神经症并不是此刻我们的关注点。这种病症较为简单，因为患者并未表现出任何病态人格，只是暂时难以适应特定的困难情景。因而探讨完某些基本的心理过程之后，我们可以再回过头，重新简略分析一下情境神经症的结构。此刻，我想重点讨论的是性格神经症。尽管这种神经症表现出的症状可能与情境神经症完全相同，但其主要的紊乱却源于性格的变态[15]。性格神经症通常始于童年时期，在一段漫长的潜伏期后最终形成，因而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患者人格的各个部分。从表面上看，性格神经症也是由实际的情境冲突造成的，但在经过仔细的病史搜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早在遇见困难的实际情景之前，他们的性格中就已经存在了某些病态的特征。他们之所以会遇见这个暂时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那些先前存在的人格障碍。此外，在精神健康的普通人眼中，某些生活情境并不会引起任何内心的冲突，但患者却会有神经症反应。因此，这些情境揭示的可能不过是存在已久的神经症而已。
其次，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对神经症症状的描述，而是在于研究患者变态性格的本身，因为人格的变态周而复始地存在于神经症患者的内心，而临床意义上的那些症状很可能会因人不同而表现出极大差异或根本没有出现。同样，从文化视角而言，性格也远比症状重要，因为能够影响人行为的，终究是性格而不是症状。如今，我们对神经症的结构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意识到仅仅针对症状进行治疗并不一定能够治愈神经症，因而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学家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从针对症状转移到了针对性格的变态。形象地说，神经症表现出的症状就像是火山喷发，其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而是喷发出的熔岩，真正的火山其实是造成神经症的冲突，它们深藏在患者内心的某个角落，常常连患者自己都不曾发现。
上述这些限制，可能会引发这样一个疑问：当今时代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有某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让我们可以依据这些特征总结出一种“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至于那些伴随不同种类神经症而来的性格变态，让我们惊讶的事实上并非是其相似性，而是其差异性。例如，癔症型人格与强迫型人格截然相反，但我们注意到的只是他们机制上的差异，或更通俗一点来说，我们注意到的只是两种紊乱的不同表现方式以及对待紊乱的不同解决方法。比方说，癔症型人格主要展现出强烈的投射倾向，而强迫型人格则更愿意用理智控制冲突。另一方面，我所理解的相似性并不是指冲突表现出来的方式，而是冲突的内容本身。说得更准确一点，我认为的共同之处来源于实际推动患者失常的冲突上，与那些从根源上导致患者心理紊乱的经历没有太多关系。
要是想阐明其驱动力及分支流脉，一项先决条件就必不可少。弗洛伊德和其他大多数精神分析专家都极为注重一个原则，即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探索性冲动的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区）或揭示一次次重演的幼儿模式。尽管我同样认同若是想充分理解神经症，就必须追溯患者的童年环境，但我仍认为，如果片面地运用这种发生学原理，只会混淆问题而无法澄清。因为，这么做会导致我们忽略实际存在的各种无意识倾向，忽视他们的功能，以及他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各种冲动、恐惧和保护性措施等。只有发生学的相关原理对功能性的理解有所帮助时，才能发挥作用。
基于这一原理，在对不同神经症的人格、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气质和兴趣、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分析后，我发现，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中心冲突及其互相关系都基本相似[16]。在对正常人和对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观察后，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获得的这些经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对于那些反复出现于神经症患者身上的问题，若是剔除其虚幻性，我们便不难发现：除数量上有些许差异外，神经症患者面对的心理困扰同我们社会中的正常人所面对的没什么差别。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那么一些：竞争、害怕失败、心理孤独、对他人甚至自己的不信任，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只不过这些可能只是他们所面临的冰山一角。
通常情况下，生活在相同文化中的大众都会面对同样一些问题，这一事实表明，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存在于那个文化下的特殊生活环境造成的。因为其他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同我们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不能将这些问题称为“人性”中的共同问题。
因此，我所说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不仅仅是指所有神经症患者共有的基本特征，还意味着这些基本的相似处，本质上是由存在于我们的时代及文化中的困境造成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运用我所知道的社会学知识，尽可能地解释究竟是我们文化中的何种困境，才导致了我们的心理冲突。
我所作出的这个关于文化和神经症之间关系的假设，其正确与否需要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共同检验。精神病医生不仅要研究神经症在特定文化中的表现，例如以形式为标准，去研究神经症的发生概率、严重性及类型，还要尤其研究究竟是什么样的冲突引发了这些神经症。人类学家则应该从这种文化结构究竟给个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心理困境入手，去研究同一种文化。所有基本冲突的表现方式大同小异，都可以通过表面观察把握其态度。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一个称职的观察者可以不借助精神分析手段，从熟悉的人身上发现这些冲突，例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同事等等。接下来，我先简要分析一下这种可以通过观察而频频发现的现象。
借观察可以发现的态度，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付出和得到爱的态度；二、自我评价的态度；三、自我肯定的态度；四、攻击性；五、性欲。
关于第一种态度，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心中，存在一种主导倾向，即过分依赖他人的肯定或爱。我们都渴望被爱，也渴望得到他人的赞赏，但神经症患者对爱和肯定的依赖，远远超出正常人所需，他们将夸张的实际意义赋予了爱和赞赏。尽管我们都渴望自己喜欢的人可以喜欢自己，但神经症患者对赞赏和爱是饥不择食的，以至于他们不会顾及当事人的感受，更不会去思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究竟有无任何意义。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自己无法意识到这种渴望，但一旦他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关注，这种渴望就会从他们的过分敏感中表露出来。例如，如果有人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或者长时间没有和他们联系，甚至只是在某个问题上同他们存在分歧，他们就会因此而受伤。不过，这种敏感有时也会被他们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隐藏起来。
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爱的渴望同自身感知爱或付出爱的能力之间存在极大落差。一方面，他们极度渴望得到爱，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极度缺乏对他人的关心及体谅。但这一矛盾不一定会表现出来，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表现得过分热心，或似乎十分渴望帮助他人，但我们不难从这些情况中发现，他们的这种行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带有一种强迫性。
通过表面观察，我们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了第二个特征：由于过度依赖他人所导致的内心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的标志无疑就是自卑感和缺陷感，它们通常有多种表现方式，例如，患者总是毫无来由地认为自己无能、愚蠢、缺乏魅力。聪明绝顶的人有时反而会认为自己愚蠢至极，倾国倾城的美女也会觉得自己无法吸引任何异性。这种自卑感使他们看起来是一副自怨自艾、忧心忡忡的样子，或导致他们把虚幻的缺陷当成事实，然后在上面浪费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这种自卑感也可能被掩藏起来，然后以一种夸张的自我补偿需求展现出来，通常表现为一种爱出风头的倾向，或以获得我们文化中能够赢得尊敬的东西来引起他人甚至自己的重视，例如金钱、字画、古玩、女人、人脉、旅行或是学识等等。这两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但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觉得这两种倾向同时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自我肯定，这种态度通常包含明显的抑制倾向。我所谓的自我肯定，指的是肯定自己或自己想法的行为，这里没有任何延伸的内涵。在这方面，神经症患者会表现出大量的抑制行为。他们抑制自己表达某种愿望或需求，抑制自己做对自身有利的事情，抑制自己表达观点或批评，抑制自己命令他人，抑制自己以个人意愿选择交往对象，甚至抑制自己与他人的正常接触等等。同样，在我们所谓的坚持个人立场方面，神经症患者也会表现出抑制倾向。他们通常缺乏保护自己免受刁难的能力，即便不愿意遵从他人的意愿时，他们也无法明确拒绝说“不”。例如，一名女推销人员向他兜售某种他根本不愿意买的东西，或是有人邀请他参加某场他不想出席的宴会，又或是异性想与患者发生性关系时，他都无法直接回绝。此外，在对自己欲求的认知上，抑制倾向也会表现出来。他们难以做出决定、形成意见，即使是在仅仅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上，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总是将自己的欲求隐藏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自己的手账中，就把“看电影”记在“教育”名下，把“酒类”记在“健康”名下。最后，缺乏计划能力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17]。不管是旅行，还是对未来生活的规划，神经症患者总是随波逐流、毫无主见，即便是在诸如职业或婚姻这些重大问题上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弄清楚自己在生活中究竟想要什么。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被某种病态的恐惧推动，就像是害怕贫穷而拼命聚敛钱财的人，或是害怕走入婚姻的坟墓而频繁更换伴侣的人。
第四种障碍是有关攻击性的态度，这种态度与自我肯定恰恰相反，是一种充满忤逆、攻击、诽谤、侵犯他人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不论形式的敌对行为。这种类型的人格障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有攻击倾向，表现为喜欢支配、挑剔、指挥或欺骗他人。这种人偶尔会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攻击性态度，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完全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固执地认为他们这么做只是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事实上他们蛮横不讲道理，但他们总认为自己谦恭有礼。但另一种人表现出的人格障碍，则完全是借助另一种不同的方式。通过表面观察便可以看出，这类人总是很容易觉得自己被骗、被辖制、被责怪，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平待遇而被强制，或是感觉受到了屈辱。这类人通常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病态心理，反而悲观地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们作对，亏待他们。
第五种怪癖，与性方面有关。粗略地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性生活的强迫性需要，另一类是对性生活的抑制倾向。这种抑制倾向可以出现在得到性满足之前的任何阶段，具体表现为禁止自己与异性的一切接触、压抑自己追求异性的渴望、对性机能或性欢愉表现出厌恶情绪等。以上我提及的各种怪癖，都可能在再次出现在性态度中。
在以上我介绍的这些态度方面，或许有些学者会解释得更为详细，我在此就不细谈了，因为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回过头来一一涉及。此外，就现在来说，事无巨细的描述并不会对我们的理解有太多帮助。如果想更好地理解这些态度，我们就必须考虑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了解了潜在的动力过程后，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所有的这些态度缺乏逻辑关系及联系，但实际上，它们在结构上存在着很大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