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夫
蒋九贞先生早期小说作品的又一个结集《乡村记忆》近期由大众文艺制版社出版了，笔者首先表示祝贺。
《乡村记忆》所选33篇作品，演绎的故事无不发生在微山湖西畔（俗称“二湖涯”），闭目静思，微湖风物纷至沓来：那芳草萋萋的滩涂地，那雄浑蜿蜒的苏北大堤，那纵横交错的沟渠，那河汊边的小码头，以及那火红的高粱，金黄的谷地，一望无垠的水稻田……真真切切都是此地风物。小说中那栩栩如生的人物，既淳厚朴实又透着机警干练，既豪侠仗义又私心颇重，既粗犷彪悍又不失温情，的的确确是此地人的模样；他们那质朴、硬正，率直、幽默而又土得掉渣的话语，实实在在是此地的乡音。
读《乡村记忆》，就像置身微山湖畔乡村的土场上，倾听乡亲们在讲述本乡本土的轶闻旧事，感到无比亲切、真实；细品滋味，就像湖边庄户人。爵菱角米儿、啃毛地梨儿那样香脆甜心，余味无穷。愚以为，文学作品的乡土气息愈浓烈，地方特色愈鲜明，就愈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愈能够产生震撼人心的感染力。试看诸多名家笔下的典型环境——沈从文的湘西山水，肖红的呼兰河，孙犁的白洋淀，刘绍棠的津门古运河，浩然的芳草地……哪一个不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乡村记忆》是一幅乡村风俗画，是发自微山畔的时代新声，“二湖涯”无疑是蒋先生笔下的典型环境。
其中的差不多30篇微篇小说，大都曾发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报刊上，其篇幅短小，取材细琐，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却以小指大，见微知著，对那个时期的乡村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扫描，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大潮初起时期的乡村社会风貌。作者高屋建瓴，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饱蘸激情的笔触颂扬了党的农村体制改革政策，反映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呼出了广大农民的心声，讴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新风尚，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党的农村体制改革政策，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神州大地。广大农民锐敏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小说《听房》中的李木匠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这一回他知道世道真的变了，北京的官府已变了样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统治法，天变道就变，天不变道就不变，如今的天晴朗了，没有人再敢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怕啥？”这正是当时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
改革让农民富起来了，改革使家清嫂终于了却十几年的心愿，买上了缝纫机，走得起娘家（《喜鹊喳喳》）。改革使因贫穷而咫尺天涯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河汊上有个小码头》）。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啥，真叫十年河东转河西啊！”“四五年前还穷得叮当的”“长手爪”今天竟“肥得淌油”，过去的漏斗户，如今变成了村里首富（《茶香正浓时》）。总之，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洒遍了村村落落，家家户户，农民真的富起来了！
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广大农民的精神境界也大大提高了。如在城里正挣着大钱，心里想着队里有一大堆农具急待修理，就再也呆不下去了的“李木匠”（《听房》）；从穷日子过来的人，因而，拒绝把猪秧子卖给猪贩儿，却主动赊给特困户老田叔的花芳嫂（《花芳嫂卖猪》；自动填界沟让宅基地促成两家言归于好的“二叔”（《填沟》；以及主动帮助职工家属收麦的众乡亲们（《收麦》）……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正是两个文明建设在乡村结下的丰硕成果。
作者在小说《请客》中写道：“是的，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了大变化，人，也在变化着呀！”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涤荡着角角落落的污泥浊水。一些浑身毛病的“下梢子货”，也除污去垢，脱胎换骨，成了社会主义新人。小说中的冯化雨就是一个典型的见证。过去“队空社员穷”，“他家空荡荡，就连老鼠都不去他家打洞”，“没法子生活，他就学着偷”被人称作“长手爪”。跟他搁邻居“连睡觉也要睁只眼”，农村改革之后，他家一下子发了起来，成了村里的首富。彻底改掉了“好偷”的坏毛病，使得和他家地连边的刘希发老汉自动拆掉专门防他的看庄稼棚（《刘希发拆棚》）。经济地位提高了，他也能挺起腰杆做人了，在干部面前不卑不亢，还大大将了专等着他请吃的村支书吴其仁一军（《茶香正浓时》）。他富了不忘本不“烧包”，成天“为乡亲们操心费力”，成了乡村致富的带队人“新时期的先进分子”，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化雨入党》。行文至此，作者挥毫盛赞：“好！到底是共产党，你支书不赞成，照样通得过，这是党心，民心所向啊！”
《乡村记忆》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农村体制改革后，干部工作作风发生了根本转变（《喇叭》）。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同时也反映了人际关系、社会风尚相应发生的可喜变化。微型小说于细微处见精神，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发生在于群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姑嫂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简短而又生动的故事。在这里，过去盛行于世的“人整人、人防人、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来的是人人互相理解、互相容让、互相尊重，团结互助，友爱和谐的社会新风尚。《乡村记亿》全面深刻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的社会面貌，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就写作技巧、表现手法而言，《乡村己忆》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微型小说篇幅极短，容量有限，写作难度较大，这就要求作者剪裁得当，高度浓缩素材，少描摹，忌铺陈，擅用白描手法，抓住“题眼”寥寥数笔即勾勒出人物形象，提示出中心思想；语言力求简洁明快而又含蓄蕴藉，以少胜多，意在言外。蒋先生正是这方面的高手。《相亲》是一篇极富戏剧性的微型小说。说的是农村姑娘小柳、小桃陪伴女友小杏去相亲的故事。作者匠心独运，选取了非常特殊的环境（男方工作的开票口），采用了非同寻常的相亲方式（托男方“走后门”以测试其人的思想），最后含蓄地暗示了圆满的结局，其构思精妙，别具一格，不落窠臼。作者紧紧抓住双方隔窗相望的那一刹那，以短促精绝的对话，传神的动作以及不断变化着的表情神态，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歌颂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思想、新风尚。作者惜墨如金，通篇只不过短短的五六百字，便完成了一篇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思想性强，语言精美的上乘佳作。
《乡村记忆》收入的两篇中篇小说（《神秘谷地》和《空屋前传》），较之前述微短小说不仅体裁不同，而且所反映的社会环境、时代风貌也迥然有异，其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语言特色大相径庭。《空屋前传》写的是微山湖西畔古镇“杂货西施”花妮儿坎坷悲惨的一生。这是一个古朴凄婉的故事：花妮儿生得既娇艳冷峻又妩媚迷人，而且颇为能干，镇上的男人们无不为之倾倒而垂涎三尺，她却一概不屑一顾，断然拒之。后来，一个军阀部下的小军官强暴了她，她竟然由此产生了畸形的恋情，甘心其霸占，任其玩弄。那个小军官最终遗弃了她，一去杳若黄鹤，她却情有独钟，矢志不移，天天痴迷地念着他，盼着他，做着花好月圆的美梦。后来，她的父母相继去世，她本人也因相思成疾，病体支离，奄奄一息。故事的结局是“家败人散”，只有那间空屋在风雨飘摇之中发出令人心悸的悲音。作者讲述这个故事，好似乡下老人“摆龙门”，娓娓道来，扣人心弦。故事结束了，犹自空屋传响，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神秘谷地》写的是一个出生于微山湖畔的乡村少年张开心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张开心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他朴实、善良、清纯、重亲情，有正义感，而且才华横溢；另一方面，他幼稚、不谙世事、执拗还有点神经质。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文革”大风暴使得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关键时刻他总是优柔寡断，无所适从，这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他怀着赤诚之心及“革命派”的狂热性，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南下北上“大串连”，还成了“造反派”的小头目，但是最终还是屈从于父母的压力，离开了“斗争”的旋涡，回到家中，自我幽闭起来；他情窦初开，向往美好的爱情，追求婚姻自主，热恋着同学姚红梅，为她做着旖旎的梦，但最终还是做了亲情的俘虏，违心地与素不相识的农家女小荣订了婚；他心怀正义，憎恶邪恶，但又不得不与乡村势力虚与委蛇，以求自保。然而，“是祸躲不过”，他终于跌入陷阱，身遭灭顶之灾，他拼命反抗，挣扎也难逃厄运，惨遭围追堵截，几乎命丧谷地。张开心不是完美的“高大全”，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文革小丑”，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血有肉的乡村少年。作者通过主人公张开心的所见所闻，身历心感，真实地反映了“文革”那个非常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而揭露了“文革”时期“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丑恶现实，以引起人们的反思。
《神秘谷地》在表现手法上也别开生面，另辟蹊径，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作者将“进行时”的正序叙述与“过去时”的回忆（或插入“笔记”补叙）交替进行，在时空的转换中交待背景，充实故事内容，丰满人物形象。同时，又将眼前的景物描写、呓语般的内心独白和梦境中的幻觉，互相交织，互相渗透，错综纷繁，亦真亦幻，扑朔迷离，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作者运笔如风，酣畅淋漓，犹如“风到水上自然成文”，又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而迂迥九曲，跌宕起伏，妙趣横生，读来令人击节三叹。
笔者与蒋九贞先生忝居同乡，又同为郑集中学校友，故而对于先生的人生经历略有所闻。九贞早年聪颖过人，尤为酷爱文艺，醉心经史；小学时期，即博览中外名著；进人中学后，便在报刊上发表诗文；七十年代跻身文坛，有大量文学作品问世，被誉为“实力派作家”。其小说格调高远，情节感人，语言凝炼、生动，文采斐然，艺术手法精妙，乡土气息浓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广大读者热爱。近年来，九贞致力于文艺批评和地方文史研究，卓然有成，著述颇丰。
《乡村记忆》的出版，实属作家蒋九贞先生的“朝花夕拾”，以展现其从事文艺工作的早期历程。诚如作者所曾说过的：“对以前的写作生涯作一个小结，目的在于争取以后有新的收获。”为此，我祝贺蒋九贞先生，并期待他“重返文坛”后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以飨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