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
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
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挺经》原典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原典精译
世风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对待他们稍宽容一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抢掠财物，目无官长。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坏人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应用残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点滴的作用，来挽救颓废破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人民。放牧马群，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医生治疗瘦弱的痈疮病人时，如果病情严重，必定剜除他身上的腐肉，以便长出新肉来。现在军中品行恶劣、体质太弱的士兵，也应该予以淘汰，就好比剜去人身上烂肉一样。再严加训练，以生成新的、强劲的战斗力。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则武备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心恒，长久坚持下去。
执法者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我们权威严厉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死的人没怨恨，活着的人从中得到警戒。然后，内心才能获得安宁。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宽的，一是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资财充裕的时候，就将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困窘迫时，则也要解囊分用，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劳。遇到打胜仗，将功劳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用最好的奖项笼络他。应严的，一是礼节要疏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感情不要密切。二是要讲明是非对错，凡是部下将士与官员百姓争斗诉讼的，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说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义。四方面都有所顾及，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智慧解析
一、治乱世则需峻法
曾国藩一介文人，但自从回乡帮办团练开始，就过上了“以杀人为业”的生活。其职责一是“练兵”，一是“搜匪”。 还在公馆中设立了审案局，并把所练“大团”的部分兵力作为他弹压群众反抗的武装。在长沙城里，曾公馆的审案局一时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凡遇到被指控为“盗”、“匪”的，重则立即枭首，轻则严刑拷打。有一次长沙城内捆绑了“匪类”准备解送善化县衙，也被曾国藩强行提到审案局，立即斩首。在这种氛围中，士绅们纷纷告密，捕人送官，动辄擅杀，受到曾国藩的大加鼓励。老百姓都称之为“曾剃头”、“曾屠户”。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北上剿捻期间，曾国藩曾仿照湖南“清匪”办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员赴捻军老家蒙、亳一带查圩，以整顿和重建地方基层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割断当地绅民与捻军的联系。
查圩委员握有生杀大权。他们按照曾国藩的条令，对一切靠拢湘军的士绅，不管过去是否从苗从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奖励，对一切不愿为其所用的士绅，即使并未从苗从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惩办，对一些回乡捻众或同捻军有联系的人，更是大加捕—杀。曾国藩为了多捕多杀，对查圩委员以杀人多少定功过，多杀者大加鼓励，心慈手软者严厉斥责。不少人开始缩手缩脚，被斥后胆大妄为，滥捕滥杀，遂成“能员”。
二、治军则要严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说：“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而要“严”，首先要“法立令行”。他指出：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凡事预则立，预先设立法令，使人人有法令可依循，这只是好的开始，重要的是要严格地执行法令。而要做到这点，领导者必须以“诚信’’为本，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力图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才能使人们“循循于规矩之中”。领导者 还必须首先守法，不可乱了规矩。如曾国藩所说：“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金松龄的父亲金老太爷，曾救治国曾国藩的母亲，曾母病危，金老太爷亲自煎药服侍，三日三夜不曾合眼，最后曾母终于转危为安。曾母很是感谢金老太爷的救命之恩，每年三节都叫曾家兄弟亲自送礼，以表酬谢。然而曾国藩为了树立威信、整肃军纪，忍通杀了金松龄。
罗泽南的泽字营和金松龄的龄字营是奉命开赴江西。应江忠源之请，来到南昌城西南郊。两人见永和门外有太平军驻扎，于是便在离永和门十里外，扎下营盘。
罗泽南求胜心切，帐篷一扎好，便邀来金松龄商议。他记得各种兵书上都讲偷营劫寨，是速战速决的好办法，便向金松龄提出当夜劫营的计策。金松龄跟随江忠源打过两年多的仗，知道太平军的厉害。他对罗泽南说：“劫营固然好，但我军来到此地，估计长毛已经知道，鸟飞尚有影子，何况一千多号人马？倘若他们已作好准备，反而弄巧成拙。”罗泽南说：“今夜二更，我率泽字营去偷袭大营，即使不胜，也可挫伤他们的锐气。龄字营跟在我后面，胜则乘势追击，败则抵死相救。”金松龄自知无论声望、地位以及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能与罗泽南相比，只得勉强答应。
这夜，两营勇丁都没睡觉。二更时分，罗泽南派出的侦探回来，说长毛都已睡着，站岗巡逻的也没几个。罗泽南大喜，亲自带领泽字营走在前面，金松龄带着龄字营随后跟着。
一直到太平军营盘前，四周漆黑，没有一丝动静。罗泽南下令直冲大营。令刚下，前哨一片骚乱。原来踩着陷阱了，十几个勇丁掉了下去。原来太平军的营盘四周都挖了陷阱，当下一场混战，泽字营丢下了二十多具尸体。龄字营见势不妙，后哨变前哨，撤离了战场。正当林启容指挥人马将要全歼泽字营时，永和门内江忠源的部队闻讯冲出城外，罗泽南才带着败兵狼狈冲出包围圈。
当罗泽南将这场战斗的经过报告曾国藩后，引起曾国藩的深深忧虑。罗泽南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金松龄的败不相救。绿营在广西战场上与长毛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此。倘若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罗泽南劫营失之轻率，然其勇气可嘉。书生带兵，最怕的就是缺乏勇气，罗泽南的这种勇气不可挫伤；尽管金松龄不赞同罗泽南的轻率冒进，但他终究答应了共同行事，即使不答应，也不能见死不救。金松龄罪不可赦。
曾国藩想到倘若军纪松弛，今后定不能成事。于是决定忍痛杀金松龄以立军威。这是湘勇建立以来，第一次斩自家兄弟，而且这首次开刀的竟是一个营官！最后，曾国藩又宣布：“罗泽南身为营官，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轻率冒进，致使兵败，本应严办。姑念其敢以五百初次出征勇丁进捣一万长毛之老营，其勇气可贵可嘉。现革去营官职务，带罪留营，以观后效。”
曾国藩立法，在军中则有营规，约束甚严，中有“如遇骚扰百姓者，立即枭示”之语。在地方则以严刑峻法以“锄强暴而安孱弱之民”，对官吏则严加监督，动辄弹劾。晚年他掌握地方实权后，还对吏治大加整饬。
同治十年正月，曾国藩已是一位衰病交加的老者。此时他仍然关注部下的军纪，当他听到长江水师士卒敲诈勒索的传闻时，高度警惕，二十五日他给住在老家的澄元两弟写信说： “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有骨牌、字牌者，则以拿赌讹索，得数千或千余文，乃肯释放。或以查拿私盐、查拿小钱，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讹钱释放。夜索打更之灯油钱。民船拉纤，不许在炮船桅上盖过。干预词讼，至有哨官棍责举人者。甚且包庇私盐、袒护劫盗种种弊端。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两弟在省时，亦常闻此等闲话否？如有所闻，望详细告我。”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驭下之严，济济百官，天下能有多少？
在军规上，曾国藩更是威严，他对刘长佑、王璞山说：“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望两君日以斯言训儆之。至要至要！千万千万！”
三、据情而变，宽严结合
但是，曾国藩对待“宽”与“严”，方法不是僵死的，例如处理刘铭传与陈国瑞械斗一案，他就采取了宽严结合的办法，体现了他的“变”字功夫。
事情是这样的：刘铭传在长沟集捡拾到一个古盘，被陈国瑞窃走了。结果两支队伍打了起来，双方各有伤亡。曾国藩听说自己人打自己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睛，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可是怎样处理这案子，却让曾国藩为难了，因为他面对的是两个性子暴烈的家伙。
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的一员大将，他没有读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是个十足野蛮的汉子。关于陈的骁勇，营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佳话：一次，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警卫叫他躲避一下，他冷笑一声，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举起酒杯，高叫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他的这一行动把手下人都震住了，没有人不敬畏他，连上司僧格林沁都让他三分。僧格林沁在与捻军作战中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朝廷接着令曾国藩负责剿捻，节制绿营，这使得陈国瑞成了曾国藩的部属。
曾国藩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械斗案，琢磨了半天，认为只有让陈国瑞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统帅的威严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
曾国藩严厉地说：“陈将军！贵军跟铭传军械斗之事，本部堂早已知道。刘铭传那里我已严加训斥了，并命他立即撤出长沟集，到皖北剿捻。这次械斗是你挑起的，你要负主要责任。我过去听了不少关于你的劣迹，不太相信，于是沿途处处留心查访，果然说你不好的有十分之七，说你好的只有十分之三。”
当陈国瑞准备为自己辩护时，曾国藩压住他的话，把他曾投靠太平军的历史搬了出来，一下子灭了他的气焰。当陈国瑞不能分辩，红着脸时，曾国藩突然话锋一转，表扬起他的不怕死、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陈将军，你有良将之质，本部堂十分爱你惜你，你今年只有30多岁，论年龄，你是本部堂的子侄辈，论职位，你是本部堂的下属。本部堂今日以父辈之身份、上司之地位，跟你说几句贴心话，望陈将军能体会本部堂之良苦用心，不为习俗所坏，猛省过来，日后成为一名人人爱重的良将。”
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长辈一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三条规矩：“一不扰民、二不私斗、三不梗令”。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可是，陈国瑞莽性难改，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曾国藩见“宽”的方法作用不大，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协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彻底查办，发往军台效力。陈国瑞跪到地上磕头，说：“今后切切实实按曾大人所提出的三条要求办，戴罪立功。”第二天，陈国瑞就老老实实地率领部队开往曾国藩的指定地点效命。
对于刘铭传，曾国藩只是口头批评，没有处罚。刘铭传也是个悍将。18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他的父兄都跪地求饶，只有他站着，愤怒地瞪着土豪。土豪欺他年纪小，就对他进行污辱。刘铭传冲上去，抢过刀子，把土豪的头割下了。杀了人后他就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从此成为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咸丰九年（1859年），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看中了刘铭传，与他商谈后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为了武装这支队伍，李鸿章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刘铭传作战勇敢，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可是刘铭传倔傲狂妄，对上司也敢不敬，李鸿章奈何他不得。后来，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
曾国藩早就听说了刘铭传的脾气，不过，他有信心把这头烈马调教好。在“剿捻”过程中，“铭军”出生入死，表现非常卓著，这让曾国藩很是欣慰。可是，曾国藩闻说刘将军与陈国瑞军发生了械斗，心里就犯难了，如何处理呢？曾国藩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处理措施，决定在公开场合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他的过失却不予追究。刘铭传以为曾国藩真的会拿自己开刀，但只是挨了一通批评，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曾大人爱护自己，自己当努力回报。曾国藩对刘铭传“明严实宽”，此招果然管用，“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功勋卓著。后来，刘铭传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使法军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从曾国藩处理陈、刘案件来看，宽严也不是绝对的铁板两块，要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像刘铭传这样的粗鲁、莽撞的悍将，要想利用他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的优点是勇敢善战，冲锋陷阵的时候少不了这种人。使用这种人才，要像制服烈马一样，得宽和地抚摸它，如果用严厉的办法管制，不仅行不通，甚至还会被马蹄踢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