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哪里有圣人天降？
1927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实在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在北伐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平凡的孩子出生了。这时，他家里已经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排行老三，取名国深。父亲叫李成保，母亲叫刘玉英。他家住在江苏江都仙女庙附近，在内乱纷起、兵燹连连的苦难岁月里，苦苦经营着一家小香烛铺。
古老的中国有着悠久的神化历史人物的传统，举凡圣人问世降生都会伴随着一些神乎其神的传说，给他们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像《史记》这样的一些正史也津津乐道。如殷、周的始祖，无论是契，还是后稷的出生，不是母亲吞了天上掉下的鸟蛋，就是踩了巨人的脚印。其实，这些都是后人为祖先编造的神话。在宗法社会早期，渲染祖宗，有助于加强家族与部族内部的凝聚力。祖先崇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信仰。所不同者是在西方，随着高级宗教如基督教的兴起，祖先崇拜逐渐衰亡；在中国则被长期保留了下来。
不过，由前辈老人传播渲染晚辈的故事，孤陋寡闻的笔者倒第一次听说。已94岁高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刘玉英老奶奶讲了小国深出生时的一个故事：
我要生你们师父的时候，曾梦见一个小金人在我床前翻东找西，都不讲话。我就问道：“喂，你在找什么呀！”旁边有一位白发老人就说：“他在找稻穗！”“我的床铺下都是干的稻草，怎么会有稻穗？”话刚说完，那个小金人真的抽出一支稻穗来。白发老人接着说：“这稻（道）穗是会结果的。”
母亲津津乐道，当年平凡的小国深、觉悟后被尊称为大师的星云，也只是尽人子本分，坐在旁边微笑聆听，似乎他既不否认也毫不挂怀。[11]
然而，哪里有什么天降圣人！日后星云评述真华法师的成就时曾说：“儒家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黄龙禅师说：‘姁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就也。’正因为他在参学途中遭受那么多苦难和折磨，所以才有今日的成就。”[12]这也可被认作星云今天成就的夫子自道，即所谓圣人都由苦难造就。如果我们把商周的神话视作古人对祖先创业艰难，为后辈的成功奠定基础之纪念的话。那么，也同样可以把这个梦当作一个美丽的传说，表达了一位母亲为自己儿子所创立事业的自豪。其超世间的形式，更透出母子被狭狭的一条海峡，强行分离达40年中的苦苦思念与遐想。母亲的梦，往往透出对儿子的期望。
不过有件事可能是真的，老奶奶说，国深生下来时，脸是半边红半边白，在鼻唇之间的“人中”部位，有两条细细的红线。一时在左邻右舍中传为闲谈的话题，被视为妖怪。此亦可见当时民间风俗一斑。母亲为了少惹是生非，吓着别人，只好把小国深拴在家里。好在长到两三岁时，这些东西才慢慢地都消退了。
国深的童年是在扬州江都度过的。说起扬州，自古而今即负盛名。其诗意与风情一直是文人墨客钟情的主题：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这些诗句让扬州的秀美名闻天下。江都隶属扬州，出扬州几十里，就到江都，这是个淳朴宁静的县城。它虽没有扬州的名声，但也称得上历史文化悠久。据记载，江都历史有据可考的当从西汉建县开始，它的治所从隋朝以后一直设在扬州，春秋战国时期，江都先后属吴、越。汉初，称扬州为广陵郡。汉高祖刘邦封侄子刘濞为吴王时，曾建都于此，称吴国，后又更名为江都国。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江都始建县，隶属于江都国。“江都”之名，始见于史。历代名人如宋之苏轼、秦观，元之赵子昂等在江都都留下过不少吟唱之作，明清之际江都学者费密、顾图河、董恂等更是著作甚丰。可是，人们多不知，苏轼、秦观等都是有名的佛教居士。这里，民间文艺源远流长，许多民歌曲调优美、久唱不衰，莲湘花鼓等民间舞蹈独具特色。江都又是著名评话艺人王少堂、金石微，雕艺师于啸轩、吴南愚的故乡，还是扬剧重要的发祥地。常言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都历来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如唐代有李善、李邕，明清有陆弼、汪中等。扬州还多处分布着佛教名寺，如高旻寺、大明寺等，邻近的泰州光孝寺，隔江的镇江金山寺、焦山定慧寺也很有名。近代释妙空（郑学川）还与杨文会配合，在扬州砖桥创立了扬州藏经院，又称江北刻经处。扬州历来高僧辈出，远如鉴真大师，近有来果禅师等。太虚大师于1924年也曾来此，并于泰州光孝寺举行长达20多天的讲经法会，轰动镇扬地区。江都地处这些著名大寺院之间往来的要道，也有不少寺庙。星云出生在此，自然也秉有山水之灵气。如果说有什么自天而降的话，那就是所谓“气”，实际上指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文化氛围的熏陶。
当小国深还依偎着母亲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比清末更为剧烈的变化。混乱、萧条、战争、革命、入侵成为描述这段历史的关键词。
在政治上，这个时期，内忧外患，战乱四起，国民党正致力于威权统治的建立。小国深还在娘胎里，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距江都不远的南京，发动了“清党”运动，即清洗共产党人。共产党开始了独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革命，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成为这个时期的政治主题。从此20世纪的中国命运和前途，一时看来取决于国共两党的较量。一周后，即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到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即东北地方当局也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正式完成了国家统一。但是，统一仅仅是表面的，因为至1929年初，除海关外，国民政府仅控制了苏、浙、皖、豫、赣五省财政。直到1930年，蒋介石的政令还只能在苏、浙、皖、豫、赣、鄂、闽一带通行，其他地方都在各省新军阀手中。为了削平地方势力，统一政令，蒋介石除了不断地围剿共产党外，还相继发动蒋桂、蒋冯、蒋唐，中原战争等，弥平了福建事变，逐一清除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蔡廷锴等各个政敌。至1936年，广东陈济棠的统治崩溃，国民政府才真正实现了对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而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忙于自相残杀的同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日进逼，外患日深，终于酿成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直接把小国深一家拖入灾难的深渊。
在经济上，传统农业经济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工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31～1936年一度达到6.7％的年增长率，但只占国内生产净值的3.4％。在广大农村，束缚着农民的条条绳索仍然紧上加紧，农村经济一直处于低谷。而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又使农产品价格猛跌，1934年竟比1931年下跌42％。而这一切又基于中国农产品价格水平本来就低，加之1934年、1935年经济萧条，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到130.7亿元。[13]农民生活本已雪上加霜，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赋税摊派还不断增加，连蒋介石面对这种状况也感叹说：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种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14]
屋漏偏逢连夜雨，各种旱灾、水灾、风灾也相袭而来。以江都所在的苏北里下河地区为例，从1926年至1930年，水、旱、蝗灾不断，1930年又是江淮大水，苏北数十县一片汪洋，同时武汉大水、陕西大旱。农村陷入空前的赤贫境地，也必然影响到小国深一家的生活。
人民负担之重，生活之惨还可以从一个比较统计数据看出，1930年中国的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2.5倍，甚至高于印度的死亡率。[15]1936年、1937年，农民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丰收年。但日本侵华战争已接踵而至，无辜的人民又遭受空前惨祸。
“兴废系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文章且如此，中华佛教更不会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慧命一线如缕，继续在挣扎中求生存，于困境中求突破，崎岖坎坷，多灾多难。从外部环境看，佛教不断遭遇来自外部的横逆和打击。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寺院经济失去保护，屡屡受到打击，自清末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改全国寺院寺产的70％为学堂之用，为借庙产兴学剥夺或摧残寺院财产开创了先例。从20世纪初起，清政府下令各省、州、府、县开设学堂，各地就兴起侵夺庙产之风。接着，袁世凯政府又颁布了《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准许出于所谓公益事业的需要，地方官吏可以征用寺院财产。到了二三十年代，这种厄运不但没改变，反而更加恶化。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与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议改僧寺为学校，再次掀起庙产兴学的高潮。1929年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该条例授权行政机构可以命令处分僧道，废止或解散寺庙。寺庙财产所有权归寺庙，但需要由地方政府与公共团体会同僧人组成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该条例规定僧人在庙产保管委员会中的人数不能超过半数，实质上剥夺了僧人对寺庙财产的处置权。在遭到以太虚为代表的佛教界强烈反对后，南京政府于12月7日另行颁布了《监督寺庙条例》。虽废止前一条例，取消了庙产管理委员会，改为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不得处分或变更。然而这一运动并没有停止，至1930年，邰爽秋又组织“庙产兴学委员会”，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主张打倒僧阀，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充作教育事业经费。其提案经国民党中央第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遂掀起民国期间又一次庙产兴学高潮。风潮席卷之下，从江浙沿海到四川内地，不断地发生侵夺寺院财产之事。如：江苏武进国民党党部下令，天宁寺后面的植树地，由寺院自筹经费改为公园；广州市政府驱逐海幢寺僧众，没收寺产，改建公园；四川刘文辉于防区内提卖寺产，45个县大小佛寺悉遭摧残；四川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令董珩负责拍卖寺产，修筑马路；[16]次年，山东掖县教育局以办师范讲习班为名，侵占海南寺房屋，并焚毁藏经阁经书。实际上，早在1928年，浙江萧山湘云寺就由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发起改建为中山堂，作为公共场所。当时，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就要求省政府令饬各县禁止修理庙宇，有新建者，不只将经费充公，而且还要受到严厉惩办。翌年9月，广州召开大会通过没收寺庙，兴办教育慈善事业，废除一切神像，教会学校不得在校内宣传宗教等七项议案，要求政府执行。这股风潮，一直到1931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维护寺产训令，才被迫收敛。但到1935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有将全国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所有寺庙改作学校的提议，而且获得通过。一直到抗战期间都有占寺夺产的事发生。太虚到泰州讲经，受到曾反对佛教革新的扬州名僧寂山等长老的隆重欢迎，也因他们曾想借太虚的名声打消某些人觊觎寺产的念头。[17]
更为严重的是，各地逐僧毁庙甚至戮杀僧众的事都时常发生。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反宗教反迷信的呼声高涨。一些寺院僧人不断受到冲击。最为著名的是1927年河南冯玉祥毁佛。6月7日，他在西安时还发布告，要求军政党公务人员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保护宗教团体财产安全。但军队一到信阳以后，却一反常态，驱逐城内外寺院僧众，并将双林寺僧众十余人枪杀，十多个青年僧人被逼从军。11月到开封后，毁佛又升级，他下令破除迷信，军警群众于是尽毁开封城内外相国寺、国庆寺、十方院、增福庵、白衣阁等佛教寺院，延庆宫、卧龙宫等道教宫观。所有僧尼道士女冠等一律还俗，青壮年强制从军。洛阳、叶县、南阳、汝南、陈留、商丘等地佛寺也先后被毁，河南各地千年祖庭、十方丛林、庵堂小庙一时玉石俱焚。与此同时，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在发生。比如，在与江都一江之隔的镇江、苏州、江阴、吴县，以及浙江慈溪、广东汕头、山西太原地等都发生了毁庙收寺之事。慈溪县县长甚至在反对佛教大会上声称：“僧众游手好闲，大大有害于社会，即使杀之也不犯罪过。”[18]1927～1928年，释白圣曾在上海看到湘北黄梅五祖道场的当家，捧着五祖大师的骨灰缸到上海奉安，放在佛教丛林内供人参拜。听这位当家说，从唐朝至今，五祖肉身供在山中没生过是非，但是最近却被一帮要破除迷信的青年男女用刀棍砍打，身相毁坏，寺僧只能将其骨灰盛在缸里，逃了出来。唐朝的无尽藏大师、六祖慧能大师、明朝憨山德清大师的法像都在这次事变中被捣毁。[19]由此可见当时僧尼社会地位一斑。然而，佛教界已不再与过去一样无力，被动地尽人欺凌。太虚、圆瑛、印光等佛教领袖和一些名居士通过请愿、通电、发表文章等形式表示坚决反对和抗争。太虚等还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对薛、邰等的主张进行驳斥。1929年，内政部也因各省拆毁神庙，时起纠纷，特令各地3个月内暂停拆毁。1931年太虚提出的保护寺产的建议，在国民会议上获得通过。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1日明令保护寺产。
不但如此，中国佛教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为因应中国社会由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要求，早就从“发扬传统、学习外求、返本归源、改革鼎新”[20]四大方面，寻求中国佛教在20世纪打破被动困境的出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佛教尽管天时不利、人和不济、困难重重，但仍然围绕着这个世纪性方向坚强不屈，在逆境中求新生，困苦中求复兴。
其形式之一，就是重建近代形式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在民国初年中华佛教总会瓦解后，至1928年4月12日，中国佛教会又成立了。该会由圆瑛担任主席，其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佛教精神，宏宣佛教，利益群众。同年，太虚领导的中国佛学会也成立了。至1933年，各省、市、乡分会相继成立。全国21个省、3个特别市全部成立了省市佛教会。
其形式之二，为创办新式的佛教教育事业。为继承清末僧教育会与杨文会创办的祇洹精舍的传统，1922年，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成立。1925年，闽南佛学院成立，这三大佛教名校开创了现代佛教教育的先河。至二三十年代，全国佛学院总数曾有数百之多，虽然其中大部分为时未久。同时，佛教文化也呈现一片繁荣之象。30年代，《碛砂藏》《赵城藏》被发现，并相继出版。迄1936年止，中国大小佛教报刊总数达300余种。除了1918年太虚创办的《海潮音》继续引领“现代人心正思”之外，30年代创办发行的佛教刊物为数最多。其中，1930年上海佛学书局发行的《佛学半月刊》销量达万册以上。国内唯一的一份佛教界办的日报——《佛教日报》也在1935年创刊。1931年，武昌佛学院经像图书馆改组成世界佛学院图书馆，有中外各版式大藏八部，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佛教图书馆。江苏如皋菩提寺还于1927年创立了中国佛教历史博物院，展品达500余种。
其形式之三，为佛教宗风重获恢弘传扬。各宗派都涌现了堪称大师的代表性人物。如印光恢弘净土，弘一对南山律的弘扬，虚云一身兼挑禅门五宗，月霞、应慈重兴华严宗，欧阳竞无、韩德清阐扬法相唯识学等。
此外，大乘佛教显密交流在此时也达高潮。如释大勇、持松、又应、纯密均赴日学密归国，尤其是释谈玄于1935年由日本携归两千余种密乘及法物，不少在国内已失传。同时释大勇等还向西藏寻求密法。如释能海、法尊、密悟、恒演、明高等后来都学业有成。同时，蒙藏高僧也东下传法。1932年，班禅九世在北平雍和宫主持时轮金刚法会。次年，在江苏句容宝华山举办护国济民弘法利生药师七佛法会。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青海喜饶嘉措活佛为国立五所大学开设西藏文化讲座，在内地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都标志着中国近代佛教达到了极盛。”[21]当然，这是相对于清末佛教的衰败与此后又走下坡路而言。
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佛教界，唯一能够化被动为主动，顺应现代社会需求，最富于生机，代表着中国佛教未来发展方向的一脉，则是太虚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人间佛教思想同样也不可能从天而降，它是大乘思想顺应时势的结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与不少僧人一样，曾参与这一革命的太虚，1913年，提出了著名的“三佛革命”，即改革教制、教产、教理。在教制上，要求废除传统的剃度制与子孙住持制，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才俊住持寺院；在教产上，主张转换庙产功能，使寺庙财产为佛教所公有，用于兴办佛教教育与社会慈善事业；在教理上，主张剔除迷信成分，提出“人乘正法”主张。1920年，他依佛教立场，发表《近代人生观的评判》《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唐代禅宗与现代思潮》等文，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在中国的反响——五四运动[22]作出了回应，提倡僧众自食其力，实行农禅结合、工禅结合；北伐战争期间，他先后作《僧制今论》《救僧运动》等讲演，回应三民主义，提出三佛主义；撰写《自由史观》《真现实论》，回应现代自由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潮……总之，紧密呼应时代，是太虚思想的鲜明特征，有人因此说他是“政治和尚”，殊不知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势下，不依佛教立场作出恰当回应，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就没有维护佛教利益的话语权，就没有佛教生存之地。因此，太虚晚年提出了“议政而不干治”的方针，而人间佛教思想也正是在回应现代思潮的磨炼中日臻成熟。1928年，太虚在上海俭德储蓄会演讲人生佛学，说明人间佛教思想的基础已经奠定。1933年10月，太虚在汉口商会作《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演讲，反响强烈，标志着人间佛教思想的成形。[23]次年，《海潮音》发行《人间佛教号》专刊，其作者多是佛教界的一时才俊。1944年，太虚将其人间佛教的文章编为《人生佛教》出版，系统阐述了他的思想。可以这样说，到这时，代表着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主流与方向的人间佛教，从主要思想内容、行动目标到具体方法步骤都已初步系统化，这是中国近代佛教教义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
首先，从厌弃人生、逃避社会责任到重视人生、重视社会。
明清佛教把人生之苦与成佛之乐对立起来，认为现实人生如梦幻泡影，不足为惜。唯有追求来世，现世才有微小的意义。当然，中华大乘佛教还主张人性即佛性，众生皆可成佛。太虚继承了大乘佛教的积极面，提出学佛先须做人，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而且批判了厌世论，把人生佛教推向了人间佛教，即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他说：“你的生命完全依靠社会大众的能力来维持资养，所以你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所以，江灿腾教授认为：“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是以中国佛教为核心，以适应现代社会为目标，在态度上是‘人生的’，在范围上是‘人间的’。”[24]
其次，以佛陀为导师，提出中国佛教革新的根本取向。他提出要变过去神本鬼本之佛教为人本之佛教。现代佛教应以人类为中心，以求社会发达为中心，解决现代人生问题，以大智大悲开展群众性活动。作为僧人，当然坚持以僧伽为中心，培养一大批具有高深佛学素养与现代知识结构的僧人，作为开展活动的骨干。
再次，提出佛教改革的途径和根本目的。在个人，通过自利利他的善业，由菩萨而进至成佛；在社会，使人的生活合理化、道德化。其途径在于各尽其职。佛教徒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品格，具备精熟的工作技术，参与社会工作。出家者应从事文教慈善事业，在家者可以从军从政从商，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共同目的是创造人间净土。
太虚还有许多想法以及与人间佛教理论相关的思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依稀感到发扬佛教的中国特色与佛教国际化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因此，在武昌佛学院办学受挫后，他相继提出以下两点。
第一，“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其后又明确指出，如果中国佛教确能复兴，那必定不是时尚所推，包括太虚自己都深深研究推重的法相唯识，也不是那一时掀起热潮的密法，而仍在于禅。[25]他的人生佛教思想，可以落实为把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丰富发展为“直依人性，增进成佛”。
第二，他认为中国的动荡不安，源于世界的混乱。通过世界佛化运动，让欧美优秀人士信仰佛教，改变其做人立国的思想行为，让世界安定，进而再促进中国的稳定和平。国内僧制改革也就有了能够实现的外部环境。后来他又指出世界人类的利益高于中国佛教的局部，“今后的佛学，应趋世界性”[26]。
由此可见，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往往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太虚的这一设想对日后中华佛教发展的意义极为深远，禅修在西方也确实成了中华佛教的开路先锋。而在近代，一般人只想到要欧风美雨的输入，而太虚却要自觉地向欧美输出东方国粹并想影响西方人，这种构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所体现出的东方文化要对世界作出贡献的开创性，其胆气之壮和豪情之雄，足以令那些文化侏儒感到惭愧。他把中国佛教存亡问题放在世界格局中思考，以当下全球化的眼光看，仍不失超前的全球意识，其视野之宏阔也令人无限敬佩。
当然，太虚的佛教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不少缺憾。他只是提出了人间佛教理论构架，虽然这在当时已很了不起，但其运作上所遇到的众多问题中，有些他并没有切实予以解决。如人间佛教与各宗派间的关系等等。同时，与教理改革配套的教制改革一再失败，其理念也无法通过制度化推行。[27]对此，太虚有自知之明，他坦承其失败“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不少”。太虚的思路也并非从天而降，其个性局限也是那个时代所不可避免的。他的想法始终随时势而变，显得缺乏从小事做起，实现宏大构想的恒心与耐力。他是近代成就最大的佛教教育家，培养了门下众多才俊，但作为帅才的统摄能力却不足。他制订了许多计划，如《整理僧伽制度论》、“沩山开发计划”、《峨山僧自治刍议》等，[28]但不是不切实际，就是扔给弟子们去操办，也很少踏实督促。他的宏大构想的每一个方面都由一连串环节构成，任何一步出错都可能影响全局，但在纷乱如麻的时局下，他没有也不可能去一一省察。此外，他身上也有近代中国伟人们的通病——急于求成。从太虚的早年试点——杭州净慈寺改革失败，到其晚年虽拟定了《菩萨学处大纲》，但再无精力与兴趣去试行，都证明了这些“个人的性情气质”缺陷。人间佛教理论已大体成形，时代正在召唤实现太虚理想的“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有意思的是，太虚写下这段话时，正值1937年，太虚的佛教革新事业由于中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这年，李国深正好10岁。两年后，他在栖霞山出家了。这就是星云。
总之，星云诞生和成长的时代，是19世纪以来那苦难而英雄辈出时代的继续，那是血与火的时代，大崩溃大变革的时代，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佛教界内部问题一下子都在这时集中爆发了。政治、经济、文化处处乱象纷呈，但各种社会力量在角逐、在竞争，充满着活力，既无情地斩切着腐肉，也必将会焕发出生机。当然，有时也难免玉石俱焚的惨剧。这个时代的如来之掌，几乎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无法逃出。
和所有的历史风云人物一样，星云首先是时代的产儿。星云日后的命运与这个时代休戚相关。时代的苦难、社会的浊乱锻造了星云坚韧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特别是那个时代如家常便饭似的生死考验，赐予他恢宏的气度，罕见的气量。有些传记作者把星云屡次涉难不死归结为菩萨保佑，当然，宗教信仰确有强大的支撑，但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死亡，国深却早已见惯不惊，连死都不怕的一颗心，还怕什么呢？这一思想准备，应是他日后战胜任何困难的基础。但若缺乏因缘，信仰的支撑也会无所附丽。
国深从小就在苦难的“炼丹炉”里淬火磨炼。极端的物质匮乏和屡见的生死别离，在星云的生活中却显得稀松平常。在讲演、谈话和文章中，他时时回忆起童年时代那些艰难日子对他一生的影响。
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先是军阀混战，外强环伺；继之中日抗战，后来国共对立，家里的经济本来就落后，加上这些人为的祸患，生计更是困难重重。在粮食极为短缺的当时，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十二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是一些素菜。这对于正值成长期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纳胃的，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常住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记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了能忍的习惯。[29]
这一习惯，亦即耐力的培养，对星云来说极其自然，但却为任何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所应必备。他说：“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物质上的空无，正是生命历程的试金石！”[30]不仅如此，童年的苦难也成为他日后领悟人生和佛法真谛的精神催化剂。比如在贫富观方面，星云对视贫穷为快乐，以贫穷为清高的说法极为反感，认为贫穷就是罪恶。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契悟“贫穷就是罪恶”的道理，与我童年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记得小时候家境清寒，我曾经沿街叫卖，贴补家计，也曾经牧牛拾荒维生，我从不因为贫穷而感到自卑，因为我自觉有能力去帮忙父母分忧解劳，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为了取悦经年卧病的母亲，我还为她讲述一些七言俚语故事，古人寒窗苦读、忠孝节义的事迹，却也因此而深深地印入我的小小的心灵，成为我日后行事的准绳。从小我就体悟到：贫与富，对个人，只不过是自己心理上的价值认同而已，但如果国家社会大众贫穷冻馁，将会是引发无穷罪恶的问题。[31]
但是，苦难的天翻地覆的时代正在露出正法重辉的一抹霞光。这就是太虚的人间佛教理论——这一历史性课题提出的奋斗方向和目标，给后继者留下了一大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成为他们不竭的精神动力；他所着手的一系列的开题和破题工作，无论成败，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他留下的未竟之业，为后人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 幼植善根
童年的生活往往影响人一生。小国深生于战乱，在物质生活上非常贫困，但在精神上却颇丰满富足。他的这份丰满和富足，一方面来自家人对他的爱，他说：“我生性随和谦让，从小甚得长辈疼爱。”[32]另一方面更多地来自家庭的佛香熏染。小国深幼年能够深植善根，跟太虚一样都是从小就受到自己外婆的影响，是外婆最早在小国深的心里植下了佛种，让他接受佛法的熏陶。如果没有外婆，星云的生活道路完全可能是另一种选择。星云曾借用太虚的话“我母之母德罕俦”来评价自己的外婆：“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的外婆是最恰当不过了。她一生行善助人，念佛不断，慈愍有加，在我的记忆里，她每天都到佛堂里帮忙服务，从来没有说过别人一句不好。……我和姐姐从小受到外婆的影响。”[33]“外婆的温良恭俭，是我一生的典范。”[34]
星云的外婆姓刘，慈祥、勤俭、人格高尚，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佛教徒，17岁就持斋念佛。每天清晨起床就做早课，念佛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由于浸染时久，万分虔诚，外婆还有过宗教体验。深更半夜时，外婆就起床静坐，盘腿、息肩、止息。打坐了一段时间后，外婆的肚子里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似翻江倒海，常常把睡梦中的小国深吵醒。这个时候小国深就会揉着惺忪的眼睛，用带着稚气的声音问：“外婆、外婆，你肚子里怎么会有声音，还这么响！”这时，外婆就很得意而又自豪地说道：“这是功夫，修炼后的功夫。”昏暗中，望着外婆和蔼的笑脸，小国深似懂非懂。但好奇心却在诱惑着他，有一天国深也学起外婆盘腿打坐的样子来了，但肚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他问外婆，她只是说：“你年纪还太小，不会有声音。”
外婆肚子里发出的神奇声音可能最早唤起了小国深发自内心地对佛教的兴趣。这种宗教体验的神秘性往往最能吸引年幼的孩子。当年太虚要当和尚，也不过是要追求神通早日成仙。当然小国深还不可能辨别正法与求神通的差别。但星云后来说，外婆的宗教信仰夹杂有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在他出家多年后，回到家里居然对外婆说法，告诉她肚子里能发出声音，并不能提升人类的道德，对生死的解脱也没有助益。汽车的引擎，飞机起飞的声音比肚子的声音还大，但它们也只不过是机器发动的声音而已。古稀之年的外婆竟然接受了正确的信仰观念，了解修行要从人格的完成和道德的增长做起，了解到修行是明心见性的功夫，而不是其他杂音。[35]
这一弘扬正法的成功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星云，使他相信民间信仰的法术、神道、扶乩、观亡灵、走阴间等习俗终究能被正法摄化，这使他对民间信仰始终抱有一份宽容，甚至对神道信仰也存有一份敬重。曾有一次，某神道教团体抬着神像来佛光山朝香时，看护大雄宝殿的法师见状，面有难色，打算阻拦时，星云却予以放行，他开导道：
人类都可以拜佛，神明为什么不行呢？……在佛世时，天龙八部都是三宝的虔诚弟子、佛教的护法神明，只是这些历史随着时光流转，久已被人忽略，我觉得现在在佛教里应为这些民间信仰定位安身。[36]
小国深还常和姐姐一起，跟着外婆去寺庙参拜礼佛。有一次，他跟从观音菩萨圣驾出巡，举旗执仗，两天一夜之间，以十来岁的小小年纪，居然也徒步走了五六十里。小时候，他最喜欢的就是外婆从佛堂里带回的供品，这些供品会让他高兴半天。在三四岁时，国深为讨外婆的喜欢，就和姐姐比赛持斋，因此，自幼就养成吃素的习惯。
吃素念经、参拜礼佛对小国深的影响还只是外在的，外婆对小国深一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对他心灵的培育。小时候，家乡有一个残障的小女孩，她的膀子与手比常人短小，两只脚也长短不一，走起路来一瘸一瘸，说起话来结结巴巴，附近的小孩子总爱拿她开玩笑。外婆却严肃地对小国深说：“你可不能去欺负她，你要知道，其实，残障就是美啊！”外婆的话让小国深铭心刻骨，心有所悟。他回忆道：
第二天清晨，女孩从我家门口经过，照例挽着一大篮衣服往江边走去，我从窗边往外看，她忍辱负重的步伐，她坚毅善良的面庞，与村童们嘲弄喧哗、追狗打鸟的画面比较起来，显得那么安详纯美啊！原来“残障就是美啊！”想起外婆的话，我若有所悟。此后，随着年龄增长，阅历渐丰，我一次又一次地肯定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至理名言。[37]
当然，成年后的星云对“残障就是美”这句话另有发挥。他通过罗斯福、爱迪生战胜自己残疾的故事，说明：
（真正的残疾）不是外在的身根不全，而是心理没有慈悲、包容；真正的缺陷，也不是环境的困顿蹇厄，而是自己丧失信心、勇气，所以他们能逆来顺受，化腐朽为神奇，纵使面对残缺的生命，也能刻画成美丽的诗篇。反观当时的自己，肢体俱全，又有何怨？故立下效法前贤，长养克服缺陷的毅力。[38]
在以后的弘法事业中，星云往往深感庆幸的是，由于他不擅唱诵梵呗，就用心学法器的使用；不喜追随流行的经忏，就把更多精力用于文字弘法；缺少良好的教育，就虚心向师长们认真学习，不敢懈怠；由于不善言语，每说一句话就总是发自肺腑之诚。运用自己的恒心毅力去克服缺点。“我感谢自己的笨拙，使我在脚踏实地中，能为佛教略尽心力。”[39]
外婆这个苏北乡村的女性，除了“母德罕俦”外，还有着面对生死表现出的惊人勇敢。在星云的一生中，从小到大，曾无数次地面对生死的考验，但其超然的态度几乎都能使他转危为安，这种临危不惧、生死如一的勇敢精神主要来自外婆的影响。
我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刘氏。抗战初起，她被日军火烧、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对我说：“面临死亡，不要惊慌！”后来我多次在死亡边缘游走，从不惊慌，外婆的话，对我影响最大。……对于生死，我从外婆的话里体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记得小时候既胆大又顽皮，有一次路过一条大水沟，我想一跃而过，没想到却陷入水沟里，一个碎玻璃瓶口穿足而过，将脚丫子截成两半，顷刻间，鲜血如注，我随手撕开衣角，胡乱包扎一番，回去也没有看医生，过了些时候，居然自己愈合起来。回想当时年纪太小，外婆的话、外婆的勇敢精神，让我不懂得害怕，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40]
对于外婆这种对死亡的平淡，星云从佛法的角度作过这样的解释：
我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十七岁就持斋念佛，为人慈悲和蔼，但是她的几个孙儿孙女都在三四岁时就夭折了，她从不曾悲痛地啼哭诉苦，邻里的闲言闲语，她也从不在意。难道她没有感情吗？不疼爱孙子吗？都不是的，因为学佛已久的她，洞悉世事，了知生死一如，业报昭然，故能坦然面对横逆，而无所愤恨。[41]
外婆的身教言传让国深终身受用，从北伐、抗战到内战，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带来的苦难，人命贱如蝼蚁的悲惨，使小国深从小对生死淡然处之。他常常自称是从小在死人堆里长大的。一场战斗过后，常常在路上看到死人，到后来常常在死人堆里玩游戏、数数，看看这一边打死多少，那一边打死多少。有时候，碰到双方交战，还要躺在死人堆里装死，以免被子弹射中。他也看到过，大雪过后，雪地里横七竖八，一团团、一层层躺着的尸体。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时时想着，人是多么的可怜。尤其会联想到，失踪的父亲是不是也会像这样躺倒在路边，无人过问呢？心里感到一片凄凉。[42]这种对生死的淡然态度，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帮助他渡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死考验。
第一次让星云与死擦肩而过是在6岁那年。那是腊月快过年的时候，一连几天大雪弥漫，寒冷刺骨。一天，哥哥从外面回来，兴奋地说：“河上都结冰了，可以走路了呢！”小国深一听，欢天喜地，心想这下可以去滑冰了，立刻嚷道：“我要去走走！”打开门，一路向河边跑去。远远就看见河面上放着一个圆圆的白色的东西，以为是个大鸭蛋，实际上却是冰块快破碎的白印，急忙赶去要捡。哪知道一踩上冰，冰就裂开了，一下子收不住脚，整个人就咕隆一声掉进了河里，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爬上岸去，全身僵冷，以为这下完了，一时失去了知觉。但不知过了多久，小国深一个人挂了满身的冰柱子回到了家。家里人吓坏了，都问怎么回事。小国深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朦胧中好像是一位老婆婆把他送回家的。后来，居然喝了点姜汤就没事了。家里人却都认为是观世音救了他。所以某作者在写这段故事时，星云朦胧中感觉到的那位老婆婆就变成了一位白衣人托他上岸回家，[43]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还有一次星云在担任宜兴白塔小学的校长时，正值内战激烈，国共双方呈拉锯战。一时之间，草木皆兵。一天星云也被无缘无故地抓了去。被关进去的时候，星云倒并不害怕，因为他坚信自己没有罪，所以很坦然。关了10天以后，在一个黄昏，他被押赴刑场。途中，他感到眼前一片黯淡，美丽的夕阳一下子变得十分刺眼，心中一阵阵的难过，但最难过的不是死亡，而是遗憾，自己才21岁，许多的理想与抱负都还没有实现，却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一时感到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刹那间就要消失无踪了。可奇怪的是，到了刑场的一头，士兵却对星云说：“可以走了。”星云以为是要从背后开枪，哪知道，过了一会儿也没听到枪声，回头一看，那个士兵已走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令星云体会到外婆说的“面临死亡，不要惊慌”实在是有理，因为惊慌也没有用啊。[44]
1949年，星云初到台湾，和慈航法师等二十来人被作为间谍关押在牢里，手脚被绑，而且不能躺下休息。按当时的恐怖情形，间谍罪几乎是死罪。但是，星云日后回忆道：“我那时，真的泰然自若，坦荡无畏。23天后，在吴经熊、孙张清扬居士等人的多方奔走下，才将我们解救出来。又一次历劫重生，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念，从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愿力。”[45]苦难和生死的考验，让星云对生命有着不同凡响的体悟：
我想起了古德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则更为潇洒从容，洞山良价禅师在集众开示后，坐化而去；听到弟子的悲号，又张眼复活，七天后以愚痴斋训徒完毕，再端坐舍报。德普禅师令弟子办斋祭祀之后，怡然长辞。晋朝徐明叛乱，劫烧民舍，性空禅师独往贼营斥贼，贼欲斩师首，他却吟偈自称“快活烈汉”，贼众见状动容，非但不杀，还恭送回山，当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灾免难；后来，他在死前预知时至，坐在自制的木盆中，放入河中，吹笛随流而化，三天后，被人发现坐化在沙滩上。其他还有丹霞禅师策杖着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禅在淋浴冲身时悄然立化，其他如隐峰禅师的倒立而亡，庞蕴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传为趣闻美谈。这些禅门先贤们来去自在的风范，无非是对吾辈凡夫俗子的说法示现；放下执著，随缘放旷，自能超越于生死之外！所谓：“平常心是道。”生死循环本是天地运转的常道，因此我们应该秉持平常心看待死亡。更何况人死了只不过是换了一副躯壳罢了，我们的意识（类似《远见》杂志所说的“生命的密码”），乃至业力还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递嬗至彼世。因此，生固然不是实有，死也不是真灭，既然如此，于生死又何惧之有呢？最重要的是把握当下，以创造继起的生命啊！[46]
所以，这种视生死一如的态度使星云常常把死亡比作搬家：“人死了，就像搬家一样，从旧房子搬到新房子，我们看到人换了新家，总是欢喜庆贺，没听过啼哭祝人搬家的，亡者舍下用旧的躯壳，换到新的身体，我们应该为他庆贺。”[47]生死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一次移民，他以此来化导众生。1961年，在虎尾念佛会上，益妙比丘尼面色忧戚地对星云说，可能下次她看不到他了，因为她患了大肠癌，只有两个月的生命。星云一时不知道如何安慰，忍着心里的难过，说道：“出家人应该把生死看淡，你多做些欢喜助人的事，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其他的事不要想得太多。”没有想到她听了星云的话，神色一下开朗起来。在云林电台开设了一档“佛教之声”的节目度众利生，并为筹措经费日夜奔波。当她再次看到星云时，已是红光满面。
“面临死亡，不要惊慌！”一个人死都不怕，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挡他蓬勃向上的生命呢？苦难与生死不但没有摧垮星云的意志，相反，苦难与生死的考验、外婆的教诲让他从小就在心里发起要救众生于水火的雄心，养成了果敢的性格，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而且富有同情心。
外婆的人格精神成为小国深走进佛门的向导。这位目不识丁的外婆对他的哺育和启迪，写在了幼小生命的纯洁白纸上，而且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而是那种基于相互之间深厚的祖孙感情的滋润，带有一份强烈的生命情怀，浸入骨髓，渗入心灵，化为血肉。在几个儿孙中，外婆最喜欢国深。国深出家后第8年，满20岁的时候，曾回乡探亲。外婆在大树下，边做针线活边对他说：“看起来我将来的后事，你的几个舅父都不可帮我处理，只有靠你了。”外婆的确对自己的外孙充满了感情和期待。不幸的是，两年后星云只身漂海弘法。这次会面成了祖孙的永别。当外婆去世时，台海阻隔30年，音信渺无。不能在她老人家身边尽孝，成为星云一生的遗憾。两岸互通后，他就立即寄钱给弟弟为外婆修建塔堂，隆报恩情。可惜这笔钱最后却没有用上，移做了弟媳的墓碑，让星云久久不能释怀。
三 长养悲智
小国深的外婆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但是却有着一流的睿智和明达的见识。她不识字，但是能背诵《阿弥陀佛经》《金刚经》等经文。更见其睿智的是，在危难关头所表现出的机变和果决让人感叹。1937年，小国深刚满10岁，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的烽火。没多久，战火延及扬州。一时人心惶惶，都在选择是留下还是逃难，外婆看到情势危急，赶紧也把家人召集起来商量，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要赶快离开，不然日本人来了要遭殃，有的则坚持要与家园共存亡，要死大家也要死在一块，一时之间僵持不下。这时，外婆斩钉截铁地说：“大家不可以同归于尽啊！”[48]她的话让大家一下子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当一大家子人逃离家乡百里之外，回首故里时，远方已是一片火海，映红了半个天空。大家在惊惶难过之余，无不庆幸自己能逃过此劫。
外婆的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明智，也为星云的母亲所秉承，如她忍痛割爱，让星云出家，以谋新路，不死守在贫困的家乡。当40年后，星云故意问母亲当初为什么舍得让自己出家时，母亲说：“家乡的文化教育落后，留你在家怕会误了你一生，何必同归于尽呢？”[49]因此，40年前，在送星云出家时，母亲噙着泪对小国深说：“李家这棵树上结的三颗果实，就看你这一颗怎么红了。”[50]
当时社会对出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宗法偏见。例如，因为真华法师出了家，其伯母、婶母都怪罪他父亲：“你一个孩子还送他到庙上当和尚，你死后有什么脸去见他娘？”所有的左邻右舍、远亲近友都认为这是大错，亲戚们的挖苦甚至使他的父亲无地自容。[51]可见李国深的母亲非同一般。好在，李家树上的这颗果实终于红了。没有当年母亲“不要同归于尽”的大义抉择，恐怕李国深也难以成为星云。
外婆的这句“大家不可以同归于尽啊！”深深地烙在了小国深的心田，启迪着他、鼓舞着他、造就着他。“不要同归于尽”，就是一反宗法社会习染的“随大流”“一窝蜂”现象，为人处世要有自己的主见；就是在人生或事业陷入困境之时，勇于担当责任，勇于断然抉择，勇于开拓新局，不作无谓牺牲。这种睿智也许不能预料今后会怎样，但能异常明确、异常坚决地断定，大家都以为不错的老路，是决不能再走下去了。沿着中国宗法社会规定的普遍价值取向再走下去，虽然时有反复，但终究是死路一条。在佛教界也是同样，真华法师曾真切描绘了1946年在南京的大部分出家人的作为——为赚死人的钱整日赶经忏，“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大致都是如此”。夏日，“头上顶着火热的太阳，脚下踩着滚烫的柏油路，紧一阵，慢一阵地跟着棺材跑。身上披的红色忏衣被风一吹，远看去，每个人身上好像背着一只红色的大气球，样子滑稽极了”。路上行人看着，大概“在笑我们是‘社会的寄生虫’了吧”！更可怕的是如此“随众”，许多“年轻有为的可造之材”，一旦陷入就难以自拔，“恰像果蝇之与螟蛉，先把你‘蔽而殪之，幽而养之’，日子久了，非叫你‘类我，类我’不可！”[52]佛教与僧人在这条道上走下去，必定与宗法社会“同归于尽”。当然在现代，也仍切不可低估宗法社会与宗法传统借尸还魂的顽强生存能力。
从此，“不要同归于尽”，不同于流俗的价值取向成为星云的指路明灯。在20世纪40年代封闭保守的佛学院教育中，有时学员为了增加一点活动内容，向院方提出建个运动场，非但得不到支持，还要受到纠察老师的惩罚，全班罚跪。星云为了不让大家一起受罚，“不要同归于尽”，往往独个承担责任，独自去受罚。一次全班同学以交白卷来抗议老师授课不当，教务长追究原因时，星云再次去接受处罚。在当时，由于生活的贫困、思想的落后，同参道友们大都热衷于经忏佛事，很少有人一意讲经弘法，更不用说从事著书立说的佛教文化事业了。但是，星云却以人能弘道的信念，撰文投稿，编印刊物弘法利生。他说：“虽然一贫如洗，三餐不继，我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乐，我以为文化教育事业也好，诵经说法也好，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弘法目的，又何必挤在同一条路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的发展，因而走上‘同归于尽’的道路呢？”[53]
不随同流俗，也不是脱离群众显示个人。星云的外婆在危难之际作出了睿智的决断，并且很快带领一家子脱离了险境。这是她智慧体现的另一方面——恒顺众生。逃难是生命本能的要求，这并没有错。错在迷失了自心，没有用每个人都有的头脑思考一下，哪条路，哪个方向才是生存之道。外婆在童年给予星云的最大精神营养，就是教会了他凡事都用脑子想想，既要有主见，也不能脱离群众，而应引导群众与自己一起走。
外婆自幼启迪着小国深本有的智慧萌发，母亲的慈爱明达也极大影响了国深，即使像勇敢、敢作敢为这些一般被视为男性精神的东西，也主要受之于外婆和母亲这两位女性，而来自父亲的影响较少。
星云在回顾自己的家庭教育时说：“家父忠厚老成、家母精明能干，童年庭训，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兼而有之，我感到真是‘难遭难遇’。”[54]“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爱与力，这是两种不同的因素和品质。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能够把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格包融在一起的心灵必定是博大宽厚的，是一种伟大的智慧。国深在家庭中所受的母亲的“爱”与“力”的教育，培养出他“爱”与“力”相融合的个性，刚柔相兼、容纳不同品格的包容力。以后的艰难岁月，进一步锻炼出星云宽容而富弹性的性格。这种性格就是后来他的弟子慈惠所形容的：“能大能小、能有能无、能早能晚、能饱能饿、能热能冷、能乐能苦、能进能退、能忙能闲。”[55]
星云的母亲刘玉英，出生于扬州乡村的一个贫苦家庭，生性俭朴，却乐善好施。家里尽管很穷，但从不为贫穷烦恼忧愁，她常对子女说：“见到好东西，只要你不想买，你就是富有的人。”平时不太为家里积蓄置物，更不吝啬财物，见别人遇到什么困难总会伸出援手。有时候手头有了些余钱，遇机会也往往施舍掉。这种俭朴的习惯，在她晚年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后仍然保持着。在美国时，房间里有方便取用的卫生纸，她用时先要把两张分开，再分成四份，这样就可用八次。吃的方面，原来星云满心欢喜想一慰平生不能孝养的愧疚，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素菜孝敬母亲，谁知她吃来吃去就是面前的一盘豆腐乳和一碟酱黄瓜，但就是这样，在常人看来营养欠缺的老太太却健壮高大，享寿九十又五。这种俭朴淡然，耐得贫苦的性格，使她顽强地渡过了充满苦难的一生。母亲经历过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国共内战、“文革”浩劫。尤其在“文革”浩劫中，被定为“黑五类”打入另册，每月收入只有11元人民币，靠拣菜叶过活，却仍然挺了过来，健健康康。
母亲不蓄财、好施舍的性格也影响到了星云：
从小我就在贫苦中长大，因为没有钱，养成不购买的习惯，甚至不积聚的习惯。这个习惯对我一生帮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业都从这个习惯而来。因为我没有钱，我不积聚钱，但我非常会用钱。有钱是福报，会用钱是智能。[56]
星云的智能也表现为善于用钱来与各方人士广结善缘，弘扬佛法。他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了才是自己的！”[57]自己连飞机上、餐厅里供应的纸巾都是一用再用，舍不得扔，但每次得了稿费总要买千百份纪念品送给信徒。每次出差他自己从不买东西，但是一定要带一些小礼物回来送人。在买东西时，星云本着欢喜结缘的心理，从不买便宜物，对于有些小生意人还多施予。像僧鞋一双30元，他就给40元。在小面店一碗面1元5角，他付5元。在香港，计程车怕晦气，不载出家人，星云就给双倍的车钱。让星云最肯花钱最舍得花钱的事，则是培养僧伽人才，创办佛教文化事业。在经济最为拮据时，挤出钱来供慈壮、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去日本留学深造。
在苏北乡下，贫穷不用说了，更苦的是人们还要承受来自生活的种种不幸。1937年，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在杭州经商的父亲在返乡途中突然失踪，大家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可能在战乱中死于枪林弹雨了。当时，星云一家遭此横祸，一门孤寡，不但受穷，还受到恶邻的欺负。但是母亲从不自怜自艾，欺凌反而激发起她抗争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母亲每遇受气，就对国深他们说：“‘孩子们，我们要争气，不要生气！’我（星云）听了以后，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58]每当横逆来临，母亲总会用她那双柔弱的肩膀扛住。
国深七八岁时，一个夏天农忙的日子里，家家都要担水浇田。一位被母亲尊为义父的邻居，在他家门口的水沟里不小心跌死了。这家姓解的邻居因家贫无力承担丧葬费，有人建议母亲代买一副棺木料理后事，母亲当下点头同意，并即刻搭船上街去备办所需。谁知解家的儿子解仁保不知为什么，竟然找了人把尸体抬到了国深家里。说是被他家打死的。当时正是盛夏季节，家家户户农田缺水，经常发生抢水事件，被水桶绳绊死的人，被说成是因为抢水被人打死，人多口杂，许多人不明就里，也居然相信了。一时，闲言四起、群情哗然、议论纷纷、兴师问罪，扬州也派了人来验尸。
这时，母亲正在回程的船上，一听说这事，立即将棺木寿衣退回，赶回家。一开始有人说解家只要赔两个钱就行了，不要打官司，但是母亲坚决认为不能这样，否则的话会不清不白的。因此，准备打赢这场官司（由于这起事端，后来尸体直至腐烂、滴血，仍无人过问）。当晚家里来了一帮人，乱哄哄的，气氛也十分恐怖，甚至把父亲抓走了。小国深被这群扰攘的人吓得躲在床下，不敢出来。父亲先被捕送到扬州，两天后，经过初审又回来了。随后案子被送到苏州高等法院审判，由于父母亲是被告，所以都去了苏州，而原告解仁保不知何故却没有到庭。可能因为苏州是大城，而邻居解家是诬告，原来只是希望图个小利，没想到现在事情越闹越大，打官司还要一大笔经费，万一输了，更是不堪设想，所以就没敢到苏州去。法庭缺席审判。在法庭上，母亲神态自若，对案件的原委叙述得有条不紊，在接受法官的提问时也是口齿清晰，有根有据。由于缺乏证据，父母被当庭宣判无罪释放。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数年后，当星云在镇江焦山佛学院就读时，母亲却不念旧恶，以德报怨，写信要星云为昔日的仇家解仁保找一份工作，说他家里实在太穷，无法为生。星云的恩师志开上人感于他母亲这样的宽大胸怀，就在寺里给解仁保安排了一份打杂的工作。星云在追怀这段往事时很感慨：“她的明理与宽容对我一生的影响却至为深远。随着年纪长大，我深深体会到在这个世间上，不必怨恨，不必不平，凡事都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以尊重心来包容，世间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59]
母亲的勇敢与慈爱还有两件事值得一叙。
一件是她营救自己的弟弟。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军为补充兵力，不断地在拉壮丁。当时她的二弟刘贵生正好在她家里，那天又来了一批拉壮丁的，仓皇中她二弟躲在了厨房后的一堆乱草中，可惜一条腿露了出来，最后被从草堆里拖出来。当时母亲怎么说都没用，弟弟还是被抓走了。母亲先是托人去说，但根本不行，她不死心，想到家里离开了弟弟，今后根本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她设法找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局长，据理力争：“我兄弟上有老母，如果你抓走了他，一家孤儿寡母，生活无人负担，只有统统到你家生活。”好在那位局长还通情达理，在了解了情况之后，马上把人放了。其他人看了这情况，以为星云母亲是哪里来的什么有后台的贵夫人，朝她面前一跪，请求搭救，不知为什么，这些人居然也让她一起救了出来。
第二件事是她救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军人。那是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母亲在路上踢到一个躺在地上的伤兵，发现他居然还活着。母亲马上宽慰他：“你不要动，让我来帮你。”说完就赶回家找到一块门板，请人立即把这位伤员送回后方。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军人升了官后还专程到家来看望母亲，感谢救命之恩。
星云母亲虽是妇道人家，却有着慈悲之心，侠义之气。虽然自己时时身无分文，无隔日之米，却心无挂碍，喜欢为人排难解纷，助人为乐。在70多岁时，星云的母亲还每天到运河挑水回家，将水煮开，倒在碗里后，放在一条长凳上，让放学后的孩子们喝，孩子们都尊称她为“老奶奶”。
这位纯朴的老人，总是为别人考虑得多，从不斤斤计较。每次邻居请她代为买菜，当钱不够时，老人总是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贴进去，从不吱声。别人还以为她能买到特别便宜的菜呢，纷纷叫她代买，她也总是高兴地应承，从不拒绝。
不仅对自己的左邻右舍，对素不相识之人，她也一样伸出温暖的手，体谅别人的困难和辛苦。有一年，冬天的晚上，天很冷。孙子李俊、李正向一个卖豆花的小贩买了豆花来吃。老人知道以后，很同情道：“这么冷的天，还在外面卖豆花，一定很缺钱用。”说罢立即叫他们多拿些钱给那个小贩。还有一年春节，她给孙子李春来买了一双新鞋，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人在寒风中赤着脚走路，心生悲悯，就把新鞋给了那人。春来回家穿不到新鞋，很觉伤心。老人在一旁说道：“找得到是好兆头，找不到是佛光普照。”春来听了这句颇富禅机的话，知道素有菩萨心肠的奶奶，一定是把鞋送人了，也就不再伤心，又高高兴兴地穿着旧鞋过年了。
生活中，若有人求救于她，她往往会一拍胸脯，立马去帮。有人曾经和她说：“何必多管闲事呢？”母亲听了却正色答道：“排难解纷是正事，怎么能说是闲事呢？”有一次，邻居的一个媳妇被婆婆欺负，哭闹着要回娘家。母亲告诉她：“你婆婆刚才来过。都说你好话，说你贤惠，说你勤俭，说你会持家，怎么你现在倒恨起婆婆来？”媳妇听得目瞪口呆，从此婆媳和好，再也没有口舌之争。
“排难解纷是正事，怎么能说是闲事呢？”星云说：“这句话一直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耳濡目染下，我也继承了母亲的性格，一直都很喜欢帮助别人化解纷争，而且并不一定是佛光山的徒众，我才特意关怀照顾。每次事后，当我看到双方皆大欢喜的样子，总是想到母亲所说：‘排难解纷不是闲事！’诚然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60]曾经有人问星云，将一些很难化解的恩怨摆平妥帖，有什么秘诀？星云解释说：“这是因为我向来觉得‘排难解纷非等闲之事’，所以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甚至为了让双方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我不惜牺牲己利，以谋求大家的满意。”[61]如1967年，余简玉婵竞选连任宜兰县议员，以42票之多，胜过张学亚，获得连任。但是当时国民党希望男士当选，在开票时让张学亚当选，引起余简玉婵的强烈不满，一时要诉之法庭。因为余简玉婵是位佛教徒，宜兰党部找到星云让他做做工作，把这事平息下来。时值星云接管基督教的“兰阳救济院”（后改为“宜兰仁爱之家”），为了平息这事，星云就将原来拟任院长的李决和居士的位子让给了余简女士。结果，张学亚、余简女士都各得其所。又如，孙张清扬等人的财产纠纷，其他一些信徒的婚姻危机，星云都能耐心协调，一一化解。
智慧是需要一定知识涵养的，但不等于说没有高深的知识，就没有智慧没有文化，智慧更多的是来自生活甚至天赋。星云的母亲与外婆一样目不识丁，但是对人生的见解、佛理的契悟却一点不让旁人。星云曾对“契合佛理”作过这样的解释：“契理，就是上契诸佛理。有的人见到老农老圃，就说如何种植稻谷菜蔬；见到商人，就说出一套生意经；见到工人，就说各种工巧技艺；这表示其说话能契合众生的根机。契机固然重要，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言论能够合理，也就是契合诸佛的道理使众生都能蒙沾甘露法味的滋润。”[62]凭着一份自然纯朴的品性，母亲观机逗教，契合佛理，这点连星云自己都不得不感到惊奇和赞叹：
平常我都是说法给别人听，但是在母亲的身边，却只有听她说法的份，因为母亲随缘触目就能信手拈来，讲出许多深刻隽永的道理来。例如，母亲到大佛城礼佛，看到麻竹弯弯的垂下来，和扬州直挺挺的竹子大异其趣，便说：“在佛祖面前什么都很低头的。”母亲在佛教文物陈列馆看到千手观音，就双手合十，“菩萨的千手是去帮助人的”。
有一回我陪她从山下走到西来寺，来到一扇铁门前，我掏出钥匙告诉母亲：“我们今天改走后门，上去比较近。”母亲却答道：“上等人主人迎上门，中等人有人接待人，下等人求人都无人。前门后门都不要紧，到了西来寺只要看到人。”到了西来寺，我说：“我来点香给您拜佛。”母亲却回答：“佛祖哪里要我们的香？哪里要我们的花？佛祖只要我们凡人的一点心。”
给星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他在讲《金刚经》，不知道母亲就坐在后面听，等他下台之后，母亲说他讲得太过高深，并且问他：“怎么可以告诉大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呢？’无我相倒也罢了，如果无人相，心中眼中都没有别人，还修什么行呢？”母亲的一席话说得星云一下子哑口无言。回想母亲所说的一切，星云不禁感叹：“这一切不正是在为佛陀‘以人为本’的人间佛教写下最佳的注解吗？”[63]当然，对“无人相”而言，只是有趣的歪打正着。
星云母亲幽默而风趣。一次，有记者问老太太：“台湾好？还是大陆好？”这话带有政治用意，一时连星云在旁边也捏了一把汗。不料老人神态自若，从容道来：“台湾人民生活富裕、经济发达，但是我年纪大了，在大陆住得比较习惯。”
一次，几位信徒来探望她，她说：“有一个儿子在外经商，写了一封信给妻子，说：‘秋海裳身体保重，金和银随着花用，麒麟儿小心养育，老太婆不要管她。’不料这封信没到自己的妻子手中，却落到了老母手里，母亲就回了一封信：‘秋海裳病在床上，金和银已经用完，麒麟儿快见阎王，老人家越老越壮’。”
老人家常对那些去看她的信徒说：
你们出家人都是有根机的，出了家受了一点委屈也是值得的，因为多受一次磨炼，就会多增长一份根机。一个出家人学佛都是有根的关系，你们要懂得珍惜，好好修行才是。如果有人问她出家有什么好，她会像背书一样给你说道：“一修不受公婆气，二修不受丈夫气，三修没有厨房苦，四修没有家事忙，五修怀中不抱子，六修没有闺房冷，七修不愁柴米贵，八修不受妯娌气，九修成为丈夫相，十修善果功行圆。”
见到星云母亲的人，都会对老太太有板有眼的行为举止敬佩不已。她举手投足，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站着从不晃一下，坐着从不跷一下脚或靠着椅背，更不靠枕头棉被。星云为了让她坐得舒服些为她购置了一套沙发靠椅，但从未使用过。平常说话走路，她安详稳重，从容不迫，天大的事好像都波澜不惊，方寸不乱。这种堂堂仪态，在苏州的法庭上面对法官的询问，在“文革”中面对公安部门的审查，她都一如平常，丝毫不怯，从容应对。星云伟岸的身姿、和蔼的笑容、洪亮的声音，坐卧行止、语默动静之间，在在表现出吸引力。这种庄严法相，除了受长期艰苦的丛林教育外，恐怕也有他母亲的一份遗传。庄严法相，在佛教中也同样会起着无言的教化作用，以法相度众，也是人间佛教的题中之义。星云在《人间佛教的蓝图》一文中写道：
菩萨具足三十二相庄严容颜，八十种好严饰身姿，与世间人以美服遮身，华严首，大异其趣。而丑僧俊道，固为佛门美谈。色相亦虽只是假相，但是借着外在的庄严相貌，让人心生景仰，乐于亲近，也是一种度众的方便。经典记载佛陀“三祗修福慧，百劫修相好”，《大智度论》说：“佛身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而自庄严法身。”佛陀当初曾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度化无数弟子入佛门，人间佛教和弟子也要培养“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以庄严自身，成就菩提。[64]
以法相度众不是空谈，在星云身上就发生过这样的真实故事。一次，在高雄到宜兰的火车上，一位少校军官跟星云相对而坐，见他一路上端坐念佛，在火车的颠簸中，整整8个小时身体没有动一下。结果，他下车后主动要求皈依星云，成为出家弟子。
星云对自己的母亲怀着至深的感情，1978年，星云与分别30多年的母亲终于见了面，为尽孝道，把母亲接到台湾和美国奉养。他的孝行一时激起了一些人的议论：“出家人割爱辞亲，寻求解脱，怎么可以像世俗的人一样，奉养父母、回乡省亲呢？”其实这种议论是缺乏依据的。从佛教历史上看，出家并不意味着要撒手父母，视父母亲友为陌路人。以佛陀本人而言，他成道后，不仅回家探视父母，而且度化妻兄。为报父母恩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三月，在父亲的丧礼上亲自抬棺。为成就目犍连尊者救母孝心，宣说《盂兰盆经》。这些都说明了佛陀的孝行。隋朝的敬脱法师一头挑着母亲，一头挑负经典，云游四海。南朝齐道纪法师一面侍奉母亲起居饮食，一面说法不辍。有人提出要代他养母，他说：“生养我的母亲应该由我亲自来孝顺，怎么好麻烦他人代劳呢？”唐睦州陈尊宿在黄檗禅师那儿开悟后，在开元寺自己做蒲鞋卖，供养老母。
作为宗教家，星云对孝道不仅重知，而且重行，并朝着至孝努力。他创办了不少老人慈善事业，在宜兰时就接办了仁爱之家，收养孤寡老人。对一些晚年生活困难的老人悉心照料。如孙张清扬是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对台湾的佛教事业贡献良多，一度变卖首饰赞助印行《大藏经》，以后又成立书局，出版佛书，还慷慨资助兴复善导寺，等等。但是自孙立人将军被蒋介石削去兵权后就门前冷落、人情淡薄。年老之后，更乏人问候，但星云不忘她对佛教的贡献，常常去探望。她逝世后，星云为其支付丧葬费用，并将其灵骨安放在佛光山。
因此，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赠诗赞星云道：“大孝终身慕父母，深悲历劫利群生；西来祖意云何是？无尽天涯赤子心。”
母亲对星云的思想、人格的影响是多重的。如果说，外婆最早在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最初的菩提种子。那么，母亲则给了他献身佛教的内在生命和机缘。没有母亲的奉献和睿智明达，让李国深小小年纪就出家，那也就没有今日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在星云日后的云水生涯中表现出的博大胸怀、坚韧意志、慈爱品格都洋溢着母性的神圣光辉。列维-斯特劳斯曾说佛教是母性化的宗教，这在星云身上似乎也得以印证。
当然，这里所引述的外婆、母亲的事迹，都出自星云个人的回忆，免不了掺有个人情感。但是，从星云外婆与母亲的身形中也可以看出，尽管历代统治者极力“堵塞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所以中国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即政府有时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自私自利耳。虽然，华人被桎梏虽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到底不可磨灭”[65]。尽管苦难接踵，甚至演为众生与佛教最大的浩劫，但普通老百姓心中的天理良知从未被，也不可能泯没。这是中华佛教复兴的最深厚根基、希望与支柱。
而这位饱经忧患，给星云以生命，给星云以精神哺育的母亲，在走过了人生九十五个岁月后，于1996年5月30日凌晨往生。星云曾写下这样一段深情的文字来告别自己的母亲：
众人诵经念佛声中，我轻轻地按下了绿色的电钮，一阵火，一阵风，一阵光，永远地送别了母亲。当初二十五岁的母亲，生下了我的身体；现在七十年后，母亲的身体却被我火化了。母亲好像一艘船，载着我，慢慢地驶向人间；而我却像太空梭，载着母亲，瞬间航向另一个时空世界。[66]
四 历史的“不公”
星云曾很自豪地说过：“我的人间思想，是从小的时候就养成的。”[67]的确，除了受外婆、父母的影响之外，国深小时候也已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
国深的家乡苏北历来就贫困，与一江之隔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极其悬殊。这差距大部分由地理环境造成。苏北地势两头高中间低，安徽上游手掌形的大量支流以较高落差，汹涌而入集中灌注进入中游干流，而中下游之间落差很小，而且下游的入海口道又不畅，夏秋河水上涨时，就闹水灾，几乎每10年一次。笔者在写本书时，淮河流域正是洪水肆虐之际。2003年，江苏受淮河水患的损失就达189亿元。[68]而且由于苏北的土地大都由海平面上升形成，土壤含盐量高，农作物生长不良，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大多外出凭手艺谋生。扬州地区乡人多以“三刀”（剃头匠的剃刀、厨师的菜刀和裁缝的剪刀）为业。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比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总好得多，况且手工业工匠走街串巷，与农民相比，还有见多识广的长处。“三刀”，对当地人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职业，国深却没有以此为业的念头，反而立志不与“三刀”为伍。有道是有志不在年高，尽管那时他还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但那些由村头来念经开示的法师们，其威仪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他日后与佛结缘的契机。他这样回忆：
记得家乡扬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里人多以三刀为业，但是我从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与三刀为伍。后来又看到来乡里诵经开示的法师们，个个威仪庄严，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9]
10岁那年，抗战爆发后，扬州的一些寺院里的大和尚成群结伴来乡里躲避战火，信佛的外婆知道后，立即煮饭办斋请他们到家里应供。这是国深与和尚最亲近的一次机会，他总是围着他们好奇地问这问那，和尚们看他人虽小却十分机灵，就怂恿他跟他们一起走，结果他还真认了一位师父。就在他们要带国深走的时候，小国深仰着头问那位师父：“可不可以带外婆一起去？”师父笑着回答：“不可以啊！”国深感到不满意，怎么不可以带外婆呢？于是，又追问：“我可以带母亲一起去吗？”师父笑笑：“不可以的。”“那妹妹可不可以带呢？”当然也不可以。国深大失所望，因为外婆、母亲和妹妹是他最喜欢最亲近的人，跟了师父一走，就一下子都不在身边了，心里一阵难过，就回道：“她们都不能去，那我就不跟你们走了。”这是星云第一次萌生出家的念头，一年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知客师愿意出家时，并非没有一点前缘。
国深具有非常强健的生命本能，这一本能受到母亲经常讲的话“要争气，不要生气”的激发，成就为好强、永不退缩的坚韧性格。星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为佛教争一口气。有人正是这样评价的：星云“是中国佛教界第一位足以与其它宗教分庭抗礼，而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争一口气的人”[70]。这种力争上游的进取精神在他青少年时就有了雏形。
国深小的时候，家里的日常用品要靠摆渡到对岸去买。抗日战争时，没有人肯为赚一毛钱而冒生命危险去摆渡载客。那时国深才10岁，看到这种情形，却一点也不胆怯，他自告奋勇，把衣服一脱，往头上一扎，跳下湍急的河流，终于把大家要的日用品买回来。街坊邻居都称赞说：“这二小子不简单！”看到母亲这时的笑容，小国深暗暗地对自己说：“我还要更加争气！”他还回忆说：“青少年时，有人议论我，说我‘没出息’，我听了当下就立志发愿：将来我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给你看！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没有用’，我听后更加发愤图强，深信自己只要以勤补拙，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71]在栖霞山出家时，望着母亲孑然消失的背影，星云当时在心中呐喊道：“母亲！你放心好了！我会争气的！”在佛学院读书时，起先他作文不好被同学取笑，被老师批评。第一篇作文老师批了一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同学们嘲笑说：“这是说你不知所云。”一次写故乡，他自觉写得不错，但老师又回敬一句诗“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认为是抄袭。但是星云没生气，更没泄气，反而更加用心，默默努力，不断摸索，深入思考。最后，作文不但在课堂上受到老师的表扬，还在报纸上发表了。星云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处。”[72]
但是仅有“争气”的想法是不够的，许多人都想自己要争气，但不是变为争强好斗，无谓纷争；就是强出头，出不了，最后还是灰心丧气。所以进取心必须与忍耐心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国深在小的时候也养成了能耐能忍的习性。这种坚韧主要是在贫困的物质生活中磨炼而成的。他回顾道：“我出身贫穷的苏北，12岁出家以后，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贫寒适所以励志，我刻苦耐劳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而成。”[73]这种从小养成的刻苦耐劳的性格，使得他在颠沛流离、苦难连连的岁月里，在遭遇不公、污辱、讥讽等打击时，仍然能够坚执理想。星云在回顾他的人生历程时很自豪地说：
如果我当时不能忍饥耐贫，岂不也是随俗流转，又哪里能在日后发展弘法利生的抱负呢？所以忍耐不是胆怯，而是在面对生死存亡、荣辱毁誉时，还能够打从心里发出一种无比的勇气，坚守自己的理想。[74]
一般人对佛教的忍有着不小的误解，认为忍就是忍让、后退，可以无原则地什么都不计较，这是彻彻底底地错了。星云说：
忍不只是忍让、后退的消极，它具有积极向前的精神。比如降魔时需要忍，牺牲奉献时需要忍，从忍中智慧才能增长，从忍中功德才能增加，从忍中我执才能去除。……没有进取的作战勇气，烦恼魔军又如何能消灭？要弘法，如果不能以进取之心，不断汲取新知，又如何能应世所需，为人所接受？佛教要兴隆，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的护教之心，又如何能排除邪见？[75]
这样的忍耐，其实质是忍受一些个人损失、个人毁誉乃至个人委屈，是积极进取，以弘法利生、兴教利众为大目标大旨归的大修行。所以星云深有感触：“百千万忍，只为兴教，没有百忍兴教的精神，如何成就人生大事？我就是这样忍了一生……我一生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力量，就是忍耐！”[76]
在乐观的同时，与大家分享快乐似乎也是国深的本性。他说：
早在三岁那年，我就有具有“皆大欢喜”的性格。那时，家境不好，一片供过佛祖的糕饼、一块路上拣来的奇石，我都如获至宝般，与玩伴共同分享。每逢年节，我拿不动家里的糖果罐，往往使尽力气，把它拖到庭院里，邀请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一起过来吃糖，街坊邻居都取笑母亲养了一个傻儿子。我当时还不懂得大人们持家艰辛，只是看到大家吃得欢喜的模样，就打从心底高兴起来，所以乐此不疲，也就顾不得别人的揶揄了。[77]
在八九岁时，当家里人出门以后，小国深就开始整理房间，不但将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还钻到炉灶里，把草灰全都耙出来；蹲在水沟边，将树叶污泥掏干净，并且煮好饭菜等候家人回来。每次看到他们进门时高兴惊喜的神情，他自己也会满心欢喜。12岁剃度出家后，在佛学院念书时，课余时，他不但发心从事典座、行堂、司水、香灯等工作，而且总是想尽办法做好。凡是别人不愿做的，他都肯干。其实，不少新路子都由此开辟。在这10年的丛林参学生涯里，星云自忖：“在服务奉献中，我获得甚深法喜，在给人欢喜上，自己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78]
星云乐观的性格既源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如孔颜乐处的生命境界，虽一箪食、一瓢饮也能不改其乐，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同时也与从童年开始就目睹他周围的生活中有着太多的纷争纠葛，太多的争权夺利有关。他思忖，人生已太苦，何必彼此又给对方增苦添难？相反，“唯有人人布施欢喜，才能相互融合，世界和平、天下一家的理想才能达成”[79]。因此，“将欢喜布满人间”成为星云从小到大一生的期许。他说：
我一生致力于散播欢喜……记得童年时，家乡生活贫苦，常常见到左邻右舍的人家动怒吵架。出家以后，我又时时目睹一些同道习于给人难堪。及至弱冠，走出山林，从事弘法活动，接触社会百态，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以磨人为乐，以损人为乐。对于这些情形，我深以为憾，故自幼至长，一直立志要将欢喜布满人间。[80]
这种欢喜布满人间，就是要将人性中最尊贵的欢喜心展现出来。他说：“对于到处可见的乱象恶习，我们与其痛心疾首，倒不如平心静气地自我期许：从今天开始，尽一己之力，将欢喜布满人间。”同情心乃有情众生本能，中国传统的性善论依据不过尔尔。孩子天真未泯，同情心更丰富，小国深也同样如此。星云说：“我自幼就极富慈悲心，总是想尽办法，补救那些不完美的人和事。”[81]小国深对于别人的苦难和不幸总是抱以同情之心、怜惜之情，想方设法替人减轻痛苦：
五岁那年，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们全家人围聚在火炉边闲话家常。这时，舅舅开始讲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山林里住了一个老公公，孤苦无依，没有人照顾，每天都过着很穷很穷的日子，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我忽然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等到故事讲完了，大家找不到我，后来发现我在桌子底下哭得眼睛都红肿了。母亲焦急地说：“怎么回事呢？赶快出来啊！别一个劲儿地躲着哭！”“老公公好可怜啊！我们应该去帮帮他”，我哭着说。“哎！傻孩子！这是讲故事，不是真的”，舅舅笑了。我不相信，央求家人一定要帮助这个老公公。大家拗不过我，只有冒着冷风，带我到街上买点心送给我的外公刘文藻先生。并且指着他说：“我们说的老公公就是他啊！”我这才放心回家。
及至稍长十岁那年，父亲为了维持生计远赴他乡，经年累月都不在家，某日突见他返回家门，我想到他日夜辛苦，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此后，我便四处寻找零工，帮补家用，希望能借此减轻他的忧劳。后来母亲长年卧病，我为了让她欢喜，每天都在工作之余，蹲踞在她的病榻之前，为她念七字段的小说解闷儿。母亲不识字，但我念错时，她会纠正我。家中大小事务我也打点妥当，不让她操心。乡人都夸赞我是个孝顺的孩子，而我只觉得这是人子应尽的一份心意。[82]
国深不但爱家人、爱不认识的老公公，还非常爱小动物：
七岁那年冬天，我见到一群小鸡被雨水淋得全身湿透，心中非常不忍，于是设法将它们引至灶前，想借着火的温度将羽毛烘干。没想到一只小鸡因为惊慌过度而误入灶中，等到我将它从火海里抢救出来时，全身羽毛已经烧光，脚爪都烧焦了，连下喙都被烧掉一半。我每天耐心地用杯子装满谷类，一口一口喂食，并且经常以爱语安慰。如是过了一年多，小鸡居然没有夭折，后来还能长大并且下蛋，亲友邻居都视为奇迹，纷纷问我是怎么养活它的，其实我只是感同身受，把自己也当成小鸡，处处为它设想而已。[83]
九岁那年，我亲自饲养的小白鸽飞失，好几天都不见它回来。我挂念鸽子乏人照顾，挨饿受苦，竟至伤心欲绝，投河自没。不知是自己命不该亡，还是从小泳艺超群，竟然顺着水性，一路浮到彼岸。我悻悻然回到家里，终日忧心如焚，食不下咽，达数日之久。[84]
小国深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很会捉苍蝇、蚊子，他说：
一般人捉不到，因为掌风先到的关系，我可以纹风不动，从它的头部方向一握就捉到了。蚊子吸我的血，我把肌肉夹紧，它动也动不了。我捉到了就把它们放掉，别人说：“蚊子吸你的血，你为什么不打死它呢？”我说：“打死了是一条命呢！它只不过是吸一滴血，你就杀死它，就像犯了小错误判死刑一样！”[85]
只是，这里有多处，星云把自己幼年的回忆似与晚年的已升华的境界混在了一起。也许，这么做是为了以身说法吧！
但据说，凡是家里养的鸡鸭狗畜，小国深都不准别人鞭打、贩卖，或杀煮烹食。由于穷，家里的狗一般都只准吃一顿，但是他却时时将心比心，不忍其饥，常常在吃饭时，端着饭碗，踱到院子里，与狗分享。即使是在兵荒马乱，人也难耐其饿时，也不改初衷，有时被家人发现还要受到一番责备：“人都没得吃了，还要给狗吃。”但小国深却道，人不定要吃，但狗还是要喂的，因为狗不会说话叫饿。最后，还是偷偷地喂狗。看到狗摇头晃脑的样子，小国深乐在其中。
国深11岁了，性格与素质虽未完全定形，但是“三岁看看，到老一半”。那承接淮扬文化深厚传统的灵秀之气，那秉受外婆的善心慧根、识大势顾大体、脚踏实地与果敢，那来自母亲的爱心侠义、明理宽容以及人生智慧，都已隐约闪现。更重要的是，芸芸众生大都听凭本能驱使着智慧，而小国深已学会以智慧驾驭自己强健的本能与意志，如有志气又能忍耐，以等待时机；如坚毅进取，又能与大家分享快乐，将来必为众拥护；又如看到了世间的险恶，却保有着天赋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大器所禀，所缺的只是组织方面的才干。以太虚所期望的“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佛教领袖的要求衡量，则还欠着大悟。
历史实在“不公”！以太虚的大智大悲大勇，曾属意常惺法师“接棒”，但常惺早逝；后来太虚又栽培福善法师继承他的事业，可福善仅32岁就夭折。不论在当时佛教的“新派”还是“旧派”中，常惺与福善都有不错的口碑，然而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岂非天道不公？但历史又是公道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从来不分亲疏，不排什么“法子、法孙”辈分，只问你的器宇、你的素质是否堪任。慈航在太虚众多的弟子中并不很被看重，甚至因文化底子差，曾受到某些法师的嘲笑。然而恰恰在太虚圆寂后，“在教内呈现的一片荒凉景象中，慈航法师在南洋依然吹起佛教革命的号角”[86]。星云不是太虚嫡传，而且在赴台的诸僧中年龄最小，甚至也曾被太虚门下看轻。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五 契合与升华
国深那时还不知教界与俗界一样，有着历史上形成的宗派门户之见，也不知即使在太虚弟子中，也难免存在是非纠葛，甚至不知他的面前横亘着的将是怎样一条曲折的道路。但善根深植，悲智长养，性情初成之后，恐怕总有一天会踏入佛门，而引导他最初契合于太虚思想的乃是自幼埋于脑海的外婆“不要同归于尽”的话。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也正是从讶异当时佛门竟存在那么多的弊端发源，印顺法师也差不多。可见只有青年，对此才异常敏感。由此，后来的星云研修佛理，走上了觉悟之路。但究竟在什么时候星云顿悟？他自己没清楚地说，他的《我的宗教体验》一文中也只是讲：栖霞律学院的“在我过午不食这段期间，许多平常不曾想到的事情，仿佛清江映月一般，自然浮现于脑际；过去百思不透的道理，宛如茅塞顿开一样，了然于心田”[87]。自然，这只是初悟而已。
但当星云初悟之后，淮扬文化的灵秀之气也就转为度化众生的善巧，童真的爱心与同情心也就开始升华为慈悲，承传于两位女性的睿智则转为初步的般若智，而受她们影响形成的刚柔相济的性格的包容力可以说是星云契合人间佛教思想之中道的最初胚胎。星云说：
所谓中道，是中观的般若智慧，有了这种智慧，遇到了事情就懂得事待理成，懂得把握其中的原则。遇到一切果，就知道果从因生，种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不会随便怨天尤人，会去追查原因。“有”的现象，是由于“空”理，“不空”就什么都没有了。……“空”中才能生妙“有”。人间佛教是过着一种有物质，也有精神的生活，物质、精神的生活是同等的重要。有向心外追求的世界，也有向心内探讨的世界；有前面的世界，也有回头的世界。不是盲从，一味往前冲，冲得头破血流，也要懂得回头是岸。人间佛教有拥有的，也有空无的；有群居的，也有独处的。把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调和起来，使人间成为最美好的生活。[88]
但这里讲的真空妙有属于典型的真常唯心论，而太虚之主张与印顺所论的人间佛教的最大差别就是讲调和融合，太虚提倡的唯识学与欧阳渐、吕澂思想之间的最大差别也是讲调和融合。讲调和融合即圆融。圆融是真常唯心论的又一思想特征，偏爱中观与独尊法相者也因此对真常唯心论不满，他们所谓的思想笼统，即指讲圆融就损害了理论上的彻底性。[89]可是不但不反对，而且进一步强调融合，恰为星云人间佛教思想的特色之一：“在佛教里，南北传的佛教要融合，传统和现代的佛教也要融合，禅净要融合，显密也要融合，僧信要融合，世出世法也要融合，融合就是中道，中道才是真正的佛法。”[90]
当星云有了进一步觉悟之后，来自母亲的“好管闲事”的性情，一方面升华成为星云关注人间，关注社会，开展人间佛教的实践个性。另一方面“好管闲事”与人间佛教的关怀社会思想也有着内在的契合。在《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一文中，星云标示了人间佛教的人间性、生活性和利他性。他说：“佛陀所发展的佛教，非常重视生活，对我们生活，对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乃至行住坐卧，处处都有教导，处处都有指示。”“佛陀降生到这个世界，完全是为了‘示教利喜’，为了教化众生，为了给予众生利益，以利他为本怀。”[91]因此，人世间的纠纷、利害等都是人间佛教所要关注化解的对象，是佛陀利他为本怀的表现。“所以，排难解纷是正正当当的好事，不是闲事”，是人间佛教的责任和义务。
当星云有悟之后，秉受于母亲的勇敢也开始上升为不仅敢直面与担当，更难能可贵的是转为能舍能放的勇气。当年如果没有小国深母亲一念的大舍大勇，哪里会有今天的星云？时光流逝到了90年代初，母亲在佛光山上，曾面对着台下两万多信徒说：“佛光山就是极乐世界，天堂就在人间，要靠大师好好接引大家，希望大家在佛光山得道。大家对我这么好，我老太婆没有东西送给你们，我只有把我的儿子送给大家。”当星云笑着说：“你不要我啦，怎么可以把我送人呢？”母亲说：“这么多人需要你，我怎么敢独占，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大家的。”
当星云有悟之后，那不愿与“三刀”为伍的志气更转为迥异流俗的超拔之志。在星云出家后，对世间苦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以被同学看不起，受《劝发菩提心文》激发，发下不以自了为满足，而以拯拔世苦为鹄的的大愿。[92]这种大心大愿也成了星云日后实践人间佛教理论的思想基础。星云这样阐述人间佛教的大愿心：“我们每发一心，必为人间的利益着想；我们每发一愿，必为人间的庄严用心，健全自我；发慈悲心，普利众生；发头陀愿，努力作务；发菩提愿，完成佛道。”[93]这里的健全自我，也显示了真常唯心论的真我特征。
真我意识使星云在他人生最困苦不堪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这种弘法利生的信念。而正是这种信念与大愿使他雄心万丈，战胜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困难，开拓出人间佛教一个又一个新境界，从而也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在确立了自己弘法利生的人生目标后，星云以一生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说：“可以一生奋斗，不能片刻失志”[94]，“我凡事都以‘一生’作为奋斗的目标，全力以赴，不做到最后一口气，决不放弃”[95]。
这种弘教利民，兴教为众的信愿也逐步升华了星云自己的人生境界。他在《愿心的升华》一文中，总结了自己60多年来自己志愿不断升华上升的四层境界，这也是一个我执不断去除，以众为我的过程。他说，在12岁以前，祝祷“伟大的佛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请您加持，赐我聪明、智慧、勇气和力量，让我一切顺利”。这时的心愿是为了自己的聪明、智慧、勇气和力量。20岁以后，则认为祝祷只是为了自己，岂不是太自私了！自责道如果每个佛弟子都是这样，佛菩萨是否要大为感慨？因此，20岁至40岁时，祝祷内容一变为自己周遭的人：“伟大的佛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请您加持我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和一切护法信徒，令他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阖府平安！”这比起仅为自己祝愿来，已高了一层，星云一时也沾沾自喜。可是到了40岁以后，反观自照，星云又悟到这还是自私的，不尽如佛法。因为，请求佛陀庇护的对象仍然是围绕在“我的”两个字上。到40至60岁，星云的祈祝又有了新的突破：“伟大的佛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请您给世界带来和平，请您给社会带来和谐，请您给众生得度因缘。”这时的星云法喜充溢，因为他实践了《华严经》所说的“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时我执虽然已除，但仍想着伸手向佛陀要这要那，扪心自问自己又做了什么呢？因此，60岁以后，星云的愿心又有蜕变：“伟大的佛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请让我来负担天下众生的业障苦难！请让我来承受世间人情的辛酸冷暖！请让我来延续实践佛陀的大慈大悲！请让我来代替如来世尊的示教利喜！”[96]他说，每一次祈祷的变化都是一层心灵的洗礼，每一层洗礼都使自己生活更加海阔天空。这种大愿大心整整经历了60多年岁月的不断锻炼和提升。星云带徒众开拓的人间佛教事业正是这种愿心的结晶。由此看来，星云是由渐悟走上了菩萨道。
当他走上了菩萨道之后，本来要“争气”进取的个性，就推展为人间佛教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太虚所期望的“实行”能力。而正是进取与务实精神，在星云开展人间佛教的宏大事业时，面对来自教内教外的作梗阻碍时，不仅让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更重要的是“争气”，在星云已不是什么为争个人的名位脸面，而是为教为众的一种责任和担当。“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我们应该自我反省，自我奋发。因为，唯有自我‘争气’才能立于不败之地。”[97]这种强烈的进取意识在星云的一生中最豪迈的一句话就是：“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观念。”[98]这话的原创者不是星云，而是尘空法师。尘空法师也是太虚的忠实弟子之一。1949年，星云初到台湾时，尘空法师托煮云法师带给星云的信中有这句话。这句话给星云以强烈的震撼和弘道布教的神圣使命感。他说：
当这句掷地铿锵的金玉良言映入眼帘时，心中顿起无比震撼！在那个局势混乱的年代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随着西风东渐，耶教盛行；加以台湾佛教徒在当时缺少正信，只知烧香膜拜，乞求福寿财利，使得佛教沦入迷信之流，自然得不到社会重视。而佛教本身也在打击僧青年的信心：寺庙不肯接受外来僧尼挂单用斋，求见长老屡遭闭门羹，撰写文章不准刊出，讲经弘法也备受限制……遑论要靠佛教生存。就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处境下，尘空法师的一句话，犹如一帖强心剂，振奋起我的信心道念。是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应该抱着“佛教的命运操之在我”的使命感！[99]
“佛教的命运操之在我”成为星云开展人间佛教事业的真实写照。
当他走上菩萨道之后，凡俗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也就转化为佛法的大忍。星云说：“要做到‘佛教靠我’，并非易事，还需要有坚强的忍耐力量能经得起百般的阻难。”[100]星云把这种忍耐的能力戏称为“佛光功夫”。这种佛光功夫，就是以佛法为支柱，坚持理想，经受住贫困、饥饿、疾病、诽谤、造谣等各种各样的考验，以实现弘法利生的最终目标。《佛遗教经》有这样一段话：“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诽谤、讥讽、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人道智慧人也。”星云是一个“能行忍者”，他对忍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忍耐就是力量》中，星云说：忍耐不是胆怯、忍耐就能承担、忍耐成就大器、忍耐不是退缩、忍耐不是无能、忍耐化解怨恨、忍耐为了利他、忍耐就是慈悲。他对佛法中三种忍的境界有着深刻的体会：
我以为：“生忍”，是为要生存在人间酝酿的耐力；“法忍”，是在转思想心境，用佛法产生的智慧；“无生法忍”，则是随缘随处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灭的自在境界。能够拥有“生忍”，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够拥有“法忍”，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能够拥有“无生法忍”，则在在处处，无不是桃花净土、自由自在的世界。[101]
在他走上菩萨道之后，甚至从小养成的对动物的深切怜惜，也升华为人间佛教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这种慈悲仁爱已不仅仅是对人与社会的关怀，也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众生：“人间佛教不只是人与人间的同体共生，人和一切众生的同体共生也是人间佛教重要的一环。”[102]“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但应该帮助同类，更要体会物我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行‘无缘大悲，同体大悲’才不愧为万物之灵。”[103]星云这样说，也这样做。
一九五六年，我在宜兰开设一所佛教幼稚园——慈爱幼稚园，因为口碑很好，学生日益增加，最多时曾有二百人的盛况。为了培养儿童的爱心，我们养了猴子、鸟儿。畜园的老板一再劝我不能给猴子喝水，否则会很快长大，就不好玩了。但是我想到口渴的难过，于心不忍，还是每天喂它喝水。不多久，猴子长得比半个人还要高大。等到养得再大一点的时候，我见它终日关在笼子里，心生悲悯，于是放它回归山林，望着它在树上攀爬跳跃，高兴无比的样子，一股生命的喜悦油然而生，冲淡了原本的依依不舍。多年前，佛光山曾经养过一只狗，叫作“来发”，徒众见我视动物如己命，自然也对它百般疼惜。有一次，客人送了一盒饼，杨慈满师姑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个，对着我说：“来发！给你吃！”我即刻伸手过去，说：“来，给我，来发喜欢吃。”旁边的人说：“弟子见了师父，怎么可以叫狗的名字？”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其实我常常也忘了自己是谁，也许正因为拥有这段物我两忘、自他一如的性格，我的心中无时无刻都充满着慈悲的欢喜。[104]
如此说来，星云的人间佛教思想不是在精神上与太虚契合，就是太虚理念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星云思想也有与太虚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给人欢喜。正如陈兵所分析的：“给人欢喜，被奉为佛光人的四大信条之一，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独特的思想。为太虚、印顺等大师所未谈。”[105]针对被明清俗化的佛教倒错的苦乐观，星云指出，苦是人间的现实，但非目的，更非佛教的旨归，佛教的最终目的是要脱苦为乐。自然，这也是真常唯心论的说法。星云还引用佛经证明：佛陀说法时，大家同声愿乐欲闻，到最后是欢喜踊跃，信受奉行。提倡法乐禅悦，在佛教中菩萨的修行，俱证人我两空，成就自利利他之行，心生喜悦，就称为欢喜地菩萨。另外，还有金刚喜菩萨、禅悦藏菩萨。欢喜是“佛教真理的本质，欢喜是佛教修行的精髓”[106]。欢喜能给人带来很多东西。
一个家庭的经营，因欢喜的缘，必能凝聚包容，共创未来；一个社会，能够有欢喜的因素，必然有强力的后盾；一个国家能够欢喜，必然来自于人民的安居乐业。能知觉到欢喜，进而能够创造欢喜，散布欢喜，散布欢喜满人间，这就是人性的开发，人类素质的提升。[107]
因此，他告诉人们：“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布施给别人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把欢喜布满人间。”[108]这种欢喜布满人间，其要义是要超越小我的快乐，求得大众的快乐。在《佛教与快乐》（一）的演讲中，他说：
个人的享乐，其乐是有限的。譬如说一个人欣赏电视，不如很多人共同欣赏比较有情趣。再者……把快乐分享给别人，又可从别人的快乐中增添自己的快乐。这种欢喜不是世间污染的俗乐之喜，而是以法乐为乐，以空为乐，法喜、空乐，才是真正的喜乐。世间一切，我们不一定要占有，享有的快乐更甚其于占有。[109]
这种与人分享给人欢喜的特色标志，对佛光山的成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星云本人而言，“在服务奉献中，我获得甚深法喜，在给人欢喜上，自己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110]。从而通过佛教教育与训练，内化为佛光人的共性。谁说佛光山没有自己的特色？“给人欢喜，给人希望”就是其独特性，是佛光山能够凝聚众心的奥秘所在。
当然，这一特性也并非从天而降。虽说世间从来就苦，但太虚那时可以说是文化上天崩地裂的苦难时代才开始不久，星云生活的时代，特别是至“文革”浩劫，民族的苦难才达到历史上未有的登峰造极。甜水中泡大的孩子不会珍惜快乐，愈是苦难，人们才更强烈地希望有一份欢喜。星云等虽有幸避过此劫，但少年经历过的苦难有助于他深刻体会此情，发掘出佛教苦乐观的真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来看，在困苦中仍然洋溢着乐观知足。[111]星云小时候无疑也受此影响，但当他走上菩萨道后，乐观精神也不再是个体独善其乐的体验，而升华为超越个人情怀，施之社会，奉献他人，拔苦乐众的一份责任和共享。因此，他说：“众生欢喜，吾即无比欢喜……独乐乐不如与众乐。”[112]追究星云与太虚思想契合的内在原因，恐怕也不得不归结为他们共同坚守的“常乐我净”的真常唯心论，不同之处仅在太虚对“乐”义尚未发挥而已，尽管太虚并不认得比他小38岁的星云。
与早年相对而言，星云思想成熟后似更强调继承中华大乘佛教传统。如“悲、智、愿、行”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五台、九华、峨眉以及四大菩萨观世音、文殊、地藏王、普贤的象征与代表。星云为东方佛教学院立的院训即取自于此，这四个字，既是星云培养、教育人才的目标，也是他推动佛教事业成功的力量源泉。四字以悲为首，悲为救人之苦；悲又常与慈联称，慈是予人以乐；慈悲实质是同情苦难，救人危难。星云说：“我宁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慈悲。慈悲是做人本来应该具备的条件。”[113]同样，星云对智、愿、行也有很多发挥。他对志开上人禅门法统的继承也是很好的例证。尽管后期的星云之所以强调中华大乘传统与人间佛教理念在台湾已居于主流地位有关，但这与太虚早年主张激进的佛教革命，后期则更强调发扬禅宗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强调佛教的和同一面相似。
在台湾当代赞同人间佛教理念的佛教社团领袖中，唯有星云公开表示全面地继承太虚思想。虽然证严法师受印顺教诲，她最早读的书之一也是《太虚大师全书》，其开创的慈济事业充分展开、践行了太虚与印顺共有的人间佛教的关怀社会思想，其重践行的特征，如果用证严的话表达，那就是“做就是了”，其成效可说是后来居上。其特色从为《华严经》强调的悲行，从印顺所称之大乘特有的“悲增上行”入手，从其仪式、音乐、建筑等方面看，也许可以说立足佛教本怀，借鉴了基督教的现代形式而有所创新。东初法师的思想与太虚之间有着直接继承关系，他着重展开践行的是人间佛教的文化学术思想。这一重心由圣严法师及其开创的法鼓山事业所继承与进一步拓展，承续了汉传佛教慧命，并在全方位的佛教教育、禅修等各方面作了推进。圣严法师早就撰写了《太虚大师评传》，但其特色与成功之处仍在文化学术，特别是高水准的佛学研究引导、电子版的经论共享，使学界教界受惠无穷。
与慈济、法鼓山各自以奉行人间佛教理念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为特色相比，星云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全面践行上，他是将太虚的理论付诸实践、思想化作行动的大师。陈兵教授在《正法重辉的曙光：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一文中，称之为“人间佛教的实践者”。走上菩萨道后的星云，其信仰之虔诚、智慧之深不可测、胸怀之广博、意志之坚强以及进取的精神、圆融的为人处世、卓越的组织能力、高明的领导艺术等都足以为历史所垂青，于是，太虚所希盼的能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佛教的学理与制度的“实行与统帅力充足的人”舍其有谁？陈兵说：
当今佛教界，真正称得起大师尊号者，当推星云和尚为第一人。愿力宏伟，慈悲广大，佛学渊深，解行相应，智慧明睿，辩才无碍，这些佛教大师一般应具备的条件，星云和尚可谓一一当之无愧。与历代大师们相比，他还有其特出的品格、胆识、才干，及特别辉煌的业绩：他极善于针对现代人的机宜说法讲演、撰文编书，深入浅出，隽语连珠，把艰深的佛法从寺院藏经楼中解放出来，化为汩汩法水，滋润人们焦渴的心田；他是位佛教革命家，极富革故鼎新的胆略、勇气和开拓精神，极多新的创意，已写下了台湾佛教史上的五十多个第一，其中许多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第一，赢得“佛教的马丁·路德”、“佛教的创意大师”之誉；他极善于创业经营，具卓越的领导、管理、组织能力，所开创的佛光事业，已经是道场遍五大洲、信徒逾百万众，为佛教树立了千秋典范。[114]
海外学者唐德刚则称誉：“积数年之深入观察与普遍访问，余知肩荷此项天降大任（指二乘十宗归一的统一运动），为今世佛教开五百年之新运者，‘佛光宗’开山之祖星云大师（之外）不作第二人想。”[115]作家郭嗣汾也说：
当我写星云时，也有感于他具有诸葛武侯的高风亮节，淡泊宁静的德行；同时也具有王阳明的不畏艰难困苦，去人欲，见天理，立志做世间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志节。……更敬重他有一份宽恕、容忍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一份崇高的理想。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和企及的。[116]
至于符芝瑛、林清玄等星云弟子对他的称道，自然难免过誉之嫌。也许，大陆学者由于台海之隔，很难搜集到有关星云与佛光山正反两方面的充足资料，即使多次到访，也只有直接的表面印象，其欠缺之处不难谅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践行人间佛教的领袖人物出现。但林清玄以“浩瀚星云”作为大师传的标题，也更能说明只有在星云身边的人，才能对他宽宏的气度了解至深。
星云称誉许多人为菩萨行者，[117]佛教领袖赵朴初也认为，“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118]。这里讲的菩萨是符合其发菩提心的人之原意的。其实，国深就是个小菩萨，自1927年到1949年，在贫穷的苏北家乡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时代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血雨腥风，同时也波澜壮阔的场景，那时的苦难与生死无常，养成了他坚强的意志与包容无限的气量，忍耐与耐心地等待时机等品质。而外祖母和母亲，不仅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最初的菩提种子，还在精神气质上直接影响了星云。文化传统与他的自身天赋结合，也初步塑造出其人格，这些因缘聚合而成，为他今后开悟入道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使之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菩萨行者……如同历史老人无偏无党，降大任于斯人一样，历史也终究会澄清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