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原谅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我的一位哲学朋友说，“因为他说，没有什么东西超越文化。”
我把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称为“激进的人文主义”（radical humanism）。作为康德（Kant）和黑格尔（Hegel）著作长期遗产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已经影响了我们。激进的人文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生活”，也就是在人类生活世界、语言世界、历史世界中的事件之流，是没有外在性的。我们拥有的，并且能够知道的唯一世界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总是并只是从我们自己的观点以及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论来看待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内在的、偶然的、（在广义上）属人的。例如，我们关于恒星演化的种种理论可能多少都是具有充分依据、可以辩护的。但是，我们不再能够宣称，我们知道它们得到了完全独立于人类世界的某一东西的认可。知识不再被视为降临到我们、给予我们的东西：知识是我们为了自己而创造出来的。文化已经完全吞没了自然（Nature），以至于如今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超越文化”。知识并不拥有那种旧的客观依托。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宗教、艺术、政治、道德、自然科学以及历史——都是创造出来的，并且仍在我们自己持续的人类交流活动中保持着悬而未决的状态。这意味着，寻求绝对知识的传统形而上学类型的哲学，如今已经几乎完全被语言哲学和观念史所取代了（至少在先锋派中是这样的）。没有绝对的事物之开端（Beginning），没有对终极真理决定性的启示，有的只是了无止境的人类会谈。这就是激进的人文主义。康德和黑格尔以来历代主要的哲学家们都已经渐渐理解，并越来越清楚地阐明了它的意义。记住：我并不是想要你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世界只是我们的梦。我只是指出，它是我们的世界，对我们已经足够真实。但是，这并没有任何独立的确证。
如果你质疑所有既定的权威形式，并从零开始独立地去获得对事物更好的理解，你就是人文主义者、批判性思想家。当然，从最初的哲学诞生开始，西方传统中就已经存在一股人文主义的、批判性的思维。类似的，从希伯来《圣经》写就并编纂以来，在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诸传统中也已经存在一股人文主义的、批判性的宗教思想。但是，远离传统的和客观的权威、走向人类主体、把人类主体视为思想的出发点，这一决定性的“现代”转向发生得要更为晚近。在宗教中，它始于14世纪早期的威克利夫（Wycliffe）、胡斯（Huss）、“近代虔敬”（devotio moderna）运动和那个伟大世纪的神秘主义作家们；在文学中，它尤其发韧于伊拉斯谟（Erasmus，约1500年）；在宗教思想中，它始于路德（Luther）；在物理科学和宇宙论中，它始于伽利略（Galileo）；而在哲学中，它首先是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及他那关于普遍怀疑的方法开始的。
哲学家首先应清楚地认识到，把人类主体作为所有思想出发点的这一转向，就是转向时间、短暂性以及一种主观意识。这一转向必须简单地把下列认识作为生活事实来接受，即，不可能指望任何超出人之外的认可来支持我们的生活。用适当的、毫无修饰的语言来讲，就是谁首先理解了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是独自的。独自的，确实是独自的了。有一个好例子：大约在18世纪30年代早期，年轻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理智上理解了人的独自性，在情感上充分感受到了（独自性的）力量。[1]从休谟开始，我们已经向前推进了所有的论证：用作为基础的思想流动之语言替换了感觉经验，更加彻底地去除了人的自我中心。这一做法比休谟更加彻底。但是，这一基本的认识——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是独自的——甚至从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开始就已经清楚地显明了。如今全部的文化都预设了：我们都是独自的。例如，即便是教会领袖都不会宣称，气候变化及其后果只是祈祷和悔改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这些问题，并且我们必须独自处理。
为什么？因为现代自然科学，正如现代哲学那样，从一开始就以质疑如下宣称作为基础：真理体现在可理解的、永恒的理性秩序（Order of Reason）中；或者，真理就在上帝里；或者，真理只是存在于传统之中。现在开始，我们不是只从时空之外的某物那里接收知识，这物已经拥有完全的知识，我们似乎在期盼它的帮助，它已经知道答案，它自身就是答案。不，从现在开始，人类将不得不把他们自身视为他们自己知识的唯一创造者。这不仅符合经验知识，而且也符合宗教、伦理、艺术、政治、法律和其他的一切知识。一切都在语言中，一切都在时间中，一切都是属人的，一切都是可修正的，一切都是第二性的，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临时之物。它们似乎非常脆弱。但是当然，我们的现代知识同时也比旧的神圣知识要强得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让普通人惊恐万状、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后现代虚无主义，早已经潜伏在500年前朝向人这一主体的现代转向之中了。科学是，并且从达尔文之前的很长时间开始一直就是隐含着无神论的。小说是，并且从一开始就是隐含着无神论的。后现代性和现代性是同时性的，它们总是重叠的。与现代性小说《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相比，《项迪传》（Tristram Shandy, 1760）显得更具后现代性。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整个现代时期就已经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后卫战斗，这场斗争延后了后现代状况的充分影响。而如今，这种后现代状况却成了人们的每日常态。现代已经成为旧的“他谓”类型的思维（为宗教所喜欢）和“自谓”类型的批判性思维（在每一个学科中它都主宰着现代大学的定义性特征）之间的重叠阶段。[2]但是，那么悠久而有趣的重叠阶段如今正在结束。旧风格的“相信上帝”的信念终于处于突然的和最后的崩溃之中了。
富有反讽意味的是，我们人类最后很及时地开始觉醒了，认识到我们可能会灭了我们自己。一种奇特的立场出现了。我现在常常提起福柯（Michel Foucault），他死得太早了。我觉得很别扭，我不得不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承认：我支持了这样一些注定失败的观念和体制。但是，谁不曾这样呢？如今，我们所有人都彻底终结了对生命的幻想——可是，我们乐意如此。到时你也一样。
关于激进的人文主义，也就是空的激进人文主义就谈这么多，因为现在自我也当然地死亡了。一切都只是一个漂亮的、空的符号之泉，源源不断地流出，然后流走。不久之后，光将会出现，这不仅是为了我们每个个体，也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神曲》已经表明了它是荒谬者的喜剧，它将以全黑的页面结束。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避免这样一个结论：没有什么东西超越文化——只有为人所挪用的“生活”世界——那么还有宗教的可能性以及对于生活的宗教态度留给我们吗？这里，我不谈论“基要主义”宗教，这种宗教如此地反文化，如此疯狂地反智，并有如此多的不良品质，以至于它根本不配有“宗教”之名，或许把它视为一种民族主义更好，它为曾经宝贵，但现在受到威胁的共同体身份而辩护。不：基要主义毫无理智或者宗教的兴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整个文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宗教艺术、宗教语言和宗教情感所弥漫。尽管我们知道，没有字面上的上帝，也没有死后的生活，没有超自然的秩序，也没有任何“绝对的”和“永恒的”事物。然而，我们仍然具有宗教的气质——确实，和以往一样，我们持续地渴望那些“不可能的”爱的全部对象。
我在《不可能的爱》中已经讨论了各种不可能的爱。[3]这里，我提出一个新的主题：我们将要描述和讨论一种奇怪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标准宗教教义中的主要主题不仅仅坚持而且经历了转化，并在后现代性中回到我们自身。我把这种转化称作神学的奇异回归，这种奇异回归提醒着读者：旧福音叙事中描绘复活了的基督之显现，耶稣以一种奇异的、变形的方式回归，使得他的追随者们难以认出他。我们的目的是探讨这一回归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现在，一种新的基督教形式，或许其他一些传统也如此，是不是正在我们空的、激进的人文主义文化中形成呢？我是如此地在乎迄今为止在澄清自己的观念方面的完全失败，所以现在我从一开始就提供一些例子来说明。
首先，考虑旧的“神学”观念：语言的力量给予世界以秩序、形态和方式。在《创世记》（1-2:3）中，上帝用话语发出命令，最初的混沌被分成了各种不同的宇宙区域，为最初的人提供了一个居住的世界。因此，亚当和夏娃在一个完全预备好了的世界中苏醒了过来，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为他们提供了一切的房子。这个由语言所创造的世界至少维持到了17世纪，在其他传统（如伊斯兰传统）中也是如此，直到现代早期，人们才以某种方式把这个世界视为符号的世界，把自然视为必须正确阅读的一部书。甚至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后，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仍然从旧世界观发出嘈杂的娱乐之声。上帝命令的话语具有某种音乐的力量：
那时下面的自然是一堆
极不和谐的原子，
不能昂起头来。
悦耳声音从上传来：
“比死还糟的你们，起来！”
于是，冷、热、潮、干，
遵守音乐的力量，
一跃站起身来。[4]
德莱顿，比弥尔顿还年轻的一代，于1687年写下这首诗。他生活在牛顿和皇家学会的年代。他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天主教已经过去，新的机械决定论的胜利已经终结了到那时为止的流行观念，因为自然最初由语言创造，所以通过阅读时代的征兆（即通过对它字面的解释）我们最能理解自然。牛顿之后，英国写实主义认为，语言只能拷贝独立的真实世界。语言不再创造。
但是，康德和浪漫主义之后，尤其20世纪早期哲学转向语言之后，旧的圣言的创造力观念回归了。始终变化的语言持续地创造和重新创造着世界。在语言中，我们所有人都在描述世界以及看待世界的各种理论。尽管以前认为上帝通过他自己命令性的话语一劳永逸地创造了世界，但现在通过我们之间的会谈，我们把我们自己视为我们自己的世界的唯一创造者和重新创造者。这个世界完全适合我们居住，因为是我们将它创造成这样的。我们必须将它创造成这样：人们几乎不能想象人类建构一幅完全不适合他们居住的世界图景。相反，在后现代思想中，没有无主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是某个人的世界，是他自己的生活世界。语言和经验、词和物、我和我的生活世界总是彼此互属的。[5]
因而，在后现代性中，语言塑造世界这一古老的神话—宗教观念以一种新的激进的人文主义形式回归了。
第二个例子：《圣经》中的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最初的人类，以及《圣经》中一个悠久的传统，随后敦促人类以某种方式仿效上帝的信实、怜悯等。这意味着什么？如何去理解这一奇怪的事实：几千年来，我们都以某种方式相信这个经验世界是被创造的、被认识的，并且由一个隐秘的超越经验世界的超自然世界所控制？为了发展人类思想，为什么必须接受这一路线？
一个越来越暗示自身并确实为青年黑格尔[6]所持有的答案如下。最初的人没有什么理论，几乎没有机会能够理解并控制狂暴的自然，实际上也无法理解并控制他们自己。那些首先学得语言并尝试思考人类处境的人完全不知所措。他们只有通过想象更大的存在物才能克服之，这一存在物能够并确实理解和控制着人的精神和世界。“我不能理解它，但我必须相信有一种更大的视角，在其中什么都可以理解了。”通过伺候精灵以及与其沟通，人们可能希望博得它们的保护，甚至获得它们的一点力量。整部神学史，从人类的开端到伊斯兰教（它是所有古老的基于宗教的诸文明中最后的、最宏伟的文明）的兴起，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谈的是，我们如何缓慢地发展我们的主权观念、支配和主宰的观念、律法统治的统一的宇宙观念、道德律的观念，以及统一的、道德上可解释的人类自我的观念。所有这些观念（还有更多）都只能通过理论，即通过他谓思维，得到发展。只有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才能逐渐成为我们自己；因为，一直也有这样的观念：上帝日益将他辉煌的力量和品性传给我们。人类一直就注定是上帝的代理、上帝的副手、创造的顶点、人（Anthropos）、宇宙的人、小宇宙。因而，真实的是，甚至从激进的人文主义立场看都是真实的是，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为，正是通过上帝的观念，我们才能够逐渐成为我们现在所是的一切。因而，我们会并且仍然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他（以及通常的精灵世界）在创造我们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他抚养了我们。
这是神学的奇异回归：上帝确实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对我们来说，现在这个真理是完全压缩或封闭在有关人类状况激进的人文主义之理解中的。我敢断言：我的学术同事，他们献身于各大宗教之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批评之研究，实际上持有和我一样的观点，尽管他们会强烈地否定这一点。他们当然要否定，并且他们当然还会否定。因为，现代批判神学本身（像现代教会史）一直心照不宣地预设激进的人文主义生活观，因此一直静静地为新类型的、我们在此描述的宗教思想准备基础。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它，我最坏的敌人是并且不得不是我秘密的盟友。
神学的奇异回归（Theology's Strange Return）一词也引起了本书另一个主题，因为“回归”一词提醒我们心理分析中“被压制者的回归”。在后现代性中，基督教日益被解构，就如文本和潜在文本（text and subtext）是分裂的。我们开始认识到：宗教首先是由大规模的压抑行为创造的。最初的耶稣是一个要激进得多的人物。他不得不被深深地掩盖起来，并且成为信仰的基督、上帝道成肉身的圣言、圣父永远顺从的儿子。因此，奇怪地掩饰的结果就是，使徒和祭司能够在巨大的救赎神话中把耶稣呈现为核心人物。这一神话给了信徒一个可以与上帝合一的许诺。但许诺被永久拖延了，而上帝并没有被废黜。这里，这一复杂把戏的目的只是要保持一点点有关耶稣所肯定的东西，同时充分保留神圣的超越性、超自然世界、宗教中介系统，尤其是要保留祭司的权力和惩罚的力量。但是，在后现代性中，这全都崩溃了。我们开始明白，历史的教会基督教一开始就是出于对其背后更大、更好的东西的抑制。如今这种东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剥离一层层虔诚的伪善之任务花费了很长时间，遇到了大量的阻力。例如，在英语世界，礼仪年在皇家学院教堂唱诵亚历山大（C. F. Alexander）夫人的赞美诗《曾经在大卫王的城里》中达到了高潮。这首赞美诗描述了耶稣的童年：
整个神奇的童年，
他都虔诚和顺从。
基督的孩子们全都要
像基督一样
谦卑、顺从、善良。
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永恒的福音》中反对把耶稣刻画为伪善形象的耶稣。在正典福音中，只有一个关于耶稣童年不顺从的故事：
耶稣很谦卑吗？
他有任何谦卑的表现吗？
还是小孩，他就离开父母，
让父母忧心忡忡。
他们找了他整整三天，
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承认，我没有尘世的父母：
我在做我天父的事。”
如今，每个学生都知道，布莱克诉诸卢坎（Lucan）的故事本身也只是虔诚的注释，这个注释基于婴儿撒母耳（Samuel）一个相似的故事。
然而，我们承认，事实上，整个被接受了的“基督的生活”很少好于虔诚的注释，它局限在最早、最好地证实了的语录传统中。然后，我们还要更严格地把我们自己局限在最简单、最完美的打趣话里——一幅非常不同的图景开始呈现。即便是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甚至是尼采（Nietzsche）本人，也没有理解Q福音/《路加福音》中下列语句的全部含意：
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判断什么是正确的？[7]
在其他地方被很好证明了的不同语录，也把善和恶、纯净与不洁视为仅仅来自人的内心。例如：
入口的总不会玷污你们，唯独从你们口中出来的，才会玷污你们。[8]
事实上，耶稣是每一种他律（heteronomy）的尖锐批评者，也是一位最重要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伦理自律（或者“主观主义”“非实在论”）的先锋。他把人类从旧的“神律”“自然道德律”等此类的压迫制度中解放了出来。他是道德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他为我们从天堂偷来了伦理自治和立法之权利。外面没有什么告诉我们必须如何生活。现在，我们并且只有我们能够心照不宣地明白我们信任自己的心，并承认我们要、必须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伦理。尼采之前又有谁如此直率地、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一个深刻的解放性的、赋予力量的学说？因此，甚至在我自己对他彻底世俗的、后基督教的理解中，耶稣依然是位伟大的人类解放者。
当然，希伯来《圣经》中许诺给人以“善恶”的知识。人心中道德律的内在化以及圣灵的外泄也是如此。在这里我试图说出的很多内容，已经在基督教神学语言中说了出来。恩典接替了律法，一种新的道德自由接替了律法，等等。但是，只要相信它是一种教条，就不能严肃地对待它，因为在通常的意义上，“信念”是一种混乱的心灵状态。教会基督教从未被严肃地相信过。或许永远也不会。因为你不能理解的基于权威的对奥秘的信念是不清晰的信念。只有当我们停止相信并解除旧的宗教语言，我们才开始清楚地理解清晰的、全新的耶稣的伦理信息是什么。这一信息是如此之新，以至于只能用神话化的、虔诚的、神秘的形式来吸收和呈现。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教会基督教中的真理已被聪敏地、深深地埋葬了，以至于只有旧宗教的死亡和消解才能使它最后重见天日。“我曾说你们是神”，这是《圣经》中的话语，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够严肃地对待它。[9]
我在《耶稣与哲学》中已经如此说过了。我寄出了很多册给神学家们，但是我所谈的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通过上帝死了之后、教条—教会类型的信仰终结之后神学的奇异回归，我来阐述我的观点。这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说明。
接下来的问题产生于本书中各个章节。未来宗教是怎样的？是怎样的新形态？等着看吧。需要告诉读者的是，因为这里呈现出来的一些核心观念是新的，也是奇特的，我确实需要不时地重复它们。这可能会使你感到不舒服。
唐·库比特
2009年于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