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五千年前，埃及的第一个王朝统一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定都“两片土地”接壤之处——孟菲斯。事实上，这使孟菲斯的主神卜塔（Ptah）成了至高神，甚至是宇宙的创造者。这一变化带给孟菲斯的祭司们一个神学上的重大机遇。他们需要讲述一个非常宏大的创世故事；但对一位全能之神的自我显现和创造活动而言，最佳的形象化描述是什么呢？其他的神庙——比如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和赫姆波里斯（Hermopolis）的神庙——讲述了阿图姆（Atum）或者瑞（Re）如何通过自渎、吐口水、打喷嚏或呕吐创造了其他神灵和整个世界的故事，而孟菲斯的祭司们显然更加长于思维，他们想要的是比这些更为崇高的创造方式。对他们来说，神圣力量的创造性显现之最佳、最宏伟的形象是人类对语言的创造和使用。通过这一力量，我们才能联合在一起，成为富饶之地上的代理人；在神圣层面上，卜塔同样通过思想和言说的力量创造了神与人的整个世界，并使之井然有序。孟菲斯的祭司们似乎很清楚他们所演绎出的类比，记载孟菲斯神学的沙巴卡石（Shabaka Stone）也确实是“哲学前哲学”存在的最佳例证之一。[16]
从孟菲斯到尼采，我们不难从五千年的写作历程中勾勒出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文学创作（dichtung）、“强有力”的诗歌、命令性与创造性的话语，是我们所知的最强大的力量。例如，“十诫”正如它的名字，不过是十句“话”，但在希伯来人那里，语言的这一强制性、命令性的使用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所有的话语都是权力（power）的表达。又如，当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将神圣心灵中潜在的圣言（Logos endiathētos）和向外创造性展现的圣言（Logos prophorikos）区分开来时，他们便精确地再现了孟菲斯神学家们的想法。再比如，从君主制的鼎盛时期直至近代，一个明显的事实普遍存在着，即人类君主的统治都是通过创造性的语言行为传达的。作为君主，他签署法律，他授权委任，他授予称号，他创造：他的话语必须得到遵守，他的“令状”必须通行于王国全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丧失了言说行为的观念，不再认为一切命令性话语都是能对事物做出改变的行为，而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在长达两三个世纪的时间内扰乱了我们对语言本性的理解。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主教在其《皇家学会史》（1667）[17]一书中记载了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们如何着手履行他们的任务——收集、审查、发行那些对已有科学知识主体有所增益的新鲜内容。寄给学会的科学报告必须采用极其清晰直白的描述性语言、运用定义精确且含义单一的专业术语写成，不得有任何华丽辞藻，也不可以出现任何带有个人情感的表达。事实上一点个人痕迹都不可以有，因为科学是从理想的有限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来观察世界的，他可以是任何人。任何足以胜任的观察者，如果他们观察同样的事物，且熟悉同样的标准术语，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应是相同的，所记述的也是如此。
我们推断，科学，意味着使用一种严格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标准化的描述性语言。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实现的非凡成就促使一代人相信，他们获得了一种新型知识，这种知识比人类此前任何的发明创造都更强有力。不出意料，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到达真理的最佳路径和最强有力的语言类型是最严格排除个人感情的、客观的、纯描述性的。一个真正的句子应是这样一种图示，它所寻求的是尽可能精确地复现独立存在、外在于语言的事实。从此以后，语言只得被视为第二位的。语言并不塑造现实，而仅仅是复制现实。你所期望的应该是句子中每个词和它所描述的相应事物形态特征的一对一清晰搭配。
这就是英国人的“字面主义”，直到1912年，罗素和青年维特根斯坦仍试图通过真正完全地阐明其内在逻辑而使之有效。（然而，他们失败了。）后来，有位名叫乔治·奥威尔的作家也为之所迷惑。直至今日，人们甚至还通过使用“字面意义上”这一词来唤起这古老的理论。正如有时人们惊呼：“我真无语了，是字面意义上那种！”（可不要过分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啊。）
应该承认，科学的兴起不是英国人的字面主义的唯一来源。在宗教改革的争论中，当局常常需要承认一些信条和认信应从“字面和语法意义上”理解。[18]此外，许多新教改革者，如加尔文（Calvin），宣称普通人可以自己从字面意义上解读《圣经》，无需帮助就可以寻得救赎——这种思想仍影响着现代福音派，他们如其所是地接受《圣经》的字面解读。所以说，早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前，宗教类型的字面主义就已存在，它的兴起与中世纪末追求宗教民主化的斗争相关，甚至在法语习语毫厘不爽（au pied de la lettre）中仍有回响。
然而，英语字面主义尤其为新“实验哲学”的巨大成功所激励，毫无疑问，它侵蚀着人们理解宗教行为和表达的能力。宗教就其本性而言是高度自我涉入的：当人们开始将不带个人感情的公正和客观与真理等而视之时，宗教难免遭受损害。人们不免开始认为越是诚实得彻底，越是远离宗教。虔诚开始被视为导致人们走上歧路从而远离客观性的一种“偏见”。
今天，我们没理由再被关于语言与现实关系的字面主义思想引入歧途。我们不再首先假定现实世界乍看之下就是有秩序的、可理解的，然后着手用复制现实的语句描绘它，恰恰相反，我们已经意识到，诚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赋予世界以秩序的，正是我们自己。这就好像我们在自己的头脑中编写程序，将瞬息万变、凌乱躁动、一团混沌的原始经验转化为关于一个有秩序的、稳定的外部世界的知识。客观性并非内在于我们的经验中或与之伴随而来：我们通过将经验安放在体系中而赋予其客观性。康德曾对这种程序应由什么构成作过经典分析，他认为是一系列概念。其后的作家们比他更清晰地意识到所有世界观之间的历史和跨文化的多样性，因而将这一程序重新描述为文化。再后来，这一程序又被重新定义为语言。我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并且作为我们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个明媚而有序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的建构。它不再被视为由上帝的命令性语言一劳永逸地创造出来的，而是被视为在我们人类自己的会话中不断被创造、重新商谈和再创造的。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自然法则并非被发现，而是被发明。你不会在自然界中找到明摆在那儿的牛顿定律，它们并不在那儿，而你却能在任意一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中找到它们。用这种方式看世界吧，致力于证明这些假设，你会发现大量数据都是正确的，由此推出的预言都能被证实，许多现象因此变得更明晰了，牛顿如是说。牛顿定律就这样被证实，甚至直到今天，他所说的许多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仍能奏效，即便人们已经（出于充分的理由）将他的思想打包装进一个大得多且复杂得多的理论体系中，而牛顿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达尔文也是如此。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他只是推荐了一种看待动植物的特定方式，而这一方式被证明是如此的有启发性和富有成效，以至于几乎所有现代生物学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他人的一些质疑和理论自身的困境是他无法作出充分回应的。从他那时候起，关于遗传、自然选择的数学原理、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地壳板块的运动历程、构成有机生命的基础元素如何散布在早期宇宙中等的所有这些理论都极大地扩充了达尔文原本讲的故事。
科学仍是不断增长和发展的人类文化活动，而且是严守规范的共同体活动。科学建立了一个公共的因而是客观的世界，我们观察着它，居于其中，回应着它，这是我们的世界。既然我们对任何不由我们的理论构成、不为我们的语言所涵盖的世界都一无所知，也无法诉诸任何绝对的、超然的、居于世界之上的视角，那么目前这个为我们所理论化的世界就是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效的那个世界，理所当然地是。严格的语言规范促使科学知识如其所是的成为客观的，而这些规范是由皇家学会以及其他所有伟大的学术团体加诸科学家身上的，若顽固执拗的科学实在论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一定微笑着欣然赞同他（关于科学的客观性）的说法。用笛卡尔的话来说，终究是我们首先发明了“客观实在”，仍旧是我们在自然科学中发现了将自然投射出来的最有力的方法。
如果我们顽固的实在论者仍然反对，我们就要问问实在论是从哪里得来实在和客观性的观念的？我们的感官神经传送给大脑的仅仅是各种不规则的噼里啪啦的白噪音。实在论者到底是如何认定这些不规则的噼啪声能向我们传达关于时空、关于独立于思想之外的实在（用他们的话说）确实存在的思想呢？之后，如果实在论者仍不信服，我们就应要求他（或者她）对仍然保留的异议作出说明，请用人类语言之外的某种媒介来说明吧。作为回报，我们可以向实在论者承诺，一旦他制作出一本火星语或土卫六语的物理教材，其中包含的物理理论与我们的物理理论同构，我们就马上投降（尽管我个人很确定，如果土卫六的物理学家与我们在创造语言方面足够相似且那里的物理学与我们的同构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足够明智地选择成为非实在论者，我的论证对他们同样有效）。
语言建构世界的力量不仅在《创世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在整部《圣经》中都是如此，这一观念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回归到后现代性中，关于这一话题就说这么多。语言建构世界的力量原本仅限于上帝和少数人类，比如先知，圣灵通过他们说出圣言。然而在从他谓思维到自谓思维的现代转向过程中，我们原本所认为的回归到我们身上的圣力，已经（更确切地说）回归语言本身，回归到我们在其中建构和重建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世界的语言本身。
窥见这非凡真相的人们感受它并且用不同的笔法描绘它。奥斯卡·王尔德于某处提到：“在我与实在之间总是弥漫着语言的迷雾。”他真是幸运。我的经历则要痛苦得多：被语言一次次创造又一次次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