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湖大队是镇委会所在地，有十八个生产队。我们家住瑶沟村，为十八小队。十八小队是孤单小村，被四千余口人的田湖村甩在一里之外的耙耧山下瑶沟口，就像从伏牛山上滚下来的一粒小石，又像林地外派生的一株黄牙小树，由此你可想象到，村人们会有什么不同常人的心境，不同常人的事情——
其实，日子就是日子，光景都是日出日落，你也不要奢望我的日月中与众人有太大的差别。
一
大雪封盖了整个街镇。
镇车站上十分空荡，没有一个人影。下了车，我环视四周，炫目的皑皑白雪，使我心里感到一片迷茫。好一会儿才隐约看见街面那端有一雪人蹒跚挪动，身后留下一串井似的脚印。我朝前走去，认清那雪人就是家父，心里不禁怦然一动，想起了叠在口袋的“速归”电报，心就立马石落一样沉重。不消说，爹的身后，来接我的是非灾即难，不然不会把我从洛阳催回。
“回来啦？”
“哎……家里、出了啥事？”
“大队要让你当秘书啦！”
爹说着，火红的笑就摆在冰冻的脸上。他身上披了菜园的塑料纸，来接我手中的行李时，周身都炸着脆裂的冰声。我跟在爹的身后，心里安然又漠然。大队秘书，就是文书的角色，管管党支部的公章，替公社统计一些数字，扫扫大队会议室，给支书和革委会主任泡一杯浓茶……这并不是我的理想，然看到爹脸上翻身解放似的喜兴，也不能低了他的情绪，就只好闷闷地不言。爹说秘书虽是个小角色，可也到底算是大队干部。说前天支书见了队长三叔，支书讲连科这娃儿不错，现大队秘书是个知青，要招工返城，算来算去，还只我的文化高些，字也写得周正，是大队党支部最好的秘书人选。如此，队长三叔就把我用电报召回了。
我说：“爹，洛阳搬运的活儿不错，一天能挣两块多钱。”
“图个前途。”爹说，“当个大队干部，也不枉了你两年的高中学业，也算咱阎家出了领导，对起了列祖列宗。”
“秘书……侍候人的，算啥儿领导？”
“能管几千口子人哩，听说军队营长手下也才几百人。”
我不好再跟爹叙说啥儿，就默默地瞅着大街跟着步。高中辍学回来，到洛阳火车站当搬运工，转眼就是年把，如今并不见家乡有多少变化，心里不免郁结惆怅。街岸上房屋比往日更加破旧，房檐下都落着脱下的泥片，只有墙壁上批林批孔、批法批儒的专栏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还焕发着新气，似乎墨迹未干。
穿过镇街，正西走了一程，瑶沟村就迎到了眼前。村人们都在村头老皂角树下站着，一见我和父亲，就大老远靠了上来，团团把我围着，仿佛旧时迎接赴京考试的中榜举人。我有些惶惑，不要说我还没当上大队秘书，就是当上了，又能为村人做些什么？能让瑶沟的啥儿有所改变？队长的哥哥——二伯伯过来扶着我的头，用另一只手在我脸上抹一把，又抹一把，连连说着“出息了，到底出息了！”二伯伯的眼光像落在水里的两盏老灯，那样说的时候，似乎是极力想从昏花中挣出来。我站在人群当中，看到了人们那又喜又美的目光，也都和二伯伯一样，各自的眼角上都嵌着黏糊的黄米。四野的白雪，映照着村人们那米黄色的面孔。村前的雪地里，一只孤零零的黑狗，痴怔地盯着茫茫天空。我抬头看看天空，不见啥儿异样，然狗却那样久久地凝思不动。
村人们都朝那痴狗望过去。
只见队长三叔回来了。
队长三叔在雪地走着，脚步儿极快，白雪在他脚下发出吱喳吱喳的尖叫，系在腰上的牛皮条儿松脱了，落了扣的袄在他胸口上一掀一掀，露出的那块紫肉就像一块生锈的铁板。待队长走近了，我叫了一声三叔，他问了一声回来啦，就解下腰间的牛皮条儿，把一块石头上的厚雪抽下去，一屁股坐下，长长地喘口气。
“我日他奶奶！”队长三叔说，“党支部的会议结束了，返销粮每个生产队给一千斤，却只给咱十八队七百斤。”
“为啥？”
“说就咱们队没人出去讨要饭。”
“可他妈的咱们队穷得一村人供不起一个高中生，干部他妈的不知道？”
队长不再说啥，从口袋摸出一条书纸，中间一折，搭舌头上一过，撕开来，又拧了一把鼻子，一半纸擦了浓鼻涕，一半纸折出一条小沟，伸到了大伙面前。
我爹一直站在一边。这会儿他瞄了静静的人群，犹豫一下，就取出烟荷包往队长的纸条上倒起来。
“烟叶？”
“芝麻叶。”
队长把我爹倒去的黑色芝麻叶摊开卷好点着吸了几口，面前就有了团团烟雾。从那烟雾里看去，队长的脸就像各家灶房的老灶爷神像。大家伙都看着队长，不言不语，仿佛要从队长那张脸上期待出什么来。到末了，队长把烟掐灭，将余剩的半截装进口袋，从烟雾里醒盹过来，在我面前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今儿夜你和我一道去支书家一趟……先当大队秘书，再入个党，当支部委员，等你成了大队支部书记……咱村日子就他奶奶好过啦！”
二
我和队长一道去见支书。
没有月光，地上依然一片亮色。
这是隆冬季节，穿沟风像牛皮鞭梢样抽来抽去。村子里极静，皂角树的枝条在夜里甩出很亮的声响。零星的几窗灯光如同几块铺展开的黄绸在村街的雪上浮着。从队长三叔家出来，我俩刚到胡同口，就见在一窗黄光下，有一个老人不断地举一把镰刀，一下一下地朝着脚下砍去。随着老人镰刀的起落，那空洞、无力的声音，便在村里徐缓地回荡。雪光里，那身影和声响扭在一块，使人心里怵疑。
“谁？”
“你九爷。”
“干啥？”
“迷信。”
队长三叔告我说，我去洛阳打临时工时，九爷的独生孙子死了九天后，独生儿子也死了。又九天后，九爷做了一个梦，梦中说九爷家九日双丧，是因为老皂角树最大的一条树根正从九爷家上房后墙下通入正屋，这叫引灾入室。因为皂角熟时，都是镰刀收割，所以那梦就让九爷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九，用镰刀砍半个时辰的皂角树根，什么时间把那树根砍断了，九爷家就什么时间时来运转了。
队长说九爷已经这样砍了半年多，劝了也不听，非砍不可。说什么时来运转，瑶沟村要能出个县长或大队支书什么的，就全村都时来运转了！
我无言，胸里像一间百年不通风光的死房子，闷得气都无法通流。我们从九爷身边走过，果然见村口老皂角树的一条树根，约有水桶粗细，在地面蜿蜒爬着，到九爷家上房的后墙下，突然一拐一扎，从根基下进了九爷家。九爷是村里最上岁数的老人了，八十二岁。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让树根悬出来，就像悬着的一架独木老桥。他骑在那条树根上，朝着金黄的树根一下接一下地拼力砍着，木屑不断飞起落下，像火星一般在雪光中一闪不见了。三叔到九爷身边站下，木木呆了一阵。
“别砍了。”队长说。
九爷没有扭头：“半个时辰还不到……”
“等连科成了支书你家就有好命啦！”队长这样说着，我们就又朝前走去。离开村子好远，还能听见九爷砍树根的声音。我心里有些发慌，想到一个大队秘书，竟让三叔和村人们这样起敬，不免对当了秘书和不当秘书都产生后怕。远处麦地的雪光，像一道玻璃似的照着我们。我踩着队长身后的身影，像走在夜间的独木桥上。脚下脆脆的破雪声，和着九爷的砍树根声，一道儿在夜里回响，又一道儿在夜里消失。
我说：“三叔，非当秘书不可？”
三叔说：“咱十八队解放前没地主，解放后没党员，再不能不出一个大队干部了。”
我说：“怕……不行！”
三叔说：“支书看上了你。”
我问：“见面……咋说？”
三叔道：“进门你别叫支书，好像他和你姨家挂着一丝亲戚。一见面你先叫他一声姨夫就啥也别管了。”
队长三叔向我交代了一路，又领我到镇街上买了包二毛六分钱一盒的“黄金叶”牌香烟，就从供销社后一拐，到了支书家。支书家是户深宅，上房、厢房都是瓦屋。我们在大门口敲了半晌门，支书媳妇才出来开了大门，说支书洗头感冒了，在屋里躺着。进屋去，果然就见支书窝在被子里，床下生一炉炭火，屋里散着烘烘暖气；床头桌上，摆了一包药片，一碗细白的鸡蛋汤面条。队长一到床前，先问了支书的病，就又把我让到前面，说连科回来啦。
我忙不迭儿叫了一声姨夫。
支书怔一下，问：“听说你毛笔字写得不错？”
“不太好……”我说。
队长往前靠了半步：“过年时村里的对子全是他写的。”
支书翻了一下身子：“南街四队星光的笔下有些文才……想在你们这几个高中生里选个大队秘书。”
支书说的星光姓李，是我同班同学。我知道李星光语文学得不错，当秘书不比我差。看支书说话的神气，似乎在星光和我之间，支书选了李星光。然队长三叔却还是要坚持着把我死往支书的心里推。
“连科在校时，作文还被老师当过样板哩！”
支书坐起来。
“我看了，星光也有一笔好字。”
队长把火盆往支书面前端了端。
“比起来……还是连科这娃人好些……”
“支部今儿开会已经定了……”
“谁？”
“星光。”
我心里一下冷起来，就像猛然吞了一块冰砖。队长三叔似乎十分惊讶，他木然地站着，脸上结着一层灰气，过了好一会儿，又淡淡地问：
“定死了？”
“支部研究的。”
“我想着……瑶沟离田湖远，你们让连科当秘书，来回捎个口信，替支部传个通知……也比亲自派人跑着便当……”
支书吃了桌上的药片。
“秘书……又不是啥好的角儿！”
我想走，可队长站着不动。这时候，支书家院里响起了撕纸扯草和老母猪哼叫声，又响起了支书媳妇打猪骂猪声。似乎老母猪挨了打，又回头咬了人。支书媳妇在院里尖叫一声，就回身跑进屋里，嚷着说老母猪要下崽了，窝里没草，在院里到处咬扯，得有个人照看一夜才成。支书看了一眼媳妇，说妈的往日闲人扯旗放炮，打不断腿，今夜偏一个也没。听了这话，我看队长三叔眼睛亮一下，过来推我一把：“出去找一捆稻草扛来。”说着，又回过头去看看支书，“今夜我和连科在这守一夜，你们睡觉就是了。”
支书媳妇说那咋能行。三叔说有啥儿不行，快去吧连科。
从支书家出来，我心里又苦又涩。天空依旧儿没有星月，雪光朦朦胧胧如泼在地面的肥皂水。为了已经当不了的秘书，今夜儿我和三叔要给支书家的母猪做一夜的接生婆娘，这就像为了从支书门口走过，就必须从支书的胯下爬过一样。不知道队长三叔为何要这样，三叔往日那铁硬的腰骨呢？难道不做大队秘书我一生就没了前途？瑶沟村就永远低人一头？风在镇街上吹着，房檐下偶尔丢落的冰凌条儿像敲打着的钢管，声音清脆、寒心。街面上如坟地一般静寂。我默默地走着，脚步声在街道上响来响去，仿佛是从台阶上跌下的水。自然，我不能给人说我要做支书家母猪的接生婆。我只能回自己家里去扛草。当我扛着稻草回来时，支书已经睡着了。他媳妇也已睡着了。院里很静。100瓦的大灯泡在猪圈照着，地上流着光亮。队长不知从哪弄来一捆玉蜀黍秆，捞窝的母猪正一嘴一嘴往猪棚里噙拱，队长蹲在一边，就像蹲着看戏一样，目光跟着母猪来回晃动。
我把稻草扔在猪圈外。
“三叔……我怕当不了秘书啦……”
队长抬起头，拿目光盯着我，脸上有些微微的发青。过了好一阵，才粗哑、低沉地说：“连科，十八队就出你一个高中生，你要设法当秘书，要想着做党员、当支书，想着有一天把田湖大队的大印握起来，管着几千口子人。不说给咱瑶沟带多少福，至少每年的返销粮不比外队的少，浇地时要让咱队浇完再把水给让出去……”队长这样说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就像在黑夜里从我身上找到了一点亮光。然那亮光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却已在他的面前照出了希望。我不知道队长说的大业能不能实现，这一生我能不能入党，能不能当支书，能不能像今天的支书一样管着大队几千口子人。可我感到心里的焦柴是被队长点燃了，血也渐渐热起来。我默不作声，和队长并肩蹲下来，看着支书家的母猪过家家一般从我们面前来一趟、去一趟……
终于，圈外稻草被母猪噙完了，它开始在那草堆上兜着圈儿卧下来，哼哼的声音均匀悠长地在院里响动着，样子显得很舒适。这已是半夜，也许是下半夜。天气寒得人心哆嗦，似乎血都冻凝了。队长用稻草生了一堆火，驱驱寒气。我盯着母猪，它一动不动，仿佛是睡着了，脏污的眼皮耷拉着，把凸暴的眼珠遮去了。
很静。静了很长的时间，我有些瞌睡，却突然听见母猪半苦半乐地哼起来。当我睁开眼，就见草堆上有了一条熟萝卜似的红肉。
这便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分娩。
支书家母猪不是第一次做娘，它下崽就如母鸡下蛋一样简单。队长帮它张罗着，到天将亮时分，红鲜鲜的小猪崽就都在娘的肚下拱动寻奶了。这时候，天冷得惊奇，抬头看时，雪雾蒙蒙在头上凝着，仿佛一块巨大的冰块扣在头顶。母猪生完了，肚子瘪下来，躺在草堆上像生了双胎娃儿的女人，显得安详而又骄傲。我站在那大群粉嘟嘟的猪崽前，点了一遍数，整十个。
我问：“眼下猪娃儿啥价？”
队长不看我，把目光搁在那群小猪上，说：“你算一下，一个猪娃二十五斤，一斤一块二，十个猪娃能卖多少钱。”
我算了：“统共能卖三百多块钱。”
“多少？”
“三百多！”
“奶奶……”
队长的身子动一下，再看那群猪娃儿时，却不是原来的柔和眼神了。他坐在母猪身边，用手端着下巴，双眼凸暴着不动，从眼光里射出两股凶气。我见过队长这眼神，那年打他媳妇，也是这样盯了半天，冷丁儿一脚上去，就把媳妇怀里的孩子踢掉了。我不知道队长这阵为啥儿要这样，有些心怕，就在边上轻轻叫了声三叔。
“你去灶房看有没有猪食。”队长没有扭头说。
我去了。
灶房没有现成的猪食，可当我从灶房回来时，却惊奇地发现，那十只小猪死了四只。每只死猪的脖子上，都箍着一圈青色，身上，也渐渐变成棕紫色。队长把那四只死猪一只一只提着放到猪圈一边，回过身时见我站在他身后，就笑笑：“刚压死。”话毕，他并不管我信与不信，就径直走到支书的睡屋窗下去。
“支书……支书……生完啦！”
“多少？”
“有四只死猪，怕是产前猪肚太大，在地上拖的……”
“妈的！这猪窝窝有死的……活的呢？”
“还有六只。这六只都好……麦麸子在哪？得给母猪烧些食。”
后边，支书的媳妇接腔说了几句。队长就从窗下回话，让我拿个铁锨，在一棵小树边上挖了一个坑，把四只死猪丢下埋了。
这当儿，支书披个军大衣到了猪圈旁。队长抬头看看透亮的天空，搓搓冻木的双手：“该回家敲钟上工了……”
支书也抬头看看天：“该敲钟了？”
“哎……支书。你看连科已经特意从洛阳回来了，当秘书的事情……他是聪明娃儿，知道谁近谁远……”
支书默过一阵，过去用手摸了摸那六只小猪，回过身来问我：“想在大队干？”
我身上打了一个喜战：“我想跟着姨夫你……跑跑腿。”
“回去吧，下月初一你来大队和老秘书交接交接。”
三
全村都知道我要当大队秘书了，每天家里都是不绝的道贺乡亲。爹、娘为儿子能有这丁点儿出息，把明年春天的黄豆种子也给村人们炒吃了。这天夜里，也算风清月高，几天间雪都融融化尽，村里有了黄爽道路，月光一照，像黄布条儿在村中缠着。各家的院子里，都波荡着月色，如一方土池中盛着的一池清水。屋子呢，都烤着玉蜀黍芯儿火，剥着冬存的玉蜀黍穗儿。我家里，集聚了伯们、叔们、娘们、婶们。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围着火盆，有的在哗哗剥着玉蜀黍，天南海北，云天雾地，直扯到半夜方尽。到末了，家里只剩下姐们、爹娘和我，娘就把乡人们吃剩的炒豆端来，一家人围着火烬坐下，爹将娘的膏纺车油瓶中的麻油倒扣在空中，半晌滴出两滴，拌了一撮芝麻叶子吸着，脸上生出了不曾有过的光亮。
娘说：“你把烟给断了吧！”
爹说：“我一辈子没别的喜爱……就吸烟。”
二姐说：“吸吧爹，我还有八毛钱，明儿去给你称半斤烟叶。”
这时候，多病的大姐从床上慢慢走下，挤到火前，痴痴地望我半晌，轻轻拉起我的手，搓了一下，又搓了一下，就像触摸新生奶娃的嫩脸。末了，她就含着泪道：“你出息了弟……爹娘日后都靠你享福啦……”
我感到很渺茫，就像一盏灯光在河的对岸，村人们和家人都指望我能把那灯提过来，永远挂在村头、挂在我的家里。可是，这河那么宽，水又那么急，我能把灯笼提来吗？提来了又有多少光亮呢？毕竟才是大队支书的一个秘书，一个给支书和革委会主任沏水、扫地、跑腿的角儿，我能给家里和队里带来些什么呢？
“都想得太远啦……”我说。
爹说：“要紧的是眼勤腿勤少说话，让支部的人都能瞧得起。”
娘说：“要紧的是快把媳妇订下来……今儿他三奶奶、七娘和九婶都来给连科提亲啦。”
我脸一红，觉得突然，就把脖子一梗：“不订，我才十八。”
二位姐姐也说：“等他再出息一点不迟。”爹想了想，就以父亲的姿态，很武断地道：“十八该订了。订不订由我和你娘商量决断，你们谁都别参言！”
于是，一家人沉默下来，闷闷坐了很久，就都散去歇息。我从上房出来，一股冷气掀了我的衣襟，不觉打个寒战，听见村头大皂角树下有“嘣——嘣——”的砍木声，就像和尚敲打木鱼一般清脆、寂寥。那声音从树下的地面传来，仿佛还带着冬夜的寒冷和冻土的坚硬，在村街的房檐下颤颤滚动，回响一阵，又升向高空，拖着月光，朝远处散去，在耙耧山上消失。我想起了初九、十九、二十九都要砍半个时辰老树根的九爷。我仿佛看见了九爷那张钝了的月镰；看见九爷那张愁苦一生的皱脸；仿佛听见九爷那八十二岁老人在寒冬中的喘息；仿佛看见了如九爷老腰一样弯曲、贫瘦、苍黄、无力的漫漫人生……我站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就像这几天常在村前田野上盯苍茫天宇的痴狗一样，一动不动……
二姐从屋里出来了。
“弟……实在些，就订婚吧！”
“我真的不想订。”
“爹娘说得对，趁女方都找到门上来，可以少花一些钱。要不……爹说不趁着当搬运工带回的八十块钱，过些日子就得把房后正长的桐树卖掉哩！”
转身望着姐，我不好再说什么。这时候，大门外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是队长三叔不知从哪回来了，到我家门口，他停住脚步，突然对着院里唤：“连科——没睡吧？我去支书家里了！日他娘的！支书家里的猪娃又死了一个，又少卖二十多块钱，你明天抽空去给支书家猪圈垫土……奶奶的支书，家里有多少干不完的活……”
我打开大门，叫着三叔。队长已经说着话高高兴兴远去了。
来日，我去支书家垫了一晌猪圈。中午回来，发现家里转眼间变得格外洁净。院子被二姐扫得连根草棒也没有。房檐下的锄头、镢头、钉耙啥儿的，爹都给擦得锃光发亮，一行儿队伍似的整整齐齐靠着。屋里桌上铺了塑料纸，摆了两个借来的暖水瓶；床上哩，全是新床单、新被子，铺盖得光亮平展。娘从屋里到灶房，从灶房到屋里，忙不迭儿，慌得什么似的。
我问娘：“干啥？”
娘说：“你七婶介绍个姑娘，一会儿就来。”
我说：“来就来呗……也用不着借东讨西地摆。”
娘狠瞪我一眼：“人家爹是大队干部哩，家里条件好……你也快去换套衣服吧！”
说话间，大姐就去村里给我借了套退伍兵的军装，回来逼我穿了，还拿出一块三十元买的“钟山”牌手表，问我戴吗，我说不戴。大姐说不戴也好，戴了反被人家看出是借的。
就这么，一切都借装收拾停当，二姐和七婶一道，就领着姑娘进来了。
说实在，姑娘不错，是邻村大队人，叫玉玲，个头、五官、皮肤、衣着，看了都叫人觉得十分可心。而且人又落落大方，一进门就对我娘叫了一声娘，对大姐叫了一声大姐，张口合口都爹长伯短地问。娘的衣服上有了土灰，她还上去拍了拍，说娘呀，我去帮你烧饭吧。自然，七婶已经把我的情况介绍了，她一入屋，就知道我是连科。可是二姐还要介绍一番说：
“这就是连科。玉玲妹，他可不如你，人老实，配不上你。”
玉玲瞟我一眼，笑笑：“你说哪了二姐，我才老实哩。”
我感到难堪得就如走路撞到了陌生的姑娘身上去，头也不敢抬，死死的低下去。七婶见我总是盯着两只脚，就给二姐挤了一下眼，二姐就进灶房端饭了。
中午是鸡蛋捞面条，娘先给玉玲和七婶各捞了一碗，才接着又给我和姐捞。爹不知哪去了，说见了玉玲没有衣服穿，怕她嫌弃，就出去串门了。这时候，赶巧队长三叔走进来，站在院里大声嚷：“哎——听说连科要相对象了，这事咋不跟我说一声？连科是咱村里的连科，这么大的事，也不让队长知道一下子。”
娘急了，出来对着队长朝上房指了指。
队长径直朝上房走进去。
娘在队长身后跺了一下脚。玉玲给队长递个凳，二姐忙把搅好的面条端上去。
队长端过面条吃着，把眼光搁在玉玲身上。
“你姓啥？”
“乔。”
“看你有十八九岁？”
“叔……我十七。”
“找连科算你有眼力，他马上就当大队秘书啦。支书还想培养他明年入党哩……”
“听七婶说过。”
“一入党就有大前途，你爹是民兵营长吧？我们支书很瞧起连科，叫他当秘书，主要是想培养一个接班人……”队长说着瞧瞧我，哗哗咽下几口面条，接着道：“我们村生活水平也不低，家家缸里都有陈年小麦，连科家还有三年前的陈粮哩……你们村咋样？”
玉玲惊异地盯着队长看：“我们村有讨饭的。”
“我们村没有，连返销粮都没吃过，嫁到我们瑶沟算你享了天福。”队长三叔极认真地胡扯着，吃完碗里的面条，转身进灶房送碗，后就再也没有进屋。
瞅着走了的队长后影，玉玲眼睛睁得很大。
饭后，七婶和二姐也都走了出去。
屋里只剩我和玉玲。
“没想到……你们村这样富。”
“不富。”我说，“穷得很。”
“不是说家家有陈粮？”
“哪年不吃返销粮，哪年就会饿死人。”
她怔着：“队长的话……”
“假的。”
“不过你们家……好像家境不错。”
我说：“也是假的。桌上水瓶是借的，床上被子是借的，中午吃的白面也是借的，连我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
她不再言语，紧眼盯着我，如同看一只饿疯了向她寻食的猴子，早先脸上的光彩没有了，红润的脸色些微地泛白，眼光变得有些茫然起来。这时候，屋子里很闷，我们都如坐在地窖里。我知道她感到失望。我替她难受。
“你嫁到瑶沟村不好……”
她说：“我知道。”
“那就……拉倒吧。”
“拉倒？”
“权当咱从来没有见过面。”
“你不同意？”
“我无所谓。”
“可我没嫌弃你们村。”
“我们家穷得过年都吃不起白面饺子。”
“富户也得从穷路上走过。”
“话是如此……走不过来呢？”
“不会的……”
“会的。我们十八队连一户买起缝纫机的家庭都没有。”
“要是这样，”她想了想，“就相互帮着在穷日子的路上走。”
……
我说：“你看上了我哪儿？”
她说：“你人有出息。”
这天，我正式订了婚。
四
返销粮下来了。
村里自有了吃“返粮”的历史，就是平均主义，按人头下分。七百斤返销粮，每人可得二斤半，又全是小麦，临近的大年就能将就过去。这是集日，太阳一早就浮在天空，像是一个火红的气球在天上悠悠飘动。村野上温暖而又舒适，渗透着懒洋洋的气息。一早来赶集的乡下人，都沿着岭路，从瑶沟村头走过，不时朝安静的村落张望一眼。他们肩上大都搭着布袋，或挑着篮子，不消说，是要到镇上粮店购买返销粮的。
田湖大队今儿统一发粮本。队长罢了早饭，就去了大队部，并通知村人今儿不出工，让村人赶集购粮。好多伯们、叔们，都提着袋子、挎着篮子在村头静候，只要队长回来，一声招呼，就往粮店开去。可是队长到半晌、到中午却还不曾回来，人们等得心慌。村头的劳力越聚越多，有的蹲着走石子棋，有的闷闷吸烟，有的家来了女人，就不断张嘴叫唤。末了，就都一道去大队找了队长。
我挟着麻袋，和众人一道去了。
队长正在大队部和支书吵架。所有的生产队长都在大队院里闲蹲静等。支书卡腰站在大队会计门口，指着队长的鼻尖道：“看看吧，十八个生产队长，谁像你斤斤计较！”
队长手里提着一条麻布袋儿，脖子青筋突暴，双脚跺得山响：“吃亏的事情不能总是我们十八队！”
“你们吃了多少亏？”
“这样就多扣我们三十斤。”
“三十斤小麦你也拾进眼？”
“妈的，三十斤小麦过年就能有五户人家吃上白面饺子啦！”
“支部已经这样定了。”
“定了也不行！除非我不再当队长……”
“不当就算啦！”
“妈的，你以为我真的想当啊！”队长三叔把肩上口袋往脚下一摔，一步跨上去踩着，大声地吼：“我他妈的当队长这几年，十八队的社员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身子，一村人供不起一个高中生，去年大年下七户人没吃上白面饺子，也没吃上返销粮；今年十月节，全村没一家蒸馍的。今年的返销粮又平白比外队少吃三百斤……三百斤呀，一人就能分上一斤半，咬咬牙，我替全村人忍了；今儿一个队又扣掉七十斤，妈的为啥要扣我们十八队一百斤；你说吧支书，为啥要多扣我们三十斤……奶奶，我当队长不能让全村社员多吃返销粮，反而次次都少吃，我这队长还有他妈啥干头！还咋样能对起十八队的社员们……不干啦！老子真的不干啦！”
这样，骂完说完，队长往地上吐了一口痰，不看支书，不看同行队长，也不看我们一道拥进的社员，弯腰捡起麻袋朝肩上一搭，转身就朝大队部门外走。
支书青着脸：“十八队队长——你回来！”
队长钉住，不回头。
支书朝前走几步。
“是真的撂挑不干啦？”
“只要你这样扣我们的返销粮……”
“返销粮是扣定了，除非你们队能找到讨饭户。”
不再多言，队长跨出了大队部。
支书的脸色由青转白，嘴角微微地哆嗦。他没想到我们队长敢这样。田湖大队的几十个正副小队长还没人对他支书这样过。他盯着消失在门外的队长，戳在大队部院里半晌没动，就仿佛栽在那里的一段枯木桩。我，我们十八队来领粮的社员们，全都呆愣一阵，木然地转过身子，提着布袋或挑着篮子，默默走出了大队部。
事情闹大了。
回到村里，社员们都到队长家，静默悄息地找地场坐下。这已是晌午饭时，太阳吊在正顶，村子里是铜黄颜色。牲畜满街跑着找食，猪、狗都瘪着肚子在门口看自家主人。队长坐在院里的青石上，脸一直死成一块铁板，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门外。沿队长目光望去，正可通过几株桐树望到村前那片五角麦田。麦田的青苗已经散叶，田地里呈出半绿半黄，如同头上的天空一样。在那黄绿中央，坐着那条没了主人的痴狗，它依然后腿卧地，前腿直立，抬头仰视天空。也许它的双目正盯着午阳；也许它盯的是无边的天宇；也许它什么也没看见。它那痴呆模样，如黄绿中的一滴黑色。我站在队长身后。我不知道队长为什么死盯那狗不动。我很想走到五角麦田，去看清那只狗，弄明白那狗为什么总在那里盯着天空……
全村的男社员大都在队长家陪队长默坐，仿佛这样能替队长解解愁闷。这里很少有人比队长岁数大，也少有人比队长高辈。只有村后住的七伯，他比队长大半岁。人们都这样闷着，都期望七伯能首先开口劝队长几句。
七伯在队长身后吸够了烟，把凳子朝队长边上移移，装一袋递给队长：“关东烟叶。”
队长没接，也没回头。
七伯说：“忍为贵。”
队长依然盯着那狗痴呆。
“从解放到现在，咱瑶沟没有党员，没有干部，可也没有‘四类分子’，日月还算平稳。想开点，一忍百了……”七伯说着，把烟袋抽回自己吸了。“讹咱几亩地、断咱几次水，多扣咱几百斤返销粮……别怪支部不公平，自古就是小二做官，邻居有福，谁让咱十八队不出一个人物头？忍吧……几十年都忍了。不定过上几年，连科真还闹个革委会主任或支书啥儿的，不是就该咱瑶沟人抬头过日子了？”
村人们抬头望着我，那眼神如黑夜瞧灯。
我有些心慌，感到肩上似乎被人用力朝下摁了一下。
队长的目光依旧不动。远处五角麦田的痴狗仍那个姿态凝视着天空和太阳。院落里的铜亮开始变白，透出一层锡色，愈加温暖起来。队长媳妇在灶房小心地说了声饭烧中啦。村人都不接腔。这时候，五角麦田的黑狗似乎头仰累了，就像被太阳晒软的草叶一样，缓缓耷拉下头，慢慢站起，转身徐徐朝远处走去，步子极为细碎，仿佛久病一般无力。
队长一直盯着那狗，到那狗在日光中融融化为光色，消失在锡亮的阳光里，才眨了一下眼睛，用牙齿刮刮风干的嘴唇，极深情地望着我，像刚才望着麦田的痴狗一样。过了一刻，他又把目光移到七伯身上。
“你去吧七哥。”队长无奈地说，“到支书家替我道个歉，说我他娘的后悔了……说扣多少返销粮都成……千万别让他支书生气，千万别为这连累了连科当秘书的事……”
“咋样？”
“更他妈的糟啦。支书说为了树立大队一班人的威信，要扣咱们一百斤返销粮。”
“多少？”
“一百。”
“日他八辈子！看他支书能当一辈子支书吗？有一天我们十八队出了人物……奶奶。连科的事没提起？”
“提了。支书说比较起来还是四队的星光好一些，仍打算让星光当秘书。”
七伯和支书家有些连七伯也道不明的亲戚，因为支书是田湖大队最显赫的人物，七伯媳妇见了支书就叫表弟；所以，七伯也就总把自己当成支书的表哥。七伯从支书家回来，和队长说这番话是在村口大皂角树的牛车铁轮钟下。那时候，玉玲来了，我们家饭晚，出工的钟声已响过，我端着饭碗和村人男女集合在树下。听了支部又扣队里一百斤返销粮，大家立马炸了情绪，老少都在树下海骂，恨不得立刻就去把支书家老坟掘开。想想，平均每队一千斤返销粮，平白就扣了我们十八小队三百斤。三百斤小麦能盛满两个麻袋，这么大的数字，队长替社员们咬牙忍了；然去分粮时，因为上边扣减大队一千三百斤，这一千三百斤本该平均分到各队去，结果支部为了算账方便，却扣了我们一百斤，而只扣其余各队七十斤，无端又使十八小队吃了三十斤的亏。队长为此鸣了几句不平，又毫无根据地罚扣一百斤。这七扣八减，一千斤返销粮仅仅还有五百斤。如果是五百斤黄金也许无所谓，然却是五百斤小麦。再有月余就要过年，这五百斤小麦却是瑶沟村每人都要少吃几个白馍，少吃一碗水饺。庄户人家，过年没有黄金可以，没有面吃还算鸟儿大年？村人们围队长站着，听七伯说又扣了一百斤小麦，个个脸都白了，小伙子们跺脚骂娘，在队长周围急转，阵势似乎是只要队长招一下手，大伙就会冲到大队部或者支书家，闹个天翻地覆，改地换天，把支书和所有的大队干部家折腾得房倒屋塌似的。
“他支书也太欺咱十八小队了。”
“好歹咱十八小队的男人们都还活着呐！”
“奶奶的，咱去把支书家锅砸掉算啦！要饿死谁他妈的也别想填饱肚子。”
社员们骂着，就真的有人动了脚步，那阵势仿佛谁不动谁就不是瑶沟人，谁不骂谁就是十八小队的逆子。一时间皂角树下沸沸扬扬，如同一堆浓烟柴草，有火就燃。队长三叔原还一脸无血白色，怒得如被擒狮子，把拿在手里的敲钟铁棒转来转去，样子似乎如果支书或别的人物只要出现在面前，他就会将铁棒砸过去。可是这一会儿，他一看这阵势，却猛地把敲钟铁棒摔砸在地面，眼睛瞪得球圆。
“这一会儿你们都嫌粮食少了？可当初给你们说过今年冬天哪个队有外出逃荒要饭的，哪个队就多吃返销粮，你们为啥儿都不去？！你们为啥儿都说饿死屋里也不站在别人家门口？”队长这样快嘴吼叫着，拿目光把社员们扫了一遍，然后把目光落在了九爷身上。九爷一直坐在人群背后，靠着一条石塄，脚膝并拢，双手对插在黑袄袖中，搁放在膝盖上，神情非常自如。那张饱经了八十二年风霜的老脸，像一张挂在后墙上被风吹雨淋了八十二年的兽皮，干枯得没有一丝汁水。那皱纹压着皱纹的沟壑，如同浓缩了满世界的曲折和艰辛。直到这一刻，队长才发现，全村人也才都刚刚注意，九爷的皮色，决然地与村人不同，与世人不同，活脱如发掘开的几千年不见日光的古土。那似棕非棕的古土色的脸上，深深地嵌着似乎无光的双眼，显出了九爷永生与世无争的模样。在村人们这样喧腾愤怒的时候，九爷温和地平视着面前两人合抱不拢的皂角老树，盯着皂角树上忙碌爬动的一队队上下的蚂蚁，就像道士盯着一本玄妙的谜书。他不说话，也不看村人，仿佛这里除了他和老皂角树，还有树上的蚂蚁，别的啥儿也没有。队长被九爷的平静压住了，他不再发怒，慢慢地平静下来，咬着嘴唇不动，似乎想从九爷那里看出点处理事情的玄门妙道。
然九爷却站起身，不斜目扭着头，径直慢慢朝家里走去。队长望着九爷的后影，刚才的怒气彻底尽净。他回过头来，让七伯、六叔等几个主事劳力和队里有点头脑的年长上辈人留下，就吩咐其余人由副队长带着，到耙耧山上刨地角了。
留下的人中有我。皂角树下冬风吹得如笛诉一般，太阳的温暖减了许多。大家看外边没有可坐之处，又不是商事场地，就到我家去了。玉玲正在帮娘洗锅，看来了一群长辈，忙不迭儿搬来几个凳子，大家就都坐在院里太阳地上。
玉玲搬完凳儿，说完热情客套话就进屋去了。七伯六叔都说这姑娘不错，队长却说咱们换个地方说事。我知道队长想了哪儿，忙说她知道咱村底细。这样队长就开口说了。
“把大伙留下就是一个事儿，我觉得咱村丢下几百斤返销粮事小，丢掉大队秘书事大。不消说，大队秘书管着大队支部的印，人勤嘴乖就能入党，就能当支部委员……都知道奶奶的支书就是解放初当秘书现在干上支书的。我算过了，连科这年龄眼下当秘书，田湖大队的支书就早晚有一天会是咱瑶沟人。可这次连科不当秘书了，怕咱十八队今后十年、二十年连个党员也出不了……大家说吧，咱村要不要这个秘书？不要就他妈算啦！”
“要呀！”七伯拍了一下膝，“支部没有咱村一个人，就像朝中没有本州一个官一样。”
“日他八辈，去年大队罚我二十个水利工，支部有个人替我说半句话，也用不着大雪天让我在水里扛半个多月大石头。”
“我算过了，解放二十多年，咱十八队和外队打过上百场官司，没他妈一场胜诉的。为啥，就因为支部里连咱村一根头发也没有……”
“闲话别扯！”队长三叔从凳子上站起来，又蹲到凳上去，“要这个秘书可以，谁能把支书的心给拉过来……听说四队的星光是支书家干儿子。”
都不再言语。爹把他刚称的半斤烟叶揉碎放在众人圈里。我觉得不知如何是好，看不出来大队秘书对我有啥儿前途，然村人对秘书的期望却使我不敢有丝毫的轻藐。我站在上房门口看村人们为这芝麻小职的大队秘书费尽苦心，心里不觉又酸又涩。队长在吸烟。大伙都吸烟。他们是瑶沟的精明人物，瑶沟的大小事儿，队长没有主张，都要找他们商量。金黄色的烟雾在他们头顶盘盘绕绕，浓重起来就像一座云雾似的山，压得他们一个个都把头勾下去。七伯说给支书家送点东西说说情，队长问送啥？六叔说我有一双大头靴，队长说支书穿的皮靴里边带羊毛，还缺你的棉靴子。有个低辈分的哥问谁家和支书家有亲戚？七伯说瑶沟没人和支书家真正有亲戚。只好就又闷下，各自盯死自己眼下那一片脚地，样子神圣庄严，仿佛议论村中的生死命运。这样过了很久，爹觉过意不去，说不行算了，就让连科还去洛阳干小活。队长说当不当秘书不是你们家的事，看不透世事别吭声！爹就再也不好多语，陪大伙一道受着那种无奈的折磨。
“不让你当秘书了？”
“还没最后定。”
玉玲一直站在我身后，她听队长们那么说了，就从我后身递来一句问话。当我回身看她时，忽然发现她脸色不好，淡红中透着浅黄，仿佛突然有病，像人在地上蹲久了，猛然站起头晕一样，双眼迷惘地看着我，似乎要重新把我认识一番。
我问：“你咋了？”
她走近我：“连科，你一定要当上大队秘书。”
我说：“是我自己不想当吗？”
她很凄凉地回身坐在屋子当央，好像我的一句话如同打了她一棒，那样一脸愁绪，一脸伤情，你从她脸上一时再也找不到订婚时的那种乐意、那种轻快、那种年轻姑娘的对世事纯净的乐观，我很迷惑。院里的长辈们还在闷闷坐着。我极想过去说声谁也别犯愁了，我压根儿就不想当秘书、不想当支委，也不想当支书。可我知道村里人需要我当，家里人需要我当，玉玲需要我当。我只好倚门呆着。我想起村前五角麦田，想起总是坐在麦田正中仰望着天空好像问着什么或看见了什么的那只发痴的黑狗。我把目光从大门投出去。在我家看不见五角麦田，看不见那只黑狗，只能看见把树根伸到九爷家房里的皂角老树。冬日里，皂角树的枝条带着刺儿在空中摆来摆去，像有针的鞭子在空中抽打。我盯着皂角老树，阳光在枝条间跳动。透过枝条，天空的远处，有一块云彩又乌又浓。我觉得那云彩在我的胸里，胀得胸膛就要炸开。就这个当儿，队长忽然又从凳上弹起来，莫名地骂：
“我日他奶奶……日他八辈！”
这一骂，人都惊了，谁也不再抽烟，都惊恐地望着队长。
玉玲从屋里出来了。
“三叔，”她脸上这会儿很平静，像一个经过许多事情的中年女人，和她小我一岁的年龄极不相称，“支书家有个侄儿腿不方便吧？”
“有个，咋？”
“支书托人在我们村给他侄儿订个媳妇，一见面给了300块的见面礼，可人家女方不同意……”
“不同意才好，让他一辈子打光棍。”
“我想，”玉玲真的想了会儿，“要是能成全了支书家侄儿……大队秘书的事也就能成了。”
眼睛眨一下，队长看着玉玲，就同一个学生看一个比自己年龄小了许多的老师。七伯、六叔们，听了这话也都忽然雅静下来，抬头盯着玉玲，仿佛真在死胡同中找了一条出路。过一阵，队长却突然哼了一下，说：“这是找媳妇，不是找母猪！”
人都重又陷进沉默，以为事无前途了，不想六叔猛吸了几口烟，把烟锅往鞋底一磕，用一根草棒在锅里剜几下，吹了几口，将布袋往烟袋杆上一缠道：“要不……就把我家那几个丑妞嫁走一个。”
院里人皆怔着，把目光移到六叔身上去。
队长说：“支书家侄儿瘸得厉害……”
六叔说：“知道。”
爹说：“六弟，咱瑶沟今后五十年不出一个人物，也用不着这样。”
六叔说：“她们能和支书家攀门亲戚，也算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
到此，就又静默悄息。队长抱着膀子，眼望着我家房檐下的一团麻雀。那麻雀在争占一个木尜，嬉戏斗闹得乐声四起。七伯始终不语，旱烟吸得有声。爹的半斤烟叶已被吸去三分有一。七伯脚下的烟灰像馍似的一堆。他的脸上如画像一般安然，一般静和，仿佛这半晌愁绪，一丝也没从他脸上掠过。别的几个，却不时瞟一眼队长，又瞟一眼六叔，想说话，又不好插言，只好那么不自在地看来看去。我始终倚着上房门框不动。这一刻，我冷丁儿对玉玲生出许多无可谈起的看法，觉得她聪慧，聪慧得仿佛早已成了大人；觉得大队秘书若让玉玲去当，要不了几年，她就会入党，当支委，当支书。我很想和玉玲谈些什么，可又不知道该和她谈什么。我隐隐感到，我姐们的聪敏，远难和玉玲相比。我想，也许我家和瑶沟命运的变化会从玉玲成为我的媳妇开始？她依旧站在队长面前，像有主见的中年女人一样沉静地望着队长。
队长则谁也不看，直到眼前那团麻雀飞了，才把目光落在六叔身上。
“你想……嫁老几？”
六叔站起来：“老大二十一岁，老四十七岁，让支书家挑吧……”
最终，事情就这样定了。七伯和支书家有那么一丝道不明的亲戚关系，队长就说你去支书家跑一趟吧！先跟支书媳妇说。这是队里的事，跑半天队里给你记半天的工。
五
六叔家四个女儿。是挨年儿来在瑶沟的，样子虽都谈不上如何出众，可个个站出来，都是不羞于在人前走动。要说最好，也确数老二老三。老二的模样在瑶沟姑娘中，可为姣佳，老大还没订婚，老二就来了几家提亲的。老三呢，今年刚刚十八，农活线活却都可拿起放下，庄户人家没有不羡慕老三那双好手的。七伯和六叔一道去和我六婶商量这门亲事，六婶说：“四个女儿哩，嫁出去一个吧！最好是支书家看上老三，这样以后日子好过些。”
如此，七伯去了支书家。
到天黑七伯也没回来。队长、六叔急了，推下饭碗，就坐到我家往村口张望。玉玲原说去田湖镇称盐买油，到家吃顿中饭就走，因为这门亲事牵涉到我能不能当秘书，她就住下了。
月亮升起时，七伯回来了，没回家就被队长叫了过去。
“咋样？”
“不行。”
“为啥？”
“妈的，四队星光家妹妹前几天才和支书家侄儿订过婚。”
队长怔着。大家都怔着。屋里的煤油灯头儿如一粒黄豆在桌角晃动，昏花的灯光，像一层浅浅的黄泥水在屋中游着。娘和姐们都站在里屋。玉玲挎着二姐的胳膊。爹在给大伙生火。天很冷，风声在房檐下唿哨。七伯说还有饭没？娘忙去把给玉玲烙的馍拿来。队长说你在支书家没吃饭？七伯说支书让了我一句，我没好意思吃。这时候，爹把炕火生了起来，屋里立马一片光亮，墙上挂的蛛网及糊墙泥中的碎草麦壳儿，都清晰可见。队长脸上有一种浅浅的死灰，仿佛为啥儿奔波了十年二十年，累得气都不及喘息，到头来，却是一场空。这使他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懊丧和泄气。
六叔有些愤愤不平。
“奶奶，我的闺女们哪个不比他星光家妹子好？是论模样还是论手上活头？”
七伯看着六叔。
“这话我都说了。支书媳妇也真心看上了老三，说她侄儿腿瘸不能干活，咱老三腿勤手巧，比星光家妹子好了多少倍，想把那边退掉。可支书说，娘们儿懂啥？这里边复杂得很。”
“复杂……”队长把干枝大手烤在火苗上，掀山似的翻了一下眼皮，“就最后定下星光去当秘书了？”
七伯没回话，点了一下头。七伯这一点头，就宣布了村人又一个希望的破灭。事情摆在面前，星光家妹子订婚给支书家瘸子侄儿了，星光当支部秘书是势在必然。我忽然感到心里一阵轻松，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队长似乎亦然，似乎回到了半月前那种支书没向他提起让我当秘书的状态。爹娘和姐们，也都亦然。本来并没奢望过我能成为一个大队干部，这会儿不行了，也不感到有什么损失。只是玉玲有些异样。她拉着二姐，眼光显得迷惘且伤感，仿佛我不能成为大队秘书，就如她丢了啥似的。屋里一时静极了，七伯嚼馍的声音，像是一口铡刀铡草一样，一下一下，均匀且声响大得使人心跳。火苗从柴火上跳起，噗噗的声响从七伯嚼馍的空隙中跳出来。火苗映黄了大家的脸。每个人的脸上都如黄杨木桌面一样呆板、干枯。仿佛，屋里躺着一个死人，大家守在那死人身边，面无表情地沉默着。
过了好一阵，玉玲从屋里走出来，对队长也好像对大家说：“趁还没宣布星光当秘书，找找村里谁家和公社的哪个书记有亲戚……”
先是一阵沉默，过后队长站起来，谁也不看，浑重地道：“去他妈妈的吧……不要这个秘书我们瑶沟人也不会断子绝孙！七哥，事不成你腿跑到了，给你记两天的工。”言毕，队长就车转身子走掉了。步子宽厚且悲凉，就像一个人在深夜朝墓地走去那样，脚步声往人的胸膛上撞。到大门口，他又回过头来叫：“明儿前晌各家到老皂角树下分返销粮。”
一夜没话。
第二天起床玉玲就要走。我去送她。二姐说，连科，玉玲不知咋的了，昨儿在床上翻了一夜。路上，我俩一前一后，迎着新出的日光。从夜里挣出来的耙耧山坡，散发着寒冷清凉的气息，就像水样从我们脸上汩汩地淌过，能看见那气息在日光中泛出的浅薄的金色。路边干草上的霜水，米珠似的被草尖托在日光里。这时候，日光里包含了透亮的冷，像一块发光的冰在我们四周。我说玉玲，冷吧？她说，连科，你一定要设法当秘书或者入个党。
我说：“不当秘书也照样过日子。”
她说：“人要活个前途。”
我说：“你是奔着我能当秘书才和我订婚的？”
她说：“我得罪你了吗？你这样挖苦我？”
我们一前一后，寒冷的气息使我们浑身冰凉。山坡上偶有一潭溪水，结出镜似的白冰，似把我们的心摄进里边去。她说当不了秘书你咋办？我说过几天就去洛阳火车站当搬运工。她想了一阵说，能转为正式工吗？我笑了，梦话。我的笑声很短，瞬间即逝。她说合同工也不行？我说临时工也不是随便就能干的。她不回头看我，只扭脸盯着蓬勃的太阳。
她说：“下次到我家，你就说你是合同工。”
我说：“我不是合同工。”
她说：“你要听我的。”
我说：“我还送你吗？”
她说：“你不想送我了？”
我说：“你又没行李。”
她说：“去洛阳走时我来送你。”
送玉玲返回来，村里都已吃过早饭。冬闲没活干，人们都出来站在村头。这时候，太阳已经开始暖和，散发着棉花似的柔热。队长让把队里的一棵大树卖了，用这笔钱集体交了那五百斤返销粮的款。村人们只要到村头分粮就是。再有二十天就是大年。这批返销粮刚好支撑一下村人过年的腰杆，不费事各家就都有了小麦。过年的白面饺子和初一那天的白馍，一有着落，人心就满足许多，快活许多。于是，在村头等着分粮的人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红艳艳的喜气。爱玩笑的小伙子，去爱玩笑的嫂子们面前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嫂子们就纠结起来，把一个小伙裤子脱了，挂到皂角老树上。那小伙捂着自己的玩意儿，冻得浑身哆嗦，跪在嫂子们面前不落泪地哭。男人们则呆在一边，抽着叶子烟，哈哈哈发笑。姑娘们捂脸骂着不要脸，却没人拔腿往家跑去的，只在原地跺脚骂。
这时候，村人都忘了当秘书或不当秘书的事，毕竟不是自家谁去当秘书，又如何能牵动全村人的心？只有队长、七伯、六叔几个在村里主事的人，远远地坐在没裤子小伙后边，像没看见一样。他们不谈论秘书长短，也不谈论过了年的活路，就都倚墙坐着，望着通往镇上的那条车路，等着去粮店买返销粮的几个劳力回来。
路上没有一人。
日光在那黄沙路上像一层金粉似的散着，距离越远，那粉就愈加光亮。黄沙路从村头伸出去，笔直笔直，由高到低，插到镇街上。没人的沙路开始使人有了烦躁。这已经是临近午时，买返销粮的劳力仍没回来。村子距粮站无非三二里路，照理不该这样拖时。
队长派个小伙去粮站看看，转眼小伙就跑了回来。
“他们几个在粮站和大队干部差点打起来。”
村人们全都围上来。
“为啥？咋的了？”
“大队又要扣我们一百斤粮食作为水利机动粮，说明年搞水利建设要在工地吃中饭。”
“奶奶的！是不是各队都扣？”
“二、四、五、七、十和十三、十六队不扣，说这些队眼下还有讨饭人没回来过年哩！”
村人一下明白过来，这七个队中都有人在大队做着事情，不是革委会主任就是支部委员。什么也不消说了，一村人都愤愤起来，每双眼里都冒着火。一千斤返销粮，一扣再扣都忍了没想到最终又被扣去一百斤。仅余的四百斤粮食拉回来能干什么呢？还不够全村人放开肚子吃一顿！这一刻，村头上静得似乎成了夜间的坟地。每个人都屏着气息，盯着站在土堤边上的队长，仿佛只要队长骂一句我日他八辈，或说一句奶奶的，走！再或什么也不说，仅把胳膊在空中抡一下，全村人跟在他身后，入墓跳沟，或生或死，都将不会有一人犹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刻队长站在那里，显得十分平静，如同方才听到的是两个孩娃因为一句戏言吵了，压根犯不着如何动怒；谁也没有看到，在队长那浑然的眼光后边，深藏了只有他和七伯、六叔等几个人方能明白的东西。队长不看大家，只和七伯对视了一下，回头很淡地说：“去让他们把粮食拉回来，说我队长讲了，无论扣多少都可以。”
村人的目光一下变得困惑而惊异。
小伙迟疑一下，又去了。
环视一下大伙，队长叫上副队长、七伯几个朝皂角老树下走去。他们蹲在那里，和村人们隔着很远的距离。
一会儿，有个社员被队长叫去了。
又一会儿，又有一个社员被副队长招了去。
被叫去的人走回来，有人问干啥？答说队长神经了，问我家和公社书记家沾不沾亲戚。又有被叫去的走回来，问干啥？说问我家过年能不能熬过去……
这边的男女社员终于明白，那边的队长、副队长和七伯们，在酝酿着一个事关全村人命运的计划。这计划像一个出丧的黑圈，戴在十八小队每个人的头上，显得神秘而压抑。我坐在土堤下的一堆日光里，从队长那走回来的叔们、伯们，都不时地瞟我一眼。村后胡同的一个叔伯哥，上月倾尽家产娶了一房媳妇。媳妇和他过了二十天，她听人说往南去有个农场，细米白面吃不尽，慢慢还能转为正式工人，就给叔伯哥说回娘家一天。这一天就再也没有回来，和人逃穷跑了。叔伯哥从队长那走回来，坐到我身边，看我一阵，拉着我的手说：“兄弟，当秘书了，可别忘了你哥……去找你嫂子要花一百多块盘缠，那边干部还不理这私人私事，过几年，你在大队说话算数了，就再派个人去把你嫂子找回来……”
我望着叔伯哥，心沉了一阵说：“哥……就怕兄弟，成不了事情。”
哥说：“你能，全村只你一个高中生……”
到太阳当顶时，村里人拉着小麦回来了。四百斤小麦，装了两个麻袋，在村人们面前，就像两个手提兜儿。平均分配，才人均二斤。大人口家庭，就是七八口子人，也才十五斤小麦。十五斤小麦，能磨出几斤白面？有两个社员把那两袋麦子卸下来。村人们席地坐下，冷冷地瞟着麻袋。用来分麦的红杆秤，放在麻袋上边。太阳光把秤杆照成了一条红线。秤锤落在地上，挨着一堆猪屎，没人弯腰去捡。对面五角麦田的中央，仍然卧着那条无家的狗。那狗仍然痴痴地仰视着日光亮亮的天空。人群里很静，有女人在一边嘀咕。这时候，队长慢慢从人群外走来，到那两袋麦子边，把秤杆拿下放到脚边，缓缓解开袋口的扎绳，抓起一把麦子，又让麦子从手缝流进包里。从队长手缝流下的小麦粒，在日光中又黄又亮，像一粒粒传说中的沙啦啦的声音。小麦流尽了，队长抬起头，“咳”了一下嗓子。
“小麦不分了。”队长大声说，“再有半月过年，谁家过不去年，自己来这包里挖。”
没有人动。男人们都像柱子、泥塑一般，站着或者坐着，有的看着队长，有的看着脚前的一块石头，有的看着村外远处的哪儿。女人们则有的抱着娃儿，眼盯在麻袋上，有的瞧着自家男人；还有的，手扶着身边的篮儿，眼瞟着人群，似乎准备着，只要有人起身去挖，自己也就马上跟去。
然而终于没有人动。吸旱烟的声如锯木头的声音一样响亮，在这皂角老树下流着。
“来吧。”队长的声音小下来。十八小队的社员们都感到队长从来没有这样在社员们面前小声说过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声音变得柔软得如一个善良女人。他说：“我队长没有当好……我对不起咱十八队的二百口子人。去年过年有七家没吃上白面饺子。今年一千斤返销粮又被大队扣得最多……你们谁家过不去年自己来挖吧，十斤、二十斤都可以……”
队长这样说时，瞟前瞟后，把村里的大人小孩全都看了。他的声音本来不大，末了就愈加小下来。人们从队长的眼神里看到了他的无可奈何；看到了返销粮无端被支部扣掉给队长带来的痛苦。听了队长说“自己来挖吧，十斤、二十斤都可以……”村人们就彻底理解了队长的心境。人们开始可怜起队长来，想到这年月队长当得不易。于是，人们就拿和队长一样柔弱的目光望着队长，就像望着一个在同一房里住了许久彼此才搭腔说话的对方一样……
到底，还是没有人动，没有人说我来挖几斤小麦吧。
六
我、队长和老高叔朝酒店村走去。
公社张书记家住酒店村。
老高叔住在我家房后。老高叔的舅家住酒店村，和张书记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我们去张书记家送那四百斤返销粮。张书记家四个儿子，一年娶个媳妇，一年要起一座新屋。今年要起的新房是给老三住的。老高叔打听过了，张书记家寻人起屋需要小麦。
我拉着架子车，队长和老高叔跟在车后，我们就像丰年去交公粮一样走得轻轻快快，冬日的阳光在架子车上像水一样流动。我说队长、老高叔，你们都坐车上我拉着。老高叔说不坐了，等你成了人物，记住你老高叔为你跑过腿就行。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怕不会成为人物。
队长问：“那边都说好了？”
老高叔说：“和我舅去书记家坐了半天哩。”
我们吃了早饭就离开村子，沿着沥青公路往南走。路边萧条的泡桐、杨树一棵棵朝身后倒去。早早起床的麻雀，在路边啁啾成一个团儿，叫声先响在空中，后扩散到田野上，茵茵的麦苗在田里像蓝线织的毯子，黄爽的土粒在麦苗下雪化成一块暄虚的棉地。麦地里不时有几头大猪在自由地拱着麦根，队长也不时地瞅着白猪骂一句娘的，没人管！到酒店村去，只需途经几个村庄，走二十几里路。半晌时候，我们已经到达酒店村头。这是一个临着公路的村子，书记家就住在路边。书记家的起屋新址也在路边。年内，书记并不打算盖房，只计划把地基叠起来，等过年后天气转暖，就可一气儿把房屋落成。
到了酒店村后，我和队长在村头等着，老高叔进村去找他的舅。我们足等了有一个时辰，才看见他和他舅、书记三人从村子那头走过来。老高叔的舅是个小老头，身上围了条帆布片儿，不消说是正在给书记家帮工。书记则仍然一身干净，穿着的卡中山装，不急不慌朝我们走过来。
队长忙不迭朝书记迎过去。
“张书记……正忙啊！”
“哎……你们……”
“我是田湖大队第十八生产队队长。前年你去我们队蹲过一天点，检查大寨田。就是你让我们在大寨田里进行黄豆、红薯间作，队里才家家都有粮吃。”队长极热情地说着，不管书记如何，就上前像老部下、老熟人样拉起张书记的手，“书记，你不知道吧？田湖大队十八个生产队，就我们十八小队没人出去讨饭吃，就我们十八小队不吃返销粮；家家户户天天锅里有面条，大年小节都去割几斤肉……村里人觉得你几句话就让村人们日子活顺了。听说你家盖房子，无论如何让我们送来一把小麦，表表全村人的一点心意。”
队长这堆话说得极快，弄得书记一时懵怔。他痴痴地瞅着队长，好像在想他什么时间去过十八小队，什么时间说过让十八小队在梯田上实行黄豆、红薯间作一样。一脸被人称颂的光彩，一脸弄不明白的疑虑。队长并不管书记能不能想起这些，说完这堆话，就回过身来，道：“把那几把小麦送到书记家里吧！”
我拉着麦车朝前走。
张书记一下拦过来：“不行不行不行……”
队长说：“张书记，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庄稼人！”
张书记很尴尬：“哪能，我老婆孩子都是庄稼人。”
“就是嘛。”队长说，“说到底你也是贫下中农，也是半个庄户人家，你应该最知道庄稼人的心——啥也不图，就图你张书记以后检查农村工作时，多往我们瑶沟跑一跑。”
“要去的，”张书记“很是书记”地说，“我以前应该说官僚主义啦，日后一定多往你们队里跑。”
有了这话，队长一笑，老高叔就过来推着车子，忙忙慌慌和我一道朝书记家里走。张书记似乎还要拦一下，可我们已经拉着车子走远，也就只好在样子上很不情愿地作罢。我们走得很快，书记和队长在身后跟着。他们吸着书记的烟卷，嘴不停地说道。话语多是书记问些生产队的情况，队长答说从书记上任去队里检查以后，社员们出工率高了，活路做得细了，注意农家肥的作用了，等等等等，形势很好，和以前相比，变化极大，这都是因为张书记的那次关心才有的。
张书记很高兴。不断有书记那铃铛般的笑声叮叮当当在追着我们。
书记家是一座瓦房小院，看去就像一座机关院落。我和老高叔把车子停在门口，书记过去和他媳妇说了几句，媳妇就笑着出来，让我们把麦子抬进厢房。
这厢房是书记家的一个仓库，屋里七七八八堆得极为杂乱。冬天风干的腊肉，呈出枯黑的颜色，一吊一吊挂在一根铁丝上，每一吊都有二斤重，像秋天将尽时丝瓜架上挂的丝瓜一样，弯弯的皱巴巴的。
“这啥？”
“腊肉。”
“好端端的，何苦风干哩。”
“不坏，啥时都能吃。”
老高叔和我这样说着，瞅一眼门外，顺手摘下一吊，塞进腾空的麻包，就卷了起来。我想这好歹是书记家里，大家来还有正事要干，这样总不合适，万一书记知道了，非误大事不可。
“老高叔……”
“你也摘一吊吧！”
“不要。”
“不要走吧。不瞒你侄儿说，你家兄弟妹妹都三年没吃过腊肉了。”
从厢房出来，队长和书记在上房喊我们进去，我心里噗噗直跳。老高叔不怕。他把那两个麻包卷在一块，夹在胳肢窝，大声对着上房说：“我把麻包送到外边车上。”
我朝上房走去。上房正屋里，坐着书记、队长和老高叔的舅。一入门，队长就对书记说，这就是连科。老高叔的舅望着我，书记也望着我。书记望我时，就像在商店挑选东西。我站在正房门里，面对着一扇屋门。那扇门上的白对联还一点未破，联句是“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片好”，我想回身瞅一下背后门上的联句是什么，可在书记的眼前不敢扭动，只好把头勾了下去。书记家屋里是水泥地。
“高中毕业？”书记问我。
我忙“哎”了一下。老高叔的舅给我递了一个方凳。我说不坐，他说坐吧。我只好坐了。
“今年多大？”
“十八。”
“在校时学习咋样？”
“差不多……语文更好些。”
这时候，队长插了一句：“大字写得好，全村的对子都是他写的。”
“那好吧。”书记站起来，“你们回去，这事我抓紧问一下，给你们支书打个招呼，估计问题不大，不就是一个秘书嘛！”
从书记家出来，老高叔和架子车全都不在，想必他是先走一步了。我们和书记告了别，到老高叔的舅家，仍然不见老高叔，就径直上了公路。公路上仍然没有老高叔，队长前后找着，汽车和拖拉机扬起的灰尘荡了我们一脸。
“妈的，哪去了！”
“可能前边走了。”
“有的话说好由他来讲，咋一出门就没了影儿。”
找不到老高叔，我和队长只好回走。不消说，秘书的事情已办得不差一二。一出村队长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连科呀，你都见了，真他妈不易。当了大队干部千万要让村人们扬头过几天日子。正这样说时，老高叔忽然从路边的一个厕所后面钻了出来。
“队长。”
我和队长站下来。
“你去干啥事了？还想不想要工分？”
老高叔笑眯眯走过来，拉起架子车，和我们并肩走着。他脸上溢满了不曾有过的笑，对我悄悄指指队长，指指车上卷死的麻袋。我向他摇摇头，意思说队长不知道，他就更得意地笑起来，居然笑出了声，像一个捡了钱包的孩娃。
队长疑惑地站下来，盯着老高叔的脸。
“我在书记家拿了一块腊肉，”老高叔突然说，“有二斤多重。”
“啥腊肉？”
“风干的咸猪肉。”说着，老高叔停车从包里取出那块丝瓜似的腊肉递给队长。
队长接过腊肉闻了闻：“你咋不多拿一块？”
“不敢。”
“回去给我割一半，娃儿们好几年没闻过腥味了……”
七
回到村，满村人高兴，觉得书记答应让我当秘书，四百斤返销粮没有白送。玉玲知道了，还特意从家里送来一些吃的。村里人，每天夜里，都又开始到我家闲坐，烤火，吸烟，唠叨，男男女女，一直到深夜方散。
这天夜里，村人刚走，队长突然来了。他进屋，不言不语，一屁股坐在火盆边上。火盆已经没火，红烬也正慢慢消去，队长用手在火盆上拨了几下，抬头时，脸上满是木然。在昏花的灯光下，队长那张脸，很像是一块没有正经颜色的脏布。他看看我，看看我爹娘和姐们，淡淡说：“你老高叔的舅今天来了，讲书记找了支书，觉得有些事情难办……支书也不好得罪。大队后天开年前社员大会，就要宣布星光当秘书。张书记说了，公社还捏了一个水泥厂的正式职工指标，打算让你去当工人。”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全家人都张口结舌直发愣。后天开社员大会，星光当秘书已成定局，人所共知，来回变动已不大可能。这秘书是全村人奋斗的目标。让我当秘书，不是为了我连科，可现在那四百斤返销粮没能换回来秘书，却换回了一个正式工人的指标。家里人都望着队长不动，忽然感到哪儿对不起队长了，对不起了村人们。这中间，总使人觉得，谁耍了手腕，以给村里谋个人物为名，把四百斤小麦送了出去，换回一个正式工人指标。
我说：“队长，我不去当工人。”
队长说：“我想了半晌……不容易，你走吧，社员们那里我开会解释……一当工人就成了公家的人，弄大了就是国家干部，更能给咱村主些事儿。”这样说的时候，队长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光彩，也没了往日对村人日后美好光景的信心。说完话，队长站起来走了。我把队长送到大门口。
“三叔，我当工人走了，村人会骂我吗？”
“你把村人们看坏了……”
清冷的月光，像极薄的冰样结在各处。队长的脚步声，如踩在冰上一般，脆生生地在村里响着。寒冷的穿沟风，很硬地吹过来。队长走路时，腰微微地弯着。我心里震颤了一下，感到我使队长失望了，使队长感到了光景漫长而又难寻光明。队长似乎老了些，没了先前的暴烈。他走路的动作让我想到了八十二岁的九爷。快农历二十九了，到了二十九那夜，九爷又要去砍那皂角老树的根，砍断了，九爷家就时来运转了。队长是从九爷家房后走的。到九爷家房后，他站在九爷砍树根的土坑边呆了会儿，才又慢慢走去。我直到看不见队长，才转过身子来。五角麦田很空荡，那无主的痴狗不知哪去了。麦田在稀疏的月光下，像蒙了白纱的绿毯，看久了，感觉到那白纱像在风中不断飘动一样。村人们都睡了，极静。我站在家门口的月光中，就像泡在一池冰冷碧绿的水里，心里翻腾着苦涩的浪花。
爹在屋里唤我回去，说半夜啦连科。
我依然站着。
二姐出来，说回去睡吧……你要当工人走掉，就得想法把那四百斤返销粮还给村人们。
我说我已经是十八队的人了，如何能走？
姐说咋办？
我说我到星光家去一趟。
的确已是半夜。头顶一弯残月已黯淡无光，几粒寒星，白扣般缀在天空。我脚步沉重地朝田湖镇走去，风从我衣里绕着弯儿吹去，脚下的沙堤路面，像砂纸样擦着我的鞋底。见了星光该说的话我都已想好。我以为队长能做的都尽力做了，村人们该做的也都尽力做了，剩余的就全靠我自己！我想我就是一生面对黄土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十八小队，离开村人们。我必须和村人们在一起，必须当上大队最为卑微的秘书。必须在秘书的位置上，扫扫大队的会议室，开会时给支书、副支书及委员们倒上一杯水，然后支部有啥事情，如开会什么的，跑腿发发通知、叫叫人。再或到支书家里腿勤、手勤干些活，见支书媳妇婶儿婶儿不停地叫……只有这样，我才能当好秘书，才有可能为村人们主持一些事，如麦天各队轮流浇地时，把十八小队往前边排一排，返销粮下来了，尽力给村人多争几十斤，谁家有事需要介绍信、证明信了，不费事就把支部的公章盖上去……别的还能做些什么？村人们不就是为了这些吗？田湖镇已到了脚下。四队住在车站前的一条胡同里，马上就到星光家。想到我读了十年书，在这半夜三更时候，像乞丐一样去找同学开恩，却仅仅是为了这些七七八八的琐事、为了谋求卑微的秘书一职时，我心里胀慌苦涩，如灌了一盆久煎久熬的草药水……
星光家到了。我站在门楼下痴愣着。我好像要认真想想，却又不明白自己到底要想些什么。
终于，我敲了星光家大门。
星光一家都还没睡。
“谁——？”
“是我——老同学连科。”
门开了。从屋里传出的是喝酒恭贺的声响。星光站在门口，先怔一会儿，后就要拉我进去坐坐，说还有菜有酒，屋里是生产队长和左邻右舍，全都熟悉。我说这么晚了还喝？他就笑笑，说你连科全都知道，大队秘书最后定到了我头上，大家伙儿还以为我要立马当支书似的，非让弄一桌贺贺。
我说：“星光，就是来给你商量商量这事。”
“啥事？”他问。
“当秘书。”
“咋了？”
“能不能让给我？”
“让……？”
“对。把秘书让给我。”
“……”
“星光，我不亏你。”
星光就像盯着一位成了贼的挚友。我也一样地盯着他。在朦胧的月光中，他那张方脸，就如一尊冷硬的石刻。门框落下的一横阴影，黑绸带似的蒙住他的眼睛。然那双眼睛，却透过黑绸带看了我很久。
“连科，你说不亏我……可你知道不知道，我妹子和支书家拐子侄儿订婚了？”
“知道，”我说，“你把秘书的位置让给我，我可以给你奔个正式工人的指标，你妹妹还可以和支书家退婚。”
“退婚……”
“退婚支书不会生气的，我负责再给他侄儿介绍一个就是了。”
“你刚才说的是水泥厂……”
“嗯，一去就是正式工。”
“不瞒你说连科，我当秘书是想慢慢当支书……家里和四队的社员都想让我当支书。”
我愕然一阵。
“你图啥星光？图自己在队里算个人物？图让妹妹去侍候一辈子残废？”
他静默一阵。
“你图啥？”
“我图十八小队的社员有一天因为我都能在田湖大队气昂昂地活一天。”
“气昂昂活一天……”他这样重复着，冷笑一下，好像要品品我话中的意思。不知道他品到了啥，重复时，他话说得极慢，并朝后退了半步。门框落下的一横阴影离开了他的双眼。我看清了，他那双眼里除了对我的疑惑，还是疑惑。
“直说吧连科，你是不是想当支书？”
“是！”
“有一天你真当支书了，你会不会忘了我星光？忘了我一家？会不会让我们四队慢慢成为十八队？”
“你看错人了你……”
“你让我咋样？”
“明儿你找支书一趟，就说你不想当秘书，想去当工人……别的你就不用管。”
“就这样定了。我早就想当工人吃公粮了。好，你走吧……家里客还等着我哩。”
八
终于，我要当上田湖大队的支部秘书了。这是支书透给队长三叔的口信。
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后天春节。
照理，二十九这天，该是男人们的闲日，至多请人写写对联就算完事。可大队支部要开一个社员大会，说是传达一份来自县上的文件，说这份文件重要极了，县里要求年前必须家喻户晓，年后就要雷厉风行，抓落实行动。另外，还要在会后宣布我当大队秘书的事。
吃过中饭，队长敲了牛车轮子钟，站在钟下的石头上，撕着嗓子唤：“喂——老少都听着——没事的今儿都到大队参加社员大会喽——”
为了过年，村人们都忙七忙八，女人们似乎一天到晚手没离开过面盆。不消说，既然是过年，红薯面窝窝各家也要蒸上几笼。队长的音一落，就有女人吊着面手站在门口。
“开会干啥？”
“宣布连科当大队秘书啦！”
“就为这？”
“还能为啥？回去让你男人去开会。”
“我家对子还没写。”
“写对子重要还是听宣布重要？娘儿们，回去让你男人出来！”
我从家里出来时，皂角老树下已站了多半村的男人。爹是最早站在那里的一个。我站在门口，一种实现了的满足像饭一样胀着肚子，并不舒服。这时候，玉玲早早从村里来帮娘蒸馍了，她从山坡上下来，背着半袋白面，就像背着一个太阳。这半袋白面能蒸三笼白馍，还能吃两顿饺子。队长先看见，唤连科——去接接。
我去了。
到半山坡上，接过玉玲背的面袋，她就身子一软，坐在了路边太阳地。她看着我，太阳在她脸上晃动。汗粒在她两鬓，就像落在红纸上的水滴，在日光中闪着朱砂般的亮泽。
她说：“你咋不去接我？”
我说：“不知道你会背面来。”
又说：“秘书最后定了吧？”
我说：“今儿开会就宣布。”
“这就好。”说着，她擦了汗，脸上就愈发光亮，愈发红润。如同5月的鲜桃散发着阵阵清香。她没有笑，然那轻松的笑却在脸上四处流溢，仿佛一件始终悬在心头的啥事情终于如愿以偿了。心头的快乐怎么也按捺不住。
我说：“你怕我当不了秘书？”
她说：“不怕……种地也无所谓。”
我说：“走吧。”
她说：“拉我一把。”
我去拉她，她反抓住了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原本很凉，可一抓住我，就忽地热起来，在我粗硬的掌心里柔软如棉。
我说：“村头大伙都在看你。”
她说：“看吧，不怕。”
我说：“总归不好……”
她说：“我就要这样叫人看！”
话是这般说，她还是松开了我的手。我们一道儿往山坡下面走，太阳移到我们的背后。
她说：“队长说迟早你要当支书？”
我说：“都是梦。”
她说：“不是梦。你不是到底当上秘书了？”
到村头的时候，玉玲先向我爹叫了爹，接着向队长叫了叔，再又一一向村人们打了招呼，就从我手里接过面袋，说你和大伙一道去参加群众大会吧！
村里群众一家至少一人，队长点了人头，共计四十来个，就领着大伙往镇上去了。路上，人心欢畅，队长哼了曲儿，很多人都哼了曲儿。他们唱眼下不让唱的《穆桂英挂帅》《薛仁贵征东》，还有《王金斗借粮》。快到镇上时，谁也没有料到，队长忽然拉着嗓门唱：
别小瞧我过河一个兵
要让天下不太平
要叫太阳没有光
要叫月亮蒙黑影
杀车吃马赶走炮
小兵也要坐阵中……
队长唱到这里时，声音越来越大，末尾一字一音都是吼出腔的。社员们上前围着他，似乎觉得队长疯了，见他脸上焕发着石板样亮泽，眼里有一种又喜又硬的光，就像大功告成志得意满的将军。我有点惊异队长的举动，上前叫了声三叔，他又一次拍着我的脑壳，说：“杀车吃马赶走炮，小兵也要坐阵中。”我知道队长的话意，感到肩头无端地沉重起来，那沉重压得我微微地肉跳，如同我挑着一副担子要爬上没有路的山上去。
“三叔，我心里发虚……”
“别虚。”
“我怕最后让村人们失望……”
“你不能让村人们失望。”
这时候，大队部到了。后边的社员上来问说队长你们在嘀咕啥呀？队长回头瞟一眼社员们，又看看四周，大声说，都不要再为一个秘书喳喳了，不要让人家说十八队社员没出息，出一个大队秘书就神气活现的！说完，我们十八小队社员就进了大队支部的院落里。
其时，太阳已经稍稍靠西，支部院里各队社员掺杂不齐，多半都未按要求参加会议。革委会主任统计了人数，把几个队长骂了几句，队长们又跑步回去叫了几拨儿群众，大院才算稀稀坐了半院。黄亮的日光，在院落里懒洋洋地走动，把会场也弄得满是懒散的气息。不消说，我们十八小队人员到得最齐，坐在会场最后，黑压压一片。讲台上，其实非常简单，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个麦克风，一瓶开水，一个茶杯，就是大会的全部设施了。这些设施是老秘书最后摆放的，今天开完会后，宣布了我的秘书，以后每个会议，都该由我筹办这些了。支书已经讲过，让我和老秘书抓紧移交工作。也许，会议一结束，老秘书就会对我说，你来把会场上的东西收拾收拾，熟悉熟悉情况。那当儿，我就算正式开始秘书工作。
会议开始了。
革委会主任主持会议。他讲一句话，喝一口杯里的茶，话线儿不断被自己弄断。会场下的社员并不注意听，一个队围成一堆儿，统共为十八堆儿。后天大年初一，每一堆都在私下议论年长年短，说谁家过年磨了多少麦，割了多少肉；谁家压根儿没麦，返销粮一下来就还了账。唯我们队的社员，听得极为认真。都听清了今天的会议是传达县委的一号文件：“反击右倾翻案风，抓好冬春水利建设。”
文件是由支书传达的。面对下边嘈杂的人群，支书威严地咳了一声，场内顿时安静了许多。支书拿起文件用手拍拍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同一般。听说上边有人打着把生产搞上去的旗号，又要复辟资本主义，你们不要满脑袋粮食粮食的，闹不好，资本主义复辟了咱贫下中农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支书瞪着两眼狠狠扫了一遍台下，又咳了两声就一板一眼地读起文件来了。
文件很长，分八个部分。无非是什么“反复辟”“反回潮”啦等等，村人们也听不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重要。于是人们又开始喳喳、走动起来。当支书解释文件发挥说俺们贫下中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时，队长三叔黑着脸嘟哝一句：“扯淡，人又不是牲畜，吃草能行？！”坐在旁边的七伯叼着不冒烟的烟袋，眯着眼不经意似的点着头。这时一个支部委员走到九队那里，九队长和他一块到台后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九队长面有喜色一人回来了。九队的人开始交头接耳，还不时地朝我们队长和我张望着。六叔用胳膊肘捅捅队长说，九队的人望着咱有啥事？队长冷眼瞟了一下九队的人说：“啥事？眼气呗！”
支书念着文件，还不时停下来做一番解释，所以念到第六个问题时，太阳已经很偏，仿佛立马就要西去。支部大院的日光，开始变得柔弱无力，浅浅的黄色，也缺少了亮泽。温暖稀薄了，人们都感到了冷，有人开始在会场下跺脚，有人把手放在嘴前吹得呼叫如哨。支书说不要跺脚，还有两个问题。是讲农田水利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过了初一、初二就必须上马大干。有人就在台下唤，你念快一些，还要回家请人写对联哩。支书就说我念快一些，念完再说一个事。
十八小队社员都知道，支书讲的再说一个事，就是指的秘书的事。然就这个时候，那个支部委员过来叫队长，说公社张书记在屋里等着他。
“啥事？”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书记说要亲自给你谈。”
队长去了，到支部后院。
支书仍在念文件。
队长去了很长时间没回来。
支书终于把文件念完了。他在台上跺了几下脚，从他的大头靴下发出了闷重的声响。革委会主任过来凑在支书耳朵上讲了几句。
支书说：“干脆让书记宣布吧！”
革委会主任说：“他说让你宣布。”
这话台下全都听见了。都知道有大事要让社员们惊一下。一时，台下立马安静下来，没有声息，全都把目光移到台上去。我们瑶沟的人，今儿来开会，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听这一个宣布。大家插袖的手拿出来对搓着，抻着脖子往台上瞅。在我们十八小队这个人堆里，静得如同没有人。吸烟的都不抽不动，让青乌的烟云一丝一丝徐徐升空。将要尽去的太阳光，有着浅薄的红色。在我们瑶沟说来，这是一个不容忘记的时刻，从支书的宣布开始，我们瑶沟村第十八小队就算有了干部，有了人物！我体会到，没有什么比我们瑶沟有了自己的人物更叫十八小队人激动了。我有些心跳，且跳得厉害，仿佛要从嗓眼跳出来似的。村里人仰起的那一片土黄色的脸，好似一片阴地突然见了阳光，显露出了枯土的亮色。
支书开始宣布了。
“最后说一个事儿——坚持一下，说完就散会，天也不是太冷嘛——大家都知道了，支部秘书要招工返城了，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了。在我们大队工作这几年，秘书很辛苦……城里娃，不能和我们农村孩娃比……还是吃了很多苦，对秘书返城到新的岗位上工作，我们表示祝贺！”
台下没有人鼓掌。
台上支书鼓了，也只鼓了零星几下，就像几片树叶在风中动。队长还没回来。我生怕宣布我当秘书时，台下仍然没有鼓掌、台上仍然那么几下干巴巴的掌声。
“新秘书——我们挑来选去——最后——决定由九队的李红社来接替老秘书的工作。大家欢迎！”
台上有掌声。台下九队社员堆里有一堆掌声。
我愕然……
瑶沟十八队社员全都愕然……
太阳光被支部大院的围墙挡住了，大伙都感到了寒冷，一个个盯着讲台上的支书，一个个眼里都是惊异的问号。九队的队长、社员都往这里瞅。
支书在台上张了一下嘴，扬了一下手，会场上哗然乱了。
散会啦！
年轻人齐声叫着“冻死爷啦！”往支部院外跑。别的男人们也都挤成一团。我们队的社员们没动，依然原样坐着，原样地四处张望。果然九队的李红社和老秘书在台上一道收拾桌凳、话筒、水瓶啥儿的。这时候，队长从后院走过来。我们看见公社张书记把他送到门口，还和他说话，可他没回头，也没接腔，径直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社员们都看见了，队长的脸上没光没泽，没有了来时的喜兴，像是一块青色的冰冷石板。他走得很慢，脚下如拖着两架山似的难以移动。到社员们面前，他停下脚步，看看他的社员，极为淡然地说：“散会了，都走吧！”
有人问：“咋回事？”
他说：“九队红社的二舅是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开会前县委副书记来个电话，说红社人样不好，家里又穷，找几个对象都不成……说红社当大队秘书他就好找媳妇了……”
太阳终于落尽，支部大院没有了一丝阳光。天开始起风，有树叶、草棒在院里旋动。队长说走吧，没办法了，走吧！我们就都默默跟在队长身后走出了支部大院。
在田湖镇街上，大家走得极慢。走出镇子时，还能隐隐瞧见西边山顶的最后一抹儿太阳的余晖。队长一直不语。社员们围着队长，也一直不语。在途中，有人回身看了田湖村。队长也回身看了田湖村。社员们就都回身看了田湖村。田湖村大极了，方圆几里。队里的男人们堆成一团，盯着田湖村，就像盯着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汉子。这时候，堆里冷丁儿冒出了一声声嘶力竭的叫骂：
“我日你祖宗八十辈——！”
没有想到，这一声叫骂，如同一个令语，话音一落，瑶沟十八小队的社员们，几乎全抬起头来，仰长脖子，对着偌大的田湖村落吼骂起来。
队长没骂，七伯和六叔也没骂。我十八岁，认真说还是孩子，还不完全知道这些叔们、伯们和哥们到底在骂谁。他们那变粗、拖长的粗喉嗓音，集合在一起，像一块巨大的山石从耙耧山顶隆隆滚下的声响，夹裹着冬天落日后的暮气和寒气，铺散开来，升入空中，朝着田湖村慢慢地压过去……
九
我走得慢，社员们进村了，我还在后边拖沓地跟着。队长在村口等我，待我近了，他说要不去找星光把招工指标要回来？我说我不想去当工人。他说那你今后……我说我就和村人们一道种地。他很柔很亲地拍拍我的肩，说你是咱瑶沟村的人，就进村回家了。
站在村口，我心里茫然一片，如同有股找不到出口的大风卷着沙土在沟里盘旋。暮色很重地掉下来。我像一只找不到家的羊羔站在暮色中的村口。村里炊烟正浓。有娃儿们提着刚写好的红纸对联在街上走动。后天初一，今儿就有人在皂角老树上贴了红帖，上写四个柳字：“赐福于民”。我想起了逢九日砍树根断灾的九爷，想起了五角麦田的无主痴狗。回过身去，果然见那狗依旧坐在麦田中央，像一个黑点，滴落在绿茵茵的毯子中间。我朝着那狗望了很久，抬脚朝麦田走过去。
年前的大雪，把麦田粉得虚软如沙，脚踩上去直往下陷。田地中央的黑狗，面西而坐，尾巴布条似的耷拉在麦苗上。这狗瘦极了，似乎肚皮已紧紧贴在一块，肋骨一条一条，跳在身外。狗皮像一张脏布一样在肋骨上挂着。它盯着日落的方向，就像用双眼追寻着太阳一样。我走近它，它一动不动。
我轻脚绕到了狗面前。
狗仍是不动。
我又朝前走去。
狗如同没有看见我。
又往前走了一步，我呆了。
这狗没有眼睛，双眼是两个又黑又深盛满了脏物的窑洞……可是这两眼窑洞却久久、久久地凝视着天空……
我和那狗一样地痴痴不动。
过一阵，狗也许听到了我的呼吸，它缓缓地、艰难地站起身子，回过头慢慢走了。拖着的脱毛尾巴，像一条短蛇样在它身后跟着。
二姐在门口唤我的名字。
我想这狗是活不过年下了。
二姐说你快回来呀！
我像狗一样慢慢往家走。
二姐说：“玉玲今夜儿要回家。”
我说：“她回吧。”
二姐说：“你去送她。”
我说：“用送？”
二姐说：“送远些，路上别吵嘴。”
匆匆吃过夜饭，我就去送玉玲。大年二十九，还不是熬年时候，村里死静。没有月光，天倒是晴的，也没云。星星零落几颗在天空缀着。地面上有蒙蒙亮色。冬风像浇地河水一样在村里似有似无地浸漫着。九爷砍树根的声音，开始空洞地在村中回响，听起来就如两段木棒，在很深很深的山洞中对敲。和玉玲走出村子很远，那声音还紧紧地跟在我们身后。
“我今天见了九爷，”玉玲说，“他气色不好。”
我说：“过了年他就八十三岁了。”
她说：“秘书是九队人当了？”
我说：“九队人当了。”
她说：“一点希望也没了？”
我说：“半点希望都没了。”
她说：“真是这样……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我说：“说吧。”
她说：“你认我为干妹妹……咋样？”
我说：“就权当咱从不认识也行。”
她说：“我愿意结亲戚……可我爹，他有头脸了一辈子，知道我最该嫁给哪一样的人……”
我说：“你爹他想得是对的。”
我一直把玉玲送到她村头，听到村中有狗的吠叫，才站下脚来。在模糊的光影里，我说你走吧，不再送了。她不吭，站着不动。不早了，我又说，你回家去吧。她仍望着我不动，说你不想拉拉我的手？我向她摇摇头，她就站一阵，低头回了家。
从原路回到村里，已近半夜时分，刚一到村口，就听见满世界响着噼噼啪啪的脚步声。我快走了几步，就见爹、娘和二姐都从家里跑出来。问咋了？二姐说九爷今夜不停地砍那皂角老树根，砍着砍着，就倒下不动了。
于是，我和家人一道去了九爷家。
九爷终于死了。那皂角树根还没有砍断，他就死了……
公元1976年1月30日，旧历乙卯年的大年三十这天，队长三叔领着村人们，在耙耧山上埋了九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