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划时代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的正文，进入我们眼帘的第一段话是：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这段话凝练而深刻，高度概括了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背景；这段话也精彩而睿智，读此开篇无不为之深深地吸引，涌起探其究竟的意愿……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出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段话，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马上就能感受到仿佛革命导师正向我们走来，将那些深刻的革命思想对我们娓娓道出。
研究《共产党宣言》深刻的理论内容，要从这一段话学起；领会革命导师的写作风格，也可以从对这段话的认真分析谈起。
首先给我们的直接感受是，这段话把两大阵营的尖锐斗争昭然揭出，明确地强调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就是斗争兴起的时代。鲜明的斗争性从这第一段起，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著作之中，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风格的主基调。在凸显斗争性的写作风格中，这段话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把斗争的对立双方列出。斗争的一方毫无疑问就是“共产主义的幽灵”，斗争的另一方则是“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共产主义的传播已遍及欧洲，“在欧洲游荡”，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旧欧洲的一切势力”也都结成了“神圣的同盟”。而在这些旧势力凭借权势组成了以遏制共产主义潮流为目的的现实同盟组织的情况下，仍然以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共产主义潮流也应当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政党组织。这就在尖锐斗争的背景下把成立共产党的主旨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中引出。研析革命导师的写作风格，首先就要强调斗争性。
认真分析这段话的上述写作脉络，我们也不能不对马克思、恩格斯缜密的思想方法和顺畅的逻辑推理叹为观止。从横空出世般的“一个幽灵”到由这个共产主义幽灵所引出的一系列斗争结果，进而使开天辟地的共产党成立的宣言呼之欲出，所要阐述的观点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使所有读者无不顺其思路而受其引导。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大谈革命斗争的都不乏其人，而所有革命导师的论述与之不同之处，就在于都能像这段话一样以逻辑的力量循循善诱，却又将革命道理以严密的逻辑脉络展开分析研究的说理性。
能够以说理性的写作风格来启迪人民、动员人民，显然不能靠纯粹的理性思辨，这段话的内容就体现出了以理服人还必须要同以事实教育人结合起来，因为在百字左右的这段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凝练地列出了体现革命斗争尖锐性的一系列历史人物：“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
这些人物的列出，全面地说明了革命斗争形势的严峻性，虽然仅仅是六个名称，却有代表性地概括了当时“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与沙皇”：教皇显然是欧洲神权的代表，沙皇则是当时世俗权力的代表。自古以来，欧洲就一直有神权与世俗权力谁是老大之争，也曾打得你死我活，但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当共产主义的社会潮流出现之后，本来是对立双方的教皇和沙皇，却在相互勾结、联合绞杀共产主义运动上统一起来。“梅特涅和基佐”：这是两个历史人物，分别代表着当时欧洲的两种不同的势力。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战败之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成为了战胜国的代表，与他相对立的就是被瓜分的战败国法国的代表基佐。这两个人本来是各卫一方，针锋相对的，但同样是在对待勃然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上，他们的观点一致起来，在残酷镇压上采取了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共同立场。“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这既是确指的，又是象征的。19世纪40年代，法国存在着许多激进的革命派别，他们在主张社会变革上提出了许多激进的方针和口号，俨然是一副“左”派的嘴脸，而“德国的警察”则是欧洲极右势力的代表，他们仇恨一切变革社会的革命斗争。大力鼓吹革命的“法国激进派”同“德国警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一方面说明了“法国的激进派”实际上仍属于“旧欧洲”的反动势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在对抗“共产主义幽灵”上全面地联合起来了。
看似简单的六个历史人物的列举，都有着典型的代表性，体现着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这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对斗争形势的总体把握，也说明了他们的写作风格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深入学习革命导师的论著，能够发自内心地诚服他们写作风格上的广博性。
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段话中所闪烁出的睿智的思想火花，虽只寥寥数语，却体现出深刻的革命思想。开篇读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会与“幽灵”联系起来呢？这绝不是随意写出的。
直接的形式理解可以认为“幽灵”的比喻是在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在欧洲的迅速传播，因为幽灵无影无形，不受阻隔地四处游荡；进一步的理解则可以看出写作方式上的借用和反喻，因为“幽灵”毕竟是个贬义词，而且是当时反动势力攻击共产主义浪潮的用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幽灵”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不怕攻击，我们就是要站在一切现存的欧洲旧势力的对立面上。这便引申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用“幽灵”来比喻共产主义浪潮的深刻用意。“幽灵”的主要特征是与现存事物的对立，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宗旨也就是对现存旧世界的反叛和变革，马克思、恩格斯用“幽灵”来作比喻，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共产主义就是现存旧世界的“否定力量”，并且最终会使旧世界天翻地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或是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便把深刻的革命道理明确地阐述出来，这是革命导师写作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我们在研读这段话时能够感受到革命导师写作风格上的精彩，更能感受到他们阐述道理上的深刻性。
深刻与精彩在一些人对社会问题的论述中往往是二者不可得兼，但是在我们研读《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的时候，却能够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幽灵”的比喻便是这种结合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的理论观念是深邃的，思想方法是深透的，论述问题的写作方法也是深入的，但是马克思不认为把深刻的道理写出来就必须是艰深晦涩的。在马克思的基本理念中，他认为“物质带着理性的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马克思与当时及之前之后的许多理论家不同，不是板着面孔使理性的解析读起来很沉重，而是放下架子、摒弃教条，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吸取清新鲜活的话语元素，将理性的深邃通过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所阐述的革命思想能够迅速地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传播开来，即便在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个大胡子的德国人”所讲的话，也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幽灵”而被中国的劳动大众所接受，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可见，马克思的写作风格中具有着引人注目的生动性。
为了把理性的解析引向深入，并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常会使人认为应当用许多话来解说，而要体现论证上的广博性，更不用说得有大量的引用，这往往会使政论性的文章很长、很繁琐。但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蕴涵了那么多的道理，体现了那么多深邃的思想，却仅用了100多个字，其精练的简约性写作风格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革命导师之所以耗费心血，尽力以精练的语言来阐述深刻的道理，这也是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宣言》是面向广大工人阶级的，所有的革命道理宣传都是要动员人民群众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并不能像专家学者那样可以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和分析，他们需要明确的方针和一目了然的宣传。革命导师都能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其典型的体现便是这段话中所表达出的简练性。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段话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内涵。我们认真研读这段话，也当然会解读出其中的斗争性、说理性、广博性、深刻性、生动性、简练性。这不是微言大义的分析，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写作风格中的应有之义，并始终贯穿在他们的文章和论著之中。为了学习革命导师的写作风格，下面便追随他们的足迹，在了解他们的创作历程中，将上述特性详细展开。
“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激荡”——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斗争性
1871年3月18日，随着法国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尔高地上传出的隆隆炮声，由工人和劳动群众自发组织的国民自卫军向梯也尔的反动政府发起了攻击。各路起义的队伍势如破竹，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市政厅大厦的楼顶。10天后的3月28日，20万人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前宽敞的广场上，欢呼工人阶级第一个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成立。
马克思洞察法国国内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鉴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他事先并不赞成巴黎的工人阶级立刻举行武装起义，但是，当工人阶级已经起来斗争时，他无条件地站在了公社战士一边。身在伦敦的马克思通过共产国际组织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开展各种声援活动，成了支持巴黎公社的“国际大首领”。
巴黎公社成立之后，马克思给第一国际（即当时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有国际支部的国家连续写了上百封关于巴黎公社的信，尤其是在1871年4-5月期间，马克思科学地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如何展开斗争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阐述，为第一国际写了关于巴黎公社的长篇宣言，并很快于当年6月就以《法兰西内战》为书名首先在伦敦发表。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无论是对巴黎工人阶级革命壮举的高度赞扬，还是对巴黎公社伟大意义的深入分析，无不洋溢着高昂的斗争精神。马克思泾渭分明地把赞美之词献给了巴黎的工人阶级，同时以犀利的笔锋直指当时的各种反动势力。可以说，马克思写作风格中一贯的斗争性，在这些论著和书信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首先，马克思以热情的语言赞颂巴黎的工人阶级：“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所以，当巴黎工人阶级以实际行动在解放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胜利，并以公社的形式成立了马克思理想中的工人阶级的共和国时，马克思是非常兴奋的，所写的赞扬用语达到了最高级。这一时期马克思撰写了两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其中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高呼：“共和国万岁！”
当然，马克思不是简单地用热情的语言来讴歌巴黎工人阶级的壮举，对这次起义以及之后建立起来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也深刻地分析了其伟大的社会革命意义，在写作方式上则是用概括的、充满哲理的语言来作定性评价。马克思指出：“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的最大特点是“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噬的一切力量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这段话是马克思几十年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成果的厚积薄发，是以理性思辨的形式对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给予的深层次赞扬。
与此同时，马克思用了大量的贬义词，愤怒地声讨和批驳了镇压巴黎公社的一切反动势力，其用语的尖锐和激烈程度达到了所有论著和文章的写作之最。这种声讨和批驳集中体现在对梯也尔的评价上，出于对镇压巴黎公社刽子手的愤怒，马克思怒斥梯也尔是“玩弄政治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活同样卑鄙龌龊……”
在马克思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两篇初稿中，对梯也尔的怒骂更为激烈，除了使用“其貌不扬的侏儒”这样的语言之外，还多次使用了“这个邪恶的侏儒”的说法，说他是“议会小丑”，“庸俗的职业报人”，“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或谈过正经事”，“一个拇指般的小人物装模作样地想扮演英雄”，“智力贫乏，却富于奢想，追求享乐，怀疑一切”，等等。
当时曾有人认为马克思对凡尔赛政府的成员（主要是梯也尔）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马克思则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说他个人对所使用的文字负全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