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景郑（1907—2003），原名承弼，江苏吴县人。出身名门。但他却一生淡泊处世，与书为伴，将大半辈子精力连同其藏书都献给了我国图书馆事业。
从竹山堂到宝山楼
潘景郑从少年时代便从事收藏。他与兄长潘承厚继承了祖父潘祖同“竹山堂”四万卷的藏书，以此为基础，穷搜遐方绝域，从1922年至1936年十五年中，积书多达三十万卷，卓然为藏书名家。1929年，吴县书肆中传出一部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书上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等印章，流传有年，本系珍本，但由于纸色晦暗，藏书家多以为它是明代翻刻本而弃之不顾。然而经潘氏兄弟慧眼细审，字体古朴，用宋代黄麻纸刷印，断定其为宋蜀刻本无疑，毅然以二百金收归插架。不久，潘氏兄弟特将藏书斋名“竹山堂”更改为“宝山楼”，书林一时传为佳话。
宝山楼藏书，初为治学考览，免阅肆借瓻之苦，故自经史子集以逮百家杂说，求其大致具备。进而由于潘景郑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意欲编写南明史，又打算与潘承厚共同编纂苏州艺文志，故对明末史料及乡邦文献刻意搜采。虽然这两件事后来因故中辍，但相关书籍却入藏颇丰而成为重点。尤其是乡邦文献，一经发现，无不力求，所获世间罕观之籍占据楼中善本的半数以上。
宝山楼藏书的版本虽推《陈后山集》、《中吴纪闻》等数十种宋元旧本为至尊，但形成特色的却是大量抄校稿本。民国时期，当藏家多人承袭传统仍乐道于宋雕元椠时，潘景郑却另辟蹊径，致力于抄校稿本的收藏。因为大多宋元本亡佚不可踪迹，每赖抄本延一线之传。而辗转翻刻或传抄之本，幸得考据家校正讹误方还其庐山真面目。至于先贤未刊稿本，其珍贵自不待言；即便已经刻印，也有其资料价值。如其所藏清代沈大成《学福斋集》稿本中，载有项贡甫代金农画梅以假充真的故事，刻书时因顾及与金农的友谊而删去。此段掌故世人大多不知，足见稿本的可贵之处。当然，鉴别抄校稿本要比鉴别刻本难度高。但潘景郑不到二十岁便与吴中老一辈藏书家邓邦述、丁祖荫等朝夕往还，研讨版本目录学问，因此鉴定抄校稿本的门槛很精。有次，他在书店看到一部《五代史补》，满篇校语，朱墨烂然，仔细辨认，竟是出于清代校勘名家陈鱣之手，但由于没有陈氏署款与印记，无人能识，书店老板自然亦不居以为奇，于是他不声不张，以廉价买进。正是具有价值观念及凭借一双过人法眼，宝山楼中网罗了大批抄校稿本，稿本如焦循《孟子正义》、朱彝尊《文稿》，校本如钱大昕手校《郑氏遗书》、黄丕烈手校《箫台公余词》，钞本如南昌彭氏知圣道斋抄本《绛帖平》、海宁吴氏拜经楼抄本《三礼目录》等。这些书大都成为现今上海图书馆的珍藏。
捐箧归公得世守
1937年，日本侵略者炮火使宝山楼蒙受极大损失，三十万卷藏书去掉十之四五。当时为了避难，他将所余书中宋元明刻本与抄校稿本共千余种装箱秘藏，其他书则后来竟被族人同废纸论斤出卖，连家中的数万块书板也被当柴禾烧掉。
在经历劫难以后，潘景郑虑及私人藏书当世尚难以长守，遑论子孙永宝，于是在共和国成立后，他慨然将宝山楼中属于自己的藏品大多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在捐赠图书中有古籍及近代文献1300余种，更有大宗金石拓片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清季号称收藏金石拓片首富的缪荃孙，据其目录所载凡一万零八百种，而潘景郑所捐多达近二万种！他自幼喜欢金石，尝白谓于金石碑版之好不让宋赵明诚。他起初想辑《苏州金石志》，搜拓石墨，即吴县一地所得已逾千种，后来则不限品种范围，抗战初，蓄聚已超过万件，在战争中亦未受到大损。1940年，贵池刘世珩聚学轩所藏碑拓七千余种悬诸沪市，以万金沽售。这使潘景郑怦然不能自己，因为刘氏所藏中有三千余种系吴县叶昌炽五百经幢馆旧藏，多为西陲石墨，十分难得。而另有千余种为东武刘燕庭嘉荫移藏拓，亦素称稀见。他踌躇再三，几经周折，才设法购进。
潘景郑另一次捐赠图书却鲜为人知。“文革”伊始，他即被打入“牛棚”，藏书也被以“破四旧”名义抄走。历史真会和人开玩笑，不久，他头上还戴着“地主反革命”的“帽子”却被派遣参与整理上海市的抄家图书。当时，这些抄家图书全移交上海图书馆保管。他又担任古籍编目工作。当经手自己被抄图书时，有人劝说不要分散编目，应检出连号编目，使账目清楚，以待将来。但他却按图书馆的规章，将善本与普通本分别编目，既未集中一处，亦未制作清单。他的藏书有一特点，即仿效《四库全书》的封面，按经史子集四部制作不同颜色的函套，一望便知。只是他一直认为藏书归公，方能世守，并能发挥书籍的最大功用。因此，在落实政策时，他仅要回了一些做学问必备的工具参考书，而将百余种善本甚至老师章太炎的信札、诗稿等又一次捐给公家。在那次上海图书馆举行的简朴而又隆重的捐赠仪式上，他没有陶醉在官方与友朋的赞美词中，也未发一言自夸之语，而是请人为他与妻子陶令谐女士照了张合影。他最明白，若无妻子的支持，藏不了书，也捐不了书。
潜心图书馆事业
1939年，张元济、叶景葵等创办了上海合众图书馆，潘景郑欣然接受邀请，从此步入至今长达六十年的图书馆事业生涯。
潘景郑到“合众”后主司古籍编目，泛览群籍之余，他以其丰富的版本学识与经验敏锐察觉前人目录著录版本，由于目睹未广，往往高自标举，贻误后人。即如近代莫友芝《鄙亭知见传本书目》，亦颇多讹谬；而邵懿辰所纂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多未经目验，若奉为圭臬，则难免差错。他认为，“目录版片，辅车相依”，而讲版必须注重目验与比较，因此书影对鉴定版本就很有帮助。但当时流传的诸家书影存在局限，如清末杨守敬首创的版本书影《留真谱》，由于是模刻其形，未免失真；继起者虽采用近代影印技术，但又偏重宋元本，明版缺如；而它们的共同不足是没有类次，缺乏系统，无规可循。于是他与姐夫顾廷龙合作，花了两年多时间，编撰了《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一书。他们选择明本，是因为宋元本或已翻刻、影印，或已被校订整理重印成通行本，真正属孤本秘笈的已为数不多；而明本则随着星转斗移而日趋贵重，许多先贤著作赖明本得以流传，何况许多晚明著述在清代曾遭禁毁，所以对明本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感已突现在人们面前。此书所收有代表性的明版二百余种，于明代雕版承先启后的演变情况与各家、各地所刻的不同面目、精粗高下，大致可以踪寻；每类首撰提要，论其版刻特点，述其大要指归；每种书影后详注书名、卷数、册数、作者、版本、纸张、板匡尺寸，并加考证按语，使全书更具学术性。书末附有人名、书名、室名综合索引，极便读者检览。此书出版于1941年，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这部填补中国版本学空白之作，直至今天，仍是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及版本爱好者案头必备书，在八九十年代，台湾与大陆相继重印。
从合众图书馆到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十数年中，潘景郑编成《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等各家各类专目14种、《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书目录》一至五编，撰写馆藏书志初稿12册，却从未在任何一种目录上留下自己作为编纂者的名字。
前人于石刻编目，无论公藏私藏目录还是知见目录，一地一门之专目抑或类似清人王昶《金石萃编》之综合目录，或以时间次序，或以地域编排，像潘景郑那样根据石刻内容为主，兼及地域、形式而分类编成的综合目录，迄今为止，可说绝无仅有。石刻是图书的一种，其价值不仅限于书法与文物，这些道理人们早有共识，并从不同治学需求去利用石刻资料，尤其到清代，人们对石刻的研究已形成专门学问，但惟于编目一道，却始终陈陈相因，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石刻资料充分利用的阻碍作用。而潘景郑以其长年喜好金石的素养及其研究目录学的独到眼光，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植入石刻编目之中，这实在是一项可贵的革新。此目分古史、传志、碑记、艺文、题榜、题名、释教、道家、医方、目录、画像、用品、国外、法帖、砖瓦、汇编凡十六类，眉清目晰，方便实用；首冠《序例》一篇，说明分类编排指归，虽寥寥二三千言，精义蕴蓄，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关于石刻分类的学术论文。但此目录仅油印了百数十部，流传不广；且所收仅七千余种，而如今上海图书馆已藏有八万余种。
从1958年到1985年退休（退休后多年，实际上仍担任业务顾问），他先是与瞿凤起（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传人）共同编纂了上海图书馆十数万册善本的书目稿。又与周叔弢、赵万里被推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顾问。
（上海图书馆陈先行）
链接潘景郑宁静淡泊，有挂在床头的自勉联为证：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
余思资深藏书家最精通于版本实践，你能举出与此相关的3个例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