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粮食作物有五谷、六谷及百谷。这些农作物是农民最早从野生植物驯化而来的。五谷为稷、黍、麦、菽、麻，而六谷是五谷外又多了一种稻，因为稻是南方作物，以后才传到北方来的。百谷则是多种谷物的统称。稷为小米，古人以稷为谷神，又与社神也就是土神两者合为社稷，以此为国家的代称。黍也就是现代北方所见的黄米，《诗经》中常见的黍稷连称，可见它在上古时期为较高级的粮食。《论语·微子》曰：“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也就是说，子路的丈人杀鸡作黍饭以招待子路。麦，则有大麦与小麦之分。菽便是豆，上古时称菽，汉朝以后称豆。麻也就是大麻，其籽可食，古代亦列为五谷之一。后世还有吃麻粥的。但以后主要利用其纤维纺布。稻，也是野生稻经过人工栽培而来。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即发现七千年前的稻谷、稻壳等堆积遗物，说明了我国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此外，还有高粱，其不择地，耐旱涝，为高秆作物，可做烧火材料，亦可做草舍的建筑材料，高粱米还可以酿酒。粱为稷的良种，古人常以稻粱并称，认为这两种粮食作物好吃。又以膏粱及粱肉为精美膳食的代称。
据学者们考证，《诗经》中提到一百三十二种植物，其中仅有蔬菜二十余种。到了近代，这些蔬菜大多退回到野生植物了。直至战国、秦、汉时期，蔬菜的品种也很少，那时主要是五种蔬菜——《素问》中“五菜”，即葵、藿、薙、葱、韭。很多古代典籍提到葵，甚至将它奉为“百菜之王”。《齐民要术》中则有专门章节介绍栽培葵的技术。葵菜即现代一些地方称为冬寒菜的，植物分类学为冬葵。唐代以后种植葵减少，因它“性太滑利，不利人”，“发宿疾，动风气”，于是被其他新引入的蔬菜所代替。乃至明人搞不清楚葵，“不知何菜当之？”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以“今人不复食之”，将其列入了草部。藿则是大豆苗的嫩叶，人们今日也不拿它当菜吃了。但藿却曾经是先秦时期的主要蔬菜，《战国策·韩策》中称：“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那时的百姓常常吃豆饭与藿菜汤。而薙、葱、韭则分离为荤辛类蔬菜，其中韭菜为我国本土原产，不少古代典籍提到过它。至汉代，创造出冬季将韭菜移于温室养殖的方法，《汉书·召信臣传》中就有所记载。另有萝卜、蔓菁等根菜类，也在我国种植较早，《诗经》里“采葑采菲”，葑、菲即蔓菁与萝卜。《吕氏春秋·本味篇》亦记载太湖一带的蔓菁，“菜之美者具区之菁”。直至唐代，杜甫还提到“冬菁饭之半”，蔓菁在冬日可以顶替粮食当主食。汉代开辟了丝绸之路后，我国与西域各国多有来往，从海外引进了不少蔬菜品种，比如从印度引入了茄子、黄瓜、扁豆、刀豆等，从尼泊尔引入了菠菜等。元、明、清以来，又陆续引入了一些蔬菜新品种。例如，元代从波斯传来原产自北欧的胡萝卜，最初引入云南，以后普及全国。也有学者认为，胡萝卜在南宋的文献中已经有记载，引入时间可能更早。而辣椒大概是明末清初才传入我国的，西红柿则是19世纪中叶才在中国作为家常蔬菜栽培的。白菜又名“菘”，是农民不断培育、改良品种的结晶，至南北朝已大有改善。梁朝陶弘景说：“菜中有菘，最为常食。”至宋代，白菜已经完全培育成功，宋代诗人苏轼即有诗赞美它。
原始农业的兴旺带动了家畜饲养的发展。中国古代六畜为马、牛、羊、鸡、犬、猪，其中较早驯化的家畜为犬与猪。六畜则在新石器时代皆已驯化成功。当时，古代君王祭祀时以牛、羊、豕三牲齐全的为太牢，以羊、豕祭祀不用牛的为少牢。在周代，即使食鱼肉也有等级之分，只有国君才有资格吃牛肉，大夫有资格吃羊肉，士有资格吃狗肉和猪肉，而庶民百姓则只能吃鱼。当时，人工养鱼也已经发展起来了。据有关学者们考证，约在三千多年前商代已有初步的人工养鱼业。《周礼》等典籍记载，那时的官府就设有专门管理养鱼的人。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还写过一部书《陶朱公养鱼经》，总结了修建池塘、孵化繁殖以及混养和轮捕方面的经验。上古时期就有鸡、鹅、鸭。鹅又称为雁，有野雁及舒雁，舒雁便是鹅。鸭则是后起的名字，鸭又称为舒凫，野鸭则为野凫，战国时期也称为鹜。《楚辞·卜居》曰：“将与鸡鹜争乎？”古人将制成的肉干称为脯，又叫做脩，肉酱叫醢。古人还吃羹，一种是不调五味和菜蔬的纯肉汁，是饮的；另一种则掺和五味调料及一种菜蔬煮烂。《尚书·说命》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所以，咸与酸为肉羹的主要滋味儿。
商代的调味品还只是盐与梅。到了周代，有记载的各类调味品已经有百数十种。《礼记·内则》记载：“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酰，兽用梅。”上古时期，也已经有了醋，亦可制酸菜与泡菜，叫做菹。
古时候的糖，也不是我们今日所吃的白砂糖。因中原地区不产甘蔗，所以视白砂糖为珍奇，又称为“石蜜”。此为外国的进贡物品，仅少数王公贵族才能吃到。那时人们所食的糖是麦芽糖，称为饴。饴加糯米粉，则熬成饧。饧便是古代的糖。我国的人工养蜂业开始较早，汉代就有专门的养蜂业。晋代的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东汉高士姜歧隐居不仕，以养猪养蜂为生。许多人向他求教。晋代的《永嘉地记》《博物志》亦有记载，那时是用木桶养蜂，以蜜涂桶，群蜂闻到蜜气便纷纷飞来。蜜不仅营养丰富，还可应用于治疗疾病。古代书籍中以“石蜜”为白砂糖，又有土蜜、木蜜、岩蜜等不同种类，这是因为看到蜂房建在土洞中、树木上、岩洞里，便命名以不同的蜜名。
《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儒家所尊崇的礼制，其实是源于饮食活动的。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为中国文化定下了“礼乐文明”的基调。礼制逐步完善，饮食礼仪也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礼记》中对宴席中如何按照礼仪摆放食器饮器，仆人们奉酒敬膳的姿态，甚至如何依次摆放菜肴都有严格的规矩。吃食也是依照社会等级所体现的一种权力观。古人盛菜盛饭不用碗，而是将食器严格区分，盛饭为簋，煮肉为鼎，盛菜蔬则用豆。天子吃饭时，用九鼎，配以八簋，另有陪鼎三具。九鼎分别盛以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与鲜腊九种肉食，八簋则盛放各样黍稷食粮，三具陪鼎另置酒、水、果物等。古代礼仪限制下的食物，对于君主、贵族来说，有的不见得是美味可口的，但非吃不可，如大羹、玄酒及菖蒲菹。而有的鲜美可口之物则因不符合礼仪规定，却又不能去品尝。比如鲍鱼，周武王年轻做太子时就很喜欢吃，可姜太公却反对他吃，因为此鱼不用于祭祀，就不可以将这种不合礼仪的食物给太子吃。《周礼·天官》记载，周天子祭祀时，或大宴宾客时，要用馐“百二十品”，用酱“百二十瓮”，每一肴则专配一酱，不同的菜肴要有不同的酱调味。孔子曰：“不得其酱不食。”这就是遵守饮食礼仪的规定。吃，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肉食者阶层，也就是享有此专利的国君、士大夫贵族阶层。黎民百姓的主要食物则是粮食和蔬菜。
饮食礼仪的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影响着近代与现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儒家先贤孔子也有关于吃的论述，最为人知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过去批判孔子时将此斥为“腐朽生活观”，其实是偏激的。那不过是一种古代的美食观，所谓的精食，既要选择优质食材，对食材进行去粗取精的加工，也要精心地进行烹制。孔子还要求烹饪肉食时要“细”脍，将肉片切薄，把肉丝切细，更可使肉食迅速成熟，口味好，杀菌率高。孔子的饮食观里，尤其强调注重饮食卫生的要求，颇值得我们今人汲取。他认为，饭菜在天气闷热时置放过久不能吃；鱼类发臭及肉质腐坏了不能吃；食物变质发霉，颜色变了，“色恶不食”；菜肴烹饪不当，或夹生或焦煳了，“失饪不食”；此外，还有不到饮食时间不吃，食物未成熟或食之有害不吃；食物在不适当的时间季节不可吃；而且，在进餐时，彼此最好不要交谈，也就是“食不语”，以免因分散注意力而造成呛食、噎食，或因粗嚼狂咽而造成消化不良。孔子的这些饮食观亦值得我们在现代生活引起重视。
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欧社会不同，是长期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上的，其社会生产力就决定了大多数人仅能停留在勉强糊口的水平上。民以食为天，也说明了“民食”仅能止乎解决温饱，一旦遇到水涝干旱灾荒，连维持生计都很艰难，便可能发生社会动乱。因此，历代统治者们向来视“民食”为头等大事。《尚书》中的《洪范八政》便将“民食”放在“八政”之首。但是，恰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言：“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这种低标准下，黎民百姓是不可能太讲究吃的。汉朝以前黎民百姓吃面食都很少。古代人用粮食蒸饭、煮粥，或是炒成干粮。古代称炒成的干粮为糗，携带时装在竹器中，调合糗的水浆装在瓦壶里，这就是箪食壶浆。因为当时没有磨，用杵舀等工具生产不出很多面。直到魏晋以后，才开始有了馒头，那时叫蒸饼。《晋书·何曾传》记载，何曾蒸饼时不蒸出十字裂纹，便不吃，也就是后来的“开花馒头”。因此，在古代社会，讲究吃，注重吃的质量，讲求吃的品味，仅仅是一小批贵族官僚的特权。而且，隋唐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对过度的“民食”还加以各种限制，各类的禁令很多，比如在灾荒年间，就不得不颁布政令禁酒令，注意节约很紧缺的粮食。平日里也禁止大吃大喝。西汉的文景之治，一向被视为封建社会的德政时代。在汉文帝执政期间，为了体现皇帝对臣民们的“恩典”，曾经下令“酺五日”，即在五日之内，喝酒、吃肉，民间的宴饮便不算犯法。在北宋的“城市革命”以后，坊墙毁弃，市巷融合，城市中的商业贸易活动发展了，饮食业也渐趋繁荣。繁华街市中的高档酒楼，家具典雅，美酒佳肴，歌妓相伴，名士满座；而小巷陋坊里的饭铺食堂，平民聚集，攘臂猜拳，喝酒吃肉，丰俭随意。这些情景，在宋人野史笔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及《都城纪胜》等古籍中均有记载。这时，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食”才有了很大变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吃的质量与品味也有了质的飞跃，开始真正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