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和朋友谈起林徽因人气何以这么旺，不但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张歆海追慕她多年，就连跟她交集不多的胡适先生，在她和老友凌叔华发生冲突时，都舍老友而站到她这一边。我在聪明漂亮之外，强调了林徽因的自信勤奋等等，那位朋友却笑起来，说，照我看，主要是她够洋气。
“洋气”这个词，像“高级”一样，是20世纪的褒义词，带着点没见过世面的一惊一乍，现在再拿出来说事，多半是调侃。用这个词形容林徽因，只怕会让她的粉丝们跳脚，是不是将她的魅力，看得太肤浅？
然而我细想想，却觉得极其有道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时的心情能成全一段爱，多年的心结也能成全一段爱，当时北平文人对于林徽因的群起而追之，只怕与他们复杂的文化心结有关。
林徽因的爱慕者，早年都曾留学海外，或英国，或美国，从满目疮痍封闭落后的中国来到那开化之地，目不暇接之外，更是自惭形秽。他们未必媚外，却多半是崇洋的，徐志摩有“康桥情结”，曾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胡适一生推广美国式的文明与民主，金岳霖从头到脚都是西洋做派。
对于西洋文明的爱慕，产生了某种审美上的移情，“洋气”的女性，更受追捧。陆小曼被胡适称作“北平不得不看的一道风景”，但她在林徽因面前也有自卑感：“我又哪儿有她那样的媚人啊？我从前不过是个乡下孩子罢了……”究其原因，在于，林徽因十几岁时就随她父亲在英国读书，她在那里学到什么是另一说，单这段经历，就足以让未曾出过国门，当时还处于原始积累期的陆小曼羡慕嫉妒不已。
林徽因的那段留学生涯，不只呈现于她的履历上，更在她举止投足间，她对于西洋文明的热爱，一点不比徐志摩他们少。她唯一的女友便是美国人费慰梅，着装打扮就有一种不自觉的靠拢，更何况，她的长相，原本就与这打扮相宜。
林徽因并非国色天香，陆小曼的五官，比她更为舒展，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浓眉大眼，亦更有一种英气。后来因为生病，她瘦得连徐志摩看了都要诧异，忙不迭地报告给陆小曼：“你要是见了徽因，眉眉，你一定吃吓，她简直连脸上的骨头都看出来了。”林徽因后期的照片，更是瘦成了一把骨头。
但即便如此，林徽因依旧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吃过她送的山西陈醋的冰心，曾经说，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相对于林徽因，陆小曼的妩媚，都嫌太老实，“涡媚犹圆”的林徽因，美出了一种意境。
林徽因身材娇小，这是个先天优势，因为丰满者身材太醒目，会在衣服之前挺身而出，纵然衣服上有千般花样，别人却只见你的肉身。但过于瘦小，又会显得干瘪，林徽因脖颈修长，身姿挺拔，她少女时代跟别人一样着短衫圆裙，也像一棵亭亭玉立的小白杨。
气质型美人，不适合着艳丽衣衫，尤其是比较单薄的五官，容易就淹没在那一团眼花缭乱之中。林徽因最为失败的一张照片，是她的婚纱照，据说那婚纱是她自己设计的，中西合璧，看上去却和宋美龄那一件有些相似，大约清高如她，也不免受时俗影响。那婚纱头饰繁重，蕾丝重重，将林徽因眉眼间的清气完全压住，如若万千肉体凡胎中的一个。
她最适合的，还是纯色衣衫，除了这张婚纱照，她自己仿佛也深谙此理。衣服大多非黑即白，白衫被她穿出了气韵，黑衫被她穿出了情怀，而在这些黑白衣衫之上，她常常会戴一顶小帽，她的洋气，大半由此而来。
帽子这东西，不是人人都戴得，张爱玲就说她没有帽子，吾友蓝小姐曾有高论：“死都不要戴帽子。”我想是因为它有点夸张，硬邦邦的质地，要配雕塑般的容颜与气质，稍有含胸缩肩，那帽子，就像是从礼服店里偷来的。
林徽因却经受住了这检验，1920年，她和父亲同往英国伦敦，在某个湖边，有了一张穿着黑大衣，头戴圆帽的留影，尽显浓浓的英伦风。她还善于做帽子与中式服装的混搭，回国之后，以帽子搭旗袍或是衫裙，一派“海归”气质。和梁思成在国外度蜜月时，林徽因戴的是一顶窄檐圆帽，这种帽子更难驾驭，尤其不适合五官平面的黄种人，但林徽因的巴掌脸，完美地演绎出了它的风情，和梁思成在一辆老爷车旁边留影的她，看上去，悠闲，自信，跟欧洲文化融为一体，没有一丝羞缩或紧张。
《人间四月天》里，周迅饰演的林徽因，虽然气质相去甚远，但那顶帽子戴得真洋气，抓住了林徽因形象的精髓。
一九三七年秋冬，林徽因和费氏夫妇骑马归来，照片上，是围巾大衣，外加一顶呢帽。她将手插在口袋里，斜靠在北平的木格窗前，眼睛微笑着，却又空无一物地看向前方，像是看尽了那个时代的苍茫。
那应该是她一生里最为充实的岁月，就在那之前，她和梁思成数次去河北、山西、河南、山东考察。在河北兴隆寺，她留下了一张穿着旗袍爬上房梁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人斥为作秀，她的学生茹原华为她辩护说：“没办法，那时候有身份的女士不时兴穿长裤子。”这固然是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林徽因在当时固然做派洋气，开沙龙、结交男闺蜜等等，骨子里却如她自己所言：“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
她穿过马裤，更多时候，还是以中式服装为主，这对于她身边的文人已经足够，他们期待的，也许本来就是在中国韵致之上的那点洋气，要是真的脱胎换骨，放肆地表达自我，只怕他们会因为陌生而惊恐，落荒而逃。
比如，像张爱玲那样。
与林徽因相反，张爱玲在活法上很前卫，房间陈设亦现代得让自以为见过些世面的胡兰成感到心慌，但是在着装上，她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古董。
当年在香港，她得了奖学金，要小小地犒赏一下自己，都花在了衣服上。香港这地方很奇怪，一方面得风气之先，另一方面又保留着许多古风，张爱玲在那里找到了原汁原味的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底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得。我带回上海做衣服，自以为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按照张爱玲的描述，我能想到的，只有张馨予的那件“东北大礼服”。别急着嘲笑她，像这种最炫民族风，再早若干年，巩俐章子怡都追随过，时尚是有时效性的，在十几二十几年前，最乡土的就最文艺。张爱玲的问题是，她早得太过分，早到令人侧目。
曾经和张爱玲做朋友，后来交恶的潘柳黛，不无恶意地写过张爱玲的着装风格：“张爱玲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其不以为然，见于笔端。却不知道，这正是张爱玲的追求，她的衣服如她的文字，并不要人人都觉得好看，她要的是特别，是别有意味。
《传奇》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穿着古董衣服行走人间，是否也会有这样一种穿越感？她自己，是否也时常得意于他人的不安？
平心而论，张爱玲身材不错，腰细腿长，身高五尺六寸半，大概在一米六八左右，她有一张照片，穿了掐腰绸缎短衫，十足是个衣裳架子，这也是她穿奇装异服的本钱。但是人们注意到的，却更多的是她眼睛里居高临下的漠然，那神情有现代模特儿的风范，在异性的眼中，却失之于表演性太强，产生了某种距离感。
让我们这么说吧，张爱玲的衣服是古典的，她的穿法却是现代的，她的着装理念太超前了，虽然她没有具体说过是怎样的，但我们从她对于苏青着装理念的描述中可窥知一二。
“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极少‘玩味人间’的成分。”
张爱玲正相反，虽然她开玩笑说，她身着奇装异服，是因为她长得太平淡，但她对于衣服真正的诉求，大概还在于“大可玩味”。衣服能够实现某种催眠，就像她的写作，把她带到不同的地方，经历不同的气氛。
这点差别，在她们与胡兰成的交往中也有所体现。在苏青的小说《续结婚十年》里，苏青将她和胡兰成的初见描述得十分喜感，一见面就上床，上完床就翻脸，因为胡兰成先是沾沾自喜地问她是否满意，然后又问她：“你没有生过什么病吧？”后来更大肆夸耀自己的性能力，鄙陋嘴脸毕现，让苏青忍不住反唇相讥，将他逐出家门。
张爱玲的《小团圆》里也写到这一段，特地描述了苏青的穿着：“不修边幅……身材趋向于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花样。”似乎这随便的着装，注定了苏青与胡兰成不可能有太靠谱的发展。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事，也如同她那时的着装，宝蓝绸袄裤，桃红色绣花鞋，形式感十足，缓慢推进，辗转游移，如同侯孝贤的电影，即便曲终人散，亦令当事人与旁观者流连再三。
这是浪漫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的大不同，无论在着装上，还是在男女情事上，苏青与张爱玲都体现出各自鲜明的风格，倒也真是“男人如衣服”。而林徽因虽然与徐志摩、金岳霖都有感情上的牵绊，却终是与梁思成共度一生，这选择，亦如她的着装风格。
三毛说，对于不太会说话的人，衣服可以代她们发言。其实，就是像张爱玲和林徽因这样不乏表达渠道的人，衣服也会不自觉地表达她们的价值取向。爱情来来去去，唯有衣服不离不弃，与衣服里的人共同赋予对方灵魂，另一种意义上的相依为命，它们是女人最初与最后的爱，也是女人的诗与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