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
壹
《诗经·白驹》中说：“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父亲一如《诗经》中描述的如玉之人，他的爱一如大海般深沉宽广。这样的父亲给了杨绛一种坚韧磐石的安全感，无论她走得多远，遇到多少挫折，他始终在杨绛的心中守候着她。
杨荫杭对孩子们的爱是平等的，只不过对灵慧的杨绛多出了那么一些。
杨绛也会讨巧。在小学的时候，每每放学回家做完功课后，她都会亲昵地依偎在父母的身旁，与他们亲近。在父亲的身边尤其多，除非父亲有客，或者有案件需要出庭辩护。
不过，最重要的是她孝顺懂事。
每天早饭过后，她都会亲自给父亲泡上一碗他爱喝的盖碗茶。饭后父亲若吃水果，她便贴心地负责剥皮；若是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时，她则负责剥壳。总之，她总是像小鸟般贴心地“服务”着父亲。
杨荫杭闲暇在家时，总是伏案写稿子，书桌上会放着一沓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这是用来充当稿纸的。杨绛格外懂事，会拣起父亲写秃的长锋羊毫来练字，静静地陪在父亲的身边。
冬天，全家只有父亲的屋里生火炉，火炉过一会儿就需要添煤，杨绛总能恰逢时机去轻轻夹起一块添上，并且一点声音都不会发出，这曾让她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们佩服不已。
如此乖巧懂事，自然会多深入父亲的心中一些。
那时，父亲喜欢睡午觉，孩子们吃了点心后会离开。有一次，父亲叫住了杨绛，对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由此，可见他对小杨绛的欢心。
所以，那之后，杨绛便成了唯一陪在午休的父亲身边的孩子。她时常安静地在一旁看书，一点声音都不出。
在她成长的路上，父亲给予她的爱最是入心，给予她的人生指引也最入心。
那时，他们定居在苏州，16岁的杨绛已经开始在苏州振华女校读中学。
时值战乱，动荡不堪。北伐的战事不可开交，学生运动也随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平常，学生运动多以游行、示威、静坐或者群众大会的形式来进行。不过，有一次，学生会非要在各校选出一些学生来上街搞宣传，结果杨绛被选上了。
尽管16岁的杨绛很娇小，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但已经有一番少女韵味了。她很不想参加这样的游行，因为在当时的苏州，时常会有轻薄人欺负女孩子的事情发生，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如此抛头露面很危险。于是，她想拒绝。
那时，对于被选上的学生，学校有个规定，就是如果家里不赞成就可以不参加任何对外的活动。能有如此一块好挡箭牌，不愿参加游行活动的杨绛便想以此为由拒绝这份差事。
为此，她专门回家跟父亲说起了这件事，问父亲可不可以去学校说家里不赞成自己去游行。没想到，一向疼爱自己的父亲却断然拒绝了。
其实，父亲不是不爱她，而是更深爱。他是想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学会自己处理和面对问题。毕竟社会上凶险的事情太多，帮得了一次，帮不了一世。只有自己学会巧妙地解决一切困难的能力，才可活得容易。
于是，他义正词严地对杨绛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听后，很委屈也很担心，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父亲便回答道：“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为了给她信心，他还专门为杨绛讲了一次自己的经历。
那时，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张勋闯入了北京。江苏绅士们纷纷联名登报，表示对张勋的拥戴和欢迎。他的一位属下阿谀奉承地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以为名字见报的话，杨荫杭即便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不去。但是，素来坚持己见的他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于是，他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张勋。为此，有人批评他不通世故人情，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固有的真性情。他对自己的观点从来都非常坚持，很少会因别人而改变什么。
讲完自己的故事后，他还郑重地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敢！”听完这些，杨绛便有了勇气。
果然，第二天，杨绛到了学校勇气十足地说：“我不去。”
最初，这样的理由被认为“岂有此理”，然而没过几天则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当时参加上街游行的几个女学生遭到了一些行为不轨的军人的非礼。
在杨绛16岁的年纪里，她已然很拒绝政治沾身了。事实上，终其一生，她对政治都不感兴趣。
贰
耿直的父亲教给她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是不逃避的果敢。
多年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深谙世间没有谁是谁的救世主，所有的困难、挫折只有自己可以战胜，没有谁可以真正将自己救赎。以某某作为挡箭牌或者救世主的话，只是一种逃避的表现。然而，世间任何事，越是逃避，事态越会变得严重，只有真正面对，才能有效解决。
在教育上，父亲的理念也很独特。他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有时，他会教杨绛姐妹们什么“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但从不强求她们学习自己的这一套。
他非常尊重孩子们的观点，更习惯于让孩子们顺其自然地成长，而非呆板填鸭式说教或者严厉的教育。
杨绛念高中的时候，一直分不清平仄声。父亲安慰她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就会了。果然，没过多久，杨绛真的就四声都能分辨了。有时，杨荫杭晚上还会特意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某字念什么声。杨绛若念对了，他高兴而笑；杨绛若念错了，他也高兴而笑。
另外，在教育方面，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偏见”。他认为女孩子身体娇柔，不宜过度用功。之所以会有如此“偏见”，全是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时，见到女同学们因为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个个短寿的缘故。
他还常对杨绛说，他们班上有个同学每门功课都考一百分，却是个低能。言下之意，学习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的技能及生存的能力。
杨绛虽然聪颖机灵，功课一直不错，却很少考一百分。因此，她从不担心父亲会责备自己高分低能。
正是父亲这种顺其自然的育人方法，培养了杨绛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
杨绛从小就喜欢文学。父亲对此深感欣慰，并大力支持，时常会为杨绛买回一些书来，多半是杨绛最爱的词章、小说。杨绛如果对什么书表示有兴趣，父亲就会亲自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不过，如果见她长期不读的话，那本书便会莫名地消失不见——这等于是对杨绛的一种谴责。这样的谴责，于杨绛心里很不是滋味，比骂她打她更让她难受。所以，她渐渐地学到了更多的尊重与承诺的兑现。
低调处事的父亲，无论是学识还是为人，在当时都深受尊敬。
对于父亲，杨绛很是好奇，父亲和自己一般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想了很久之后，她小心而轻声地问了父亲，父亲的回答出乎意料：“就是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父亲很少带着她们去拜访朋友，只有一次给她们姐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父亲的朋友专门开车来接他们一家，这让从来没坐过汽车的杨绛至为难忘。不过，这并不是最令人难忘的，到了父亲的朋友家，她们姐妹才获得了最难忘的记忆。原来，这里富丽堂皇，很是阔气，有穿着体面的仆人，还有绿树成荫的漂亮花园，更有令人羡慕的别致洋房……所有一切，都令她们姐妹感叹不已，以至于回到家还不住地感叹着看到的一切。
就在她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父亲在一旁听到了，过来淡淡地说了一句：“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的确，自古就有“富贵思淫欲”之说，太过富有对于人生未必是好事。
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也以这句话为信条，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不被荣华富贵迷了双眼，他总是严格要求着自己，做一个自己想成为的“好人”；他也希望能以身作则，让孩子们都可以像他一样。毕竟，世上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大肆铺张浪费简直丧尽天良。
许多年后，三里河南沙沟的杨绛家中不见装修，也不见豪华装饰和家具，摆设之简朴令人惊叹，偌大的居室里只能看到书架，满满的书摆放在书架上，给人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纯粹的空间、简朴的生活，这种不尚繁华的作风，不得不说是源于父亲的影响。
其实，在高中时期，她这种淡泊之心就已初露端倪。当时，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课后便让学生们效仿着作诗。杨绛才思敏捷，一挥而就，其中有一首名叫《斋居书怀》的诗就被校刊选登：“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如此高雅超脱的境界出自她这位高中女学生之手，自然会让老师大为钦佩，惊叹不已，于是批阅道：“仙童好静。”
杨绛之所以能如此，大抵归因于她的父亲杨荫杭。他用他的高洁之风，化成满满的爱，给予杨绛以教诲、以温暖，让她自小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更形成了良好的心性。
漫漫人生路上，能获得如此珍贵的精神财富，于杨绛，于任何人，都是能受用终生的至宝。
往事
壹
1998年，杨绛曾发表过一篇《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自己在苏州上中学时期的一段啼笑皆非的往事：
大约是1926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唯有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10]
那时的她，由于灵气聪慧、才情卓绝，被王佩诤先生吩咐去现场做记录。
当时，她以为记录就是做笔录，所以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了，并且因为同去的大姐临行前换衣服换鞋耽误了很多时间，她们还迟到了。当她们抵达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地点——苏州青年会大礼堂时，讲学早已开始了，整个礼堂都挤满了人，不仅没有空位，而且连贴着墙的地方和座位间的空隙里都塞满了小凳子，用“座无虚席”形容毫不为过。
看到如此场景，杨绛正准备找一处人稍微少点的地方挤过去，就被等待多时的会场工作人员给叫了过去。原来，记录人员的位置在台上早已给她留好了。
此时，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杨绛本没想到要上台做记录，如今让她上台，并且还是在她迟到的情况下，她不免心生胆怯和不好意思。当她迟疑着坐上了台上的位置，看着自己的小桌子上的砚台、一沓毛笔纸，还有一支毛笔，更是不知所措。加上因为迟到打扰到章太炎先生的演讲，更是心乱如麻。
那时的她毛笔字写得很不好，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出奇地拙劣”，而她的老师也曾说过她的拿笔姿势像极了拿扫帚的样子。眼看旁边记录席上其他几位师长奋笔疾书，她如坐针毡。但是，不管如何，既来之则安之，父亲多年教诲的淡定从容，今日也算派上了用场。于是，她淡定地磨好墨，拿起笔蘸好，准备开始记录。
然而，更让她崩溃的事情发生了。她突然发现章太炎先生的话，自己竟然一句也听不懂，简直如听天书。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尴尬至极的往事，她感慨地写道：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那天，她一再拿起笔又放下。也是，听不懂，如何记录？多年诚实的性情，又无法让她装模作样地乱写。于是，她就那样老老实实地放下笔，只字未记，仅认真听讲起来。
关于那时的情景，多年后，杨绛细碎而平静地写道：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1小时足有10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的报上便登载了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11]
这样的事故，被同学们纷纷知道。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还把她出丑的这事儿当笑谈。国文老师马先生更是点着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
彼时的杨绛唯有服笨。对于此事，她说：“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
诚然，装样子，杨绛一辈子都不曾学会。在时光的绵延穿梭之中，她学会的是诚实，是始终保持着一颗谦虚、诚恳的心面对生活。至于弄虚作假，她始终不会，也不想学会。
正是因为如此，她在自己的散文里才有了诙谐的反馈：“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写此文的时候，她已然是人人高山仰止的大师了，但她可以放下身段，自曝少年的一段糗事，还如此诚恳真切，实属难得。
贰
时日渐长里，杨绛的中学生涯宣告结束。
1928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那时，她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可惜的是不到南方来招生。在一阵心伤里，她只好就近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
学而优的杨绛，在那年秋天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大学。她的大学时代就此开启，她的传奇也在这锦瑟年华里开始铺陈开来。
入学时，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加之女生也不多，所以学校就将她们安排在一位美国教师的住宅里。这是一座小洋楼，条件在当时已经十分好了。第一年，杨绛被分在四五个人同住一屋的大房间里。第二年的下学期，她被分在一间小些的房间里。尽管这里只能住下两个人，令人高兴的是同住的竟然是她的中学同班好友——淑姐。
相熟的两个人同住一屋，真的是让人心满意足的。
这间本是美国教授家男仆卧室的小房间，屋外风景是静好的，一片花丛密林在窗下，窗户上还有常青藤，枝丫蔓延。房间暗却静谧，别有一番小情趣。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和两张小床。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房间的门关不上，得用力抬才能关上。一旦关上门就更不方便，所以杨绛她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索性不锁门，只是把门带上，防止它被风吹开。
有优越的住宿条件，有相熟的好友作为室友，也有充满新鲜事物的学习空间，杨绛对这一切感到心满意足。所以，她对什么都保持着一种很高的热情。一向文静的她竟然对体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加入了女子排球队，在技艺渐长的情况下还参加了比赛。
对于这次比赛，她记忆深刻，过了很多年以后，她还可以清晰地记起那时动人心弦的场景：“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为人意料。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12]
还真别小看“这一分”，这可是最关键的“一分”。当时她们两队正打了个平局，正是增了杨绛的这“一分”，对方气馁作罢，那场球赛她们队赢了。所以，后来每当她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排球赛时，总会想起自己曾发过的一个球，便忍不住悄悄吹牛道：“我也得过一分！”
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以后，学校就让她们分科了。
杨绛的老师认为杨绛学而优，又不偏科，适合读理科。但杨绛自己不但不这样认为，反而为了选专业大费脑筋。她说：“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于是，她带着抉择的疑问回家求救去了。
她问父亲：“我该学什么？”
父亲回道：“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听后，她仍然觉得心里没底：“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道：“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就这样，在和父亲有了这一番对话之后，她的心释然了。在老师的一片惋惜声中，她选择了文科。
当时，东吴大学还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起初，她打算选读法预科，好给父亲做帮手，并借此接触一下社会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足够的经验后可以写小说。然而，父亲虽说让女儿自己选择，却极力反对她学法律。世事凶险，他断然不希望女儿步自己的后尘。太多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使得他不忍心看到女儿和自己一样经历一些内心痛苦。
无奈之余，杨绛只好选择了政治系。
不过，尽管杨绛选择了政治系，尽管她还是政治学的高才生，但她一生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当时的她只求功课能过得去，便将所有的其他时间都花费在图书馆里，遨游在书海之中了。
东吴大学的图书馆可谓藏书无数，十分可观，中外名著应有尽有。杨绛一向嗜书如命，便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读了海量的书籍。
曾经，有这样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
父亲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父亲笑道：“我也这样。”
可见，书于杨绛而言是食粮；可见，知女莫若父；可见，女好学如父。
如上，便是杨绛的一些少年往事。
抉择
壹
在东吴大学读到第三年的时候，杨绛的母校振华女校的校长王季玉女士为她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
对于她，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是美国最好的女子学院之一，这所只招收女生而不招收男生的特殊高等学府，以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女性而闻名于世。诗人冰心、名媛宋美龄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优秀女性。
去，还是不去，父母将决定权交给了杨绛自己。
最后，杨绛放弃了这次机会。她一向懂事孝顺，不想给年岁渐长的父亲增加负担。毕竟这次出国深造，学校承担的只是学费，出国的路费和在校期间的生活费都需要自己承担。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毕竟当时一大家子的开销都压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其艰辛她能深刻体会到。
另外，其实她真正想去的地方是清华大学。曾经，因为清华大学招生未能到南方来，她的心中留有太多的遗憾。她想去清华大学读她最爱的专业——文学。
于是，她对父母说自己不想出国留学，只想考取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
不去留学的抉择，确也是对的。此后不久，她的大弟弟因病去世。这对父母的打击极为沉重。老来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让人无以承受。要是那时父母最宠爱的女儿杨绛还不在身边，那苦痛更是难以形容。
子女的陪伴，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比子女多有成就多富有更重要，更令人欣慰。
后来，果真梦想成真，她终于考上了清华研究院。
20世纪初建立的清华大学，其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而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初建时名为“清华学堂”，因设立在清朝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1928年，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翌年，开办研究院。
当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有教授十余人：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其中，王文显教授兼任主任。
在这些教授中，不能不提的是王文显教授。
祖籍江苏昆山的王文显教授，1886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华侨家庭，从小在英国长大，接受的是纯英国式的教育，获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在英国期间，他当过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公会会员，回国后就到了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开设有“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等课程。
王文显作为著名的戏剧家，在教书的同时，也从事戏剧创作。
国外长大的经历，使他对西洋戏剧的理解颇有造诣，视角独特，感悟颇深。所以，听过他课的人都觉得愉悦。
也正是由于他引入的戏剧课程，及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当年的清华大学涌现出了很多话剧人才，譬如陈铨、石华父、李健吾、曹禺、张骏祥等，杨绛也在其中。大家都是受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在以后的岁月里陆续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除了王文显教授，还有一位教授也让杨绛受益匪浅——吴宓。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于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7年赴美留学，先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1921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教授“翻译术”课程。翌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先后讲授“古代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中西诗文比较”“诗译”“西洋文学概要”“欧洲文学史”“英国浪漫诗人”“文学与人生”等课程。著有《欧洲文学史大纲》《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杨绛选修过吴宓教授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他注重培养动手能力的“翻译术”，为杨绛后来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这位老师，杨绛又崇敬又觉得可怜。后来的岁月里，杨绛在回忆他时有这样的片段：
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13]
这位先生哪是什么糊涂人、傻人？他只不过是看清了世道人心，坚持自己的一贯为人而已。
这样的安之若素，也感染了后来的杨绛不少。
选择这样一所宛如灯塔的学校，遇到像王文显、吴宓这般海阔天空一般的好老师，真是一种幸运，不仅让她的文学梦得以启程，而且给她以船，让她扬帆起航于文学之海。
贰
自小受父亲的影响，杨绛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种类繁多。
她一考入清华大学，就赢得了梁宗岱先生的欣赏。当年，梁先生教法语，第一节课就是听写，对杨绛的答案，梁先生吃了一惊。于是，他问她，法语是如何学的，答曰：自学。
依仗着自身的文学修养和自学的精神，加之对文学创作的需求，杨绛选修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写作课。彼时，授课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先生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造诣颇深，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一系列的名作真真是人人皆知，譬如《背影》。
正是他独具慧眼，挖掘到杨绛身上文学创作的潜质。杨绛真正的文学创作，也是在他的课堂上开始。
写于1933年的《收脚印》，是杨绛先生的处女作。在这篇文章被收录出版之际，杨绛还专门在“附记”中如此写道：“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14]
所谓“收脚印”，江南地区有着这样的解释：人死之前，都会沿着这一生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就是收脚印了。
当年不过22岁年纪的杨绛，涉世未深，却凭借着诸多的见识和阅读，写就了一篇令朱自清赞赏不已的佳作。不见青涩，反而尽见其对生活、社会的深切感悟，笔触淡雅，意蕴隽永，让朱自清大为惊叹。于是，他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当年《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于1933年12月30日刊登发表，署名“杨季康”。
如今翻阅来看，确令人钦佩不已，字字句句皆见不凡。
仿佛经历过一生、走过一世，写得无比入心、真切。不久，朱自清先生又将她第一次尝试创作的短篇小说推荐给了《大公报》。于是，又刊登在该报的《文艺副刊》上，原题为《路路，不用愁！》，后改名为《璐璐，不用愁！》，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
这样的杨绛，是幸运的。不过，话说回来，她所有的幸运都源于她的努力。
越努力，越幸运。
此话，绝然不是空的。看杨绛先生一路走来，便可知。
友情
壹
安意如曾在《看张·爱玲画语》中写道：“人，一生中会和很多人相遇，有些人只是为了擦身而过，有些人是等着一见如故。”
诚然，在时光里最好的见证是与你一同走过来的人。陪伴像一盏灯，在这世间最为明亮温暖，可以照亮夜空；也像一把伞，可以为你遮风挡雨。或许，你们是恋人，或许你们就是一路走来促膝长谈的好友。
从大王庙到清华大学，杨绛的身边一直不乏好友，她们曾陪伴她走过一段美好快乐的青春。
周芬是她在东吴大学上学时的密友。周芬个子高挑，杨绛个子小巧，这样的两个人常常同时出现，确也是一道风景。
周芬就读于医学系，不仅和杨绛很聊得来，而且和她颇有些小渊源。她们在上大学之前早就曾见过，只是彼此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那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周芬父亲的上司，因为工作的缘故，周芬跟着母亲到过杨绛家里，只不过当时她们俩都还小，没有什么交集。
跟杨绛一样，周芬也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不但学习刻苦，而且生活俭朴，还曾获得过苏州市演讲比赛的冠军。
两人趣味相投，才容易结为朋友。除了杨绛和周芬，心似明镜、眼如冰雪的张爱玲和外国女子炎樱也是如此。炎樱和张爱玲有着一样的真，让张爱玲这个世间最不擅交际的淡泊女子与她犹如赤子般深交，对她毫不设防，始终保持天真喜悦。
世间的情分为亲情、爱情、友情。女子与女子若是生了相悦的心，同样可以体会到人生的欢喜，这便是友情的好处。
那时，杨绛搬到了周芬所在的寝室。初识之时，杨绛极为腼腆害羞，常常未说话就先红了脸。不过，时间一久，她便流露出对周芬的依赖来。那时，她喜欢赖床贪睡，每每都让周芬给自己带个馒头回来当饭吃，自己则赖到最后实在不想再赖之时才起来。有时，时间来不及，慌得连脸都不洗，用湿毛巾随便擦一下就急匆匆冲出去了。
吃馒头，她可以吃出花样来。
她把馒头瓤儿全部吃了，然后故意把馒头皮搓成细长长的一条，远观像极了一条虫子。她恶作剧地将这些“虫子”放在周芬的笔记本上，然后佯装很害怕的样子故意大叫着好可怕！周芬每每都会中招，以为真的是虫子，吓得不敢靠近。这时，杨绛会觉得得逞，哈哈大笑起来，一把把“虫子”捉过来，再一口吃掉。此时，周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她的小把戏，然后追着她打。
室内好生热闹，两人你追我赶，欢喜至极。
她们二人还有共同爱好，那就是音乐。杨绛喜欢吹箫，周芬则喜欢吹笙，如此笙箫合奏，琴音绵绵，足以绕梁三日。
她们相伴着快乐地走过了无数日夜，直到大四那一年。那时，有些学生在有人组织的情况下闹学潮，学校与外界几乎被隔绝，陷入瘫痪状态。对于这一切，杨绛的父母起初还不知道，后来还是振华女校的校长联系到杨绛的母亲，劝她赶紧将杨绛接回家，母亲这才知道学校的糟糕情况。
于是，杨绛的母亲来到了学校。
因为情谊至深，杨绛不想让周芬一人留下，便央求母亲将其一起带走。当时的情况很不乐观，学校门口把控很严，两人一起离校很是扎眼。所幸，鬼马精灵的杨绛出了个万全的主意。她让母亲先将她们两个人的书和简单的东西放在车上，车上只坐母亲一人。校门口警卫见没有学生在车上，自不会限制杨绛的母亲离开。而杨绛和周芬则利用下午四点之后允许出校门活动的一小段时间偷偷“出逃”。
果然，这个办法是行得通的。杨绛的母亲带着她们的东西顺利离开了。她们俩挨到四点多，拉着手慢慢走到望星桥，然后快速出了校门。不过，在校外的小吃集中地，她们稍稍作了停留，主要是为了观察一下有没有人跟上来。若是有人跟上来也好解释，可以说是来买吃的糊弄过去。所幸，没有任何人追上来，她们很顺利地离开了学校。
有同学见她们两人安全离开，也动了心思。不过，他们就没那么幸运了，走了一半便被抓了回去，好生狼狈。
世道动荡，学校是非不断，眼看快到毕业的时候了，学校还在停课中。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杨绛就找人帮忙，以求去燕京大学借读。或许经历了东吴大学的闹事事件，父亲杨荫杭很不放心杨绛一个人去燕京大学，说要是有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就好了。
于是，杨绛约上了好友周芬和其他三个男生一起前往。
他们一行五人全都通过了燕京大学的考试。但因为杨绛心念清华，转头去了清华，其余四个人则都留在了燕京大学。起初，杨绛觉得周芬是跟着自己一起来的，现在留下她在燕京大学，心里很是愧疚。不过，周芬却不以为然，相伴有始就有终，她一早就知道，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不分开，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乱世之中，夫妻情义尚且都会像风中的落叶摇摇欲坠，而她和杨绛历经动乱，还能如此相互陪伴，相互慰藉，已属不易。人海茫茫，知己难求，这一生遇到一个便已足够。
后来，她们成了一生的好友。往来有之，见面有之，叙旧也有之。
有生之年，有一知己好友便是圆满，如此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