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
Ⅰ
社会过程，理性地说明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76]，引导我们避免形而上学地看待社会发展，并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对社会发展进行经验处理的可能性；但是社会过程在处理本身认识的时候很不完美，因此我们对待社会过程要慎重，在用文字表示这个概念时更要小心，文字之间的各种联系可能会导致我们误入歧途，走向与我们的论证毫不相关的方向。与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紧密联系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产生于形而上学的根源并成为先入之见，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在做实证科学的工作——即使它本身不是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是对历史“意义”的各种探索。认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一致的、直线式的发展的假设也同样是一种先验的东西。甚至像罗雪尔[77]这样具有务实精神的人也会做出这种假设，无数才华横溢的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从维科[78]到兰普雷希特，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样的假设是理所当然的。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中心的各种进化思想——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类比——以及那些把动机和意志行为看成不仅仅是社会过程的反应的那种心理学上的偏见，都属于这一类。但是，进化论思想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受到怀疑，尤其是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围绕“进化”思想，现在除了有不科学的和超科学的神秘主义的批评以外，还加上了认为它浅薄的批评。根据“进化”一词所起的作用做出的仓促判断，说明我们的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耐心。
我们必须摒弃这些东西，接着有两个事实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是历史变化的事实。由于历史的变化，社会条件在历史时代中成为历史的“个体”。这种变化既不构成循环的过程，也不形成围绕一个中心摆动的运动。这两种情况与另外一个事实限定了社会发展的概念，这个事实就是：当我们不能根据以往的情况成功地对事物给定的历史状态进行充分说明时，这就说明确实有一个没有解决、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存在。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个体的例子，例如，我们能够理解1919年德国的国内政治问题是由于前一次战争的影响。经济发展至今不过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史也只是历史通史的一部分，把它与其他的部分区分开来是为了进行分析。由于经济方面对其他事物的基本依赖，单独根据以往的经济情况解释经济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仅决定于以前的经济情况，而是决定于这个国家全部的历史状况。这样一来，由此产生的解释和分析上的困难大大减少了，因为有构成历史经济解释的基础，这些在实际中是如此的，而在原则上则并非如此。如果不强求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或者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经济世界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它在一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并且形成或决定了其余生活的大部分。因此，经济史本身显然不同于军事史，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关于这一点，还必须加入另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有助于对社会过程任何一部分进行单独描述。社会生活的每个部分都好像居住着不同特征的人们。一般来说，受外界支配的因素一般不会直接影响社会进程的任何一个部分，这如同炸弹爆炸一样，它“影响”的正好是在它爆炸的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当然也包括与其相邻的人家；即使一个事件就像我们所说的炸弹爆炸那个比喻所表明的那样发生，它的影响也只是发生在一定的范围及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身上。因此，就像人们总是把反宗教改革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绘画的影响描述成艺术史一样，对经济过程的描述也始终应该归于经济史，即使影响事件的真正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非经济的。
经济部门又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种类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比如，人们可以根据处理这些观点和方法的广度去研究——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们可以根据它们所暗含理论的普遍程度去研究。从对13世纪尼德阿尔泰寺院的经济生活的本质说明，到桑巴特[79]对西欧经济生活发展的说明，其中贯穿着一条连续的、逻辑上统一的路线。桑巴特的这种说明是理论，而且是我们此刻想要说的经济发展理论，但需要说明的是，它不是本书第一章所讲的那种经济理论，第一章的经济理论是自李嘉图时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经济理论”。诚然，后者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如同桑巴特的理论一样，在理论上也起到了作用，但它的这种作用完全是一种次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有必要引入超出常人分析能力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就采取由分析工具提供的形式。然而，如果问题只是要使发展或发展的历史结果变得更加容易理解这么简单，或者只是为了找出使结果具有特征或决定一个问题的要素，那么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对此几乎就没有什么贡献了[80]。
在这里我们且不管这种意义上的发展理论。我们既没有指出历史演进因素——无论是个别事件，比如16世纪在欧洲生产的美国黄金的出现；还是“更一般”的情况，比如经济人在精神方面、在文明世界的范围内、在社会组织中、在政治群星中以及在生产技术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没有描述这些因素对个别情况或群组情况产生的影响[81]。相反，在本书第一章已经向读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本质做了充分说明，现在只不过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在进行改进，即在这种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建。如果这么做是为了让这种理论比过去能更好地对其他种类的发展理论提供服务，那么这两种方法是基于不同水平的事实就确定是存在的。
我们的问题如下所述。第一章的理论从“循环流动”的视角描述了经济生活，这种流动是一年年按照相同的路线运行的，这与血液在生物有机体内的循环是相似的。现在，这种流动和它的路线发生了变化，我们在此也要放弃与生物体血液循环相类似的比喻。因为虽然生物体的血液循环在其成长和衰退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它们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也就是说，人们所能选择的比任何一个可以分配的数量都要小的幅度都在变化，但是不管这个幅度有多小，它总是处在相同的结构之内。经济生活也会经历这样的变化，但是它也会经历其他不是循序渐进的、改变了传统结构本身的较大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纯经济的，对它们的解释也显然是纯粹经济理论的任务，但是这种变化不能通过循环流动的分析方法进行理解。现在，由这些变化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变化和现象就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但是我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哪一些变化使得现代经济系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些变化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只能做理论上的追问：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它们又将产生怎样的经济现象？
对同一件事情，如果仔细进行分析，可以做出不同的说明。第一章的理论从经济系统的趋向来看，是走向一个均衡的观点并以此解释了经济生活，这种趋向给我们提供了决定价格和物品数量的工具，而且可以把它描述成任何时候对现有环境条件的适应。与循环流动的条件相比，它只是意味着我们把经济系统的几个过程看作是走向均衡位置的趋势的部分现象，而非年复一年发生“相同”的事情，但这些过程不一定会走向相同的均衡位置。经济系统中理想的均衡状态所处的位置，从来没有被达到过，却不断被“追逐”（当然并不是有意识的），这是因为这个均衡位置是不断变化的，而经济事实和环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在这些不断改变的事实和环境面前，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的。理论被构建以使得它有能力来解决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为了这个目的还配置了特殊的工具（比如称为“准地租”这样的工具）。如果变化的数据是非社会的（自然条件的），或者是非经济社会的（比如战争的影响，商业、社会或经济政策的变化），或者是消费者偏好[82]的，那么就不需要对理论工具进行根本的检测修正。这些理论工具只有在经济生活本身间歇性地更新自身的数据时才会失效——这里的论点和前面的论点是相互联系的。铁路建设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连续的变化，通过无数的小步骤来不断调整，最后使得一家小零售商成为一家大百货公司，这属于“静态”分析[83]的范畴。但是，“静态”分析无法对传统行为方式中非连续性变化的结果进行预测，也不能解释生产性革命的发生以及伴随生产性革命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后调整到新的均衡位置。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正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即在狭隘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抛开传统理论而强调这个问题的原因，与其说是经济变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时期）确实就是如此发生的而不是通过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发生的，还不如说是由于这些变化本身就是富有成效的[84]。
因此，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的这些变化，它们不是由外部强加到经济生活中的，而是产生于经济生活本身，并由其内部原因引起的。如果经济领域本身不发生这种变化，并且我们所称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只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建立起来的：即经济数据在变化，而经济则不断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这种变化，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不是经济发展。因此，我们的意思是，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解释的现象，经济在其本身并没有发展，而是被它周围世界的变化拖着走，因此，经济发展的原因，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之外寻找。
如果经济增长仅仅是由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引起的，那么这也不能叫作发展过程。因为它本质上没有产生新的经济现象，而是与自然界其他数据的变化一样，只是一种适应的过程。因为我们想要把我们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其他的现象，所以我们把这种增长看作是数据的变化[85]。
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都依存于之前的发展。而为了把事情的本质看得清楚些，我们将把这一点抽象掉，并允许发展从一种没有过发展的位置上产生。每一个发展过程都为接下来的发展过程创造条件，因此，接下来的发展过程的形式就被改变了，如果发展的每个具体阶段不得不首先创造自己的发展条件，那么事情就将变得与预期有所不同。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们可以不把我们所要解释的要素数据包括在我们的解释事实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会造成事实与理论之间明显的不符，这将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阅读困难。
在对本质性的东西进行阐述说明以及防范误解方面，我认为进一步对“静态”和“动态”这两个词以及它们数不清的含义进行特别的解释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循环流动或均衡趋势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发展是在流转渠道中和对均衡的干扰中出现的自发性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它永远改变并替代了先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是对这种现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过程的描述[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