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现在讲到了我们的分析所要用到的第三个要素，即“生产资料的新组合”和信用。尽管所有的三个要素才能组成一个整体，但是第三个要素可以被描述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新组合的执行，我们称为“企业”；某些人的职能就是执行这些新组合，我们称为“企业家”。这个概念与传统的定义相比，既广泛，又狭小。说它广泛，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所称的企业家不仅指那些交换经济中的“独立”商人，也包括了执行我们上面所说的概念（生产资料的新组合和信用）的职能的所有人，即使他们是公司的“独立”雇员，比如经理、董事会成员等，但他们仍然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或者即使他们执行企业家职能的真正权利具有其他的基础，比如对一家企业大部分股权的控制，是他们仍然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因此，执行新组合的人组成了企业家群体，群体中的企业家个人不一定就应该永久地和一家厂商具有联系，比如，很多“金融家”“发起人”等，他们就符合上面的情况，没有永久地和一家厂商具有联系，他们仍然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而我们的定义比传统的企业家定义要狭窄，因为我们的定义并不包括所有的公司领导、经理或工业家，他们也许只是在经营一家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我们的定义只包括执行我们上面所说的职能的人们。不过，我认为上面的定义更准确地表达了传统理论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首先，在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这两个概念的基本观点上，我们的定义和传统的定义是一致的——不管“资本家”是被看作货币的所有者、货币请求权的所有者还是物质产品的所有者。这个区别在今天以及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共有的常识了。其次，我们的定义解决了普通股股东到底是不是企业家这样的问题，也排除了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这样的概念[95]。此外，对企业家特征的一般描述，如“创新精神”“权威”或者“远见”，与我们想要表达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常规的循环流动过程中，是不可能存在这些品质的，而且如果把这些品质与常规事务本身出现的变化严格区分的话，那么这些在企业家职能中定义的特征将被自动转移到循环流动的常规过程之中。最后，有一些定义是我们可以简单地接受的，尤其是大家熟知的J.B.萨伊[96]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组合到一起。因为只有当生产要素是第一次被重新组合到一起的时候才能称之为特殊的行为——如果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把要素组合到一起，那这就只是一项常规的工作了——这个定义与我们的定义是一致的。马塔亚（德国经济学家）在《企业家利润》中定义企业家是获得利润的人，我们只需加上第一章的结论，即在循环流动过程中是没有利润产生的，这是为了避免把我们的定义追溯到距离我们比较远的时期[97]。我们的观点与传统理论是不矛盾的，可以用这句话来表明：“企业家既不获利，也不承担损失”，这也是由瓦尔拉斯[98]经过严格的推导得出的结论，但这也凝聚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循环流动的生产过程之中，他既不获利也不亏损，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特殊的职能，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代替他的是厂商的领导或者企业经理，他们的类型是不同的，我们最好也不要以同样的看法和头衔去看待和称呼他们。
认为一种制度或者一种类型的有关历史起源的知识能够直接向我们表明它们的社会的或经济的本质，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这种知识通常引导我们去理解它，但它自身不能产生一个关于它自己的理论。一种更严重的错误观念是这样的，即它认为一种类型的“原始”形式，事实上也是“更简单”或“更具起源性”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们比后来的这些形式能够更纯粹、更简单地表明事物的本质。然而，事实通常是与之相反的，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不断增长的专业化分工可能使职能和性质表现得更加鲜明，而在原始条件下，这些是与其他的职能和分工混在一起的，非常难以辨认。我们的例子也是这种情况。一个原始游牧民族的首领，他身上的企业家要素是很难和他身上的其他要素分开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比如年轻时的穆勒，都不能把企业家和资本家进行区分，因为一百年前的制造商既是企业家，又是资本家。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不断产生，就像英国的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与地主的区分，然而，在欧洲大陆，这种区分仍然被偶尔忽略，特别是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的事实，这种情况更难以区分。早期的企业家，不仅是资本家，还经常是——就像现在，在小企业里，他仍然是——他自己的技术专家，只要他没有聘请相应的专家。同样，他还经常是他自己买卖商品的代理人、他自己的办公室的领导、他自己的经理，有时，他甚至还是自己的律师，来处理当前的一些事物，尽管通常他会雇佣律师。因此，工作中他会全部或部分地扮演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些角色。执行新的组合，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然而正是他的这种职能而不是他的日常工作，使他具有了军事领导者的特征。因此，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总是和他的企业活动结合到一起的，而且这些活动比企业家最本质的职能要显眼。因此，马歇尔对企业家的定义，只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把企业家的职能定义为“管理”，这种定义自然对我们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接受这个定义，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重点，也没有明确区分出企业家的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唯一要点。
然而有些活动类型——事情的发展逐渐产生了这些活动类型——用特别纯粹的方式展现了企业家的职能。“发起人”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还需要一些限定条件。我们暂且忽略与这一类型的人有关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方面的联系，而把他作为接收佣金而在开办新企业过程中从事资金融通等工作的人。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是企业的创造者，也不是这个过程的推动力量，然而他在企业创立过程中有点像“职业企业家”。“工业领袖[99]”这样的现代类型的人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意思具有很密切的适应性，特别是人们从下面的两个方面看到他的存在。一方面，他具有20世纪威尼斯商业企业家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如同乡村的当权者，把他的农业、牲畜贸易、农村酿酒厂、一个旅馆和一个商店结合在一起。不管他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企业家，只有当他实际地“执行新的组合”时，他才是一个企业家；而一旦他建立自己的企业，并和其他人一样，安定下来经营自己的企业时，他就失去了作为企业家的特征。当然，这只是一条规则，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他几十年的经济活动生涯中，很难总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很多工商业者很少或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一个企业家，哪怕是最微小的意义上的企业家。
由于企业家不是一个职业，通常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因此从技术的层面上讲，企业家不能成为一个社会阶层，比如成为地主、资本家或工人这样的阶级。当然，对于成功的企业家以及他的家庭来说，企业家的职能将引导他们走向某种阶级位置。企业家的职能也能够在社会历史的某个时代印上他们的标志，形成一种生活状态、道德体系和审美价值，但它本身并不表示一个社会阶层，也不是以某种阶级地位为前提的。它可能获得的阶层地位也不是一种企业家的位置，而是以拥有土地或者资本家为特征的，而这些特征是根据企业的收入如何使用来决定的。对金钱财富和个人品质的继承，都可以使不止一代的人保持这种地位，并使得后代更容易经营企业，不过企业家的职能本身是不能继承的，这一点已经由制造业家族的历史证明了[100]。
但是，现在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为什么执行新组合是一个特殊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职能”目标呢？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事经济生产。当然，他自己的目的从来没有得到完美的实现，但是最终，他的行为是由他经济活动的结果对他的影响而决定的，以适应不会突然发生变化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企业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完善，但是，如果考虑到它周围的世界、社会条件、时代知识以及每个个体或组织的视野这些因素，一个企业在某个时候可能就接近于相对的完善。周围的世界不断地提供新的可能，尤其是新的发现不断被增加到现有的知识宝库中。为什么人们不能像利用已有的可能性那样利用这些新出现的可能性呢？为什么人们不能根据他所了解的市场情况，用养猪代替养牛，或者如果他认为新的作物更加具有优势，就选择种植这种新的作物呢？有哪种特殊的新现象或问题是不能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循环流动过程中产生，而是可以在新出现的可能性中产生呢？
每个人能够在已经习惯的循环流动中迅速且合理地采取行动，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处的市场位置和生产的产品有把握，而其他所有人也都根据这种已经习惯的循环流动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同时，这些人也希望这个人采取和他们相同的行动，然而，当他面对新的任务时，就不能简单地这么做了。虽然在这些已经习惯的方法和途径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足够了，但是当他面对创新的任务时，就需要指引了。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动中是顺着流向游的，但是他想要改变这些循环流动的渠道，他就是逆着流向在游。之前对他来说是帮助的力量现在变成了阻力，之前熟悉的资料现在变成了未知的。在超出了这些习惯的循环流动的范围之后，许多人就无法再向前迈进，而其他人也只能用全新的方式去开展工作。那种认为行动是合理的和及时的假设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种虚构。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去了解这种逻辑的话，这种假设就可以变得非常接近于现实。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及在它发生的限度内，人们完全可以满足于这种虚构的设想，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理论。那么下面这些想法就都是不真实的：习惯、惯例、非经济的思维方式会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产生非常大的差异，例如，“股票经济学”对现在的农民和中世纪的手工匠都是不适用的。相反，相同的理论图景[101]在它的最广泛的意义上是适合不同文化下的人们的，不管这些人的智慧和经济理性程度如何，我们可以说，农民卖出他的小牛如同股票经纪人出售股票的行为一样的精明和利己。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在无数的先例经过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消除了不适应的行为之后才被认识到的。
在这些限制之外，我们的虚构就失去了它接近现实的可能性[102]。传统理论所做的就是紧紧抓住它不放，这样做其实就是在掩盖一种实质的东西，而且还忽略了一个事实：与我们从现实中假设的偏差相比，这些偏差在理论上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些偏差的存在，就无法对一些现象做出解释。
因此，在描述循环流动的过程时，人们必须把生产资料的组合（生产函数）[103]当作数据，就像自然的可能性，只允许在边际上做很小的改动[104]，这就如同每个人可以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周围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需要实质上偏离已经熟悉的生产线路很远。
因此，执行新的组合是一种特殊的职能，是一类人的特权，这类人的数量比所有具有执行新组合的“客观”可能人群要少得多。因此，我们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105]，他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推动力。因此，可以用三组互相对立的观点来阐述我们的立场。第一，两种真实过程的对立：一方面是循环流动或围绕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渠道的变化或来自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数据的突然变化。第二，两种理论工具的对立：静态的和动态的[106]。第三，两种行为方式的对立，我们可以据此刻画出两类人物：经理和企业家。因此，在理论意义上，生产的“最好方法”被认为是“通过经验验证并且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方法中的最有效最有利的方法”。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是当时“可能的”方法中“最好的”方法。如果人们不做这种区分，那么这个概念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我们的解释想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就还仍然没有解决。
现在，让我们对前面讨论的行为和类型的特征特点精确地进行表述。生活中最小的行为也凝聚着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努力。如果每个小学生想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完成他所知道的以及他所使用的东西的创造，那他必须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同样，如果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想要创造指导他每天行为的所有新规则，那他就必须是一个智慧和意志上的巨人。这一点不仅对经历了成千上万年才形成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决策和行为是真实适用的，而且对较短时期和更具特殊性本质的产品来说也是真实的，而这些产品构成了从事职业化任务的特殊工具。根据这一点，这些产品的完成应该包含着最大的努力，可是通常它不需要个人做特殊的努力；这些应该非常困难的事情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当然，给人们安排任务、保持纪律等这些事情还是必需的；但是，这些是很简单的事情，任何一个普通的个人都能够学习并完成。在人们所熟悉的规则范围之内，甚至是必须指挥别人的职能，也不过是像其他人从事的工作一样的“工作”，也可以与看管机器的工作进行相似的对比。所有人都知道而且有能力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完成他们日常的工作；“领导者”也有他们的行动路线和例行工作，而他的领导职能只是纠正那些偏离正常行为轨道的行为。
所有的知识和习惯一旦被获得，就会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如同铁路的路基根植于地面。这些知识和习惯不需要不断地更新和有意识地再建，而是深藏于潜意识的底层，它通常可以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的压力被传递下去，而这个传递的过程几乎是毫无阻力的。我们所想、所感觉和所做的每件事情经常是自动发生的，而我们的意识使得我们在生活中不觉得这些发生的事情是负担。然而，这种存在于种族和个人中的大量的驱动经济的力量还无法强大到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很轻的负担，同时，它也没强大到阻止日常生活的这些需求继续消耗平均的能力。但是它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满足普通的需要。这对我们日常经济生活也是适用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经济生活来说，在日常规则之外的每一步都是很困难的，它需要包含新的要素。这种要素构成了领导这一现象。
上面所说的困难可能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三个方面。第一，在这些已经习惯的规则运行渠道之外，人们没有做决策所依据的运行数据和规则，而这些数据和规则在已经习惯的规则运行渠道之内通常是被他们精确地知道的。当然，他可以根据他的经验进行预测和估计。但是，很多事情仍然是不确定的，还有一些事情是在比较广的范围之内才是确定的，更有一些事情也许只能依靠“猜测”。特别是，人们想要改变和创造的周围经济的数据，都是如此。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有意识地计划他的行为到每一个具体的细节。这样做将比习惯的行动具有更多的有意识的合理性，而习惯的行动根本不需要反映这种合理性；但是他有意识的计划与习惯的行动相比，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犯更大的错误，而且容易犯其他类型的错误。已经做过的事情与我们所看到和经历的事情具有一样的现实性；而新的计划只是来自我们想象的虚构。执行一个新的计划和根据习惯去行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如同一个是建造一条公路，一个是沿着公路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