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脑海中能够记住这一点：彻底调查计划中的企业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是不可能的，那就会更加清楚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我们具有无限多的时间和方法，即使我们在理论上可以确定那些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但它们在实际中也必然是处于未知的状态。经济生活中的行动，即使没有制定出想要做的事情的全部细节，也必须要采取行动，就像军事命令，即使可能获得的数据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那也必须出于战略的考虑去行动。在这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依赖于直觉（即用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某种方式预测事情的能力）和抓住事情本质的能力（即即使不能说出做事的依据，但是照常可以摒弃非实质的事实的能力）。充分的准备工作、专业知识、思想理解的广度以及逻辑分析的才能，在某种环境之下，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但是，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学习理解越准确，对事实的控制就越完善；对事物进行迅速的和可信的范围（利用时间和逐渐增加的合理性）的计算越大，那这种职能的重要性就越低。因此，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人所起的作用就必然会减少，就如同今日的军事指挥家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一样。不过，每一种类型的人最本质的那部分是和他的职能联系在一起的。
上面所说的第一点是关于任务方面的，而这第二点是关于工商业者自身精神方面的。做一件新的事情与做一件熟悉的并经经验验证的事情相比，不仅在客观上个人觉得比较艰苦，而且个人也会觉得不愿意接受这种新的事情，即使客观上的艰苦不存在。这种情况在所有的领域都是相同的。科学史对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证明，那就是：我们会发现自己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旧的理论已经变得不适应，而更加适合的创新本身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困难，但是我们的思想还是会不断回到旧有的习惯轨道中。固有的思维习惯以及它们节省精力的作用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的，即它们已经下意识地并自动地产生结果，它们是与批评和个人事实的矛盾相对立的。正因为如此，当它们失去作用时，就会变成一种障碍。在经济世界也是这种情况。在想要创新的人心里，习惯的驱动力在上升，处于萌芽状态的计划遭到反对。此时，就有必要产生一种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以便扭转日常领域、范围、时间内的工作和牵挂，去构思和制定新的组合，并使自己相信这种组合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白日梦。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构想是以每天出现的大量剩余的或者说现实满足不了的需求为前提条件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并且在本质上稀有的东西。
第三点是社会环境对想要创新的人的反应，或者叫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可能首先通过社会环境从法律或政治上的障碍来表现自己。不过，我们暂且不考虑这点，社会团体中任何一个成员偏离常规的行为都会受到谴责，尽管这种谴责根据社会团体是否习惯于这种行为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即使在穿着或礼貌这样的事情上，与社会习惯相背离的行为也会引起反对，在更严重的事情上当然还会受到更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在文化的最初阶段要比其他阶段更强烈。甚至只是对背离行为的惊讶，或者只是仅仅注意到这种行为，都会对想要创新的人造成压力，而谴责可能带来一系列引人注意的结果和影响。它甚至会引来社会的排斥，最终导致实际的阻碍或直接的攻击。不论逐渐的分化削弱了这种反对的事实——尤其这种分化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正是我们想要解释的发展——还是作用于个人的社会反对反而变成了一种刺激，都不能在原则上改变反对意见的重大压力。克服这种反对意见是不存在于常规生活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任务，也是需要一种特殊行动的任务。在经济事务中，这种反对首先表现在受到创新威胁的团队中，然后表现为寻找必需的合作者的困难，最后表现为赢得消费者认同的困难。尽管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已经使我们习惯于这些创新的出现和执行，但这些要素在今天仍在起作用，但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放到资本主义的初期进行研究。不过，这些要素很明显的在那里存在，以致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对它们进行描述就是浪费时间。
领导作为一种特殊的职能，它的出现是由于很多原因引起的，与仅仅等级上的差别相比，领导这种职能存在于每个社会个人之中，不论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它的出现也通常是和社会个体联系在一起的。上面的事实创造了这样一种界限，即超过了这个界限，人们都不能依靠自身来执行职能，而需要从少数人那里得到帮助。如果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和天文世界一样，具有相对不变性，或者说如果具有可变性，这种可变性也不受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者说如果最终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但这种行为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那世界上就不会有这种区别于日常工作的特殊的领导职能。
只有新的可能性出现的地方，需要领导的特殊问题才会产生，领袖类型的人物也才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诺尔曼人的征服年代，领导职能表现得如此明显，而在斯拉夫人几个世纪以来在普利皮亚特流域不变的、相对受到保护的生活中，领导职能表现得非常微弱。以上我们讲到的三个观点，对职能的本质以及构成领导类型的生产或行为进行了特征描述。“寻找”或“创造”新的可能性并不是他的职能的一部分。这些可能性被各种类型的人积累起来，并在那里存在着。通常，它们只存在于文学作家的讨论中，而在其他场合，人们虽然确切地知道它的存在，但并没有想要去做什么。举一个政治生活中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到，在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本来是可以得到改善，从而避免统治的崩溃的。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任何人处于可以改变这一点的位置。领导者的职能就在于去“做这些事”，如果不去做，可能性就会消失。不管是短暂的领导，还是长久的领导，这一点对所有的领导类型都是适用的。前面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在一个偶然的紧急事件中应该做什么，从规则上来看是很简单的。大部分或全部的人们都能看到这一点，但是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组织大家。甚至通过榜样来领导，就像艺术领导或科学领导，这种领导不仅包括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还在于通过它给社会团体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使得社会团体追随他。因此，领导者完成他的职能更多的是靠意志而不是靠才智，更多的是靠“权威”“个人威望”等，而不是靠初始的思想。
经济上的领导必须区别于“发明”。只要发明还没有被应用到实际中，那么它在经济上就不起任何作用。而执行改善的措施并使之有效却是一项与发明这项改善完全不同的任务，而且这项任务需要完全不同类型的才能。如同企业家可能是资本家一样，尽管企业家也可能是发明家，但他们是发明家不是由于他们职能的本质，而是一种偶然，反之亦然。另外，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执行创新这种企业家的职能不需要任何的发明。因此，和很多作家一样强调发明这种要素是不恰当的，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误导。
企业家式的领导，与经济上的其他类型的领导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期望在原始部落或共产主义社会看到的就是其他类型的领导，企业家式的领导当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没有其他领导所具有的那种魅力。它的特征在于完成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这种任务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和想象。至于领导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企业家的敏锐和充沛的精力，不如说是由于某种程度的精细，这种精细能够让他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当然，“个人威望”不是不重要。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个人品质没必要，一般也不会完全符合我们大多数人对于“领导”是个什么样子的看法，因此，要认识到他属于社会学所说的哪一类领袖确实有些困难。他“领导”生产方式进入新的轨道，但是不是通过说服人们相信执行他的计划的必要性，也不是通过用政治领导者的方式创造人们对他的领导地位的信任——他唯一要说服或打动的人，是未来可能会给他提供资金的银行家——而是购买生产工具或者服务，然后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对这些工具和服务进行组合使用。他还从另外的意义上施加影响和领导，即吸引其他的生产者跟随他并运用他所用的生产方式。但是，由于这些追随他的人是他的竞争者，他们会减少并消耗掉他的利润，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是这种领导地位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最后，他提供一种服务，而对这种服务进行充分的了解需要具有专家的知识。公众理解这样的事情，不如理解政治家成功的演讲或将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这样容易，同时还不承认自己看上去好像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这样的事实，因此就加大了公众理解的难度。因此，我们将明白，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观察不到任何企业家生产中任何价值的出现，而这些价值却是让其他类型的领导引以为豪的。另外，还要加上作为个人的企业家和作为群体的企业家所具有的不稳定性这样的事实，以及当他经济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时，他没有任何的文化传统和态度去追随依靠，而是像一个暴发户一样受到人们的嘲笑这样的事实，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这类人从来不受欢迎，为什么即使是科学评论文章也只是对他进行简单的描述[107]。
现在我们试图用在科学中以及实际生活中经常运用的方法来对我们所勾勒出的企业家进行描述，通过分析他生产行为的特征动机来理解他们的行为。我们这样的尝试一定会受到对经济学家“侵入”到“心理学”领域的反对，这已经通过很多作家的描述变得众所周知了。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关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指出，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在经济学的讨论中掺入心理学思考的人在这里可以忽略此处我们将要说的话，当然，读者也不必担心因此与下面的章节失去上下联系。
在循环流动理论中，一个事实使考察动机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减弱，这个事实就是均衡系统中的等式可以被解释为不包含任何的心理要素和数值，正如帕累托[108]和巴尼的分析说表明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不完美的心理学对结果的干预也比人们所预想的要少的原因。即使在缺乏理性动机的情况下，也会有理性的行为。但是，一旦我们真正想要深入研究动机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在给定了社会环境和习惯的情况下，人们每天要做的很多事情，对他们来说，主要是从执行社会或者神的指令职责的角度考虑的，很少是出于自觉的理性去做的，也很少是出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去做的，即使有也是很少一点，而且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一点也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然而，只要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不断重复的经济行为这个范围之内，只要我们发现这样定义的动机随着时间推移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就能够把它和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欲望联系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下面的条件能够让我们把这些要素联系起来：正是社会形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特殊欲望；当人们决定他的行动过程时，通常要考虑到一些群体，比如家庭或比家庭大一些或小一些的群体；行动并不是立即跟随着欲望，只是或多或少对它产生响应，这种响应也是不完全的；尽管个人的选择范围在方式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不同，但它总是受到社会习惯或习俗等的影响：在循环流动中，每个人都会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尽其所能地满足某种给定的需求（他自己的或别人的需求），这仍然具有很广泛的正确性。在所有情况下，经济行为的意义就是对需求的满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需求，就不会有经济行为。在循环流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把需求的满足看作是正常的动机。
有一种领导者不是我们要说的类型。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称得上是最理性、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执行新的计划比经营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自觉的理性，因为新计划必须在被执行之前就制订出来，而经营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大部分是例行事务。典型的企业家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家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家依靠的传统和关系要少，而且不论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历史上来说，他的特殊任务在于打破旧的传统和联系，建立新的联系和传统。尽管这主要适用于他的经济行为，但也可以扩展到道德、文化和社会的结果。企业家类型出现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
不过，企业家的行为和动机是“理性的”，除了上述之外没有其他的含义，而且他的动机没有享乐主义的含义。如果我们把行为的享乐主义动机定义为满足个人需要的愿望，那么我们就可以让“需求”包括某种程度的冲动，就像我们可以把自我主义定义为包含其他利己主义价值观一样，这样的定义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利己主义也具有自我满足方面的某种意义。但这种做法也会使我们的定义陷入循环往复的状态。如果我们要赋予这种定义一定的意义，我们必须把它限定在能够用消费品满足的需求上面，同时限定在能够期望从它得到某种类型的满足上面。那么，如果我们所定义的这一类人是出于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而行动，这就不再是真实的事情了。
因此，除非我们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一类型的人被享乐主义所驱使，否则在商业领导人的例子中，戈森定律[109]会使他们的进一步的努力停止下来。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家一般只是在他们的力量已经用尽并感到不能再胜任他们所做的工作时才会从这个舞台上退出。这看起来似乎与理性人的假设相矛盾：他把可能的结果和无效的努力进行平衡对比，然后他会选择一个平衡点，超过了这个平衡点，他将不愿意再继续前进。但是，在我们的例子中，努力没有被看作是停止前进的理由，它似乎根本不具有什么分量。企业家类型的人的活动显然是享乐主义的障碍，享乐主义者所享受的商品通常是用超过一定数量的收入购买到的，因为他们的“消费”是以休闲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从享乐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些类型的个人都不是理性的。
当然，这不能证明享乐主义的动机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指向了另外一种非享乐主义特征的心理学，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享乐主义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时，这种与众不同在我们所说的这一类型的人身上是很明显的，而且也不难理解。
首先，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存在着梦想和意愿来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或王朝，虽然这种情况通常不是必需的。现代世界中，人们实际上并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地方、获得这样的地位，但是对现代的人来说，取得工业或商业上的成功仍然是他们可能达到中世纪那种封建贵族领主地位的捷径。对于那些没有其他机会获得这种地位的人来说，这种诱惑力非常大。对权利和独立性的追求不会因为它们两者都是幻想而有丝毫的损失。更进一步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群人的动机种类繁多，从精神上的野心到趋炎附势，但这些是不需要我们细谈的。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这种动机虽然与消费者的动机最为接近，但是与消费者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
其次，还有一种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要胜过其他人，也就是成功的过程或成功本身。从这方面看，经济行为与体育运动很相似——比如财富上的竞赛和拳击比赛。财富竞争的结果是次要因素，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是有价值的，炫耀财富往往成为大笔开支的原因，而不是他们本身对于消费品的需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更细微的地方看出差别，比如，社会野心，应该被归类为第一类动机，也就是说它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胜过其他人，而不是为了成功的结果。因此，我们又面对一种与上面所定义的“需求的满足”有根本区别的动机，或者换个词语——“享乐主义的适应”。
最后，还存在着创造的快乐、完成计划的快乐或者只是展示某人的能力和智慧的快乐。它与无处不在的动机相似，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素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我们所说的这种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了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趣。这种动机在三者中，是最突出的反享乐主义的。
只有第一类动机是促使企业家活动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这种活动的结果产生了私人财产，而其他的两类动机则不是。金钱上的收益确实是对成功的最好表达，特别是对相对的成功而言，而且对于为了成功奋斗的人而言，除了获取金钱上的收益之外，还有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其他人的意见。这样和那样的特点都是伴随着“渴望财富”的社会机制产生的，这使得其他要素很难代替它作为工业发展的动力所起的作用，即使我们排除它在创造一笔随时可用于投资的基金中的重要性，它的作用依然难以替代。尽管如此，第二类和第三类企业家的动机在原则上的确可以被其他的社会安排所关联到，这种社会安排不包括从经济创新中获得的私人收益。至于还能提供什么样的激励，怎样使这些激励工作得像“资本主义”所做的一样好，都超出了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这些问题被社会改革家忽略了，同时也被财政上的激进主义者所忽视，但是它们不是不能被解决，而是要通过对企业家活动的心理学进行详尽的观察才可以被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