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显惠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部大书。与共和国一起走来，每个人都是一本多姿多彩的小书，而要朗诵出来的只能是其中的几页。
1977年4月，深入揭、批、查“四人帮”打响了第二战役。中共辽宁省委决定我负责省广播事业局全面工作，1978年4月又调回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使得“文革”前的宣传部正副部长又重新集合起来了。时值头桩大事，就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
粉碎“四人帮”，广大干部群众渴望迅速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强烈要求来一次思想大解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5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树德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返沈后，找宣传部石飞、刘德秀和我说，“北京对这篇文章有不同意见，你们怎么看？”我们一致认为此文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该认真组织学习。
我并不知道北京“有不同意见”的是何许人，后来知道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汪东兴5月17日说：“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还批评张平化：“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华国锋同志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表态。”5月18日上午，他又召见张平化及熊复、王殊，再次提出“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并质问发表此文“这是哪个中央决定的？要查一查”，特别嘱咐张平化：“你要把关。”当天下午，张平化紧急召见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会议打招呼，转告汪东兴的意见，要求向各省、市（区）党委常委汇报。
据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异云说，开始时我们省委常委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最终还是高度重视这一大讨论。认识高，行动快，紧密联系实际，第二书记任仲夷坚定支持起关键作用。1978年7月25日至31日，张树德、刘异云在宣传部召开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上讲了话。会议认为，长期在“左”的路线影响和“四人帮”的竭力鼓吹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问题被本末倒置，混乱不堪，搞乱了思想，搞乱了路线，搞乱了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端正思想路线是十分必要的。我省是全国第二个召开真理标准讨论会的，也有个别市委书记给任仲夷打电话说“省委宣传部开了一个反毛主席的会议”。任仲夷说服他转变了态度而支持讨论。
1978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沈阳召开东北地区宣传工作座谈会前，张平化向刘异云打招呼，要他讲一讲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四个现代化”问题。刘异云推辞说，这个题目太大，讲不了，改讲如何继续深入学习宣传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张平化出的题目，只好由他自己来讲了。他并没有像在吉林讲的那么多，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借用外电评论说是“非毛化”。后来我才知道，7月21日邓小平曾找张平化谈话，严肃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你不要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张平化不以为然。座谈会后，各地方宣传部急切要求传达会议精神，我们只好用“白头”文件印发了张平化的讲话。省委宣传部部务会一致赞同刘异云的讲话，报请省委批准集中精力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8月18日，中共辽宁省委发出了在全省范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任仲夷在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长篇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9月17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途经辽宁听取汇报时鲜明指出，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四个现代化也没有希望。“两个凡是”观点是不正确的，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现在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谈话，教育和鼓舞我们从理论界、教育界发展到党政机关，更加坚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大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跃局面。
在这场联系辽宁实际的大讨论中，张树德、刘异云的讲话和任仲夷的文章，都揭露批判“四人帮”用帮理论、帮思想冒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真理标准的严重危害，都批判了迷信“特殊身份”的错误倾向。当时没有直接点毛远新的名字，而以“‘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代之。任仲夷的文章指出：“我们有的同志多年不学马列，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结果就迷信他。所谓‘特殊身份’，不仅这个‘死党’有，江青也有。林彪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有很高的地位和非同寻常的身份……由于迷信‘特殊身份’，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了，马列主义的觉悟没有了，党性没有了。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大讨论越到基层，联系实际越具体、越深刻，越富有实效。中共沈阳冶炼厂党组织和干部职工，多年来被一桩大冤案压得喘不过气来。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带领百人工作组到这里搞“四清”，以其个人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种种》的报告，列诸“八大罪状”，为这个同业经营管理比较好、创利贡献较大的企业，扣上了一顶“在经营管理方向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帽子。毛主席批阅这个报告，引申出“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领导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结论，谁也不敢公开提出不同意见，更不敢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大胆否定了这个“蹲点报告”，也否定了毛主席的批示。1979年1月，省委宣传部的《宣传动态》刊登了《冶炼厂党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推倒谢富治的“四清”蹲点报告》，《理论与实践》杂志随后第二期刊登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流毒全国的“四清蹲点报告”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套在冶炼厂头上的“紧箍咒”终于彻底砸碎了。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
在农村，省委抓了兴城县这个典型。“文革”前，中共兴城县委书记李权法到任后，了解群众长期缺粮、缺柴又缺钱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设发展思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多打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大搞植树造林，绿化全县，解决烧柴问题；大搞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解决花钱问题。这样一个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利的规划，在“文革”中却被污蔑为“修正主义黑纲领”，李权法这样一位好干部竟被打成“吃、烧、花的走资派”而被迫害致死。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中共兴城县委在几乎没有为所谓“走资派”平反先例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为李权法同志平反，在辽宁乃至全国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推动大讨论在农村的深入发展。
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毛远新一伙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最骇人听闻的奇冤大案就是“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张志新是我们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文革”初期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不久对“文革”产生了怀疑。1968年春，北京传来打倒“杨、傅、余”的消息，传说也要打倒宋任穷（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有人拉她加入另一个群众组织，她郑重地告诉这位同志说：“我现在想的不是加入哪个群众组织，我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为党和国家前途担忧！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现在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人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打倒这么多人，省委领导全靠边站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敌人？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小组）里有名堂。”她明确表示：“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
1968年12月28日，以所谓“现行反革命”为她办“学习班”。她认为，林彪鼓吹“顶峰论”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错误的。他的“五一八讲话”违反列宁关于如何判断形势的正确论点，是在为大换班大清洗造舆论。林彪是近年来促成党犯错误的主要成员。对江青有怀疑，她说这个“叛徒”，那个“叛徒”，自己怎么样？审查了没有？武斗分派，联合不起来，就是因为江青“在那里搞名堂”。江青不是什么“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化艺术的祸首。刘少奇决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上书言事是党的纪律允许的，不应定为“反党问题”，应当平反。安子文等61个人的问题是中央决定的，让个人承担责任是不对的，不应定为“叛徒集团”。张志新还对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肯定毛泽东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讲了所犯的错误。她清清楚楚自己所讲的这些话每一句都是触犯禁区的，但她表示“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决心要为革命献出一切”。她在狱中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的万言书，庄严宣告：“我对路线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疑问起之有因，看法观点言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是忠于党的表现。”她还自己写词谱曲写了《谁之罪》：“今天来问罪，谁是应领罪的人？！今天来问罪，我是无罪的人。”又用木签蘸着墨水写了篇《质问·控诉·声讨》的文章，说自己“只能做（20世纪）70年代的哥白尼（1473—1543）”。长期监禁折磨使她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975年2月26日，毛远新在省委常委会上下令说，“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4月4日，张志新惨遭杀害。临刑前，毛远新及其帮派势力害怕张志新呼喊，竟然惨无人道地切断了她的喉管。
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认真审查省委政法小组和省委宣传部《关于张志新案件复查情况与平反意见的报告》，做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3月31日，省直机关在中华剧场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省委《决定》。省委书记徐少甫代表省委讲话，号召全省党员和干部向张志新烈士学习。6月，省委宣传部组织巡回报告团深入宣传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共产党员》杂志和《辽宁日报》、《理论与实践》等许多报刊用大量版面宣传张志新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共产党员》杂志一个时期发表文章300多篇，其中有100多篇被中央和各省市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用一整版转载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通讯，在全国震动很大。省委宣传部还编写了《为真理而斗争》一书，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发行全国。《辽宁党史人物传》也为张志新立传。
张志新案件直接针对“文革”，涉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省委做出这个决定是个大胆的决定，是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决定。宣传报道中有意回避了她直接说出的对毛泽东错误的意见，在当时只能如此。
我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到1979年底告一段落。大讨论吹响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为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会议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做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准备。
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1979年冬至1980年春开展的农村致富大讨论和1980年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都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继续和发展，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1988年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以至后来关于“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问题的讨论，使得大讨论的形式成为了辽宁发动解放思想的好传统。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共和国60周年这部大书，上卷30年自然是由开国大典起笔的，下卷30年可以说是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篇的。在第六个大庆年的时候回顾这场大讨论，就是要认真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