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战线的老英雄
——孟泰
“只有树立主人翁精神，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
——孟泰
孟泰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
1898年，孟泰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只念了一年多书，从8岁起跟父亲干农活，16岁给地主当雇工。18岁那年，家乡大旱，他只身离家闯关东，到抚顺栗子沟当工人。后来到鞍山，进了日本人开的制钢所，在炼铁场当配管工。他和其他工人一样，尝尽了人间的苦难和辛酸。
1948年2月，鞍山解放了。孟泰参加解放军组织的护厂队，保卫鞍钢。几个月后，党派孟泰到后方，参加通化铁厂高炉的修复工作。孟泰领着伙伴起早贪黑施工，只用35天就修复了原定80天修复的两座高炉，受到通化铁厂的表彰。
1948年底，孟泰回到鞍钢。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四野主力源源入关，中央要求鞍钢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日本人断言：“鞍钢的高炉、平炉都归你们了，你们去种高粱吧”，“要恢复鞍钢，至少得15年到20年”。孟泰坚定地说：“咱们要炼出铁来给他们看看！”
当时，配件和材料奇缺，又无处购买。孟泰领着工人夜以继日刨开厚厚的冰雪，把埋在地下和废铁堆里的各类器材一件一件收集起来，集中到一处厂房里，擦净修好，分门别类摆放整齐。几个月下来，大大小小收集了上千种、上万件。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炼铁厂修复三座高炉用的管道系统材料全都来自“孟泰仓库”，没花国家一分钱。从此，孟泰成为鞍钢工人的旗帜，他的名字传遍东北，传向全国。
1949年6月7日，鞍钢炼出了第一炉铁水。7月9日，鞍钢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鞍山市委、市总工会、鞍钢公司命名孟泰为一等功臣。8月1日，孟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孟泰把对党的热爱，对新中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全都倾注在高炉上。炉况好，他脸上全是笑容；炉子有问题，他就紧皱眉头。今天，在鞍钢，提起孟泰爱厂如家、爱炉如命、忘我工作的精神，人们仍然赞不绝口。
在修复高炉的日日夜夜里，孟泰根本不离厂。厂长白天来，看到他在高炉前，晚上来，看到他还在高炉前。撵他回家休息，他围着高炉转一圈又回来了，和厂长“捉迷藏”。厂长没办法，只好让人把车间休息室收拾好，让他在里边休息。他偶尔也回家，家里有什么端起来就吃，不一定什么时候他又走了。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孟泰把行李搬到高炉旁，日夜守卫在高炉上。每当空袭警报拉响时，他都紧握大管钳，用身体护住高炉总水门，随时准备排除险情。
他说：“危险关头最能考验人，你要迎上去，那就得豁上你的性命。你要跑开，生命是没危险了，但国家财产就要受损失。你选择吧，一秒钟就决定你是一个勇士还是一个胆小鬼。”
8月的一天，4号高炉突然发生巨大爆炸，炉台上浓烟滚滚。正在别的炉上干活的孟泰飞跑到现场。人们向厂长报告：“烟气太大，看不清事故出在哪。”孟泰将生死置之度外，第一个冲进烟雾中，摸索到炉台上。这时又一声爆炸，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厂长和几个勇敢的工人也冲了上去。滚烫的水点迸在孟泰身上，他继续向前摸索，终于摸到炉子出铁口前，查明了情况。原来是炉皮钢板烧穿，上千度高温的铁水从漏口涌出来，与炉外的冷却水相遇，发生了连续爆炸。经验丰富的孟泰马上关闭冷却水开关，爆炸停止了。炉前工很快堵住漏口，避免了一起炉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又有一次，3号高炉炉皮被烧穿，几米长的火焰从裂口窜出。孟泰赶到现场，冒着烈焰用几条浸水的麻袋堵住裂口，与大家一起用耐火泥把裂口堵住，化险为夷。经过一次又一次抢险后，孟泰被大家赞誉为“老英雄”。
孟泰不仅是艰苦奋斗的英雄，而且是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模范。他对高炉上密如蛛网的1000多根冷却水管线了如指掌，总结出一套高炉循环水系统维护操作法，被称为“孟泰操作法”。他只要把手伸到循环水中掂几下，就可以准确判断出水温，堪称一绝。高炉冷却循环系统出了故障，他手到病除。过去，高炉热风炉的燃烧筒经常烧坏，严重影响生产。孟泰反复观察研究后，将单层燃烧筒改为循环水冷却的双层燃烧筒，使燃烧筒的寿命延长了100多倍。他研制成功冷却箱串联，使高炉用水量减少了1/3。他亲手建立了“孟泰储焦槽”，每年可以节约上千吨焦炭。他为配矿槽研制了防暑降温设施，改善了作业环境。孟泰提议、发明、设计和主持完成的技术革新数不胜数，同行们管他叫“高炉神仙”。
1950年9月，孟泰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还上了主席台，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50年代、60年代，他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
1957年，孟泰担任了炼铁厂副厂长。1966年，担任鞍钢工会副主席。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一直保持劳动模范的本色，不脱离生产劳动，为职工办实事。1962年，孟泰得知鞍钢立山医院缺少病床，就替医院买了几吨废钢管，带领青年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自制了50张铁床。他亲手帮一家商店检修锅炉，解决了职工洗澡的问题。60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他把女儿挖野菜喂大的两口肥猪献给厂里，为职工改善生活。他还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困难职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鞍钢陷入混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孟泰感到极度痛心。他在被诬陷、被打倒的逆境中坚持工作，向工人宣传要维护生产秩序。他抱病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托人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封信：
“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看到鞍钢生产猛劲下降，咱们鞍钢工人急得直掉泪，盼望中央早点解决问题，咱们好团结一致把生产搞上去……”
1967年6月，中央着手解决鞍山问题，周总理特邀孟泰赴京。6月17日，在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接见鞍山代表时，孟泰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9月30日，孟泰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孟泰恢复了名誉。1979年12月26日，鞍钢为孟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在鞍钢公司办公楼前，耸立着孟泰的大型塑像。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当国家主人翁的“孟泰精神”永远激励着鞍钢工人和中国工人。
生产竞赛运动的带头人
——马恒昌
“工人当家了，咱得干出个样来。”
——马恒昌
马恒昌，辽宁省辽阳县人，1907年7月出生，1923年到抚顺发电厂当车工学徒，1926年到沈阳做工。沈阳解放后，在沈阳第五机器厂（现沈阳中捷友谊厂）当车工，被工友民主推选为车工一组组长。
马恒昌说：“工人当家了，咱得干出个样来。”
他让全组10位工人自报公议，每个人都担当一个角色，有管学习的，有管技术的，有管质量的，有管卫生的，有保管工具的。后来组里人多了，大家把工作归纳为政治学习、技术质量、经济核算、工具管理、设备安全、生活服务六大方面，设专门的工人管理员。被称为“六大员”的企业班组民主管理方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
1949年春，沈阳第五机器厂工会组织全厂职工开展生产竞赛，这是全国工厂最早的生产竞赛。马恒昌带领全组工人建立“技术研究会”、“三人技术互助组”，改进了10多种工具，建立了产品质量保障制度，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全组连续大干37天，几千件产品件件合格、无废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产新纪录。在庆祝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和武汉、迎接“五一”劳动节的生产竞赛总结表彰大会上，厂领导充分肯定了马恒昌小组的做法和经验，称赞这是工人阶级的创举，是工人运动史上的奇迹。
在马恒昌小组的带动下，沈阳第五机器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全厂只用37天就完成了原定60天完成的20台螺旋铣床生产任务。马恒昌小组只用28天就完成了两个月的生产任务。这年，马恒昌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4月，东北总工会发出《关于推广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的指示》。接着，《东北日报》、《劳动日报》、《沈阳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都突出报道了马恒昌小组的事迹和经验。
1950年9月，马恒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小组，马恒昌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个国庆宴会上，马恒昌被推举代表工人阶级向毛主席敬酒。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沈阳第五机器厂部分搬迁到齐齐哈尔，成立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随厂迁到齐齐哈尔。
迁到齐齐哈尔后，马恒昌小组继续保持了荣誉，多次被评为省和全国先进小组。马恒昌先后担任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车间主任、厂总机械师、厂党委副书记、厂顾问，先后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第一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马恒昌因病逝世，时年78岁。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定要为党和人民工作一天。”
——吴运铎
吴运铎1917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北汉阳一个贫苦家庭，7岁进私塾读书，13岁进煤矿当学徒。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他经安源煤矿党支部书记介绍参加新四军，在军部修械所当技术工人。他和战友们白手起家建起兵工厂，各项工作干得有声有色。1939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负伤住院的吴运铎随部队跋涉400多公里，转移到苏北，担任子弹实验厂政治指导员兼工务主任。他带领战友们收集废弃的弹壳和废铁，用火柴头和酒精代替火烧，大批生产出部队急需的子弹。接着，他被派到淮南，建起一个年产60万发子弹的兵工厂。后来，上级派他抢修一批废旧炮弹，他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一次挖取雷汞零件时，他被炸成重伤，左手4个手指被炸掉，左眼被炸瞎。战胜死神出院后，他拖着半残废的身体，继续投身于我军兵工事业，带领战友们设计制造出33台生产子弹的母机，大幅度提高了子弹产量。接着，他试制出36门平射炮和大批手榴弹。这批武器装备部队后，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年秋，上级要求吴运铎带人把美国飞机投下的8颗没有爆炸的炸弹拆卸开，取出炸药，以解兵工厂的燃眉之急。他立即赶到现场。只见8颗炸弹半截扎在地下，半截露出地面，活像张牙舞爪的怪物。他让其他同志远离现场，自己骑上炸弹动手拆卸。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他什么也不顾，用螺丝刀小心撬开引信裂缝，一点一点把引信拧下来，炸弹没有爆炸。他一鼓作气拆完了8颗炸弹，从中取出500多公斤炸药。
1947年，吴运铎被党安排到大连治疗养病。此时，我军在大连筹办兵工总厂，正在治疗的他主动担任了兵工总厂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协助炮弹厂生产炮弹。他没日没夜忘我工作，和战友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生产出了炮弹。在试爆炮弹时，有一颗炮弹没爆炸，他和炮弹厂厂长上前查看时，炮弹爆炸了，炮弹厂厂长当场牺牲，他再次负重伤，左手腕被炸断，右小腿被炸烂，全身到处是弹片，整整抢救了9个昼夜才苏醒过来。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几个月中，他忍着全身剧烈的伤痛学会了日语。病情稍有好转，就拄着双拐练习走路。疗养期间，他请示上级批准，在疗养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实验室，研制出一种高级炸药——黑索金。
1948年秋天，他回到兵工总厂，担任实验室主任，还在总厂的职工学院兼任机械制图讲师。
1950年，吴运铎从苏联疗养回国，担任株洲兵工厂厂长。后来，担任中南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
吴运铎为我国兵器工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1951年9月，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报道了兵工功臣吴运铎的事迹。
1953年，吴运铎在病床上完成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整整一代青年寻求正确人生道路的教科书。
吴运铎的非凡经历和英雄事迹，使他得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赞誉。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运铎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把一切献给党》被诬为“反党大毒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给吴运铎平反，他担任了五机部机械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吴运铎离休，住进疗养院。按规定，他享受副部级待遇，但他一直住普通房间，吃普通餐，接受普通治疗。他说：“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党和人民为我花了不少钱，现在的条件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疗养院，吴运铎并没有休息，担任了很多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为青年们作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报告，听众达10多万人。他的身体已极度衰弱，靠输液和吸氧维持生命。但是，还是一批又一批接待青少年学生。他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定要为党和人民工作一天。”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逝世了，时年74岁。
这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耀眼的英雄之星永远不会陨落，他的名字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抗美援朝空军战斗英雄
——刘涌新
刘涌新1929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一个贫苦家庭，7岁时，当医生的父亲去世，一家靠母亲和哥哥勉强维持生活。
1947年，刘涌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四〇师四〇二团当宣传员，一年后担任宣传组长，随部队由东北转战到华中、华南，参加大小战役10多次。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1949年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7月，他被选派到沈阳航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在两年学习期间，成绩优良。在一次飞行练习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停车，他机智果断将飞机迫降在田野里，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
1950年10月，他从沈阳航校毕业，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请战，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9月25日，美军120架“王牌”飞机F-86和F-80组成混合机群向北方窜犯，我志愿军空四师奉命起飞迎击，与敌机展开激烈战斗。刘涌新的中队首先冲向敌机群，打乱了敌机群的队形。我六大队正与敌人8架F-80格斗，突然遭到敌人大群F-86袭击。刘涌新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单机冲入敌机群，与6架敌机搏斗。这时，我一架飞机负伤，操纵失灵。刘涌新驾机急速腾跃，猛烈开炮，打得敌机只顾躲闪，使得战友赢得时间安全跳伞。见战友脱险，刘涌新咬住一架F—86，一阵猛烈炮火，打得它冒着黑烟掉了下去。其余几架敌机见势不妙，逃之夭夭。
刘涌新击落一架敌机后，加入对其他敌机的战斗。在战斗中，他的飞机负了伤，奉命返航。飞机无法迫降，他跳伞时，由于高度不够，降落伞未能张开，壮烈牺牲。
1951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11月9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给刘涌新记一等功。
刘涌新被安葬在沈阳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牺牲时只有22岁。
“党的好女儿”
——赵桂兰
赵桂兰，女，山东安丘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她到大连建新公司宏昌工厂当工人。这个工厂是我党领导的兵工厂，专门为前线生产弹药。1948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赵桂兰主动要求调到最危险的配置室工作。配置室里放的全是烈性炸药，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爆炸。一次，一位新工人不小心把工作台上的炸药混在一起，立刻引起了爆炸，火光冲天。赵桂兰迅速用防火纸把自己的工作台盖好，然后转身冲过去用身体和手扑火。火被扑灭了，她的头发烧焦了，眉毛烧光了，手烧成了黑紫色，衣服粘在身上脱不下来。姐妹们把她送到医院，她住了半个月院，伤没完全好就跑回了工厂。
1949年12月的一天，赵桂兰在工厂加班，把硫化锑粉碎成细末。由于硫化锑有毒而且气味熏人，加上她犯了胃病没吃饭，所以干完活后觉得头昏。她拿起剩下的100克雷汞准备送回仓库。走了不远，忽然感到一阵眩晕，身体倒了下去。她知道雷汞是烈性炸药，稍有震动就会爆炸，仓库里堆满了炸药，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一瞬间，她握紧了手中的雷汞，用身体压在上面。“轰”的一声巨响，雷汞在她手中爆炸了，地上被炸出一个大坑，她浑身血肉模糊，倒在血泊中，左手炸飞了，右手炸烂了，头部和身体多处受重伤。但是，仓库的安全保住了，工厂的安全保住了。
同志们闻声赶来，火速把赵桂兰送进医院。经过医生奋力抢救，她终于脱离了危险。
人们亲切地称赵桂兰为“党的好女儿”。1950年，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伤好后，赵桂兰被送到大连市委党校学习，后来又进了工农中学读书。1957年，她被送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习。1961年，她以优异成绩从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大连，担任法院助理审判员。后来，她调到民政局工作，1986年离休时是西岗区政府信访10科督导员。
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
——田桂英
田桂英，女，辽宁省旅顺人，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少年时当童工。1945年大连解放后，她在印刷所当工人，是工会活动积极分子，被评为全市印刷系统劳动模范，1947年调到大连铁路机务段当工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恢复经济和支援前线急需技术人才。1949年5月，大连铁路机务段招考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和几位姑娘冲破封建思想束缚毅然报考，被录取了。然而，当一名合格的火车司机，对只念过三年书的田桂英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凭着顽强的毅力，掌握了理论和技术，熟悉了蒸汽机车上万个零件和复杂的管线，能够操起几公斤重的大板锹，15分钟内连续投煤280锹。几个月后，她顺利通过火车司机的严格考核，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1950年3月8日，大连铁路分局在大连站前广场隆重召开庆祝女火车司机“三八”包车组出车典礼，铁道部部长从北京发来贺电：“这是女青年在我国驾驶火车的第一次，你们是铁路员工学习技术的红旗，希望你们成功和继续前进，启发和带动更多的女青年铁路员工。”司机长田桂英和包车组的姐妹们身穿崭新的工作服登上列车，值班员发出发车信号，田桂英拉响汽笛，列车驶出车站，站台和车站广场一片欢腾。
火车司机劳动强度很大，不用说在轰隆轰隆的机车上颠簸、炉火烤、煤烟熏，就是把20来吨煤一锹一锹投进炉膛里，大小伙子也累得够呛。冬天，汗湿的衣服让寒风一吹结成冰，那个滋味就不用说了。然而，田桂英战胜了重重困难，每次出车都出色完成了任务。一年安全行车68380公里，没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还防止了10件事故，节煤50多吨。
1950年，田桂英被评为东北铁路系统一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1年，田桂英的“三八”包车组向兄弟班组提出挑战，推动了全机11务段的劳动竞赛。她们还向全国先进班组马恒昌小组挑战，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1952年，田桂英被派到辽宁省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三年后，她考进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1960年毕业后，任沈阳铁路局机务处工程师。
在“文化大革命”中，田桂英和许多劳动模范一样陷入逆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调任沈阳铁路局工程处工会女工科副科长，1985年离休。离休后，她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连续十四年被评为优秀离休干部、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近年，她参加了沈阳市劳模物业公司，每天和20多位离退休的全国劳模义务清理沈阳北运河的卫生。
威震长空的战斗英雄
——赵宝桐
赵宝桐，辽宁省抚顺市人，1928年出生，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赵宝桐从航校毕业，成为我军最早的空军飞行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志愿军空三师七团三大队副大队长，1951年10月入朝作战。
1951年10月4日，七团派出3个大队22架战机，飞往介川，截击20架敌机。到达指定空域后，敌机已经逃窜，师指挥所命令返航。突然，大家发现前方清川江支流上空，云层间有许多小黑点在移动，这是美军飞机。大队长立刻报告师指挥所，师指挥所命令发起攻击。敌机见势不妙，乱哄哄向海上逃跑。赵宝桐单机冲进敌人机群，在他前方六七百米，4架敌机正在急速转弯，他迅速赶上其中两架。这时，后面追上来一群敌机，他用最快速度朝前面一架敌机开炮，同时疾速把飞机拉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前面的敌机冒着黑烟掉了下去，后面敌机一串炮弹擦着他的飞机掠过。这时，他前方又出现两架敌机，他追上去瞄准一架开了炮，亲眼看着这架敌机中弹，头朝下栽进海边的泥里。这次战斗，他一人击落两架F-84，首开空三师击落敌机纪录。落地后，赵宝桐说：“美国佬的空军不过如此。”
不久后，在一场对美国F-86的空战中，大队长不幸牺牲，赵宝桐担任了大队长。F—86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美国空军依仗F-86非常猖狂。志愿军空军天天研究F—86，坚决要把它打下来。12月2日，赵宝桐带队起飞，在清川江上空与一群F-86相遇。他很快盯住一架F-86，正要开炮，战友的飞机从另一个方向先开了炮，这架敌机慌忙逃窜。这时，又钻出来两架F—86，他马上咬住，瞄准其中一架狠狠开了炮。F—86再“王牌”，也架不住这一顿炮，立刻中弹掉进了大海。打掉这架敌机，他将飞机上升平飞，下边又出现两架F—86。那两架敌机发现了他，连忙做出半滚动作夺路逃跑，他几秒钟就追了上去，敌机打开增速器，13想拉开距离，他还是紧追不舍，再次追上，瞄准一架就开炮，敌机当即中弹，一个跟头栽了下去。另一架左闪右闪，拼命逃跑，他咬住不放，再次开炮，可惜炮弹打光了，没有打中。这时，6架F-86向他攻击，他的飞机两处中弹，失去操纵。他冷静地离开飞机跳伞，安全落地，被陆军战友送回基地。
在朝鲜战场上，赵宝桐先后击落敌机7架，击伤敌机2架，创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最高纪录，战鹰喷上了9颗闪闪发光的红星。他多次受到部队嘉奖，立特等功两次，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能击落三四架敌机的飞行员，在哪个国家的空军都是“王牌”和英雄。击落击伤9架敌机的赵宝桐是中国空军的骄傲。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赵宝桐担任了团长。1953年进入苏联红旗红军学院指挥系学习，1955年毕业回国，担任某航校副校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83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