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雷锋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
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光辉典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雷锋占有重要地位。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都为雷锋题了词，这在众多英雄模范人物中是唯一的。
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邓小平同志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江泽民同志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雷锋是湖南省望城县人，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7岁就失去了父母双亲、哥哥弟弟，成了孤儿，童年没有欢乐，只有苦难。他的手上、背上留下了地主婆用柴刀砍下的伤疤。
解放后，雷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党和政府对他这个孤儿格外关怀，他无比感谢共产党，无比热爱新中国。1950年，乡人民政府免费送雷锋上了小学。他尊敬师长，品学兼优。放学后，除了帮堂叔家割猪草，还经常帮“五保”户担水砍柴。1955年，农村开展扫盲运动，他主动当上了夜校小老师，被评为全县群众教育模范。
在县委机关，雷锋刻苦学习，积极工作，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兼当通讯员和警卫员。在县委大院里，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活泼热情、工作勤勉、好学上进的小伙子。他光荣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1957年，雷锋参加望城县根治沩水工程建设，在工程指挥部当通讯员，曾奋不顾身抢救施工器材和抢堵决口，工程结束后，获得“治沩模范”称号。
1958年春天，团县委提出捐献一台拖拉机给团山湖农场。雷锋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20元钱全都捐献出来，是全县青少年捐献最多的一个。县委领导知道后，决定派雷锋去学开拖拉机。雷锋到了团山湖农场，勤学苦练一个星期，成了望城县第一个拖拉机手。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望城报》上，题目就叫《我学会开拖拉机了》。
1958年10月，18岁的雷锋报名参加共和国的工业建设，从湖南望城来到辽宁鞍山，被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当推土机手。他以火热的激情勤奋工作和劳动，抢着干最重的活。领导见他身材不高，分配他开小型推土机，他坚决要开“斯大林—80”大型推土机。他在驾驶室里坐着看不见推土铲，站着直不起腰，只好每天半蹲半站猫着腰驾驶，比别人辛苦得多，但他的推土量始终是最高的。化工总厂举办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班，他主动当了语文教员，大家亲切地叫他“小雷老师”。仅仅几个月，他就当上了厂先进生产者。
1959年，鞍钢决定建设弓长岭铁矿焦化厂，雷锋报名到了建设工地。这里是山区，一无厂房，二无宿舍。雷锋不怕艰苦，一心一意干好工作。为了提高泥浆质量，他在寒冷的天气里光脚下到泥浆池里踩。石头用完了，他卷起裤腿下到带冰碴的河里捞。一个深夜，突降暴雨，被雷声惊醒的雷锋猛然想到工地上新运到的7200袋水泥还露天放着，急忙召唤起20多个青年工人赶到工地，冒雨用雨布把水泥苫上，雨布不够用，雷锋用自己的被褥盖住了最后几袋水泥。《辽阳日报》、《中国青年报》都报道了雷锋和青年工人抢救国家财产的事迹。
雷锋在鞍钢工作了14个月，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并获得鞍山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
1960年，雷锋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他身高和体重都达不到标准。他多次找到武装部和部队领导，哭着诉说自己苦难的家史，恳切表达自己当兵报国的强烈愿望。人民的军队怎能不欢迎这样的好青年？上级特例批准，雷锋破格参了军。穿上军装那天，雷锋笑得是那样甜。
雷锋在鞍钢当推土机手时收入较高，又没有家庭负担，买了皮鞋、皮夹克，穿上很帅气。而当兵就意味着吃苦和奉献，与在工厂时不能比。但是，雷锋甘愿吃苦，乐于奉献。他收起漂亮的皮鞋、皮夹克，走进热火朝天的军营，在驻辽宁省抚顺市的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当了一名汽车兵。
到部队后，雷锋苦练军事技术，刻苦钻研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成为军事技术合格的战士、优秀汽车驾驶员、出色的汽车修理工。他驾驶的车原来是全班耗油最多的“老爷车”，他和助手认真保养，细心检修，终于使这台车变成了节油车，还创造了安全行车的新纪录。
1960年8月，抚顺地区暴雨成灾，部队接到抗洪抢险的命令。雷锋几天前救火时手上受了伤，连长让他在家留守，他坚决要求上抗洪抢险第一线。连长只好批准了他。部队到了上寺水库，连夜抢挖溢洪道。土坡被暴雨冲垮下来，砸了雷锋一身泥水，手中的铁锹也被砸得不知去向。没有锹，他就用手挖，挖得手上鲜血淋漓。连长让他包扎休息，他不肯，连长就让他去广播站写表扬稿，谁知他写完稿，不知从哪找来一把铁锹，回来又干上了。天快亮了，雷锋终于支持不住了。连长命令他下去休息，派卫生员扶他到老乡家。他包扎了伤口，吃了药，休息了一上午，出了一身汗，感觉好点了，就又跑回工地。经过7天7夜奋战，洪水终于被驯服了。参军刚8个月的雷锋在抗洪抢险战斗中表现出色，被团党委荣记三等功。
雷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他说，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他用津贴买了《毛泽东选集》，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不懂就请教别人，直到弄懂为止。《毛泽东选集》中的重要文章他读了多遍，书已经翻得很旧了，书页上他画了许多红蓝道道，写下不少学习心得。他带动了全班战友，大家都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雷锋不断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他把所做的一切，都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他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
1960年11月8日，雷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一个革命者，当他进入革命行列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就必须注意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他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国家遇到暂时困难，需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奋斗，他自觉为党和人民分担一份重担。
发夏装时，按规定每人两套，他只领一套，退回一套，脸盆和漱口杯不肯换新的，衣服、裤子、鞋、袜子补了又补。他做了个“节约箱”，里面装的全是螺丝钉、牙膏皮、旧手套。每月6元钱津贴费，他除了交党费、买书和零用，舍不得花，都存到储蓄所，然后成百成百地捐献给地方和灾区。团政治处了解到，他捐献的时候，储蓄存折上一共是203元，捐献后，只剩下3元。
雷锋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战友胜似兄弟。战友家遇到困难，他偷偷寄钱去；战友病了，他喂水喂饭；他帮战友值班站岗、洗衣做被、打洗脚水更是寻常事。他是个很活跃的人，爱唱爱笑，会写诗，会说快板，是团里的文体活动骨干，他走到哪，哪里就腾起一片欢乐。战友们喜爱他，钦佩他，连队号召大家“学雷锋，超雷锋”。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经常因公出差，每次出差，从上车就一刻也不闲着，给老人让座，帮列车员打扫卫生，给旅客倒水，帮旅客拿东西，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次，他在沈阳换车时，发现一位大娘拄着棍，背着包袱，走得很吃力，就上前接过大娘的包袱。当他知道大娘去抚顺儿子家找不到时，就扶着大娘一路打听，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把大娘平安送到儿子家。他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部队驻地抚顺的群众都知道雷锋，附近学校还聘请他当了校外辅导员。
雷锋参军不到三年，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到团营多次嘉奖，先后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艰苦奋斗的节约标兵、少先队优秀辅导员、模范共青团员、模范共产党员。他的事迹在抚顺市和沈阳军区各部队广为流传，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人民日报》、《前进报》以大块版面报道他的事迹。
1961年，雷锋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出席了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回连队后，担任了班长。
1962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这时，上级决定让雷锋作为英模代表到北京参加1962年国庆观礼。遗憾的是，雷锋于8月15日因公牺牲。当天上午，他出车回来，指挥助手倒车，汽车左后轮滑进路边的小水沟，车厢撞倒了一根连队战士晾衣服的木桩，木桩砸在雷锋头部，造成脑出血。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中午12时左右，雷锋停止了呼吸，年仅22岁。
雷锋因公牺牲的噩耗，使抚顺人民和部队的官兵悲痛万分。8月17日，抚顺市党政军民在望花区政府礼堂为雷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和公祭大会。成千上万抚顺市民自发涌上街头，流着热泪，护送雷锋的灵柩到烈士陵园。
抚顺市举办了雷锋事迹展，不到两个月就接待了参观者28万人次。雷锋生前担任校外辅导员的本溪路小学被命名为“雷锋小学”，雷锋生前存款的和平储蓄所被命名为“雷锋储蓄所”。辽宁省广播、报刊对雷锋的事迹作了大量宣传报道。沈阳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学雷锋运动的决定》，在全军区部队中广泛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活动。
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某部运输连四班为“雷锋班”。
雷锋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努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人类文明的精华和共产主义思想原则，雷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1963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学习雷锋的热潮，《学习雷锋好榜样》唱遍中华，雷锋的事迹在全中国家喻户晓，雷锋精神深刻地影响、教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千万个雷锋式的先进模范人物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雷锋依然是备受人们怀念和崇敬的英雄，雷锋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平凡而伟大，这就是雷锋。
他永远活着。
他当之无愧地被列入对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以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行列。
雷锋精神永远与我们的事业共存。
“海边青松”
——安业民
“革命战士之所以活着，只应该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人民有用。”
——安业民
安业民是辽宁省开原县四寨子村人，1937年出生，从小参加儿童团，19岁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岸炮兵某部担任电话员、瞄准手。他刻苦学习，严格训练，吃苦耐劳，热爱集体，关心同志，是一名好战士。
195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帝国主义妄图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我们必须用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人民解放军三军严阵以待，做好了战斗准备。安业民所在的海岸炮兵部队从辽宁到达厦门前线。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的战斗打响了。厦门前线人民解放军的炮群一齐怒吼，无数炮弹像钢铁的暴风雨从天而降，砸向金门国民党军队的工事和军舰。金门的国民党军队拼命反扑，炮弹不断在我军阵地上爆炸。
突然，一颗空炮弹在安业民所在炮位后方空中爆炸，弹片击中了交通沟口的一堆药包，“轰”的一声，药包腾起烈火。
炮长命令：“射击暂停，散开灭火！”
安业民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跳下炮位扑火。然而，安业民没有动。听到“射击暂停”的命令，他立刻按照排长战前的要求，飞快打动方向转轮，把火炮转向隐蔽位置。大火卷上了炮位，草绿色的炮身保护索“劈劈啪啪”地燃烧起来，炽热的烈火包围了安业民，他身上的海魂衫化为灰烬，火舌凶猛地灼烧着他后背、前胸、两臂、面部的皮肤和头发、眉毛。但是，炮身一秒钟也没有停止转动。
谁都知道，被一点火星烫了一下尚且疼得钻心，更何况全身被烈火灼烧？安业民是在用怎样的毅力忍受剧痛啊！
终于，火炮转到了安全隐蔽位置。安业民带着满身烈火冲下炮位，就地连打两个滚，大家急忙帮他扑打。火熄灭了，安业民却昏迷过去。
从别的炮位赶来的排长看到安业民，心头为之一紧：这是谁？简直认不出来！他的头发、眉毛全烧尽了，海魂衫的灰烬粘在烧掉了皮肤的白肉上，水兵裤烧得只剩下短短的一截。
这时，金门打来的一群炮弹，正落在炮身原来位置附近，十几棵小松树被齐刷刷炸断，成吨的泥土、石块被崩上天空，处于安全隐蔽位置的火炮安然无恙，炮身转回后切断了燃向弹药库的火路，整个炮阵地也安然无恙。
战友们围着安业民，急切地呼喊着他的名字。安业民醒了过来，睁开眼睛。营政委端着一杯水，递到他嘴边说：“小安，你安心休息。”安业民把杯子推回去说：“政委，你喝吧，你辛苦了。”
我们的大炮再次投入战斗。全身严重烧伤的安业民抢先冲上炮位，迅速瞄准目标，愤怒的炮弹呼啸出膛。
营政委为安业民的伤势焦急，接连几次派弹药长来替换安业民，最后，亲自来到炮位，让他下去。每一次，安业民都坚定地说：“不，我能行！”他后背和胳膊的肌肉都已烧焦烧烂，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缝，但却盯住跟缝衣针差不多的仪表指针，不停地扳动方向转轮，精确执行射击命令，一发发炮弹毫无误差地落在金门岛的射击目标上。
空前激烈的炮战持续了40分钟，安业民和全炮被烧伤的6个主要炮手谁也没下炮位。在这样英勇的战士面前，在我人民解放军凌厉的攻势面前，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哑巴了，他们的防卫司令部被轰得七零八落，一个师部、八个团部和许多仓库飞上了天，几条军舰被打沉打瘫。岛上燃起熊熊大火，火光映红了海面，映红了夜空。
我们胜利了！
战斗结束后，副指导员带着担架来抬伤员。安业民一听副指导员让他下去，连忙摸起一块擦炮布，站起来说：“不，我能坚持，我在擦炮。”他摇晃着走了两步，伸手擦炮，却扑了个空。
指导员扶住他说：“小安，你是共青团员，应该服从命令。”他这才离开炮位，没走几步，便摇晃着倒下了。战友们流着热泪把安业民抬上担架，送进了医院。安业民向首长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我的战位留着！”部队首长多次参加艰苦卓绝的战斗，多次经历壮烈牺牲的场面，见过无数坚强的英雄，但他们还是被安业民舍身护炮的英勇壮举震撼了。
安业民全身烧伤面积达70%，多数是深入到皮下的二三度烧伤，烧烂的地方血肉模糊，烧焦的皮肉成了黑色的炭壳。医院想尽一切办法为安业民治疗烧伤，专家们挥汗如雨组织抢救，用上了最好的药。但是，他的烧伤太重了，虽然闯过休克关，控制了水肿和高烧，但一段时间后，细菌产生了抗药性，出现病毒感染，伤情急剧恶化。
9月9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安业民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炮长同志，火炮已经擦好，请你检查，还有什么指示？”守在病床前的护士轻轻说：“安业民同志，火炮擦得很好，你可以休息了。”
安业民答了一声“是”，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他牺牲时，只有21岁。牺牲前三天，他在病床上让护士代笔，庄重地口述了入党申请书：“我感谢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没有报答党，只有养好伤后重返前线，狠狠打击敌人。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但我决心克服，一定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用缠满绷带的手一丝不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安业民牺牲后，海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授予他“模范团员”称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亲笔题词：“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同志永垂不朽！”
安业民长眠在风景优美的海边。这里，高高矗立着安业民烈士的纪念碑，碑后烈士墓的左侧，镌刻着安业民日记中的一段话：“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人民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为了战斗的胜利，挺身而出，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们受到人民的尊敬，教育了无数活着的人，直到子孙万代。革命战士之所以活着，只应该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人民有用。我们来前线惩罚敌人，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战斗中如果遇到紧急关头，我一定勇往直前，毫不畏缩。”在安业民生前所在部队驻地旅顺白玉山上，苍松翠柏间是安业民身穿威武水兵服的半身塑像。我们耳边仿佛又响起安业民的话：“用自己的双手保卫和建设这块生养我的土地，我感到骄傲和自豪。”他永远守卫在这里，守卫着祖国的万里海疆。
群众技术协作运动发起人
——吴家柱
“我恨不得多长几只手，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吴家柱
吴家柱，辽宁省复县（今瓦房店市）人，1927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到12岁就给地主放猪，吃不饱，穿不暖。后来，他到鞍山“昭和制钢所”当学徒，依然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一次，他病倒了，日本人狠毒地把他扔进狼狗圈，幸亏工友们发现了，把他抱出来，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正当他走投无路，光着脚来到沈阳谋生时，沈阳解放了。他进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当了工人，过上了幸福生活。在工厂，他以主人翁精神忘我工作，1952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工作，率先搞起了技术革新。10年间，完成230多项技术革新，由一名工人成长为技术员、工程师，1956年、1959年两次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60年代初，面对国家出现的暂时困难，一向乐观的吴家柱也显得有些忧郁了，他不是因为个人的困难而焦虑，焦虑的是如何为国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劳动模范的责任。1961年6月，他主动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林海峰、吴大有两位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对他们说：“国家有困难，咱们更要挺直腰杆去解决困难。我个人意见是大搞技术革新，先由咱们三个人带头做起，你帮我，我帮你，互相交流经验，把大家技术革新的劲头鼓起来，突破关键，搞好生产。”从此，由他们三人发起的群众性技术交流和技术协作活动率先在沈阳开展起来。为了开展职工技协活动，他几乎献出了全部的业余时间，把家也当成了技协活动的场所，一些工厂提出的技术课题集中到那里，一些技术经验传播到那里，一些技术难关也解决在那里。沈阳市劳模、第三机床厂工人孔庆堂看到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自己无力解决，心里很着急，就找到吴家柱。吴家柱约了王凤恩、张成哲等十多位技协伙伴来到第三机床厂，一下子就解决了12个问题中的9个。第一机床厂装配车间在组装车床时常常因为掉进一个螺丝钉拿不出来，不得不把装好大半的机床又全部拆开来，浪费了不少工时。吴家柱了解了情况后，就查阅有关资料，制成了一把“电磁拿手”送去，解决了这一难题。像这样的技术革新，吴家柱和他带领的技协组织做得数不胜数。吴家柱和技协的伙伴们以奋发图强，战胜困难，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己任，跑遍了沈阳城，而且还多次到抚顺、本溪、锦州等地传播经验、技术攻关，使技协像一团火炬，燃遍大地。1961年10月，吴家柱被推选为全国第一个职工技协组织——“沈阳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厂际经验交流、技术协作活动委员会”主任。1962年12月又被推选为“辽宁省总工会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
吴家柱是个关心工作胜过关心自己的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工作、生产和事业。
当人们还沉浸在梦乡时，他已经走出家门奔向工厂；当满天繁星街路沉寂之时，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偶尔晚上在家时，他也是和技协伙伴们开“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后，他还要翻书画图，一琢磨就是通宵达旦。他常常对爱人说：“党对我的期望太大了，可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我恨不得多长几只手，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他也常常对技协伙伴们说：“国家越是困难，我们越是要有一股精神。”他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生产者，更多的工厂参加到技术协作活动中来。他处处联络，到处游说，动员了先进生产者又去动员有专长的老工人。一次，他在沈阳铸造厂俱乐部做完报告刚走出门口，就被两个老工人拦住了说：“听了你的报告真开脑筋，俺们不是劳模，求你们搞活动时也能把我们捎上。”一旁的张成哲连忙介绍说：“这两位老师傅是我们厂的铸造权威，在东北地区有名的‘两座大山’——郭金山、杨万山同志。”吴家柱乐得一把抱住两位老工人，十分尊重地说：“两位老师傅的大名早有耳闻，像你们这样的铸造老前辈，我们活动时不是捎着，而是要用十八抬大轿来抬你们哪。”说得两位老师傅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哪里铸件质量有问题，哪里就会出现“两座大山”的身影。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给党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他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参加了沈阳机电学院业大学习。由于底子薄，学习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他常常学习到后半夜3点多，困了就用凉水冲冲头，坚持把功课学懂弄通。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病魔已偷偷地侵入了他那健康的身躯。一次，他准备到东北制药总厂25去做报告，动身前，他的腿疼得几乎不能动了。厂领导知道后立即把他送到卫生所，并准备打电话推迟报告日期。可他却说“不能让药厂的工人等着我”，硬是骑上自行车到了东北制药总厂，做了足足8个小时的报告，报告结束时，他一动也不能动了，由人背下了讲台。党组织为了尽快治好他的病，决定让他入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坚决要求出院。1964年2月20日，当他接待完某考察团回到家中时，感觉很累，便躺到床上休息，然而，任凭亲人和伙伴的千呼万唤，他再也没有醒来。
1964年2月23日，吴家柱同志追悼大会在沈铁文化宫举行。会场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联。省市领导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来了，工人来了，各界群众来了，大家向这位普通而伟大的共和国的建设者作了最后的告别。
工人技术革新家
——王凤恩
“我学技术不是为了挣钱吃饭，而是为制造出更多更好的变压器，发展中国的工业。”
——王凤恩
王凤恩，辽宁省本溪市人，1924年出生，12岁当童工，1948年沈阳解放后，在沈阳变压器厂当工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沈阳变压器厂工艺组长、工段长、技师、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副厂长，还担任过沈阳市科委副主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
王凤恩是中国第一台5000伏安大型变压器的主要研制者。50年代，他带领一批青年工人完成了230多项技术革新，平均13天多就有一项发明创造，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重大作用，大家称他是“革新迷”。
王凤恩说：“我学技术不是为了挣钱吃饭，而是为制造出更多更好的变压器，发展中国的工业。”
为搞技术革新，他经常吃住在厂里，机台旁长年放着一床带拉锁的空心鸡毛褥子，累了在褥子上躺一会儿，困得不行了钻进去打个盹。他多年患风湿病，一直挺着，没好好到医院去看过。儿子出生了好几天，他才抽空回家去看上一眼。一次，为了解决一台机器的动力问题，他几天没回家，怎么也想不出个门道，脑子都木了。徒弟壮着胆子劝他回家歇歇，这已是第十几次了。他想想说：“回去换换脑子也好。”骑上自行车，一脚蹬下去，他脑子突然开了窍，立刻跳下车，摇起脚蹬子，只见车后轮转得飞快，“有了！”他马上卸下车链子跑回车间。刚走的师傅又回来了，徒弟不禁一愣。只见师傅在机器上安上牙轮，连上车链子，徒弟明白了：师傅把这个难题解决了。这天，王凤恩一路走着回了家，妻子问：“你的车子呢？”“拆了！”“没车来回上下班咋办？”“我今天走得比骑车都快。”
像这样解决技术革新问题，王凤恩不知有多少次。一次，他带着难题回家，见妻子正在熨衣服，就坐在一边瞅着。瞅来瞅去，突然起身抢过熨27斗往外就跑，妻子在后边怎么叫喊，他也不回头。来到厂里，他用熨斗在绝缘纸上一按一推，困扰工厂多年的绝缘纸起泡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60年代初，我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劳动模范纷纷义务开展技术协作攻关活动。王凤恩出任辽宁省和沈阳市技协副主席，组织科技人员和能工巧匠，为沈阳机床三厂、高压开关厂、自行车厂、铸造厂、油毡纸厂等30多家企业和单位解决了72项技术难题。1962年，帮助沈阳市长途电信局解决了引进的联邦德国收发报机不能正常运转的技术难题；1970年，为辽阳参窝水库突击修建了每扇重达百吨的14扇闸门；1971年，为实现大连港装卸机械化建立了各类设备加工制造点；1973年，他配合华罗庚教授，在辽宁省各地推广应用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了3万多项成果。
王凤恩4次被评为辽宁省先进生产者，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被命名为全国工业战线“十面红旗”之一，还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王凤恩离休了。他仍关心工厂，经常回厂看看，为工厂的发展出谋划策。他病重住院后，市领导来看望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回答没有困难，转过话头说：“沈阳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国有企业会搞好的。”临终前，女儿发现他眼里含着泪，连忙问他怎么了，他用只有家人才听得清的声音说：“我再也不能为厂里帮忙了！”说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1999年2月12日，王凤恩在沈阳逝世，时年75岁。
他生前经常说：“咱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
他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把全部精力、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的风范永存！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王崇伦
1927年，王崇伦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14岁当学徒。鞍山解放后，1949年3月入鞍钢机修厂，在工具车间当刨床工。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了车间副主任。
1951年到1953年，王崇伦苦心钻研，先后改进了8种工具，使工效提高了5到10倍。他1953年创造的新型工具胎“万能工具胎”，不但提高工效6到10倍，还结束了刨床只能刨平面的历史，使刨床能够刨床圆、内径、齿轮，并提高了产品质量。他1953年1年就完成了4年1个月17天的工作量，在全国第一个完成五年计划，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60年代，王崇伦发起并组织了鞍钢技术协作活动。每到星期天，“刀具大王”、“焊接大王”、“革新迷”们便集中到王崇伦家，研究技术攻关问题。到1962年，技术协作活动积极分子已有5000多人。当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向我国供应大型轧辊时，王崇伦与老英雄孟泰组织500多名技术协作积极分子，从炼铁、炼钢到铸造一条龙攻关，迅速攻克十几道难关，成功制造出大型轧辊，运往各地的轧钢厂。这成为中国冶金工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崇伦被“打倒”了。但他坚持生产，和许多技术协作活动积极分子一起完成了炼钢推渣机等十几项技术革新项目。
1977年，王崇伦担任当时我国最大最新的高炉鞍钢7号高炉改建工程总指挥。从土建到安装上百个项目、几千张图纸、几万吨材料、上万人的施工队伍，当年就竣工投产。7号高炉改建创下了中国高炉建设史上的高速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崇伦先后担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他是中共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五届代表。
艰苦奋斗的好工人
——尉凤英
“党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我的终身奋斗目标。”
——尉凤英
尉凤英，辽宁省抚顺市人，1933年出生，1953年进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进厂后，每天早来晚走，努力工作，刻苦学技术，整天琢磨搞革新。在食堂吃饭时看见门弓子，受到启发，在师傅和技术人员帮助下，用门弓子把六角车床的手工搬柄改为半自动搬柄。看到炊事员用簸箕滚黄豆，建筑工人用筛子筛沙子，又受到启发，在师傅和技术人员帮助下，做成了“自动分料器”。这两项革新成功后，提高工效80%，提前118天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这时候，她还是个学徒工。
1954年，厂里试制新产品，车间公布了300多个攻关课题。别的课题都被抢光了，只剩下滤油器。她不顾别人劝阻，把这个课题接了下来。她从来没见过滤油器，就虚心向师傅求教，拜能者为师，在技术人员帮助下画出草图，利用业余时间到废料堆里找零件，终于用改制的零件组装出一台滤油器，解决了车间最大的生产难题。
1955年，她把车床的手搬闸改为脚踩闸自动开车，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还使产品合格率由96.2%提高到99.6%。1956年，她把自己的工序和下道工序合并，再次提高了工效，还节省了设备和人力。
1958年，她在国外技术资料上看到多胎工具图，受到启发，在工长和技术人员帮助下，将车床的单刀改为四把刀，使日产量由800个提高到1万个。
从1953年到1959年，尉凤英实现技术革新107项，改革的多刃刀具提高工效14倍，改革的冲具提高工效100倍，用434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30划的工作量，用4个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她多次受到奖励，1955年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1957年，她在厂里发起成立了红专大队。从1957年到1965年，红专大队实现技术革新707项，创造价值185.5万元。
尉凤英一直说：“党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我的终身奋斗目标。”1993年，她从沈阳新阳机器制造厂工会主席岗位上退休了。1994年，她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忆传统，话改革，献良策”劳模座谈会上，她表示：“我要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余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再立新功。”
“活着的孟泰”
——张成哲
“一个劳模在工厂困难时候，应该当个扛红旗的卒子。”
——张成哲
张成哲是辽宁省盖州市人，1933年出生，1950年进沈阳铸造厂当工人，后任工人工程师、副总机械师，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成哲进厂后听了一次老英雄孟泰的报告，内心升腾起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决心以孟泰为榜样，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当时，铸造行业生产工艺落后，劳动强度大，他就琢磨搞革新。他只念过两年私塾，不懂机械原理和设计知识，连图纸都不会画，他就买书看，拜工程师、技术员为师，买萝卜、肥皂刻模型，和泥做模型，照着模型画。三伏天，伙伴们下了班上街逛去了，他闷在屋里画图纸；寒冬腊月，伙伴们在被窝里睡得正香，他在灯下摆弄模型和图纸。和他同年龄的老工人回忆说：“那时候我们一天的工资不到一元钱，他把钱都用在革新上了，肥皂一买就是10条8条的。”
他学一点画一点，刻了几百个模型，画了无数张图纸，终于画出了自动芯卡机的图纸，做出了自动芯卡机。工程师检测的结果是，这台自动芯卡机运行安全稳定，提高工效15倍。从此，张成哲走上了技术革新之路。
过去，沈阳铸造厂生产暖气片是手工操作，张成哲决心制造出自动造型机。但造型机是什么样子，国内没有，谁也没见过，国外封锁，得不到资料。张成哲白天在厂里研究，晚上回家画图，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觉。5个月后，暖气片造型机成功了，从此，铸造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了造型机械化。专家说这是国内首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这项成果搬上了银幕。而他的体重整整掉了10公斤。
60年代初，国家遭受天灾人祸，外国专家和设备突然撤走了，我们许多工厂陷入困境。张成哲和吴家柱、吴大有等劳动模范都说：“让他们卡吧，咱们挺起腰，自己干！”他们发起了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组织起来搞32技术革新，哪个工厂有困难，技术能手就去攻关。
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张成哲双腿都浮肿了。一个星期天，他喝了两碗榆树钱做的汤，就要出去参加技协活动。徒弟拎着一条空麻袋来说：“师傅，出去整点吃的吧，今天别去了。”他说：“这个时期，我们再往下退，国家就更难了。”在艰难的日子里，他拖着浮肿的双腿，为一个个工厂解决了技术难题。
有一个工厂模具质量没过关，总出废品。张成哲来到这个厂，整整干了两个月，终于解决了模具的质量问题。最后一天晚上，厂领导准备了一桌饭菜，恳切地对他说：“张师傅，你牺牲了那么多休息时间，帮我们厂解决了这么大的困难，今天就在这儿吃顿饭吧。”张成哲说：“我们技协有规矩，你的一片心意我领了，今后厂里有困难我还来。”说完，起身就走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成哲被诬陷为“唯生产力典型”，遭到打击，但他照样搞技术革新。当时，谁帮助他，和他一块干，谁就挨整，他就自己干，领不来材料就到废品堆里找，不让用机床就用锉刀一点点锉。一项革新至少要上百个零件，用锉刀锉，得锉到什么时候啊？他每天都干到半夜，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累得几次从自行车上掉下来。
第二天，工人们知道他摔了，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对大家说：“咱们是工人，最重要的是搞好生产。如果搞武斗、打派仗能出产品，我也去。大伙不管是哪派的，咱们拧成一股绳，帮我把这个回转前炉搞出来！”三派工人联合起来了，跟着张成哲搞成了回转前炉。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他搞成了14项重大革新。1974年，张成哲被任命为沈阳市科技局副局长。他找到市委书记说：
“科学技术发展这么快，应该让专家当领导。我是工人工程师，还是在工厂干最合适。”市领导让他服从组织分配，他上任了。第二天，局里的小车开到他家门口，他对司机说：“别来接我，我骑车上班。”局里给他家安电话，他也不肯。过了一段时间，他干脆回厂去了。临走时，给市领导写了辞职信，信中说：“我觉得我的能力有限，看到那么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们靠边站，我觉得我坐在副局长这个位子心里不安呀。他们强我百倍，应该让他们来干……”
市领导看了信说：“张成哲为了摘这个乌纱帽，嘴皮子都和我磨破了，他愿意回厂，就别勉强他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成哲开始了新的奋斗，他呕心沥血更新了铸管生产线，白手起家创办了设备分厂，为企业解决了大难题。他累病了，厂领导多次下令让他休息，他说：“我们厂亏损，一个劳模在工厂困难33时候，应该当个扛红旗的卒子。”
张成哲奋斗40多年，实现技术革新780多项，其中重大项目60多项，创效益上千万元，帮助兄弟厂解决300多项技术难题，救活5个濒临倒闭的小厂。
很多人说，张成哲不用哈腰就能发大财。他研制的18项填补我国铸造行业空白的设备，如果申报专利再转让出去，哪项都值几万、十几万的，人家把专利申报表送到他手上，他不填。他说：“这些专利是献给国家的。”他用业余时间为那么多单位解决了技术难题，从来不收人家的钱。1990年，他带着设备分厂20多名职工利用近3个月的业余时间，帮助一家小企业修复了4台设备，解决了11项技术难题，使这家企业当月盈利，当年扭亏，起死回生。事后，他不收劳务费，连零配件费和2万元加工费也没收。
从50年代起，张成哲就学着孟泰的样子建起了他的“万宝库”，里面都是他一件一件拣来的废旧材料。技术革新已用去了上千吨，还存着100多吨。
张成哲退休后，组织一批退休劳模成立了群英实业总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劳模大有作为。
张成哲先后获得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劳动模范、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两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当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人民表演艺术家
——李默然
“我要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
——李默然
李默然，回族，黑龙江省尚志县人，1927年出生，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一级演员。先后任东北文协文工团演员、副队长、队长，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业务秘书、队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队长、副院长、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名誉院长。先后获得辽宁省先进工作者、辽宁省优秀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李默然从小家境贫寒，只上了3年半学，14岁当小贩卖烟，18岁在邮政局当雇员。他特别爱听书看戏，听了看了就模仿着演。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了业余剧团，成为小有名气的业余演员。1947年，李默然参加革命，在东北文协文工团当演员，学会了演秧歌剧、话剧、大合唱、写标语和演奏乐器，还参加了土改。辽沈战役后，文工团跟着四野南下，他参加了歌剧《血泪仇》的演出。在抗美援朝宣传中，他参加了歌剧《纪念碑》和话剧《在新事物面前》的演出。
1951年，李默然转到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成为专业话剧演员。50年代，他演出多部话剧。曹禺先生曾以“独树一帜”、“精湛”来评价他的表演风格和演技。
在电影《甲午风云》中，他成功塑造了民族英雄邓世昌的艺术形象。《甲午风云》在全国上映后，观众反响热烈，民族精神为之振奋，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更是感奋不已，艺术界对这部影片的成就也给予极高评价。几十年过去了，一提起邓世昌，人们马上就想起李默然。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默然因主演电影《兵临城下》受到批判，一度被“打倒”，但他仍然坚持在表演艺术上不断探索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默然在舞台、银幕上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艺术形象。在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艺术节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李默然饰演的李尔王受到一致称赞，艺术节上出现人们争说《李尔王》的盛况。
1993年，66岁的李默然重返舞台，主演了小剧场话剧《夕照》。这部话剧在10多个省市连演近百场，李默然饰演的画家贾泽被认为是他艺术创作的新高峰。
在50多年艺术生涯中，李默然饰演了40多个人物，留下众多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创出“李派”表演艺术，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将他列为“表演艺术家”之一，授予他“话剧终身荣誉奖”。
1985年，他作为团长，率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出席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戏剧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他的报告《戏剧与观众》用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全文印发给与会代表，受到各国戏剧家称赞。后来，他多次率团出访和出国讲学。多年来，很多重大活动都邀请他出席或当主持人，他一向有求必应，不计报酬，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1990年，他在全国演员中第一个在电视广告中担任角色，为当年的中国戏剧节和4年的辽宁戏剧“玫瑰奖”筹集到几十万元资金，自己分文不要。1995年，他应邀赴美，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演出，当他在《黄河大合唱》中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后，全场响起长达3分钟的热烈掌声。
1996年，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李默然“人民表演艺术家”荣誉称号。2007年，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李默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