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收录的是我自2005年以来写的小论文、随笔和书评。我是个手慢的人，所以别人的书是集腋成裘，我只能是“集腋成袖”。同时也不敢说其中有何真知灼见，这有待读者来评判。唯一可说的是，书里每一篇文章确实都曾费过心力，下过功夫。
费心力和下功夫一方面因为自己就是一个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每日都与这段历史为伴，“吃饭家伙”岂有不郑重对待之理；一方面来自于自己那份莫名的“敬惜字纸”的意识，总觉得既是要见人面的文字，别人满不满意无从把握，但使别人满意的起点就在自己作文的诚意和心气；最后则关乎自己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关切，值得多说两句。
书名“花落春仍在”出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礼部覆试答卷。其时考题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题作诗云：
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
淡浓烟尽活，疏密雨俱香。
鹤避何嫌缓？鸠呼未觉忙。
峰鬟添隐约，水面总文章。
玉气浮时暖，珠痕滴处凉。
白描烦画手，红瘦助吟肠。
深护蔷薇架，斜侵薜荔墙。
此中涵帝泽，岂仅赋山庄。
据说此诗曾得到曾国藩激赏，此试自然也成了俞樾最刻骨铭心之科场一役。他凭此成了“殿元”，遂命名自家书斋为“春在堂”。而此句在今天看来正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提示我们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的历史。
现代中国的历史以“变”著称，但如何“察变”却是个到今日仍颇费人思量的问题。在既有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多看到的是变化后的模样（当然是否真是这等模样也依然可以存疑），而不太清楚变化的过程，更模糊的是变化前的模样。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我们恰恰对这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重视不够，以致常常只看到了落花飘零于泥尘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而看不到既有的“春天”究竟是在还是不在。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既有“春天”的在与不在变得无关紧要（同时事实上依然还在），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的心目中径自发展出了各自想象的“春天”与自以为的“春天”，并为了他们的想象和自以为而努力、奋斗，直到互搏与厮杀。
于是，落花、新枝、仍在发展却不被人重视的既有“春天”和想象与自以为的未来“春天”就这样在现代中国交织掺杂在了一起。这种因交织掺杂而互渗联动的状态既造成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困境，也开拓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路。
从困境这一面来说，“落花飘零”即现代中国的“黑暗沉沦”确乎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但对于此种基本生存状态的回应方式，各人却有所不同，遂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革命、改良、接续、调和等多种方案和主义。1935年陶希圣曾把中国之思想界分为“封建社会的回想的阵营、资本主义的模仿的壁垒和社会主义悬想的阵线”三大阵营。陶氏的说法与前些年流行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三分法有一些相似，但所见更深，且其立场不在任何一方，因此也就不能引起各家“教主”的注意。在这些阵营、壁垒和阵线之中有坚持中国既有“春天”仍在且相当重要的，亦有笃信“落花飘零”之后必定会有另一个不同“春天”的，所以看上去针锋相对、彼此对立，但其实它们大多都共享着同一个预设，即张灏所说的“前瞻意识”。这种“前瞻意识”让人对其身处的现实有强烈的沉沦感和疏离感，同时对缥缈的未来有无与伦比的热切盼望。我将其称为“一种近于无可救药的未来乐观主义”。
而之所以“共享”，是因为不仅我们常称之为“激进”的那些主义有这种“前瞻意识”，那些曾几何时遭无数人激赏追捧的改良主义等也不乏这样的意识。这从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中可以看得特别明白，其“革命”的目标之远、范围之广和着力之深常令人感叹和咂舌，让人不禁要问，真的有改良派吗？究竟谁是革命派？
现代中国的三重连续性困境由此产生。第一，“新社会总是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的”，因此现代中国再如何“变”，总有事实上仍在的“春天”，又有读书人想象中的和自以为的未来“春天”。这常使时人产生一个基本的困惑，即如果自己“既不赞成复古，又不愿意完全把西洋的整个搬过来”，该怎么办？
第二，正因为有此困惑，从中体西用开始，到调和新旧与接续中西，再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说，它们虽有各自立说的理据，但体现的都是一种以“新旧杂存”的方式来通向光明未来的尝试。张东荪对这种“新旧杂存”的思路做过有力的挑战，其挑战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指出所谓“新旧杂存”很多时候不过是新旧“共存”，更重要的是点明了无论是“杂存”还是“共存”大概都是长期性的，“新的增加一分，旧的便汰去一分”。这种对“时间”力量的期待会让“前瞻意识”强烈的国人急躁而迫切。他们一方面觉得这样的期待是一种惰性，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另一方面则无奈地发现现实就是“新的不可以一天长大，旧的不可以立刻消灭”，走向光明未来的路漫漫又长远。
第三，光明未来的遥远而不可得，让现代转型中的部分读书人一边经历着“落花飘零”的苦痛现实，一边愈发觉得我们无法依靠“时间”的力量来再获春天。郭沫若就警醒众人说：“不要以为春天去了，永远会要再来！”因此他们从盼望新的春天转换成要主动创造新的春天，要一换而过的是种子，是土壤，甚至是气候。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对那些正在养花以收获春天之人的努力，常抱以有意忽视或无意忽略的态度，进而常常期盼调换一批更善于养花，乃至能呼风唤雨、创造春天之人。但历史常常是不如意的，调换了未必更好（但也不一定更坏）。可是这样一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却演化成为一个循环路径：在北洋追慕晚清，在国民党统治下怀念北洋，时至今日则有“晚清风度”“北洋精神”“民国范儿”等林林总总的“旧日重现”。其实质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助谈历史而对现实形成一种批判。但这些批判常常忽视了一个基本逻辑：若对旧日的怀念成为循环和常态，那么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从新路这一面来说，尽管近代中国有如此多的“困境”，但一个主权大致完整，疆域范围基本保持，人口、民族依然众多，文化有“一线之续”且有进一步复苏迹象的中国仍在那里，这对一个经历过“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古老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从这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奇迹中显示出我们一定有新路可走。这条路不是简单的“脱亚入欧”或者是成为东西洋列强标准中的“民族国家”，因为历史和现实已经说明“脱亚入欧”或是成为“民族国家”的短暂成功与长期虚妄，而且在追寻这虚妄的过程中，对自身和对他国都有无穷的流弊。中国的新路某种意义上正蕴藏在她的困境之中，即杨国强教授说的：“中国人不能不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
这句话洞穿了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不能不”表明“旧有”与“新来”的共存很多时候不是能够人为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从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集起的一堆‘好的方面’，稍一碰撞就会化为灰烬！”这种共存是我们脱不开的“既存状态”，有弊亦有利，有危亦有机。对历史长河来说，百年不过一瞬，仍在的“春天”一方面或许是造成我们无穷困惑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获得生机的源泉。中国“旧有的历史”在今日绝不只是我们要卸之而后快的包袱，相反，它能为我们已经贫乏至极的政治、社会想象提供鲜活的养分。康有为、钱穆、章太炎、陈嘉异、闻一多、陈寅恪等近代思想大家的论述尤能说明这一点。他们的价值既在今朝，更在未来。
1907年鲁迅曾说：“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放在清末的历史环境看，鲁迅之说无疑比那些东京、上海之“仁人志士”跳踉轻发的高蹈言论深刻得多。但一百一十年过去，中国似并未“沉沦”到底。在此前提下，我国本体自发究竟为何，中西交通传来的是否仅是“新疫”，特别是二者究竟如何“交伐”、“交伐”产出何物等都仍是一个个“进行中的问题”，值得治史者用心去追寻与讨论。
这是一场长程的竞赛，且经常不以成败来论英雄！
本书能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要感谢责任编辑王婧娅的牵线搭桥与认真仔细的工作。书中各文蒙吴彬老师、王立嘉老师和黄晓峰、张明扬、任思蕴、饶佳荣、饶淑荣、叶祝弟、阮凯、张洪彬、周奇、石伟杰诸友不弃，曾先期发表于《读书》《浙江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探索与争鸣》《文史知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文汇报·文汇学人》和澎湃新闻等各家报刊媒体。其中多篇的成稿有赖于许纪霖师和杨国强教授每年耗费心力和体力组织的专门面向年轻人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既有学问思想的碰撞，又有旧雨新知欢聚的喜悦。不少文章背后的人与故事，待日后慢慢细说。
发表于2009年的《特立独行的士人与世相》（收入本书改名为《一部特立独行之书——读〈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是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据闻当时罗志田教授已写好杨国强教授大著的评论，要在《读书》上发表，但为玉成年轻人的习作，遂将大作另投他处。罗老师是最适合论评杨著的学者，文章无论发表于何处，都是我们竞读争阅的宏文。我的文章不过是谈了些不上台面的学习体会，此次借陋作出版的机会，附记于此，以感谢罗老师提携后进的美意与厚心。
